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5：痛苦中思索的韦君宜

2026年01月23日 06:1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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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将她的回忆录定名为《思痛录》（该著出版单行本时书名为《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本文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是有深刻意义的，作者在深思几十年来的痛苦，而且她所思索的痛苦既包括肉体之痛，也包括心灵之痛和精神之痛；既包括她的个体之痛，家庭之痛，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群体之痛，乃至人类之痛。作为革命者的韦君宜，同她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与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革命，追求理想，然而却经历了许多苦难和折磨，而且给他们这一代革命者造成灾难和痛苦的不是来自敌对的阵营，而是来自革命队伍的内部，借用一位作家的话，他们的革命团体“不是战斗的堡垒，倒成了堡垒里的战斗”（李景文：《野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5页）。这究竟是为什么？

革命者参加革命大多是为了追求独立、自由和幸福，既包括个人的，亲人的，也包括整个民族的，乃至全人类的。青年韦君宜参加革命，不是因为“家中穷苦”，不是为了“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第3-4页）当时的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面对着日本的侵略，执政的国民党自知国力有限，难以与日本抗衡，因而态度比较暧昧；而共产党则将此视为解除国民党对自己围剿的大好时机，扛起抗日的大旗。与此同时，自1920年代以来，革命思潮十分兴盛，无论是政治阶层还是文化阶层，都以革命为荣，即使是国民党也打着革命的旗号，只是其革命的内容与共产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代表革命的“左”的思想因为突出了穷人翻身和改造社会，建立公平和公正，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政治理想，所以为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样，共产党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左倒，不往右倾。”（第4页）因而，共产党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并且稳定下来之后，全国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奔赴延安。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认定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自觉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全身心跟着共产党”（第5页）。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投入革命不久，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随即对干部进行审查甄别，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场席卷延安整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气势十分凶猛，许许多多人被怀疑为特务和叛徒，受到了严刑拷打和刑讯逼供，非常恐怖。不少人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就连十来岁的中学生，甚至六七岁的小学生都被“发现”为“小特务”（第10页）。当时年仅15岁的灰娃在恐怖中竟也说自己是特务。因而，在这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十分荒唐的事。有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说受特务组织的指派，“在厕所的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第9页），还有一个学生“招供”：“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第9页）。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在国民党统治时“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第11页）也被打成了特务。四川的地下党竟然都成了“伪党”，而且“范围越来越大”（第13页）。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居然都发生在延安。其实，这是恐怖统治的策略。人一旦处于恐怖之中，出于安全的低层次心理需要而可能放弃高层次的追求，同时也树立起统治者震慑人的绝对权威。而且，掌权者通过制造恐怖并以所谓的“坦白”来利诱，目的就是要整垮人的尊严，迫使每个人在威权面前下跪，自我作践。这样，面对着权力肆虐，唯有恐惧，而没有质疑和否定（即使内心有疑问或者作出否定，也不敢说出来），因而没有人提出抗议，没有人想到世界上还应该有保护每个人权益的法律，没有人想到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不过，在这种恐怖气氛弥漫延安的时候，那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居然没有成规模地逃离。在我所阅读的所有延安回忆录、传记、日记等历史著作中都没有见到“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逃离延安的记载。有人或许认为：延安地处偏僻而荒凉，而且监守严密，难以脱身。但是，我们看到，在1949年后的近30年时间里，内地竟有两百多万人逃亡到香港。这些逃亡者中既有农民、市民，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而且这些逃亡者虽然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但也有不少来自上海、北京等较远的地区。从距离与监守的严密程度上看，与当年延安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这只能从当年的这些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找原因。对于这个问题，韦君宜没有谈，我所读到的有关著作也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最近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思索中渐渐地找到点思绪：首先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投奔延安时大多背叛了他们出身的家庭。他们家庭条件大多比较优裕，但是为了理想他们从家庭中出走，而在出走时他们就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吃苦的心理准备。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他们觉得为了理想吃点苦也许值得，况且还有具有教育意义的前边长征中红军吃苦的先例。而且，他们在背叛自己的家庭时是出于理想，现在如果有了第二次“背叛”，显然缺乏新的理想信念的支撑。其次，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人们总是认为，错误和问题都出在个人，出在下级，而群体、组织和上级是永远不会错的，不会出问题的。毛泽东在1970年代批评《水浒》时就曾经指责该小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使自己遭了罪，受到委屈，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上面的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没有念好。这就是说，皇帝永远是英明的，坏就坏在那些奸臣。来到延安的那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虽然多少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但是传统文化中有关个人与组织、领袖的关系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清除，因而，他们不会认为这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组织上的责任，是领袖的责任，也想不到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们大概会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待到最高领导发现了问题一定会纠正的，所以可以忍受一下。他们无论是自己遭受不白之冤，还是别人受害，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第40页）第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前，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名义上是要整掉所有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我们注意到，通过这场运动，革命的理想信念取代了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而且要将科学、民主、独立、自由与个性解放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意识当作非无产阶级思想给清除掉，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工农兵的革命感情。他们被要求要做工农兵的小学生，向工农兵学习，进而消磨掉知识分子的傲气和自尊。其实，组织所强调的思想意识悄悄背离了他们当初的理想信念，随后而来的组织行为则是背叛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然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这只是一时的政策失误，只是革命路途中的一次挫折。即使过了数十年，经历过许许多多政治运动，遭受多次政治迫害的老革命，仍然将自己命运的不幸和委屈看成是母亲错打了儿子，都一再强调自己坚定理想信念，以及对组织的绝对忠诚。这就是说，这些革命者也已随同组织一起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不敢面对，更不敢承认。

