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4：痛苦蒋光慈

2026年01月23日 06:11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1931年8月31日，年仅30岁的革命作家蒋光慈在上海去世。这位以革命文学创作为生命最高目标的作家在生前经历了一番巨大的痛苦的折磨，而这痛苦并不仅仅来自疾病，也不仅仅来自他的斗争对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的“文化围剿”，更重要的是来自他的组织将他清除与战友们对他的疏远，最终带着终身的遗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来说十分冷漠而且无情的世界，直到数十年后人们才渐渐地重新接受他并将他迎回，然而他那孤苦游荡的灵魂还能够迎得回来吗？

投身革命

对于革命作家蒋光慈来说，来自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发布禁止出版他的著作给他带来的种种困境，人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来自组织和战友的开除和冷待进而给蒋光慈带来巨大的痛苦，人们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来竟然落到这样的结局（其实，许许多多革命者本来是为追求全人类的幸福，到头来不仅没有让全人类得到幸福，就连自己都陷入了痛苦的煎熬之中）。想当年，蒋光慈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追求理想，其精神非常可贵。

蒋光慈，原名蒋儒恒，字北峰，乳名小巧子，出身于安徽乡下一个小商人家庭。本来，在这样的家庭里，蒋光慈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可以做个官或者大老板以光宗耀祖。但是，蒋光慈的父亲却犯了两项重大错误：一是蒋光慈“上中学时遭到父亲的毒打”（马德俊：《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0页，以下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二是父亲根据当地的风俗给他订了一房童养媳。父亲的毒打，让他“痛恨生养自己的那个阶级，对封建礼教道德产生了怀疑”（第110页）。父亲给蒋光慈包办婚姻，令蒋光慈非常不满。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了蒋光慈的叛逆反抗心理。“封建包办婚姻是专制主义在婚姻上的表现。它剥夺了青年在婚姻上自由性质的权利，因而葬送了无数青年的幸福和青春。许多青年正是从这种婚姻方式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和暴虐，从而走上了反封建道路的。”（第111页）恰恰就在蒋光慈上中学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波及到他所就读的安徽芜湖省立第五中学。他内心深处的叛逆反抗精神被激活，于是他将名字改为蒋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铲除人间不平。”（第6页）他还一度将名字改为蒋侠僧，想到出家当和尚以离开这个污浊的世界。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又将名字改为蒋光赤。蒋光慈名字的多次改动反映了蒋光慈青春时期的叛逆、反抗与躁动的情绪、要求改变现状的急切心理和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

恰恰就在蒋光慈急切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而感到迷茫之际，他的老师高语罕非常及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看中了蒋光慈的激情和才干，于是将他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他把蒋光慈推荐介绍给正在准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于是，蒋光慈于1920年9月初来到了上海，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创建者陈独秀。随后，蒋光慈在陈独秀和随同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威琴斯基回国的杨明斋帮助下，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专修俄语，从而为将来到苏俄留学并成为中共骨干力量做好准备。经过数月的俄语培训，蒋光慈与刘少奇、肖劲光、任弼时、罗亦农等作为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第一批学生去苏俄留学。这样，蒋光慈的人生被纳入到革命的轨道上，从而使他与革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明确文学事业

与蒋光慈一道前往苏俄学习的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或者说职业革命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迹，而蒋光慈却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他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是像刘少奇、肖劲光、任弼时那样投入到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去，而是选择了文学。

似乎是命运的注定，蒋光慈在中学学习期间就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他的老师高语罕向陈独秀介绍蒋光慈时说：“这是我最优秀的学生。首先是学习成绩好，既能作古文，又能写新诗，在芜湖《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上已发表不少白话文和白话诗。”（第3页）后来，蒋光慈一进入苏俄境内，就格外兴奋，诗兴大发，为自己的赴俄之旅写下了诗歌《红笑》。在苏俄学习期间，蒋光慈虽然也按照组织上设置的政治性课程学习，但是他“不像别人专看教科书”（第32页），他还花了大量的精力去阅读拜伦的诗和普希金传记等文学著作。在课余时间，蒋光慈和他的同乡同学到托尔斯泰的旧居参观，并且非常幸运地得到托尔斯泰孙女赠送给他们的几本书。大概是受到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深受他的挚友瞿秋白的影响，蒋光慈在革命的队伍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当蒋光慈问瞿秋白要做共产党里的什么人时。瞿秋白告诉他：“说句实在话，我佩服列宁这样的革命领袖，但是我当不了政治领袖，甚至连诸葛亮那样的角色也不曾想去干过。你知道我的笔名‘维它’是怎么来的吗？是从‘维陀’二字变化而来的。在中国每座大型庙宇中都有个护法的和尚叫维陀法师，在党内我只想当个维陀，我人生的本愿是只想当个创作家。”（第42页）瞿秋白的话给了蒋光慈以深刻的启发，他于是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被俄罗斯革命文学迷住了。中国革命需要政治舞台上的将帅，但我决心从事革命文学，用我的笔记述中国革命的历史，用我的笔狂歌革命！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而不愿意作为任何一种人死去。”（第42页）同时，蒋光慈还对瞿秋白朗诵起他正在酝酿的一首小诗：“我的司文艺的神女，现在温柔地对我巧笑；我的什么的寄托啊！为什么从前那般对我烦恼？”（第42页）蒋光慈还是表示：“我崇拜马雅可夫斯基，也敬仰拜伦，他们是伟大的革命家，站在那个时代的战斗者面前。特别是拜伦，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的反抗热情及其行为，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尤为甚……诗人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独破此例！”（第43页）从革命队伍的角度来看，蒋光慈与瞿秋白的人生选择是对的，首先革命队伍需要不同的角色干不同的工作，他们所选择的不是许多人不择手段角逐的权力，而是作为配角和助手而存在的默默无闻的奉献；其次，他们都看清楚自己的性格、兴趣和特长，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最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为革命做工作。因而，这不仅应该受到欢迎，而且应该予以称赞和表扬。

