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68：“马列主义老太太”杨沫

2026年01月18日 05:2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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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老太太”是著名作家谌容于1980年创作的小说《人到中年》中一位高干夫人的绰号，她的令人作呕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然而，没想到小说中虚构人物的这个绰号被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著名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被她的儿子老鬼冠以这样的名号（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60页）。不过，老鬼所称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与谌容笔下的那个高干夫人的绰号的内涵截然不同。读过《人到中年》的读者都知道，小说中的那个被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秦波满口马列主义的革命辞藻，内心却是极其自私、庸俗、势利，凭借高干夫人的身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杨沫显然决不是这样的人，她在老鬼为她所写的传记《母亲杨沫》中所表现出的则是另一类“马列主义老太太”：早年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接受革命教育，进而被“马列主义”化。特别是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杨沫在革命中竟然抛弃了最为宝贵的亲情，对待子女十分冷漠，动辄要与子女断绝关系，显得非常不近情理，不可理喻；然而，对待外人、特别是战友、同事乃至素不相识的人，她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家人面前的那个杨沫判若两人。

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

杨沫早年投身革命，主要原因是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父爱和母爱，并且还时常受到虐待，促成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理。按照常理来说，杨沫出身的家庭是很不错的，父亲杨震华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而且还是北京新华大学的校长，社会名流；母亲既出身书香门第，又在长沙女子师范读过书。在我们的想象中，拥有这样的父母真是三生有幸，哪有不幸福的呢？然而，杨沫身在这样的家庭不仅得不到父母应有的爱，而且连一般家庭的温暖都没有。杨沫的父亲虽然是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却没有为人师表，而是沉溺于声色犬马，出入于娱乐和妓院等场所，生活腐化堕落，根本不顾家人。而她的母亲面对丈夫的堕落深感无能为力，于是心灰意冷，进而心理发生严重变态，动辄迁怒子女，经常打骂他们。所以，杨沫虽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却与贫苦的孤儿没什么两样：“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老鬼：《母亲杨沫》，第2页）父母的冷漠和虐待激起了杨沫的反抗与叛逆。而她的反抗与叛逆恰恰遇到了左翼政治的兴起与红色文化的勃兴，从而推动着杨沫向往和憧憬革命。最严重的是，母亲丁凤仪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打算将她嫁给一个军官，然而此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比较自由开放的1930年代，杨沫当然不会接受，于是她与那个时代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奋起反抗，进而离家出走。

短暂的感情栖息地

出走的杨沫首先遇到了北大才子张中行（张玄）。张中行的博学、才识与彬彬有礼，令年青的杨沫十分钦佩和仰慕，而此时的张中行虽然已经结了婚，但是与那文盲妻子并无多少感情，单身在外求学的他，正需要年青的知识女性照顾自己，而杨沫的出现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更何况当时的杨沫给张中行的印象很不错，她身材“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于是两人很快相爱并同居。然而，他们由于性格与志向差异太大，同居了几年之后，还是分手了。如果说张中行专心于做学问，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那么杨沫则热衷于政治，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如果说张中行喜静，那么杨沫则好动。这样，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调和，最终矛盾和冲突冲毁了他们的爱情。在这爱情毁灭之前，他们之间曾经在爱情与政治之间发生了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杨沫对政治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重要的是她接触了许晴、宋之的、陆万美、刘莉影与邸力等左翼青年。这些左翼青年不仅朝气蓬勃，满怀激情，而且忧国忧民，志向远大，他们虽然生活贫苦，但是积极乐观，感染和引导着年青的杨沫，通过介绍和推荐给她“进步书籍”阅读，接纳她参加聚会活动，将她一步一步引入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于是，年青的杨沫也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革命理想。与此同时，她与张中行愈行愈远，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就像她小说中的林道静毅然离开余永泽而投入到革命队伍中一样。

