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66：乱世才女苏青

2026年01月17日 06:5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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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从读大专到读本科，对于现代作家苏青基本上一无所知，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到了1990年代，读了硕士时才听说有这么个女作家，似乎与张爱玲关系不错，出版过小说《结婚十年》，对于其人生也没有什么了解。就是在世纪之交，我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对于苏青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虽然与我读书不多有关，但是苏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确实被遗漏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她几乎被文学史家视而不见。凭着创作成就，苏青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她为什么差点被文学史排挤在外呢？这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她生不逢时，偏偏遇到了乱世，从而使她这个才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她本来应该放射出的光彩也就为乱世的某种尘埃所遮蔽。在阅读了王一心的《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2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我更坚信了前面的判断。

苏青的才华主要是通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篇小说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也因此一举成名。苏青自己也很清楚，后来她将新创作的小说取名为“续结婚十年”。如果生活在正常社会环境中，苏青很可能还会创作出更加优秀，更加经典的作品。然而她偏偏生活在抗战时沦陷的上海。按照文学史通常的说法，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上海由于存在西方国家的租界而成为一座“孤岛”。不过，“孤岛”也只是沦陷上海的一部分，还有大片的地方一直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苏青恰恰就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这时的她不仅读过大学，而且结婚组建了家庭，就得谋生，既要考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又要争取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要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她的社会交往圈和对所处时代的认知决定了她既没有走出上海，投入到广阔的抗日天地，也没有走进“孤岛”，同在“孤岛”中坚持抗日的文化人士一道工作，她却与她的好友张爱玲一样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生存。如果是平民百姓，生活在沦陷区，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会引起争议，然而苏青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文化人，人们自然会对她在沦陷期间的言行提出严格的要求，在她的身上寄予民族精神。但是，苏青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她却与日伪当局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与后来被指控为汉奸的人来往，而且关系密切。王一心的《苏青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苏青与汪伪集团中的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陶亢德等人的密切交往，而且还出任伪市政府专员。这一段历史也就毫无疑问地被视为苏青重要的人生污点。粗略来看，苏青的这段历史确实有些问题，不过细细考察她在1940年代上海的言行，却又觉得似乎情有可原。苏青流落于沦陷区，没有抗日的壮举，确实有些遗憾，她与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等人密切交往，确实欠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沦陷的日子里，苏青毕竟没有投靠侵略者，没有卖身求荣，没有向侵略者献媚，没有出卖和损害民族利益，没有与侵略者勾搭成奸，配合侵略者宣传以麻痹民众。一个处于沦陷区的文化名人能做到这些也不容易，需要顶住一定的压力。就苏青在40年代的创作而言，基本上不谈政治，谈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事，家庭与婚姻的问题。王一心的《苏青传》分别在第3页、第34页、第36页、第94页、第97页、第125页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苏青的作品目录及所发表的期刊，书中还以附录的形式，记载了苏青一生的著译。如果单从所列作品的标题与发表的期刊来看，确实看不出有什么伤害民族利益，更重要的是，王一心的传记在分析苏青的创作中也没有发现含有卖国求荣的内容。虽然在1955年12月1日，苏青被捕入狱，但是其根本原因不是所谓的“汉奸”罪，而是由于她被卷入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并且由于她为编写越剧《屈原》《红楼梦》等剧作而与胡风的交往。不过，由于苏青“‘罪行’并不严重”（第255页），她于1957年6月27日就被释放了。到了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对苏青案作了复查，对她下了如下的结论：“冯和仪（苏青的原名——引者注）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件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第156页）这就是说，苏青的“汉奸”罪是不成立的。