然而，革命队伍并不认同蒋光慈的人生道路的选择，那些革命家以及革命战友往往以革命需要的名义根本不尊重个人的权利与意志，也不根据个人的性格、爱好和能力安排工作，而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命令的方式强迫革命队伍里的每个人按照领导的意志工作，并且动辄以铁的纪律相威胁，进而迫使普通革命者无条件地服从照办。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个人与组织的冲突。通常情况下，个人在组织面前是很渺小的，而且以理想信念的名义是可以随时牺牲一切的，所以个人在与组织的冲突中必然以放弃个人的权利、兴趣和爱好，将自己炼成绝对服从命令和安排的螺丝钉而告终。可是，蒋光慈在与组织的矛盾冲突中却没有退却，坚执地守护着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坚持自己的信念——做革命的歌童，做革命文学的作家，为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方式抗争。1924年7月上旬，蒋光慈从苏俄学习归来，回到了上海，进入了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对于这样的工作安排，蒋光慈还是很满意的，他高兴地说：“我愿意教好我书，业余时间我将用来创造革命文学。这就是我在上大制造的炸弹。我觉得中国革命形势发展了，我们要探讨和革命形势相适应的文艺，运用从莫斯科取回来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发自内心地提倡与黑暗社会进行斗争的文学，提倡反抗的革命文学。我不愿做一个政治家，只愿做一名革命文学家，要当中国的拜伦。”（第83页）在上海大学工作，蒋光慈“觉得自己很幸运”（第91页），因而工作起来也很带劲，他在教学之余从事文学创作、批评和翻译，他要“操马列主义之刀，剖中国文学之躯，开始对中国文学发言了。”（第93页）此间，他不仅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而且将他的创作和译作合编成《新梦》出版，创作出组诗《莫斯科》和长诗《哀中国》，创建了“春雷文学社”，在《觉悟》期刊上创立了《春雷》文学专号，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被理解的烦恼

不过，在1927年遭遇失败之时，蒋光慈也曾犹豫过，他对文学在现行政治环境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表示怀疑。为此，他一度感到十分苦恼：“我真是烦闷极了，有一个想法总是在我心里盘旋着而不能解决；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呢，还是将笔放下去拿起枪来？现在只有枪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吗？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我原来的志向，在文坛上做一员革命的健将，将我的笔锋做我攻敌的大炮！”（第284页）他面对敌人的镇压和屠杀，十分愤激：“现在是拿起枪到时代了！什么文学，什么革命文学，全都是狗屁！我能这样地静听着这种万恶的枪声吗？我能看着无数朋友被枪毙吗？我真是一个混蛋！我是一个做可耻的怯弱者！我应当拿起枪来！”（第290页）经过一番徘徊和思索，蒋光慈最终还是选定了文学创作。