很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心态，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天怨人怒的“抢救失足者”过后，就因为最高领袖的一个敬礼和轻描淡写的“道歉”（第20页），他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记了”（第20页）。到了50年代，韦君宜还产生这样的认识：“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第45页）他们不仅原谅得轻松，而且忘记得很快，也很彻底，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在延安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冤案，没有对革命者搞过严刑逼供，没有发生过任何荒唐滑稽的事。吴伯萧在延安挨了整，外界传言他被迫害致死，他后来写文章“辟谣”。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他却违心地表示自己“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第20页）吴伯萧在写“辟谣”文章时固然在压力之下有些勉强，但是他这样写也是“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第20页）。与此同时，一些糊涂的思想认识在这些受害者头脑中蔓延。“现在只在边区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老百姓不会答应的。”（第21页）当时的韦君宜和她的丈夫杨述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过高的估计了民意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低估了权力的厉害，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夫妻俩的盲目乐观。盲目乐观之中，必然忘记了这段惨痛的历史，那么也就决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也就不会展开任何反思，更不会去质疑造成灾难和悲剧的根源和制度。这也就是后来政治运动不断，而且一次比一次剧烈和荒唐的根本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十年“文革”，韦君宜经历了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而且多次受到了政治迫害，他的家人也没有避免运动的冲击。到了人生的晚年，她终于有所醒悟，在“文革”后期，“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第326页）的时期，她决意将自己的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与见闻写出来，而且将书名定为“思痛录”。对于写作这部书，作者说得非常清楚：“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的回忆、反思，思索我们着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第6页）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韦君宜在她的丈夫杨述被关进了“整风班”之后，头脑里就产生一个疑问：“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第13页）不过，韦君宜的疑问也就停留于此，没有深入下去。她没有思考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与“这样干”之间的内在联系。

正是由于盲目乐观和缺乏对历史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悲剧必然重演。且不说19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正酣之时，某些解放区搞起了所谓的“三查三整”（“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其规模虽然没有延安整风那么大，但是其性质却是一样的。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阶层越来越广泛，政治迫害的手段越来越多，受害者也越来越普遍。从“评论”电影《武训传》，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反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直到“文化大革命”（包括“破四旧”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运动名目五花八门，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整人”。一个人只要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就成为被整的对象，就没有申辩权，没有人格尊严，成为别人砧板上的肉，不仅其本人从此一辈子交上华盖运，就是其亲属后代，甚至朋友、同事，都会跟着受到牵连。而且，整人的人稍不留心也会挨别人的整。韦君宜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常常成为挨整的对象，然而在某些时候她也去整人。“由被整者变成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第24页）“由被整者变成整人者”，这不只是角色的转换，而是“被整者”在思想意识上对整人做法的认同，是精神的屈膝和沦陷。正是这样大规模的精神沦陷，导致更大的灾难和更严重的悲剧发生，才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架极其冷酷的绞肉机。这样，除了最高领袖之外，每个人都可能被送进那血腥的绞肉机，在严酷的整治中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这种情形就像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奴隶与野兽、奴隶与奴隶在场上生死角斗，而奴隶主却稳稳地坐在上面悠闲地观赏。