苏青成为才女固然出于她的天资，也与她的生长环境密切相关。1914年，苏青出生于比较发达了浙江省宁波的鄞县一个大户人家。优裕的经济条件和书香门第使她这个女孩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苏青不仅可以读了中学，而且还可以读了大学。由于长辈们的开明和宽容，年幼的苏青比较顽皮，很少受到拘束，对于将苏青送到学校读书，父母亲意见“并无二致”（第63页），虽然苏青对父亲“没有多少好感，而时出怨言”（第63页）。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将自己童年的事情写进了小说。她与许多小孩一样，不仅十分贪玩，而且还不时惹祸，有一次竟将外婆心爱的旱烟管给藏了起来，幸运的是苏青没有像年幼的萧红那样受到奶奶和父母亲的厌恶与处罚。这样的家庭环境养成了苏青的“活泼、野性”（第69页）。苏青后来思想观念的解放或许就得益于长辈的宽容。

苏青父母虽然关系有些不睦，但是对于苏青的教育还是十分重视的，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就被送进敦本小学读书。不久，同又随父母亲来到上海，父母亲还给她请来了家教，教她英语会话、音乐和舞蹈。父母亲的培育为苏青成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苏青也不负长辈们的厚望，一举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而且还是“宁波府所属六县唯一一位考上该校的女生”（第8页）进入中央大学不久，《上海宁波日报》发表专门报道，给苏青冠以“中大宁波皇后”的称号，夸赞她“善交际，精音乐，擅长著作，而对于文学一道，研究尤深。”（第9页）这个报道用词夸张，文风浮躁，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毕竟有苏青初露的才华作依据。

然而，苏青毕竟是一个人，而且还是具体环境中的年轻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认识的盲点和误区，对于一些事物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她与李钦后的结婚。所以，王一心在传记中评论道：“苏青的性格并非一味地叛逆，而是有顺从的一面。”（第9页）。接着，王一心补充道：“苏青看似见多识广，聪明过人，其实也还有单纯的一面，有傻的时候。”（第9页）1934年初，苏青和李钦后结婚，进入婚姻围城。就苏青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桩婚姻有些特别。说其特别，一是当时的苏青还在中央大学读书，学业尚未完成。而她的丈夫同样也是在校大学生。虽然当时的大学没有限制学生结婚，但是当二人结婚组建家庭生活在一起，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业的精进与事业的发展。二是他们二人结婚并没有建立在充分恋爱的基础上。苏青的好友张爱玲说得很清楚：“她（指苏青——引者注）起初的结婚是一大半家里做主的，两人都是极年青，一同读书长大，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第85页）张爱玲的这番话表明，苏青的婚姻固然含有一定的爱情成分，但是爱情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家里做主”，换句话说，苏青与李钦后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包办婚姻。如果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不奇怪；如果苏青生长在偏僻落后的农村，也不奇怪；如果苏青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就一个平庸的女子，没有自己的主见，更不奇怪。可是，她不仅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女大学生，而且还才华出众。虽然苏青与李钦后订婚是在她15岁（192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苏青可能还是懵懂，不懂爱情，但是他们结婚是在1934年，此时的苏青已经年满20，况且又在中央大学读书，不仅文化较高，而且应该有不凡的见识。更令人感到可惜的是，结婚后不久，为了与李钦后结婚，苏青居然放弃学业，从中央大学退学，实在不可理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俩结婚并不是苏青提出的，也不是李钦后的主意，而是李钦后家里的意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李家人对于苏青的“抛头露面”（第9页）很不放心，于是想通过结婚来约束苏青。然而，苏青且不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叛逆反抗精神，就连一点点异议都没有，这哪像是一个现代大都市女性的人生态度！与苏青的见识和大学生身份太不匹配了。不仅如此，苏青结婚不久就怀上了孩子。结婚后怀孕生孩子本来确是天经地义，但是考虑到苏青的学业和未来的事业，过早的生育孩子则意味着苏青很容易沦落为传统式的家庭主妇。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苏青结婚以后，没有独立生活，而是住进了夫家。从传统文化来看，年轻人结婚以后和父母住在一起，让老人含饴弄孙，三世或四世同堂，其乐也融融，倒是很正常的。然而苏青与李钦后都是现代青年，接受过高等教育，都应该具有独立意识。当然，大家庭的经济条件不错，生活在其中没有经济压力，但是这种轻松必然以牺牲自己的独立自由为代价。很快，苏青就感受到了这一点。由于她生了女儿，这在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肯定要受到冷遇的。而且更糟糕的是，李钦后居然背叛婚姻，“与一位寡妇亲戚勾搭”（第16页），对待苏青日渐粗暴，与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根本不符，而且还不时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习性。最终，他们在1944年正式离婚（1943年春开始分居）。苏青的这次婚姻没有得到幸福。由此可见，苏青在婚姻上走错了路，她的不幸令人同情，而这不幸又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也令人叹息。