就在蒋光慈踌躇满志决心在革命文学领域大显身手的时候，组织上却把他调到张家口到冯玉祥的部队做苏联军事顾问的翻译。蒋光慈离开了他如鱼得水的上海，根据组织安排到北方去，临行时他“依依不舍”（第136页），到了北方他感到“非常寂寞”（第139页）。这里固然有他的同志和战友，但是没有文学，既找不到谈论文学的朋友，又找不到可以阅读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更难找到发表文学作品的地方。如果说他北京短暂停留期间，他还能够和曹靖华谈论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那么他到了张家口之后，更像是鱼儿离开了水。再加上他的爱人宋若瑜未能如愿地与他待在一起，蒋光慈觉得张家口“再也没有吸引力了”（第149页），同时，他还觉得“俞是沉湎于实际活动，俞是和诗歌疏远。”（第149页）这个时候，蒋光慈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感到左右为难，常常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一方面是中共党组织的纪律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另一方面，“想要让他按照别人的意志行动，又简直是不可思议。”（第149页）在与组织的矛盾中，蒋光慈不想把事情搞僵，他还是想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多次向‘朋友’——中共北方区党委执行委员会请假回上海”（第150页），但是组织上就是不理解他的意愿，不尊重他的志向，根本就不予考虑，也就没有批准。到了这时候，执拗的蒋光慈最终作出令人惊骇的举动——“不辞而别”（第150页）。蒋光慈面对着组织，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他这不是同某个具体的人闹别扭，他这是与组织过不去，因而他得面对的是组织给予他的严厉处罚和“朋友”与战友们的批评与谴责。对于组织来说，蒋光慈作出这样的举动，不仅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而且简直是向领导的权威挑战，是极其严重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当蒋光慈回到了上海时，他的好朋友瞿秋白感到“非常吃惊”（第152页），并且责问他“组织上并没有通知你回来？”（第153页）蒋光慈对于朋友的责问也很坦率，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对我现在所从事的党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这个工作使我不能从事自己的写作而痛苦。我总以为文学是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直到目前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掌握文学，对无产阶级是十分必要的。”（第153页）对于蒋光慈的解释，同样是作家的瞿秋白也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而组织当然不会听他的意见和陈述。瞿秋白指责蒋光慈“太偏激了！”（第153页）瞿秋白在指责的同时替蒋光慈感到惋惜：“从事实际工作不也是为创作积累素材吗？可以为你的作品提供丰富的背景。这种岗位很多人是求之不得，你却轻易放弃。”而周围其他的人则认为蒋光慈十分古怪。党组织必然给蒋光慈以“严厉的批评”（第153页）。组织上虽然严厉批评了蒋光慈，但是还是让他回到上海大学工作。对于蒋光慈回到上海大学任教，《蒋光慈传》的作者马德俊不无惋惜地写道：“蒋光慈虽然重返上海大学任教，但是此举永远堵塞他在革命阵营内部被委以重任的道路。他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没有加入政界。蒋光慈的特殊经历和才干本来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政治家，可是他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争取这些东西。”（第154页）笔者并不认同马德俊的看法，应该看到蒋光慈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是很明智的，他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秉性作出的决定。如果蒋光慈投身政界，当然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未必比他从事的文学事业成就高，以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在政界干出一些事情，但是他很可能因为自己的性格而受到排挤和残酷的打击，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遭到无情的清洗都有可能。他的好朋友瞿秋白一不小心进入了权力圈子，做了党的领袖，但是结果还是遭到打击，最后就是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仍然长期受到批判，就是到他死后三四十年的“文革”时期，仍然不时被拉出示众和批判。蒋光慈虽然后来被开除出党，死时也很悲凉，经受一定的痛苦的折磨，但是与瞿秋白相比，他要幸运一些，至少没有受到鞭尸。

革命情圣

