名人透视060：李广田的“遗恨”

2026年01月10日 05:5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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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注页码）中专列一章，题为“莲池遗恨”，叙述了著名诗人、散文家李广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情形，但是没有说清楚李广田的“遗恨”到底是什么。不过，许多人都可以将李广田的“遗恨”理解为他的冤屈而死。然而，据我理解，李广田的“遗恨”应该与他的追求和人生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可能认识到他的“遗恨”的深刻内涵。

在李广田的人生中，有一件事情或许不那么引人注意。那就是“少年果戈理”的不幸遭遇。1942年2月14日，李广田写了一篇题为《少年果戈理》的散文。这是一篇尺牍体散文。文章的主角是李广田的学生，没有姓名。他是鲁西新乡人，抗战爆发时，他年仅十五六岁，济南沦陷后，跟随李广田所在学校流亡。他之所以给李广田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他不仅特别好学，而且很有灵性和悟性。他虽然很年青，而且只是初中毕业，但是他“能写诗，写小说、散文，能画，能刻，他给壁报画鲁迅像、画高尔基像，都很逼真，他自己读了很多哲学书和社会科学的书，还领导一个读书会，在团体中有很好的影响。”（第108页）正当李广田对这个“少年果戈理”有所期待之时，这个少年却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决意到社会中去磨练。李广田虽然感到可惜和担忧，但是他还是支持。当时，李广田担心的是这个少年还很年幼，担心这个少年走向社会后被黑暗势力毁掉。后来令李广田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少年不辜负李广田的期望，“肯吃苦，有信仰，有思想，他的早熟、早慧，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勇猛精进’”（第109页）。可是，出乎李广田意料之外的是，这个非常富有才华的少年还是给毁掉了，“本以为毁灭的力量来自反动势力，却没有想到来自进步营垒。”（第116页）如果说这个少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他在老师李广田影响下接触到托洛茨基。其实，“少年果戈理”虽然接触到托洛茨基，并没有崇拜和迷恋托洛茨基，他所崇拜的只是果戈理，最重要的是他和老师李广田的通信所谈的“完全是文学问题，找不到任何政治话语，更没有隐喻、影射的片言只语”。（第112页）然而，作为“进步营垒”的重要刊物《群众》却发表文章指控这个少年是“托派分子”，从此他“背负着‘托派’的恶名和思想的重压”。（第115页）对于这个少年的后来人生，李广田不甚知晓，隐约得知他“被逮捕”，“在安徽某劳改农场”劳改，很可能“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一生”。（第115页）虽然，这个少年的悲惨结局并不十分清晰，但是他被“毁灭”掉是确凿无疑的。

对于“进步营垒”“毁灭”了才华横溢的“少年果戈理”，李广田感到非常困惑。他早在1928年就因为买了托洛茨基的著作《文学与革命》而被长期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的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最后是判处死刑”，（第19页）。幸亏，及时爆发的一场反日爱国运动吓跑了张宗昌，这才使李广田免于一死。谁知，就是这个当年受到军阀忌恨的托洛茨基，竟然也被“进步营垒”所彻底否定。本来，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和影响巨大的革命家，但是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惨败因而受到迫害，进而被驱逐出苏联，与他有牵连的许多人也受到了斯大林的严重迫害。本来这是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中国的革命家们完全认同了斯大林关于托洛茨基的结论，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视为凶恶的敌人，予以批判和清理，于是许多与托洛茨基思想和认识有些相似或者联系的革命者被扣上了“托派”的帽子受到了迫害，甚至与托洛茨基没有任何关系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被贴上“托派”的标签予以清除。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著名作家王实味就因为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而受到批评，继而被捕，不久被残酷杀害。他所背负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托派分子”。“少年果戈理”虽然接触到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并没有深陷其中，更没有发表任何与革命领袖思想不同的言论，没有任何反对组织或者领导的行为，居然也受到了批判，而且竟被“毁灭”了。而且后来也成为李广田受迫害的罪状之一。李广田理所当然感到困惑和迷茫，而那个“少年理戈理”也一定感觉到，可能没有他的老师李广田那么明显。而李广田似乎还有一层令他痛心的感受，那就是他自己向“少年理戈理”等介绍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著作进而“坑害”了这个少年，或许这成为他终身一大严重的“遗恨”。