苏青在婚恋上可以说是个糊涂人。在与李钦后离婚之后，苏青不得不面对自我谋生的艰难局面。中国的传统社会基本上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这就是说，男人（丈夫）外出苦钱，养家糊口，女人（妻子）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看似根据男女的性别特点所作的分工，实际上却是以牺牲女性的独立性为代价。苏青走出“围城”是在1940年代中叶，此时的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激荡，男女平等与女性独立意识得到一定的普及，而且作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上海更是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然而还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一个女人尽管很有才华，仍然不得不受到男性的排挤，很多时候不得不与处于强势的男性周旋，况且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占领上海的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汪伪政权也都以男性为主。为了生存，苏青被迫奔走于男人之间。离开李钦后之后，苏青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就是写作。而写作必须发表或者出版，才能换来金钱。而作品的发表固然要靠质量，但是还得有人赏识和青睐，否则很可能被埋没。因此，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在得到赏识和举荐之后通过进一步的努力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出名。只有出了名的作家才能拥有一大批固定的粉丝，那么其作品才能畅销，从而依靠写作优雅地活下去。离婚之后，苏青虽然一度暂住在著名作家平襟亚的家里，但是没有得到平襟亚的帮助。平襟亚是苏青的一个“不大亲密的亲戚”（第91页），如果不是这层关系，苏青未必借住在他家。然而，即便苏青住了一段时间，也仅仅是借住而已。平襟亚当时不仅是个作家，而且还办有杂志《万象》和中央书店，而且当时的《万象》杂志正缺编辑，可是就在身边的苏青正在找工作，却没有被聘。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是平襟亚为了避任人唯亲之嫌吗？是由于亲戚而不便谈薪资吗？可惜王一心在传记中没有讲，只能由专家们去作进一步的考证。

苏青在上海能够登上文坛，首先得到了陶亢德的赏识与提携。陶亢德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和编辑家，然而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之后，他不仅非常活跃，而且还沦落为文化汉奸。正当苏青为稻粱谋而焦头烂额之时，陶亢德不仅赏识苏青的才华，而且给予扶持，从而为苏青的创作提供发表的园地，进而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于是苏青便和陶亢德走得亲近起来，那么苏青的人生也就变得复杂起来，她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文化名人。随后，苏青便渐渐地交往上周佛海、陈公博、胡兰成等担任伪职的大人物。

尽管苏青没有发表美化侵略者的文章，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也陷入了恐慌之中。虽然国民政府没有将苏青视为汉奸，但是社会上的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文化人，利用报刊对她进行“义正辞严的痛批”（第204页），冷嘲热讽乃至人身攻击，还有一些漫画家也在丑化她。舆论对于苏青之所以如此严酷，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源于长期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战败后，无法去找日本侵略者清算，于是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宣泄到与日伪有联系的人这里。虽然苏青没有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但是她与汉奸们来往密切，自然也就成为宣泄仇恨的对象；其次，苏青是个文化名人，既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无权无势，况且又是一个女人，攻击她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还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道德上的大义凛然，即使不能因此而捞到实在的好处，但也可以捞到好的名声。再次，苏青在40年代的创作尤其是在日占时期，创作达到鼎盛期，为她带来巨大的声誉和经济利益，不能不引起一些不怎么出名的文化人嫉妒，因而朝她泼脏水，发泄心中的妒火。此外，苏青此前发表的许多作品的思想观念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也令一些人十分不满，他们没有能力通过写作来驳斥苏青的观点和主张，此时却可以通过谩骂和嘲讽的方式借否定其身份来攻击她的思想观念。