蒋光慈虽然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革命者，但是他具有非常浓郁的诗人气质。而这诗人气质往往是重感情的，是非常浪漫的。正是由于蒋光慈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他才特别看重爱情，让爱情融入他的理想与生命。这也不奇怪！蒋光慈最初投入革命政治，就是为了追求爱情，更可贵的是，就在许多人在投入革命以后让政治挤走爱情甚至反对和厌弃爱情之时，蒋光慈却一如既往地活在爱情之中。蒋光慈最初所爱的是宋若瑜。蒋光慈和宋若瑜同是“青年学会”的成员。该学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以河南开封大纸坊街省立二中学生曹靖华为核心的青年组织，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反对封建思想、道德和礼教。蒋光慈是该学会的唯一的外省会员，宋若瑜是其唯一的女性会员，他们因为有着共同的志向、爱好和追求而相爱。如果说“蒋光慈的诗才，他的神秘性格和举止等等，正好投合了宋若瑜这位喜欢刺激的新女性的兴趣”（第15页），那么作为“纯情活泼的新女性”的宋若瑜正是蒋光慈“梦中所要寻求的苏维娅”（第15页）——俄国因刺杀沙皇失败而被处决的女革命家。蒋光慈投入革命之后，并没有因为工作繁重忙碌而忘记爱情，更没有为了革命事业而否定乃至批判爱情，而是在干好革命的工作同时毫不懈怠地追求爱情。然而，革命与爱情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那么蒋光慈则宁可为了爱情而将革命的工作放在一边，这在许多革命者看来是难以想象也难以接受的。蒋光慈从苏俄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向朋友打听宋若瑜的情况，并且很快给宋若瑜发去一封试探信，在接到肯定性的回复后，立即恢复了由于到苏俄留学而中断的爱情关系，而且他们“甜蜜的爱慕这时变成了不可压抑的火焰，于是开始了鱼来雁往，可谓是一发而不可收。”（第109页）火热的恋爱使宋若瑜成为蒋光慈的“精神支柱”（第109页）。爱情给了蒋光慈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他说服了朋友和兄长，化解了家庭包办婚约对他的束缚，并且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令他不顾组织的纪律离开组织上给他安排在北方的工作岗位，回到了上海，并且排除了各种困难进而与宋若瑜结秦晋之好。然而，令人非常惋惜的是，宋若瑜并没有与蒋光慈白头到老，而是在婚后仅仅过了大半年时间，就不幸去世。“在失去爱妻之后那段岁月里，蒋光慈那27岁的生命旅途几乎都是在一道死亡的深渊边缘上通过的，这道深渊裂得越深，挨着也越近。”（第239页）“宋若瑜去世后，蒋光慈长期处在悲痛之中。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跟着一道死去了，只要说起来就异常悲恸，好像这件事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沉湎在回忆之中。”（第226页）后来，蒋光慈虽然经历了两次恋爱和一次婚姻，但是过去的那种恋爱的感觉再也没有找到。1927年初，有妇之夫郁达夫追求美女王映霞，但是遭到王映霞的保护人孙百刚极力反对，并将王映霞介绍给蒋光慈，而蒋光慈则没有接受，固然有不可掠朋友之美的因素，更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此时没有走出丧妻的悲痛。蒋光慈的退让成全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他们二人在结婚后为了表示对蒋光慈的感激，就忙着给蒋光慈介绍女友，意在帮助蒋光慈摆脱爱人去世留给他的痛苦。于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将王映霞的同学陈锡贤介绍给蒋光慈。然而，蒋光慈似乎还沉浸在思念爱妻之中，因而在与陈锡贤见面时显得有些被动，而且缺乏热情。他们虽然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总没有以前那种激情，相互之间也缺少恋人之间的默契和心灵的相通。果然，不久他们就分手了。1927年5月，蒋光慈还和一位“美丽、可爱、活泼的爱好文学的H姑娘”（第380页）恋爱过。据说这位姑娘特别仰慕蒋光慈的文学才干，蒋光慈当然深受感动，于是两人建立的恋爱关系，通过书信来往，蒋光慈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知己，而且H姑娘表示将来大革命胜利了，她就和他结婚。但是，令蒋光慈没有想到的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H姑娘便找托词拒绝了蒋光慈，这样他们也就断绝了恋爱关系。1929年8月到11月，蒋光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在去日本之前，蒋光慈得到了年轻貌美的罗珊的热恋，心里既有点感激又觉得不太理想，感到有些矛盾，于是征求朋友的意见，朋友觉得他不宜与这个女子结婚，结果这事作罢。在日本逗留期间，蒋光慈有过一次艳遇，有一位女性对蒋光慈“一见钟情”（第396页），然而这个女子恰恰是朋友的恋爱对象，蒋光慈当然不能夺朋友之爱。从日本返回上海，蒋光慈便托好朋友田汉帮他找个新的爱人。此时，“孤独的青春，对爱情的渴望，常常让他心情烦乱。他想让爱神对他发发慈悲，可这个爱神总是翱翔在他的头顶上方。他渴望挣脱长久以来保持着的禁欲生活，一边怀念宋若瑜，一边寻找着新的爱人。”（第396页）田汉不负所托就将他所主持的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蒋光慈。因为听说吴似鸿会写文章，蒋光慈对她产生了兴趣，等到见面时，他便一眼看上了对方。“他之所以爱，是为了要用一杯喜酒来浇灭折磨他内心中的不安和骚动。”（第399页）后来，蒋光慈确实和吴似鸿恋爱并且结婚了。他们婚姻虽然还算比较平静，而且两人基本上还是相爱的，但是爱得并不热烈。对于蒋光慈来说，找不到当年与宋若瑜那种热恋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和对方隔着点什么。这就使他们的婚姻质量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蒋光慈的文章发表和书籍出版遭禁而陷入了经济困境之时，虽说两人能够共度难关，而且在蒋光慈病重和病危之时，吴似鸿仍然不离不弃，但是他们之间还是不免磕磕绊绊，不时发生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诗人的蒋光慈在初恋中太投入，以至根本不能走出失去初恋爱人的阴影，即使革命写作的忙忙碌碌与进入新的恋爱，都没有冲散他心头的雾霾。这也使蒋光慈根本有别于那些在革命中抛弃配偶、移情别恋乃至抛弃和背叛爱情的革命者。蒋光慈如此痴情，可以说是一个情圣。这在革命队伍中是相当罕见的。

