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1：特立独行的林语堂

2026年01月23日 06:0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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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基本上只是一个幽默大师，他的娴熟地运用汉英两种语言写作也为人们所推崇和敬佩，他“两脚踏中西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为人所赞叹。但是，在读了施建伟的《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之后，林语堂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他的特立独行，就是说，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很少为外力所左右，具有坚强的独立性，然而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并不多见。

林语堂既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或者书香门第，也不是现代都市，而是福建漳州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只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还是一个基督教牧师，而且还在“崇拜儒家”的同时“具有维新思想”（第5页），可以说是“两脚踏中西文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决定了林语堂自幼接受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滋润。出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的幼年时期，虽然西方文化开始向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渗透，但是我们的大多数国人还处于封闭状态，对于外来文化持排斥态度，但是林语堂由于父亲的开明而能够接受西方现代式的教育，在那许多人特别是山里人根本想都不敢想读书的年头，林语堂和他兄弟可以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受到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这样，林语堂的文化基因中既有山里孩子的野性，不受拘束，又有西方文化的独立和自由的成分。因而，林语堂在少年时期就显示出山里孩子不受拘束的野性，就是个“长着‘头角’的小捣蛋”（第16页）。村里当时一个儒生以击鼓试图压住教堂的钟声，而林语堂等一帮孩子不服气，就和那儒生比试，他们几个轮流撞钟，最终将那儒生的鼓声给比了下去。进入学校读书，林语堂顽性不改，他偷看老师的考试卷子，然后将考题与答案告诉全班同学，让大家都得了高分。老师阅卷时非常惊讶，根本没想到班上的高材生会做这种事。林语堂在寻源书院读书时，美国校长毕牧师不准学生晚上出去买消夜的点心，在校门口严密监视，林语堂则是采取窗外吊篮子方法，将买到的点心从窗口传进宿舍。在课堂上，林语堂并不按照学校老师的讲授按部就班地读书，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读书。他觉得“任凭减员摆布”，“完全是浪费时间”（第31页）。读了大学，林语堂依然如此，“他深感在课堂上收益甚微，他甚至讨厌上课，因为上什么课都不能像自己读书那样可以自由选择书本。”（第45页）显然，他要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充分发挥人的天性。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林语堂养成了他独特的生活观。他喜欢赤足，并且讨厌打领带。“在北京当教授时，他就喜欢不穿鞋子在系办公室的地毯上行走。”（第54页）在他看来，“人的双脚，即因为上帝为了叫行走而造成它们，所以是完美的。对于它们不能再有什么改良，而穿鞋是一种人类退化的形态。”（第54页）于是，林语堂大力宣传光脚的优越性，一生偏好赤脚。他甚至还写了文章《论赤足之美》，赞美赤足，将其上升到快乐自由的层面。在西方交际场合，对于一个男士来说，西装革履和领带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当西装传入中国并形成时尚时，许多人都乐于打领带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是长期穿行在东西方的林语堂对这束脖子的东西表示厌恶，将领带痛斥为“狗领带”，认为它“束缚人性”（第316页）。平日在家，他的穿着“以身体的舒畅为最高原则，穿着随便，自由，闲散，……”（第316页）对于朋友的来访，林语堂并不一概拒绝，但是他只见事先约定好的来访者，否则不见，而且与来访者交谈也尽可能简明扼要。这就是说，他一方面要做现代都市里的隐者，另一方面他要主导着客人来访，使自己的自由和闲散的生活尽量少受干扰。

在生活方面，林语堂在自由与闲适舒畅中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在人生道路上他同样追求自己的独立和自尊。林语堂生活于20世纪，穿行于东西方之间，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操纵力，或主动投入或被动卷入政治风暴之中，从而使自己身不由己，以至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主体，甚至被扭曲了灵魂，演绎出人间的悲喜剧和滑稽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一个人要独善其身，把握住自己谈何容易。然而林语堂在他几十年的人生旅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失误的时候，而是说他他在短暂的失误过后，能够很快地清醒过来，冷静下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做人。林语堂从西方留学回来后为报答胡适的知遇与救助之恩，来到了北京大学教书，1924年底著名的《语丝》杂志创刊，林语堂成为该刊的固定撰稿人。当时，鲁迅等人“叛逆”性与社会上尖锐复杂的政治矛盾激荡着林语堂的顽童性格，进而将林语堂推向了激进。当有人骂林语堂他们是一帮“土匪”时，林语堂索性以“土匪”自居，写下了文章《土匪颂》，其中言辞比较激烈，堪比郭沫若的诗《匪徒颂》。随后，林语堂卷入了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