苏青虽然在婚恋方面有些糊涂，但是在写作时对于男女关系的思考还是深刻的，然而也引起一些议论。作为代表作的《结婚十年》刚刚面世不久，就有人送给她“大胆女作家”（第2页）的谑号。苏青之所以获得这一谑号，就是在一些人看来，她的这部书存在着“大胆的性描写”（第2页）。现代作家作品中确实存在一些大胆的性描写，郁达夫的小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结婚十年》是否如一些人所指控的那样也存在着大胆的性描写呢？我没有读苏青的小说，不好作出判断。但是，传记作者王一心则以比较委婉的方式给予了否定（参照传记的第一章中的第一节《结婚十年》）。从王一心所引用的几段“使兴奋点水平较低的读者感到受刺激的”（第3页）的文字来看，根本就谈不上性描写。这几段文字既没有写到性器官，也没有写到性行为，又没有袒露性心理。唯一和性沾上一点边的就是“偷偷地小便”（第3页）。然而，小便虽然容易让人联想到性器官，但是这也是包括人在内的许多动物的日常生活行为。本来，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与人的生理和心理密切相关，理应在文学中得到一定的反映。这就是说，文学描写性，反映性的问题，应该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淫秽龌龊的描写，就应该平静对待。然而，却有一些人对本来就没有性描写的小说，偏偏往这方面拉，只能表明这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实质心理阴暗与肮脏。

苏青的《结婚十年》另一个引起一些人不快的是，她将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苏怀青”，而且还以第一人称叙事。“苏怀青”的名字与苏青只相差一个字，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苏青本人，而第一人称的使用更加强化了这种感觉，况且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又来自作家本人的经历，直接让一些读者将小说当着作家自传来读。其实，小说即使完全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未免不可。但是，仍然有人不仅将小说中所叙之事当着苏青本人的事，而且还产生很多联想，进而指责苏青的私生活。这就迫使苏青不得不写文章来作解释。她认为这是一项读者曲解了她，心里肯定有点不自在。其实，根本不必与这些无聊而不懂文学的读者计较，完全可以一笑了之。应该看到，即使苏青在小说中所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作家既然能够写出来，即使是些不堪的事，都是作家坦荡的表现，都是作家勇敢地正视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是将烂疮当桃花来炫耀，都是值得肯定的，况且苏青并没有不分是非，也没有写到自己的不堪之事。所以，苏青不必写文章为自己并不存在的过错“辩解”（第5页）。不过，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面对一些读者的曲解和指责，担心可能会挨更多的骂，出来为自己辩解几句，也可理解。而传记作家王一心则认为这是苏青的“不说话毋宁死”（第5页）的脾气使然，而这脾气也不是什么弱点，恰恰是她可贵的一面。对于苏青的脾气，王一心十分赞赏，认为苏青的写作“给人强烈的感觉就是真实，真实得令人痛快”（第6页）。其实，真实是作家写作的最起码的要求，关键是还在于真实所体现出某种意义。

苏青写作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她对男女关系深刻讨论。在《生男与育女》中，苏青通过对现实中男权展开深入的批判，抨击了男尊女卑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对女性处于地位的低下的现实遭遇鸣不平。苏青身为女性，发出女性的心声也很正常。同时值得肯定的是，她的文章虽然写的是自己的经历，但是她“并不只站在一己的立场，借文章骂那些得罪自己的人，而是站在中华女性的高度，批判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批判封建意识还很浓厚的民国社会。”（第14-15页）