真理在握

蒋光慈当年是反抗父亲的专制和包办婚姻而投入革命的，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他的恋爱自由的。他由高语罕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并且被送到苏俄接受革命教育和培训。五四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深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不仅无条件接受了苏俄的思想理论，而且在苏俄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自然对苏俄顶礼膜拜，他们满以为苏俄的思想理论就是医治沉疴严重的中国的灵丹妙药，满以为苏俄的社会现实就是理想的社会，因而不知不觉地沦为苏俄思想理论的传声筒和苏俄利益的代言人，无论是思维，还是行为都不知不觉地苏俄化了。蒋光慈初到俄罗斯时，他是那么激动和兴奋。“赤色苏俄”成为他“久恋之邦”（第26页），他的胸中“以激流泻下悬崖的气势，奔涌着一股欢腾的激情。”（第26页）他把自己的赴俄行程则视为“朝圣”（第27页）。既然是“朝圣”，那么他必然在主观情绪的作用下将苏俄的一切都视为美好所在，根本不会对苏俄的一切宣传和教育产生怀疑，更不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一切，哪怕是看到或遇到某些不如愿的事情，头脑中的辩护机制就会将可能产生的质疑干净彻底地清除掉。于是，在蒋光慈的心目中，“苏联是一座金山”，他来到这里就是要“多搬一点金矿回去”（第44页），苏联是“一个充满了自由、光明和革命气息的”（第234页）国度。他所面对的苏联真的是一座金山吗？退一万步说，即使苏联真的是一座金山，那么他所搬回的金子到了中国就不会出现水土不适吗？苏联确实“充满了革命气息”，也可以被认为是“光明”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真正有“自由”吗？对于这些问题，蒋光慈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对于苏联的崇拜遮蔽了他睿智的眼睛。他看到瞿秋白来到苏俄后声称自己“不是旧时代之孝子贤孙”（第43页），非常赞同，因为这也代表他的认识，然而他没意识到自己与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到苏俄“朝圣”的人一样已经成为苏俄的“孝子贤孙”。既然如此，蒋光慈怀着十分虔诚和崇敬的心态，刻苦学习苏俄给他们安排的所有课程。在苏俄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蒋光慈便以为自己真的学习到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取到了革命的真经，得到了闪闪发光的金子，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真理。1924年7月，蒋光慈回到上海见到了瞿秋白。瞿秋白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写文章对被开除出党的秦抱朴的译作与回忆录进行批驳。蒋光慈虽然先是以公开信的方式规劝秦抱朴，但是他仍然认为组织开除秦抱朴行为没有错，错就错在秦抱朴现在走到了反对革命的行列。对于蒋光慈的规劝，秦抱朴并不认同和接受，他陈述了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倒莫斯科政府”，并且还反劝蒋光慈“我想你若主张打倒军阀政府，那便应该拥护广东商团，反抗孙文政府。”同时他还指责蒋光慈的“赤”化是受了“苏俄的津贴”（第88页）。秦抱朴话中的反劝和指责虽然包含现实的政治选择，但是他的反劝和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蒋光慈在反驳秦抱朴的时候否定自己拿了苏俄的津贴。但是，事实非常清楚，蒋光慈等人到苏俄的学习费用都是苏俄方面出的，而且中共在成立前后本来就得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当然要替人家辩护和说话。虽然蒋光慈在反驳秦抱朴的攻击时并不理直气壮，但是他在投入文学创作时却是十分豪迈。他在《诗人的愿望》中写道：“愿我的心血化为狂涌的圣水/将污秽的人间洗得净净地！/愿我的心血化为光明的红灯/将黑暗的大地照得亮亮地！/愿我的鲜艳的心血之花/香刺得人们的心房透透地！/愿我的荡漾的心血之声/飞入人们的耳鼓深深地！”这首诗表达的是蒋光慈愿望，但是其真理在握的感觉感到非常突出的，否则，他的“心血”如何才能化作“圣水”？他的“心血”怎样才能“化为光明的红灯”，去照耀“大地”？所以，当他面对中国文学的身躯，他踌躇满志地“操马列主义之刀”（第93页）将其解剖，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了。通过几年在苏俄的学习，蒋光慈便以为自己掌握了马列主义了，便可以代表真理在中国文学界指点江山了。在蒋光慈论及文学的文章中，他以真理发言人的姿态要为中国文学指明道路，给作家们指明方向，他要告诉人们文学发展的“必然性”；他在创作中“能够从中国共产党甚至整个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喜欢用战略眼光进行总结，习惯用‘人民’、‘革命’、‘主义’、‘历史’这样一些词句，这并不是在于他技巧的纯熟，而在于他的革命激情和强烈的创作欲望”（第95-96页），更在于他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在这样情况下，蒋光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作家提出了要求，“要求作家在讴歌爱与美的创作基调时，不要忽略了潜在的与黑暗抗争的力、生命的力。他强调文学作品要体现才力，力的技巧，力的表现，力的文学，再明确一点，就是要表现争斗、元气、力、高扬的现象，从潜在的美丽的人生的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力。要使人们认清自己所面临的新社会斗争任务，由个性解放、个人反抗前进到集体主义的战斗行列中去。”（第101页）蒋光慈不只是觉得自己拥有了真理，而且简直就是真理的发布者，因而可以居高临下对别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指引着别人如何写作，教导别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既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蒋光慈便以极大的愤慨批评和否定现实，痛斥现行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当时的社会现实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弊端重重，而且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现行的文学同样也是问题丛生，需要人们重视和解决，但是绝不像蒋光慈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乏善可陈。显然这是蒋光慈以革命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他当然不会有任何满意。在他的眼里，唯美派的小说，沉醉于花前月下的作家，那些沉浸在好哥哥甜妹妹的软香巢中的作家，全无半点价值，应该统统否定。“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比作一个大‘粪堆’，‘脚动动是粪，手摸摸是粪，眼看看是粪。喂！好个臭气熏天的粪堆，无边无际的！’”（第100页）简直一个十足的“愤青”！蒋光慈批判现实是很痛快的，慷慨激昂，豪气万丈，然而，如果以他的理想和愿望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能够克服这些弊端吗？就能够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一定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吗？且不说他的理想是否可行，就他所参加的革命组织本身就没有给其每个成员带来舒畅的心情和生活的幸福，遑论组织以外的那些芸芸众生！蒋光慈不仅对现实严重不满并予以尖锐抨击，而且还把他的矛头指向了他不满意的作家。在他的眼里，“当年批判旧文学的人，如落伍的胡适博士，如躲进‘苦雨斋’里谈狐说鬼的周作人先生，还有鲁迅先生，也不够革命。”（第205页）茅盾所主编的《小说月报》“丁点儿精彩的都没有”（第156页），叶圣陶是“市侩派的小说家之代表”（第158页），谢冰心是“市侩式的女性，是贵族式的女性”（第158页）。蒋光慈以贴标签的方式几乎否定了文学研究会的这些代表作家。实事求是讲，蒋光慈所批评的这些作家不是说非常完美而不能批评，而是他的批评只是以他偏狭的阶级意识来评判这些作家及其创作，根本看不到他们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茅盾对于蒋光慈的创作同样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蒋光慈的文章“虽然又热烈又革命，但宣传味太浓”（第161页），缺乏艺术性和感染力，同时指出蒋光慈批评的“刻薄”（第161页）。茅盾的批评是中肯而友善的，但是蒋光慈却不能接受，当然也听不进去茅盾反批评，结果“两人吵得很激烈，而且都动了肝火。”（第162页）一个自以为拥有真理的人，肯定极端自信，怎么能容忍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呢？又怎么能承认自己会有缺点和错误呢？至于那些绅士阶级的文学更是不在他的眼里，“这帮绅士阶级的作家不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写实主义可以救这个文学内容空虚的毛病。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即不仅要看出现代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还要看有没有指示人们求光明的道路，有没有鼓动人们之奋斗情绪！”（第208页）于是在创作中，蒋光慈同样还是代表真理要给小说中的主人公指明人生的道路，他的小说《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就是由蒋光慈指引的道路去了广州，考去黄埔军校，进而投入到革命的熔炉中。蒋光慈的真诚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他在产生这种真理在握的感觉之时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专制的陷阱，既不可能尊重别人的选择，又不可能公正地看待他所认可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学，显得既固执又惟我独尊。