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令林语堂义愤填膺，当他看到报纸上报道的“五卅”新闻后，“对被害同胞的同情，对杀人刽子手的痛恨，这两种情感像两条蛇似的在林语堂的心里绞缠。”（第127页）于是他加入到北京大学师生向执政府的游行请愿的行列。不仅如此，到了1925年女师大爆发学潮时，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从一开始就站在学生这一边，从道义和行为上积极支持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就支持学生来说，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学潮中出现的暴力倾向，林语堂不仅没有丝毫的劝阻和批评，而是表示赞赏和支持。在这次学潮中，杨荫榆召集“男女武将”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学生固然不该，但是学生以暴力方式驱杨同样存在问题。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林语堂却认同了暴力，情绪偏激。特别突出的是，1925年11月底的北京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不仅喊出了“打死朱深、章士钊”等暴力口号（第144页），而且示威的人们还“摘掉‘京师警察厅’的牌子，捣毁了章士钊、刘百昭的住宅，……火烧研究系政客的喉舌《晨报》馆。”（第144页）

大概是受群众偏激情绪的影响，林语堂不仅参与了这样的游行示威，而且参与了“拿起竹竿和石块”，“直接和军警肉搏”的“激烈行动”（第144页），而且曾经训练过垒球技巧的林语堂投出去的石块命中率极高，“常常把武装军警打得头破血流”。（第144页）或许在这中国崇尚暴力的传统影响下，林语堂也不能免俗。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别人批评林语堂暴力行为时，他还没有醒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引以为荣，竟然写下了《祝土匪》一文。接着他又为鲁迅“痛打落水狗”叫好，并且参与到所谓的“打狗运动”中来，并且成为“打狗有的的急先锋”（施建伟：《林语堂传》，第181页），进而迷失了自我，差点为现实政治所绑架。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林语堂就不是后来的林语堂了，就可能成为与闻一多相似的激进人士，其结果也许死于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也可能死于反右运动或者“文革”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林语堂，他没有在政治的旋涡中陷入很深，让他幸运的是，就在女师大事件之后的1926年，他和鲁迅等人离开了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当他来到厦门大学工作之后，他虽然并不满意这所学校，并且时间不长就去了上海，但是这里似乎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自从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逐渐疏远政治，跳出了政治旋涡，人也变得温和了，虽然他还有诅咒这令他厌恶的地方之举。看来是家乡的自然美景的熏陶和疏离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唤起了林语堂内心的性情平和。于是，他在平和中找回了主体精神，恢复了心灵的自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想做的事。

离开厦门后，林语堂到武汉做了一段时间的国民政府外交秘书，很快就离职到了上海。他是应外交部长之邀前往任职的，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的本性并没有因为走进官场而消失，倒是官场的乌烟瘴气令他感到窒息，那里“污秽的风吹破了林语堂那充满幻想的肥皂泡。”（第213页）经过这一次官场的人生体验，林语堂对现实的政治有的自己的认识：“政治为吃人的游戏，没有吃人的勇气和吃人的本领，就不要去做官。”（第215页）从此，他不再想从事当官这一危险的游戏，也不想涉足政治，开始回避官场，疏远政治。林语堂对政治的认识显然是将极权专制时代的政治等同于所有的政治，难免产生一定的偏颇，存在着“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政治恐惧症，但是这倒是非常有利于林语堂走向自由主义，进而有效地避开政治的操控，为自己后来的特立独行提供了条件。