对于几十年惨痛的历史，作为见证人和受害者的韦君宜通过写作《思痛录》记载历史，保存记忆，避免遗忘，另一方面在痛苦中思索，汲取历史教训，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首先，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前，组织上都要派人作报告，解除人们的“精神佩剑”（裴毅然语）。在开展“审查干部”之前，组织部长白治民对准备接受审查的人们作报告说：“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第8-9页）“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你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第9页）这就是说，组织上可以任意地，没有任何证据地怀疑党内的同志。在这里，组织上只对党员和下级干部提出无条件服从的要求，而对自身没有任何约束。对于这一点，韦君宜当时没有注意到。她只是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第9页）从这里我们看到，来到延安的那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多么单纯与幼稚，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无比信任组织，而组织早已不信任他们。而且，他们把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看成是非常轻松的事。自以为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单纯而清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组织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并没有对每个党员亮出自己的历史，却要求别人对他们亮出历史，这既不平等，也不公平。至于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他们更是想都没想。不仅在延安“审查干部”时如此，到后来反右运动，“文革”时期，组织上也都这么干，颇能迷惑年幼无知者。

其次，组织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使出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恶意制造各种冤案。面对着延安整风时期一些人的胡作非为，韦君宜都觉得“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第14页）当年这些组织上的人竟然“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连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的‘政策’”（第14页），然而他们说起来“却言之凿凿”（第14页），一直到“文革”中都这么干。这除了说明组织上不仅使用了下三烂的流氓手段，而且使用了这些流氓痞子对付党员干部。这样，什么常识啊，逻辑啊，都被踢到了一边。与此同时，他们还办了所谓的《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一些谎话”（第16页）。不仅如此，在这种流氓的管治之下，整个社会变得“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第49页）。伦理道德全面败坏。更有甚者，真正“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者居然被“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第110页）《当代人的悲剧》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人，“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第110页）这里且不论信仰者的信仰是否有问题，但是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可贵。如果一个社会嘲讽信仰，可见其本身堕落到何等地步！到这样的地步，谁还能认为领导出这样的社会的政党是一个现代政党，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政党！

再次，革命者在参加革命时大多很年青，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而他们抱着理想参加革命，人大多很单纯，也很幼稚，常常将革命视为理想而浪漫的，忽视了革命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残酷。他们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人家说什么她都相信”（第46页）。由于轻信，就将别人所有的话都当作真话，就将所有人都当作是真诚的人，就会不折不扣地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因而在这种近乎迷信的信任下，理性消失了，对于事物的基本判断都没有。因而他们不仅自己常常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而且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别人的帮凶去残害他人。就韦君宜本人来说，她由挨整者转变为整人者在很大程度就在于她太相信领导，太相信组织了。

第四，可贵的是经历了历史磨难的韦君宜在真实的记载历史的同时作了一定的反思，并且为自己当年的某些行为表示忏悔。她同巴金、周扬、邵燕祥等人一样在劫难过后能够认真地审视自己在那些年里丑陋的行为，并且真诚地悔过。然而，数十年来，中华大地作恶的人还很多，而勇于直面不堪回首的历史的人则很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丑陋并且忏悔却少之又少，更有不少作恶者以种种方式掩盖历史，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劣行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拒绝忏悔（如周而复、夏衍、余秋雨等等）。这样，韦君宜能够竭力保存历史记忆并表示忏悔，实在难能可贵。

2017年8月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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