还应该肯定的是，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同样摆脱了怨妇式的叙述，在叙述家庭矛盾时，既没有狭隘地抱怨和谴责丈夫，也没有将妻子置于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来控诉丈夫的欺压和过错，而是以现实主义的觉悟较为客观地叙述了不幸婚姻中男女双方都存在的问题，既没有夸大丈夫的罪责，也没有掩饰妻子的过失，“既写了妻子所受丈夫的种种伤害，也写了丈夫对妻子的许多迁就”（第19页）。小说虽然未必完全写的是自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家在借客观叙述来审视和反省自己，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叙述了苏怀青和丈夫的矛盾，其中有一次冲突反映的却是生活中的悖论。苏怀青的丈夫徐崇贤是个律师，经常出庭为委托人辩护。苏怀青则认为：“丈夫身为律师，不是从维护与伸张法律与社会的正义出发，不是利用对于法律的熟稔来使事实真相大白，而是谁给钱就想方设法替他开脱责任，并且陷别人以罪，挖空心思的也都是歪曲事实来迁就法律条文。”（第41页）苏怀青的指责从道德层面来看是对的，她对律师职业要求具有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倾向，而她的丈夫则认为自己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第41页），他的这个“理所当然”则是从现实出发，当律师首先是为了谋生。通常情况下，只有有钱人才雇得起律师，既然受雇于人，当然就得为雇主说话，只有如此，才能赚到钱，也才能养家糊口，然而，这样做既可能造成对弱势者的伤害，又必然会违背良知和社会正义。这就是律师职业的两难之处，现实的需要与做人的良知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可贵的是，苏青没有回避这一矛盾，而是通过夫妻俩的争吵揭开这一职业的悖论，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在王一心看来，“苏青是个感性的女人，同时又是个理性的女人。”（第152页）一个人既有感性，又有理性，很不容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感性使其创作丰富而灵动，理性使创作不受情绪所左右，在情感抒发和情绪宣泄上都有所节制。因而，这是对苏青很高的评价。苏青在写作中既能以感性的描写和叙述来感染人，又能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确实显示出很高的境界。苏青在谈男女之间的矛盾时，揭示出女人也在玩弄男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往往被忽略或者遮蔽，而作为女性作家的苏青既以敏锐的目光发现这一问题，而且没有拘囿于性别自身的立场而替女性掩饰，确实很了不起。而且，苏青提出的这个问题还可以让人举一反三，也就是说男人会调戏、猥亵和强奸女人，而女人同样也会调戏、猥亵和强奸男人。不过，苏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出现了偏颇，她虽然谈到了女人也会强奸男人，但是她认为：“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临时予以承认的。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第152-153页）苏青的文章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不必十分严谨，但是也需要由具体的事实说话。她的这段话有替男人开脱责任的嫌疑，这肯定会令那些受到男人伤害的女性大为不满，甚至愤怒。如果没有数据的支撑，很难说在桃色事件中是男性还是女性首先“起意”，具体到某一桃色事件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既可能是男性诱惑，也可能是女性勾引。苏青还认为：“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譬如说，女人都喜欢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男子若真奉命唯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第153页）苏青说“女人是神秘的”，确实是这样，有时候男人也如此，说女人“假正经”当然也没错，这可能是由东方文化的含蓄所决定的，不过，正是这种含蓄给了女子可进可退的选择：如果形势有利，就可能撤去“假正经”；一旦形势不利，那就顺势装下去。或许是女性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使然。

苏青还很坦率地指出女子的“矫情”（第153页）。作为一个女人，公开地揭女人的短，让那些喜欢矫情的女人显得尴尬，是会得罪人的。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特别是常常矫情的女人反感和憎恨的。其实，不少男人也很矫情，苏青虽然说的是女人，却也让那些矫情的男人显得不自在。同样，苏青指出女人“虚伪”（第154页），男人又何尝不虚伪呢？因此，苏青在嘲笑和讽刺女人虚伪的本色时，也得罪了某些男人，那么她同样也会遭到男人的嫉恨。

苏青还认为：“没有一个男人不好色的。”（第156页）这句常常被女人挂在嘴边的话被苏青借用，实际上表现出她对男人的理解。因为“‘好色’在苏青的词典里是个不含褒义也不含贬义的中性词，苏青说男人好色，并没有道学家的意思，也没有因自觉吃过男人大亏而变态的女子的负气，……”（第156页）好色其实就是性欲的一种表现形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发育正常，都有性欲。而且不只是人，就是依靠两性繁殖的所有生物都有好色的一面，苏青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她看来，好色不是男人的缺点（当然也不是女人的缺点），而是“天真和真率”（第157页）的表现。不过，在苏青这里，好色是男人的本性，但不等于可以放纵和纵容。如果没有看到后面这一点，女人们就可能批评苏青的“不是”了。