然而，李广田最大的“遗恨”还不在这里，他由于没有对这件事进行深刻的反思，最终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根本所在，而这应该是他人生的最大“遗恨”。

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广田应该而且有能力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首先，“少年果戈理”没有重大过错，更没有“政治问题”；其次，他不但受到了迫害，而且被“毁灭”了；第三，“毁灭”他的不是“反动”势力，而是“进步营垒”。对于这三点，李广田是很清楚的，最关键的是，他没有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他应该对这件事进行一系列的追问：号称“进步营垒”的革命组织为什么与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过不去？为什么容不下一个根本没有重大过错和“政治问题”的少年，而且非得将他“毁灭”掉？“少年果戈理”的被“毁灭”究竟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这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产生这样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对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进步营垒”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当然，这不只是李广田没有发出这些追问，可以说当年的坚信革命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而革命组织之外的知识分子大多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悲剧发生，更不会了解到这样悲剧发生的详情，他们更不会思考“少年果戈理”被“毁灭”的问题。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年果戈理”的悲剧被忽视了，甚至被某些假象所掩盖所遮蔽，没有转化为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现在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广田虽然写下了独特的尺牍体散文《少年果戈理》，通过书信的方式比较细致地叙述了其才识与人生，了解到这个少年被“毁灭”的悲剧，可是为什么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和追问呢？这需要从李广田的成长与思想信念谈起。