林语堂离开武汉来到了上海。其时，曾经与他一道“战斗”过的鲁迅也到了上海，但是林语堂此举追随的不是鲁迅，而是蔡元培。鲁迅与蔡元培过去虽然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们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鲁迅自女师大事件后思想就开始日渐左转，越来越倾向于革命的思想理论，进而与政治走得越来越近，到了30初左联成立的时候成为左翼作家的领袖；而蔡元培自从担任北大校长以来坚持“兼容并包”的理念，一心放在教育上，在他的心目中，教育应该超越政治、党派与宗教。1922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欧洲游历，到了1927年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这样林语堂在初到上海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蔡元培的帮助，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与同时受聘特约撰述员的还有鲁迅。这样，林语堂也就解除了初到上海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来到上海后，林语堂继续坚持自己的写作，当鲁迅热衷于与同他持不同文艺观和政治观的人进行骂战时，林语堂将他在1924年所提出的幽默作为此时写作的追求，他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了，从而使他与鲁迅之间产生的间隙，而且这个间隙在不断的扩大，最终导致他们之间友谊的终结，他们俩令人遗憾地分道扬镳。

林语堂最初认识鲁迅大概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我们虽然不清楚林语堂最初阅读鲁迅文章的具体情形与感受，但是我们知道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员。早在1917年，22岁的林语堂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由此可见他在读了《新青年》之后才会给其投稿，而鲁迅此时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不少文章推动新文化运动。但是，林语堂真正与鲁迅接触可能在1924年《语丝》创刊后不久，因为他们二人同是《语丝》的固定撰稿人，既然如此，林语堂与鲁迅虽然没有专门交往，但是有所接触，在公众场合见见面是很可能的。然而，林语堂真正开始在鲁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1925年12月5日。鲁迅在这一天日日记中记下了林语堂的名字，成为他们俩开始交往的第一证据。从此以后的10余年时间里，他们二人经历了“结交——断交——复交——绝交”（第248页）的曲折过程。我们在这里不想专门探讨他们之间的结而断，断而复与复而绝的具体问题，我们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语堂特立独行的个性。

如果说1929年，鲁迅与林语堂闹了纠纷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误解”（郁达夫语，第253页），那么到了1934年，鲁迅与林语堂的绝交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的分歧。此时，鲁迅已经是左翼文化阵营的领袖，自然希望将林语堂拉入的自己的阵营，然而此时醉心于幽默的林语堂则是沿着自己的个性轨道前行。

对于林语堂提倡幽默，鲁迅是反对的，在鲁迅看来，“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中国大地，没有幽默可言”，“现在不宜在中国提倡幽默”（鲁迅语，第323页）。而林语堂则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想投入某个政治阵营，更反对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他所看中的是文学的“性灵”和“闲适”。林语堂的文学观固然不无偏颇之处，且有令幽默泛化的倾向，但是他试图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反对文艺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还是十分可贵的。对于鲁迅在公共场合给他泼冷水，林语堂避开其锋芒，既“不反驳，也不作声”，但是没有改变自己去迎合鲁迅，而是我行我素，依然坚持他的幽默。更令人感到敬佩的是，林语堂竟然允许自己的刊物刊登鲁迅批评他幽默的文章，即使鲁迅给他泼冷水，他也不放在心上，依然与鲁迅说说笑笑，符合他的幽默的个性，显示出他胸怀的大度。由于林语堂的坚持和努力，他到底成为幽默大师，从而在现代中国独领风骚，进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下独具风采的一页。