组织的专制

不仅蒋光慈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他所在组织更是如此。其实，组织看起来是一个群体，然而实际上还是由少数几个掌握实权的人操纵和控制的，而且组织虽然号称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是其建立的基础并不是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而是独裁和专制。而组织的领导人经过可意宣传并且神秘化，从而以真理的化身出现，进而代表真理要求组织成员无条件服从。那么。每一个加入了这个组织，如果没有掌握到权力，那他只是领导手中的工具或者棋子，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如果不是最高领袖，那就只能让下级面前成为自己的工具和或棋子，而他本人还是逃不脱沦为最高领袖的工具或棋子的命运。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多是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和蒋光慈一样加入到组织中来，然而最终不是失去了主体，归顺于领袖与组织，就是在挣扎与反抗中消逝。蒋光慈投身革命，加入了组织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自己的个性、兴趣与追求和组织对成员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更让蒋光慈感到矛盾的是，自己虽然在许多时候感觉到真理在握，但是在组织和领导面前，他的那种优越感立即消失，显得相形见绌，必须遵照领导的意志行事，而他的个性与追求，特别是诗人气质又使他不由自主地抵抗领导的主观意志，从而违反组织的纪律。早在苏俄留学期间，蒋光慈与同学因为参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故居而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批评。其实，蒋光慈等人的行为严格将并没有违反组织纪律，也没有损害组织的利益，根本原因大概在于他们的参观没有向组织领导请示和汇报，影响到领导的权威。就组织的成员来说，投身革命，加入组织本来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为基础的，或者说共同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组织与个人的一个契约，然而在组织高于一切，领导高于成员的情况下，这种最初形成的契约也就在无形中消失了，当然这也与个人对于领导权威和组织高于一切的认同密切相关。就是在这样的组织形式、结构和机制下，领袖便是真理的化身，领导则是真理的传播者，而个人则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因而在受到了批评和处分，尤其是无辜地受到批评与处分，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隐忍着，不会有抗争意识，即使想找到组织内部某个同志诉说，也不会有人理解和支持，只好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蒋光慈当时在挨到批评时，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便“诚恳地接受批评，并在未来的行动中对自己身上的不健康意识进行不断的修正，以便把自己锻炼成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37页）当时的蒋光慈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修正”，很可能将自己某些可贵的东西（比如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给消除掉，而且强化了组织内部的专制和领导的独裁。其结果只能是自酿苦酒，到头来还是由自己咽下。按照苏俄留学的惯例，校方给每个中国学员起一个俄文名字，蒋光慈给起的俄文名字叫“乌特金”，而蒋光慈起初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意义，后来从瞿秋白那里得知，他的名字意义是“鸭子”。蒋光慈知道这意思“大吃一惊”，而且“十分讨厌这个俄文名字，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肯使用的。”（第41页）蒋光慈所在大学是东方大学，而这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由苏俄党组织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而创办的，因而校方本身就具有组织的意味。然而就在给学员起俄文名字这样的小事来看，从来就不曾征求学员本人的意见，不曾尊重学员国家的文化传统。而且，蒋光慈对此不能提出改名的要求，只能在不快中无奈地接受。