对于许多人想到阔人家去做家庭教师，苏青“尖锐地指出，这是虚荣心及奴性在作祟”（第170页）。如果单从家庭教师职业来看，苏青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因为家庭教师也是一项工作，就同佣人等一样，都是为了赚钱谋生需要，本身并无问题。如果某个家庭教师干了有损人格尊严的事，那也是个人的事，与这项工作本身无关。家庭教师从本质上说，与学校或者私塾里的教师一样，都是以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己任，应该得到尊重。至于受雇雇主是否阔人也没有关系。看来苏青对于“阔人”是很反感的，然而有钱人未必都很傲慢，欺压穷人。苏青对“阔人”似乎怀有成见，是不是1930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沉积在她的心底？也未可知。不过，苏青发表这样的观点肯定会使那些担任过家庭教师和雇佣过家庭教师的人士很不高兴。但是，苏青对于虚荣心和奴性的批判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5年3月20日，上海发生一起杀夫案。案犯詹周氏因杀死丈夫被判死刑。苏青在了解到案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没有跟在街头小报和小市民的舆论后面起哄，而是写文章替詹周氏辩护。在这篇题为《为杀夫着辩》中，苏青首先谴责了社会舆论添油加醋地通过渲染将这一案件娱乐化，并且指出社会舆论所渗透出来的陈腐的“封建气味”（第186页），再通过对案件具体过程的分析进而否定了詹周氏的罪名，同时对她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第186页），与此同时，苏青还“直接嘲笑和讽刺昏庸的执法官”（第187页）。苏青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招来了非议，“有说苏青强词夺理的，有说她此举是死要出风头的，还有的干脆就说苏青活像詹周氏，……”（第187页）。一篇文章发表引起争议本来是很正常的，能够引起争议至少说明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想说话的欲望，但是在中国，争议往往脱离理性，变成了情绪的发泄与咒骂和人身攻击，很少在论据、常识和逻辑的层面上展开。所以，所谓的“争议”必然形成对苏青的伤害。但是，苏青没有屈服于舆论的巨大压力，面对舆论的伤害，她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与詹周氏》，进一步以冷嘲热讽的语气勇敢地进行反击，并且阐述了她的具有现代特性的思想观念，表明她已经成为“封建意识还很浓厚的时代里的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较早觉悟的女性。”（第188页）然而，在“封建意识还很浓厚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较早觉悟的女性”遭到误解、曲解和人身攻击都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意味着理解她的人极少，她必然常常陷入孤独之中。

1949年，中国改天换地，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青在诚惶诚恐中试图渐渐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随着民间报刊渐渐地消失，可供苏青发表的作品报刊越来越少了，况且她以往的那种写作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更何况她曾经与汉奸们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对她的名声造成极大的影响。她的好友张爱玲敏锐地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与自己的性格和追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悄悄地离开大陆去了香港。而苏青却没有设法离开。张爱玲在出走之前是否与苏青通过气？张爱玲出走后，苏青一定了解到这事，是否考虑过出走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苏青没有去海外？可惜王一心在传记中没有叙述，我也就无从知晓。可以设想，如果苏青像张爱玲一样离开大陆：首先她也不会因历史问题而被捕，其次，她的创作可以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得到充分发挥，取得的成就也就更大。虽然后来苏青改行从事越剧的编剧，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其影响已经很难与她在三四十年代的相比，更何况她在被捕及出狱之后除了戏剧《李太白》稍许有些影响的之外，几无创作成绩可谈。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乱世可以出才女，也可以毁了才女！而这乱世与乱世又有不同，其间的差异很值得我们研究！

2023年4月25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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