寻求新的感情寄托

早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际，杨沫就已经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她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叫方伯务的人，不料方伯务不久就与李大钊等人一同英勇就义。共产党人被处决，激起了杨沫的反叛意识，激发了她对共产党的热烈追求。前面所说的那些左翼青年中的许晴在认识杨沫之后，介绍她到一家书店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书店偷偷出售进步书籍，许晴不久就被捕入狱。杨沫当时就猜测许晴是个共产党员。为了追求共产党，杨沫以妹妹的身份多次到狱中探望许晴，给他带去铅笔和革命书籍。然而，许晴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几经周折，杨沫在香河县立小学认识了马建民，于是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与此同时，离开了张中行的杨沫投入到马建民的怀抱，两人结为伉俪。加入共产党之后，杨沫并没有沉浸在她与马建民的甜蜜的小家庭生活之中，很快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逼近北平，杨沫几经周折来到冀中参加抗日工作，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其间经历的许多故事十分感人，因而她变得伟大起来。就是在这艰难的斗争岁月里，杨沫最感人的就是她不仅需要战胜各种困难，还得经常同病痛作顽强的斗争。革命斗争的艰苦磨练、身体多病的痛苦，战友流血牺牲的悲痛，党内的整风运动、苏联小说的熏陶以及革命思想理论的教育共同改造着杨沫，培育着杨沫，雕琢着杨沫，让杨沫在思想感情上对组织和集体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和强烈的归依感，而她的思想感情经过不断的过滤而变得单纯而幼稚，就在她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的同时过滤掉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叙述的是林道静如何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曲折历程。小说中林道静的人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杨沫的自叙传。林道静的家庭出身、缺少父母之爱，——林道静父亲是地主，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生母早逝，继母势利。——她逃婚离家出走，在乡村小学教书谋生，与余永泽相爱，受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影响而参加革命，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弱点，基本上都是杨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革命历程。在小说中，杨沫所突出的就是林道静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弱点，强化自己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其实，她在小说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未必全是消极负面的东西，也包括可贵的人性、亲情、温情、个人幸福和价值追求、个性的张扬和爱情的追求等等。尽管如此，《青春之歌》出版以后，还是遭到一些人的批判，其中批判最尖锐的是一个叫郭开的工人，指责该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并且认为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进而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老鬼：《母亲杨沫》，第96页）郭开的严厉批评虽然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且还受到了马铁丁等人的批评，但是一定在杨沫的心底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一个作家最担忧的就是他的作品受到政治批评，如果政治上出了问题，那不仅意味着作品的失败，而且可能灾难临头。郭开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的工人身份在那个年头颇具分量，因而不能不令杨沫忐忑不安。相形之下，虽然对于该小说的肯定意见众多，虽然该小说给杨沫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但是杨沫的心头并不完全是阳光灿烂，而是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倒不是说肯定的意见不起作用，而是在政治格外突出的年代里，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政治的批评，即使这个批评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作为政治警告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促使杨沫在今后的写作、工作与生活中都必须小心翼翼，谨为慎行。

情感的严重变异

《青春之歌》尽管受到了郭开等人的批评，但是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称赞，进而给杨沫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在她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肯定她的小说之时，就在她被许多单位邀请去作报告的同时，她的小说不仅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而且还被拍成电影，从而让她名声大振，一举成为名人。一个人一旦成为名人，就要成为众人关注的人物，其言行举止乃至家庭生活和个人隐私等都要受到公众的关注。在1950-1970年代，一个人成了名人，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荣耀，而且还意味着给公众树立起楷模的责任，也就是说作为名人必须以其模范带头作用给大家作出表率，因而，一个人如果出了名，那就得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杨沫来说，父母没有给她以应有的呵护与疼爱，没有给她应有的童年幸福和快乐，而她的“破落地主”的家庭出身反而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她的心头与巴金等人一样在新社会都有某种程度的负罪感。此外，“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警示，人一旦出了名，固然可以令人羡慕和尊敬，但是也往往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构陷的对象。这就决定了杨沫做人处事必须内敛。

当她以内敛的处事方式、谨为慎行的心态与她所接受的革命教育以及那个日益走向极左的时代政治结合起来，杨沫不知不觉地走向偏颇乃至偏执。当“文革”的风暴向她袭来时，她已经无力判别这个时代政治的本质和社会的性质，只是被动地设法保护自己，恐惧中觉察不到自己的某种改变，当年的那种叛逆和反抗精神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去适应眼前的政治和气氛。1969年初，杨沫受到了批判，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不是自己和战友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现在为什么变得如此恐怖和冷酷，而是给党代表写信，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这里无意于贬抑杨沫，只是想讨论当时处境中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轻易否定并交出自己的正当权利，为什么会轻易地认同残暴的极左政治？她在给党代表的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进城后，变修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彻底的改造，以至滋长了各种危害党，对党不忠的罪行与错误，但根本上，我从不反党反人民，更不反毛主席。相反，在我心里深处，我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人民的。”（老鬼：《母亲杨沫》，第166页）我们相信，杨沫在这里所说的是她的真心话，也相信她的“忠诚”。然而，她在这里所说的“变修了”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彻底的改造”未免有些夸张，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变修”，而且她对“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时刻提高警惕，一直予以否定和批判，而且被否定和批判的还包括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对家人的亲情。