孤立中矛盾

在苏俄留学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对于自认为的真理的追求早已冲淡了蒋光慈心中的不快。然而，他满怀豪情地回国要干一番事业，所以心情肯定是激动和兴奋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政治组织，其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政治信念与运动方式都与苏俄共产党完全一致。因此，等待着蒋光慈不用说就是他留学时某些遭遇的重演，而且对于蒋光慈命运的影响则远远超过此前。蒋光慈回国后不久，因组织上“乱点鸳鸯谱”将他派到冯玉祥部队做苏俄顾问的翻译而感到不适，他进而不辞而别因此而受到组织上的批评。这实在是一次他后来命运的预演。蒋光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文学，但是他却在革命文学队伍中受到了排挤。最初，蒋光慈和创造社的同志关系不错，但是到了1927年底，他竟受到“成仿吾等人的排斥”，被迫“另起炉灶”（第310页），进而导致蒋光慈脱离了创造社。本来，蒋光慈“希望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第310页），但是他由于始终没有成为创造社的核心人物，因而没有被当着亲密的同志，而是被人仅仅视为同路人，那么他只能听任那些人的盛气凌人的肆意批评。蒋光慈离开了创造社，在瞿秋白的支持和帮助下以太阳社的名义，创办了《太阳月刊》，从而不再受创造社那些人颐指气使加给他的屈辱。蒋光慈从创造社出来有了独立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干起来，但是这惹毛了创造社的那帮人，李初犁和成仿吾等发表文章抨击蒋光慈的文学观点，由此导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场笔墨混战。虽然这场笔墨战发生在蒋光慈这里，但是由于蒋光慈脱离了创造社，因而不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反驳，因此对蒋光慈伤害并不大。如果说让蒋光慈感到痛苦的是，他创作的小说《丽莎的哀怨》受到了党组织和革命文学阵营的批评。蒋光慈的这篇小说写于1929年4月，出版于该年的8月。小说叙述的是白俄贵妇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在上海为生活所迫而沦落暗娼。蒋光慈写作这篇小说意在鞭挞俄国贵族的种种恶习，并且通过丽莎的姐姐将其引上革命的道路。但是，蒋光慈因此而“受到党组织和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批评”（第350页）。如果是学术性的文学批评，那是很正常的。然而，在党组织和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根本就没有学术性的批评，基本上是对于“正确”的吹捧和对“错误”的指责。那些蒋光慈的“同志”和读者对蒋光慈取的是嘲讽和讥笑的态度，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就批评“最革命的‘蒋光赤’歌颂白俄、盲目地美化贵族”（第350页），还有人斥责蒋光慈“表现了没落阶级的哀怨和绝望的情绪，表示了作者的同情和怜悯，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感伤情绪。”（第350页）这些所谓的批评根本不是从文学出发，而且以一个个政治概念否定蒋光慈的创作并且认为蒋光慈政治上出了问题，至少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而这样的政治观念恰恰又为蒋光慈本人所持。问题还不只在于对蒋光慈的一般批评，而且还将他置于对立面对他进行“无情斗争和批判”，并且由他所在的太阳社党组织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要求他“停止出版分析”（第350页）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小说。蒋光慈受到了批评和处分，“没有作过答复”（第350页），他觉得委屈而觉得无处可说，而且即使可以说给某几个朋友听，但是说了也没用。他感到，“上海滩和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有那么多卑鄙可笑的现象”（第357页）。想到这里，蒋光慈的心底可能升起了浓重的悲哀感，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同样浓重的孤独感。或许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困惑而无法想通：革命阵营始终是在组织的领导之下，并且受到苏俄思想理论的教育和长期的培养，怎么会产生“那么多卑鄙可笑的现象”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总之，“这部著作，使蒋光慈在政治生命上走上了下坡路，也给他带来了终生的厄运。”（第351页）从此，蒋光慈因对于政治和文学及其关系的理解与组织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从而使他的痛苦越来越深。1929年8月上旬，蒋光慈“怀着一颗被人踩烂的心，像一只受伤的鹿”（第356页）东渡日本，希望通过这一次出国换个环境，以缓解他的精神压抑。但是，到日本换个环境毕竟是暂时的，而且在日本期间，蒋光慈时常感到孤寂，他终究还是要会到上海的。回到上海以后，蒋光慈还得面对他那革命文学阵营和党组织里那些批评和讥笑他的“同志”，这就像做梦或以酒浇愁的人必然要醒来回到现实中来一样。在这样的现实中，在这样无法想通的精神困惑中，蒋光慈陷入了矛盾的煎熬之中：“他的创作与政治混为一谈；当他决心抛弃艺术之上的唯美主义时，可能抛弃了艺术，而得到至上的政治宣传；当他决心抛弃感伤、颓废时，可能抛弃了艺术家那种面对现实的真诚思考和体验，从而也抛弃了艺术的某种深刻性和真实性，而得到肤浅、幼稚的和廉价的乐观；当他批评叶圣陶、谢冰心‘市侩’而克服自身的‘市侩’时，可能会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市侩’作家那种客观的立场、冷静的思考，从而伤害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当他决心走向‘集团主义’时，可能会使作品丧失主人翁和个性，而个性却是文学艺术创造的生命所系。”（第374页）矛盾令蒋光慈倍感纠结，而且在革命与艺术之间，在他对文学观念与文学规律之间几乎难以找到调和的途径，而他又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他不管如何选择他都会感到痛苦。