李广田本名王锡爵，“由于家境贫寒，未满周岁，便被‘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当儿子，改姓李，名广田。”（第5页）不过，李广田童年时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还是能够进私塾及后来的初级小学读书的。这使他具有双重性：既体验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又能够走出社会底层，进而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出生于1906年的李广田读师范时虽然多少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他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却是国文老师时霁云先生。这位老先生之所以深刻地影响着李广田，是因为他先前曾经在李广田上小学时教过他，后来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时又教李广田的国文。时霁云讲授国文当然让具有文学天赋的李广田接受他的思想。而这位老先生思想上偏重传统思想意识，特别抱着儒家与理学思想观念，就是五四时期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潮都没有冲击到这位老先生的思想。而李广田虽然不能说全盘接受了时霁云的思想观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身受影响。他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当时大儒梁漱溟的《孔颜乐处》等著作，“更深信所谓‘心无外物’、‘省察克治’、‘反求诸己’等说教”。（第14页），幸亏稍后的一场大病冲击了他的思想，对他的思想作了及时的校正，从而使他的思想避免了单一的儒化，注入了更多现代文化的因子，而且这现代文化因子中还包括“憎恶”、“愤怒”与“牺牲”（参见李广田的创作于20年代的诗集《向往的心》中的诗作《父母与沙原》）。就在李广田的思想得到校正之际，以马克先、陈绍裘和刘荣生组成的三人小组以组织读书会和书报介绍会的方式广泛传播和介绍革命思想理论，进而向李广田的心灵深入渗透。以改变社会现实为宗旨的革命思想理论与来自社会底层的李广田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要求一拍切合，因而催促李广田的思想“左”转。更激起李广田内心愤恨情绪的是，他由于购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被逮捕入狱，不仅受到了酷刑折磨，而且还被判了死刑，差点丢了性命。不过，革命思想理论并没有完全占领李广田的思想，只是他的思想底色，这很可能是当年的儒家文化可能在悄悄地发挥着作用，从而使李广田的思想呈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而这决定着李广田终以知识分子为本色而没有转化为一个挂着知识分子旗号的政治投机者。或许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本色推动着他在经历了逃亡之后考取北京大学，钟情于诗歌，进而成为著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大学毕业后，李广田回到山东，到济南一中教书。李广田在这里的教学情况究竟如何，李岫在《李广田传》中没有叙述，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从他携夫人游泰山的情形来看，他重文学而淡漠政治。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他或许就在这所中学里继续做一个诗人式的教师。然而，抗战的爆发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逼近，迫使李广田与他的学生踏上了“冥途旅行”（第67页）流亡路途。文学史家们曾经说过，抗战令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转型，由启蒙转向了救亡。对于李广田来说，他的情感重心由文学转向了政治。由于他在流亡途中没有按照政府审订的教科书讲课并且宣传抗日而被学习解聘，更是将李广田推向“左”的一边。这样，李广田理所当然从情感上偏向了革命，并且将自己视为“进步营垒”的一员。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他更是从革命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进而忘情地歌唱领袖。1958年1月，就在他的命运遭遇不幸的前夕，李广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于紧张繁忙的大学校长工作之中，写下了一首赞颂领袖的诗《他在各处行走》（《红太阳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他在这首颂诗中以“赤子之心”称赞领袖：“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真是震古铄今，前所未有。”“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的李广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洋为中用，把苏联人崇拜偶像的称呼移植到中国，重塑‘父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要在中国开拓出歌颂领袖的一片新天地来，以表达一位被时代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对偶像的忠诚。这就是李广田的‘志’。”（万军：《喊毛泽东为“父亲”的李广田为何惨莲花池》，发于“博客中国”2011年7月21日）既然对领袖怀有这样绝对崇拜的情感，既然如此忠诚于组织，那么他虽然对“少年果戈理”被“进步营垒”“毁灭”感到痛惜，但是他决不会去思考前面所提的问题。情感让他回避了现实的问题，使他的认识与思考转到了其他问题上。这样，“少年果戈理”的悲剧在李广田的心头渐渐淡漠了，而这一淡漠使他失去了对于政治、社会与现实应有的警惕。当然，失去警惕的并不只是李广田个人，而且可能几乎是投入革命阵营的所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这种回避与淡漠以及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最终还是由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像延安时期的王实味挨整乃至遭到处决，没有人声援他，更没有思考他的悲剧问题，甚至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王实味落井下石，到了5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落井下石的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就李广田来说，他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受到来自“进步营垒”的批评和迫害，这说明他当时的表现在组织上看来还不错。然而到了1949年之后，李广田虽然过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但是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灾难终于降临”（第270页）了。李广田没想到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本来，左派是为社会底层民众讲话的；而右派则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所谓的“左”与社会底层没有关系，而“右”同样与权贵们没有任何联系，当政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己宠爱的视为“左”，将自己不满意的人和事指责为“右”。到了1980年代以后，“左”的声誉似乎不太好，已经成为极权专制的代称，但是在其前加了个表示极端的“极”字。其实，所谓的“极左”者虽然打的是民粹的旗号，似乎代表着人民大众，然而往往都是些极权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李广田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是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让权贵们很不满意，于是被扣上的大帽子。于是，他受到了冲击。就李广田而言，他并没有要和组织过不去，也没有想到和某个领导唱反调，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说几句真话，至少是他作为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理由反对体制，然而他所认同的这个体制已经容不得他了，就像当年的“进步营垒”容不得“少年果戈理”一样。最初是“左派人物批评他”（第273页）。到了1958年秋被组织上定为“云南文教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典型代表”，并且“受到降职处分”。（第274页）与此同时，其子女被强行要求与其“划清界限”。（第276页）到了“文革”时期，李广田的灾难真正降临了。“文革”一开始，李广田的问题就升级了，他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279页）的大帽子，比起“大跃进”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显然严重多了。于是他被责令作“检查”，（第279页），被贴“大字报”，（第280页）被“批斗”，（第280页）乃至被“拘留”“关押”（第280页）起来，被“打入劳改队”（第281页），最终在昆明莲池走完了他的人生。如果说老舍死于北京的太平湖基本上是自杀，那么李广田则是被人残酷地虐杀。李岫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云大来人打捞上尸体，只见父亲满脸是血，腹中无水，额头一角有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当时，公检法，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验尸并写出鉴定报告。遂由红卫兵头头做主送去火化。”（第288页）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广田虽然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是那些迫害和虐杀他的凶手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也没有人为这件惨案承担责任。这样，李广田的死除了让人感到可惜、遗憾、悲痛和怀念之外，还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这与“少年果戈理”的被“毁灭”的情形何其相似。历史竟然如此的相似或者说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演。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痛心啊，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否则，李广田的“莲池遗恨”将不会是最后的悲剧，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发生并且非常可悲地延续下去。

2013年2月16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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