心理发生变态

杨沫对于家人之间亲情的否定与批判不只是一种念头和想法，而且还落实在行动上，从而使她的行为不仅显得非常冷酷无情，而且表现得十分荒谬。特别是在“文革”之中，她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的表现简直有些恶劣了。她在交代材料中不仅没有对她的妹妹尽力保护，反而将亲妹妹出卖了。她说：“我早就看出她是个根本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还说：“直到最近揭露出白杨是个‘双手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女特务’，我这才大吃一惊，认识到自己阶级警惕性如此之低下，资产阶级人性的东西还如此之多，感到深深内疚……”（老鬼：《母亲杨沫》，第148-149页）相比较而言，杨沫对于白杨的揭露还不算十分严重，而杨沫的丈夫马建民对于她的揭露则严重得多了，当年就是他马建民介绍杨沫入党的，然而到了“文革”期间，他却写材料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老鬼：《母亲杨沫》，第168页）的。对于“文革”中这种泯灭人性和亲情的现象，老鬼作了这样的评说：“其实，文革中夫妻相互揭发，孩子父母之间相互揭发，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揭发，大都是被迫的，也是真诚的。以为这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是大义灭亲。”（老鬼：《母亲杨沫》，第149页）老鬼的分析是对的，多年的革命教育和左倾思想理论的灌输，令这些革命者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人性的对立面，令他们在偏执中走向愚昧和无知。他们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自以为怀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实际上他们已经背叛了过去的自己。马建民的揭发对杨沫的打击是巨大的，“她猝不及防”，“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非常震惊，也非常痛苦，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老鬼：《母亲杨沫》，第169页）同样，杨沫对妹妹的批判和揭发也一样让白杨感到心寒，而这些都是他们当年追求革命、追求理想、追求党时所不曾预料到的。