痛苦中离世

不仅选择的痛苦折磨着蒋光慈，而他和组织的冲突却又在等着他。蒋光慈从日本回国以后，上海的革命文学阵营便着手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民间的文学团体，但是其实质则是一个打着作家旗号的政治组织，虽然其成员都是作家，而且其成立后也搞了一些文学活动，翻译、编辑出版的一些文学期刊和书籍，但是它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厉的纪律，组织过许多政治活动，并且其内部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整个组织完全由共产党领导。许多作家加入这个组织满以为可以加强作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探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不仅受到纪律的约束，而且被迫接受各种政治任务，并且将文学创作挤到一边，乃至与文学愈行愈远。1930年4月底，“左联”为了纪念“红五月”的众多节日和纪念日，决定发动所有的盟员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月内举行“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甚至暴动，命令所有盟员必须参加，将文化团体改变成赤裸裸的暴动和罢工力量。这令蒋光慈非常苦恼，他并不是胆怯而不想参加这些组织活动，而是他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写作，他已将写作视为革命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蒋光慈的看法是对的，革命既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二者不可偏废。可是当时“左联”领导人和绝大部分同志并不这么看。他们“一是批评他自《冲出云围的月亮》之后，创作的革命性减弱了；二是批评他不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第442页）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狂热的游行，在革命的文人圈子中成为时髦，它使不少人躁动不安，却像恶梦一样使蒋光慈感到厌倦。很多人认为蒋光慈是错的，连他的好友钱杏邨，‘左’的情绪推动他的眼睛只去盯在游行者身上，因而也开始疏远蒋光慈了。”（第442页）这就令蒋光慈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苦恼之中，“他现在在写作的愿望，写作的本质是的需要和意识到他的职责就是写作等情况，与他没有能从事写作，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的那种实际工作负担这种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日益尖锐，越来越使他感到苦恼。”（第442-443页）苦恼折磨着蒋光慈，同时也促使他思考某些问题，他在困惑不解中隐隐地感觉到某些问题的严重，“我真不理解，我以全身心狂歌革命，我在革命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比上街游行差，可是却常常受到指责。过去我常常把革命想像（应为‘想象’——引者注）成一片光明，像极乐世界一样没有一点黑暗，其实错了！在莫斯科我就看到不少丑恶的东西，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可能只有一点长处，就是发掘别人不注意的东西。我有辨别真假的敏感，而缺乏驾驭别人的野心，跟敌人周旋，我游刃有余，和政客打交道，我深感智力不够，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第444页）在这里，蒋光慈虽然没有明确而透彻地指出问题的性质，也没有探究出问题的根源，但是他已触及到问题的深层，并且大胆地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无论是在革命内部，还是在过去被理想化和美化的苏俄，都存在着黑暗。许多共产党人可能都看到和感觉到其中的黑暗，并且深受其害，但是真正能够公开说出来的，除了已经脱离或者背叛革命的那些人，大概就要数蒋光慈算是第一人了。与此同时，蒋光慈还敢于将党组织内部的某些领导干部称为“政客”，完全揭开了这些笼罩着的光环的人的背后具有“驾驭别人的野心”等卑污。此外，蒋光慈还勇于将自己内心的痛苦说出来，而这种痛苦恰恰是组织和同志造成的，那么党和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了。随着组织在革命的道路上越来越狂热，蒋光慈便觉得自己和组织的距离便越来越远，而组织上的许多行为也就越来越变得不可理喻：“左联”的那些人不仅要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而且还狂喊起“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将一个作家组织完全演变为狂热的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组织。作为“左联”的发起者和创建者，蒋光慈无力改变这一趋势，深感痛心。现在的“左联”与他心目中的“左联”相距越来越远，变的越来越怪异。当然，在组织和同志们那里，蒋光慈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且离革命越来越远。由于没有人在蒋光慈和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调解，当然也无人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事情发展到最后，只能是蒋光慈向组织提出了退党申请。蒋光慈不仅将退党申请书交给了钱杏邨，而且敦促他将其交到组织手上。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党组织领导还是普通的党员，都觉得蒋光慈严重蜕化了，太令组织失望了，更不能接受蒋光慈的退党申请。共产党自其诞生那天起，大概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的退党申请都不会获得批准，都会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蒋光慈当然不会例外，他只能被开除出党，而且组织上还在《红旗日报》刊登文章公布了这一消息，与蒋光慈算起了总帐，列数了他多年来存在的各种问题，还给扣上了骇人的大帽子，竟称其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472页）。对于组织是处分，蒋光慈已有心理准备，他得到消息后表现很平静，但是他很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一场巨变，把蒋光慈从精神到物质一切赖以存活的基础全部摧毁。他离开政治从事创作，可是他的政治生命被组织切断了；他本来认为创作可以拯救他，可是现在这条路被国民党堵死了。”（第485页）相互敌对的国共两党在无意合力将蒋光慈蒋光慈逼入了绝境。而蒋光慈尽管身陷困境之中，而且很少有人向他伸来援助之手，然而他还是以巨大的毅力坚持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最终，困境加重了蒋光慈的病情。然而就在他病危之际，昔日的领导和朋友大多视他如瘟疫，既回避他，又讨厌他，就连钱杏邨和冯雪峰对他都很冷漠。与此同时，蒋光慈的妻子吴似鸿也与蒋光慈有些隔膜，令蒋光慈倍感孤独。最终他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这个冷漠的世界。

像蒋光慈这样深陷痛苦的革命者并非少数，与他同期的就有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后来又有张国焘、王明、张闻天、王实味、高岗、饶漱石、胡风、丁玲、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胡耀邦、赵紫阳……相继遭到来自党内攻击、批判和斗争而遭受痛苦的折磨。对于这样的悲剧，《蒋光慈传》的作者将其归结为极左政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未免太简单了。我们还可以追问，作为一个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为什么就没有形成遏制极左政治的有效机制呢？为什么在“最先进的”共产党内就没有形成民主的机制呢？为什么许多人被党造就成蒋光慈所说的“政客”？为什么在苏俄和中共的领导之下还会不断地产生“丑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身在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蒋光慈或许不可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否则，还会有人将延续蒋光慈的痛苦和悲剧，这是多么悲哀的呀！

2013年11月29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