林语堂写散文，写小说，人们基本了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搞过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在这件事上最能显示他的特立独行。本来，机械发明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职责，但是作为作家的林语堂却一度热衷于此，哪怕是倾其家产乃至负债都在所不惜。当时中国作家写作，几乎全部用笔，而且绝大多数作家用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毛笔，直到21世纪电脑非常普及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作家还在用笔写作，觉得在硬邦邦的机械面前找不到写作的灵气。而林语堂早在1916年就开始与中文打字机打交道，他并不觉得机械这东西有碍于自己才气的发挥，而且他似乎与机械很有缘分，很有感情，一开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乐于使用打字机这玩意，而且还对其笨拙表示不满，要对其进行改进。他首先从汉字的检字法入手，提高检字效率，1924年他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发表了《国音新韵检字》。1925年，他又推出了《末笔检字法》。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顺便到了英国，与英国工程师研究制造打字机的模型，结果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所有的钱，带回了一台不完整的机器模型，继续进行琢磨和研究。他的这一琢磨和研究一下子持续了30多年，而且耗费了他几乎全部的家财。到了1946年，林语堂已经积累了十几万美圆的资产，这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然而为了对中文打字机进行改造和试验，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断投入，将家产几乎花费殆进，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中文打字机的改造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到了1947年，林语堂终于制造出打字机的模型，并且在1952年申请获得了专利。不过，他的这一专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他无怨无悔。倒是他的夫人廖翠凤为倾家荡产而伤心落泪。

林语堂自从1927年从外交部秘书的位置上离任以后基本上疏远政治，他不再涉足官场，也没有加入某个党派，更没有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政治绝缘，他依然关心着政治，他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和审视政治。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每一个中国人和国际友人都很关注中国的未来，并且预测着事态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对这一事件的预测趋于悲观，还有不少人感到迷茫，而林语堂则由于身在政治的庐山之外而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准确地推断出这样的结局：“张学良不仅会释放蒋介石，还会友好地陪同蒋介石一起回到南京。”（第391页）1940年，林语堂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对于他的回国，许多人以自己的思想意识来猜测林语堂的回国目的——做官。但是，林语堂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官瘾’”（第446页）。他清醒地认识到：“做官有做官的良心，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不同做人，做官的要有做官的手腕，做官的方法，他自己就缺乏这种手腕和方法。”（第446页）其实，他当年的做官的经历已经表明，一个人如果做了官，那肯定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此，他觉得还是做一个文人更自由，更洒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事，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因而，他不用隐瞒自己对蒋介石的敬佩之情。哪怕是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西方国家的冷漠对待，他仍然没有改变对其信赖和支持，他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上。对于林语堂的这种感情，国内很少有人理解，西方盟国也不能理解，他一度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但是，林语堂仍然心有不甘，他“仍然负隅顽抗”，“林语堂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他成了失利一方的有名伤兵。”（第468页）林语堂对蒋介石的信赖与支持，是因为蒋介石是抗战最高统帅，他从民族利益出发，没有个人的私心，至于后来蒋介石给予他的优待并不是林语堂事先所想得到和期待的，因而与林语堂的私心没有关系。

1966年，旅居美国多年的林语堂回到了台湾，尽管他的故乡在海峡的对岸福建漳州，但是他将台湾当做自己晚年的人生归宿。此时，由于林语堂长期以来信赖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大陆方面肯定不会容纳他，况且大陆正处于极权统治之下，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一向特立独行的林语堂自然不会自投罗网，为了乡情而牺牲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好在他的故乡与台湾并不遥远，在地理形态和语言语音上都与家乡相似。然而，就在林语堂回归祖国宝岛台湾之际，台湾却有不少人正在涌向美国，渴求美国的绿卡。而林语堂则放弃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他以70多岁高龄回到祖国的怀抱，终于落叶归根了。

回到台湾后，林语堂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给他提供的优厚经济条件，没有断绝与官员的交往，但是他没有奔走于官场，没有主动造访上层社会，倒是包括蒋经国在内的高级官员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而前来拜访他。他没有在台北热闹的市区住下来，而是在阳明山麓租下了花园别墅，享受“世外桃源”（第604页）的自然和清静，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作为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语堂是很幸运的，他虽然生活在20世纪，他虽然在国外长期侨居，虽然受到不少人误会、曲解、批判和唾骂，虽然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并没有遭遇重大的不幸，他的几十年的人生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当的，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如果说他所生活的20年代中国虽然还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拥有一定的精神空间，那么后来他到美国，虽然是异国他乡，但是他能够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晚年的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当时的台湾虽然还是处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之下，但是那里的国民党政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分子的，因而，林语堂能够在充分享受晚年的清静与平和中安详地走完他80年的人生。

2011年11月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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