当年，杨沫没有得到应有的父爱和母爱，不时还受到母亲丁凤仪的虐待，于是她反抗，她叛逆，她愤而离家出走。我们相信，当时的她一定会否定和批判父母的做法，可是数十年后，当她和马建民做了别人父母的时候又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呢？杨沫对待自己的子女并不比她的母亲丁凤仪好多少，反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与马建民夫妻俩和几个孩子的关系搞得都很僵。且不说杨沫夫妻俩经常打骂孩子，他们如何逼子女交生活费交粮票，他们俩对于生病的儿子不闻不问，无动于衷，不必谈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怎么将高级糖、点心和营养品收起来不让子女染指，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恶劣的就是动辄宣布与自己的某个孩子断绝关系。最严重的是儿子马波（老鬼）在内蒙古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政治迫害，他们立即宣布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老鬼：《母亲杨沫》，第288页），让处于困境中的马波“尝尽了冷漠的滋味”（老鬼：《母亲杨沫》，第289页）；马波的哥哥由于被诬陷偷了父母埋在地下罐子里的钱而与父母发生争执，结果，杨沫受不了孩子的“当面顶撞”，“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老鬼：《母亲杨沫》，第289页）。从此，杨沫夫妇对儿子一句话都不说，对于儿子发高烧，连续几顿饭没吃，做父母的似乎依然怀着深仇大恨，对儿子的生病竟然视而不见，连一句关心和问候的话都没有。后来，马波的哥哥在下放劳动中不慎摔伤，右臂骨折，于是左手给父母写信，希望得到父母的安慰，但是“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老鬼：《母亲杨沫》，第289页）杨沫的女儿马豁然不幸被害身亡。作为母亲的杨沫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也没有要替女儿雪恨的念头，她在听到女儿出事时的反映就很不正常，“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满面红光”（老鬼：《母亲杨沫》，第291页），仿佛遇害的既不是她的孩子，也不是她素不相识的人，而是她的仇人、敌人，天下究竟有几个这样做父母的！天下又有几个像她这样对子女绝情而冷漠的人呢！杨沫对待女儿的遇害竟然是这样的反应，实在令人感到惊诧，难以理解。况且，杨沫还是一个著名作家，连对待家人都如此冷漠和刻薄，真不知她是怎么投入创作的！对于杨沫的这种病态的心理，儿子老鬼作了如下分析：“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都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可以说那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崇尚叛逆女性有关。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面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老鬼：《母亲杨沫》，第292页）老鬼的分析是很中肯的，而且比较准确。但是，我们觉得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杨沫这样极端对待儿女的并不多见。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像卢新华《伤痕》中那样孩子不懂事好走极端与母亲决裂的例子，但是作为父母常常宣布与儿女断绝关系的似乎还绝无仅有。杨沫幼时缺乏母爱，她应该深深地懂得父母之爱对儿女的珍贵，更应该对缺乏父母之爱的儿女的痛苦深有体会，轮到自己做了母亲，为什么就那么狠心？这固然有那个时代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原因，但是还可能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杨沫虽然是个创作出《青春之歌》的著名作家，虽然是在30年代北平生长大的，虽然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但是她既没有系统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没有很好地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熏陶；她虽然在走出家庭之时就遇到了北大才子张中行，但是她并没有为认同张中行的温情人生观，而且还对张中行的人生理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当她投入到革命队伍之时，她所接受的恰恰是走向极左的革命理论。当时的革命理论固然有可贵的忧国忧民的一面，但是也有不为人所觉察的走极端的反人性的一面。与此同时，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严峻残酷的斗争环境将杨沫的身上的母性与人性渐渐地消磨殆尽。这不仅是杨沫，许多革命者在那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做下了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事。“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老鬼：《母亲杨沫》，第283页）这种情况发生在战争特殊的环境中似乎情有可原，然而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这些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人们理应人性复归，但是他们恰恰在极左革命理论中愈陷愈深，全然不觉自己的行为已经背叛了早年的追求，从而成为“马列主义老太太”。此外，杨沫的这番铁石心肠的炼就还与她在马建民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具有一定的关联。当年，杨沫凭着一股激情，在寻找党的过程中，也寻找到了马建民这个爱人。当时的马建民之所以吸引杨沫，一方面是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另一方面是他长得“很英俊，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老鬼：《母亲杨沫》，第36页）最初，杨沫与马建民结合还是比较幸福的，杨沫生下的女儿徐然尽管是张中行的孩子，但是马建民一点都没有嫌弃，这令杨沫十分感动。可是，相处时间长了，杨沫渐渐感觉到马建民的冷漠。早在1943年，她们夫妻俩分散两年后好不容易见了面，理应在一起好好团聚一下，但是马建民却“扔下”杨沫一人“在陌生的村子里，很快就出发了”，这让杨沫觉得马建民对她“毫无感情”。这事“是个锥子，多年过去之后还刺痛着母亲的心”（老鬼：《母亲杨沫》，第200页）。如果说那是战争年代无可奈何，尚可理解，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杨沫病痛缠身，多么希望丈夫能够给她以精神的力量帮助战胜疾病，但是不管杨沫怎样受到疾病的折磨，马建民都很少看望她，“也从来没问一句好了没有。”（老鬼：《母亲杨沫》，第200页）正是马建民的冷漠无情，造成了杨沫心理的“阴冷”，令她产生心理产生严重畸变，她在日记中明白地表示：“有时，我有很多孤独的感觉，我觉得谁也不爱了，甚至自己的孩子。因他对几个孩子的冷漠，我也讨厌起孩子……”（老鬼：《母亲杨沫》，第200页）

向正常的母亲回归

如果就杨沫对待儿女的态度就判断她是一个无情无义，心肠冷硬的人，那就以偏概全了。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杨沫有时候还是很有古道热肠的。不说她在马建民对她冷淡的情况下移情于她的秘书小罗，做出了过格的事，也不说她在被人“糊住”（老鬼：《母亲杨沫》，第250页）的情况下凭着一腔热情为一位科研人员打抱不平，就她先后为徐明清辩清白，为农民王汉秋鸣冤，为胡开明呼喊，就可以看出她的侠肝义胆，有情有义。这时的杨沫无论是情感上，精神上，还是心理上都很健全，她的人格也显得伟大而令人敬重。然而，我们既不能因为她对待家人的冷漠而完全否定她，也不能因为她的这些慷慨助人的举动而完全肯定她。事实上，她就是这样的双面人，而这双面人格恰恰就是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特征，一个革命者在多年强烈的组织观念的制约下，一再严格地要求自己，并且扩展延伸到对于家人的苛刻约束，进而走向极端，这使她可怕地扼杀了自己自由的天性，走向严重的病态。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随着极左政治的消退，随着整个社会人性的复归，到了晚年，杨沫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和偏执进而开始了反思和忏悔。她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有不少朋友和亲人，但却感到异常的孤独——可怕的孤独。……我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而内心里却又常不甘心。……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老鬼：《母亲杨沫》，第365页）与此同时，她也调整了对家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儿女的态度，最终赢得了儿女们的谅解，因为她在晚年“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老鬼：《母亲杨沫》，第394页）1995年，年届81岁的，最终褪去了“马列主义老太太”色彩的杨沫到底以一个“完全合格的母亲”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2011年1月3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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