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8：圣火灼伤的于伶

2026年01月22日 08:0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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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袁鹰的《长夜行人于伶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的第一章标题为《古都寻圣火》，将青年于伶（当时行原名“任禹成”）对于革命政治的热烈追求描述成“渴望寻求一直在自己面前闪烁的圣火”（第8页）。历史并没有亏待他，经过多年追求，他终于迎来的已成燎原之势的圣火。然而，令于伶及其朋友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当圣火燎原蔚然成势之时，于伶所享受到的不是光明和温暖，而是为他所追求的圣火深深地灼伤。

出身于书香味浓郁家庭的于伶自幼虽然谈不上锦衣玉食，却也受到良好的书香的熏陶。他的父亲虽说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但是文化修养很深，他给年幼的于伶取名任禹成就出自《尚书·禹贡》的名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最有可能成为一介文人。果然，于伶不负父亲的厚望，成长为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盛名的作家。然而，他又不是那种单纯的作家，而且他的最主要兴趣似乎并不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所热衷的应该是政治，然而他没有成为那种玩弄政治的政客，他是以其单纯的信仰和信念投入政治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既拥抱政治又留恋于文学的双重情怀。而这很可能与他父亲早年具有一定的政治情结密切相关。据了解，于伶的父亲“少有大志，很想有一番成就”（第3页），但是他命运不济，没有得到施展远大抱负的机遇。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于伶的父亲虽然壮志未酬，然而“接受了维新思想，赞成康梁变法，也支持孙中山倡导共和，对梁启超尤为倾倒。”（第3页）等到于伶懂事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周围的世界是“混沌和黑暗”的，“大小军阀连年混战，……那些总司令、巡阅使、督军、省长们，只知道抢地盘，争总统，抓官职，肥私囊，哪管国家兴亡、百姓死活！锦绣江南，竟成疮痍满目、哀鸿遍野的土地。”（第4-5页）这样现实无疑会让于伶感到激愤，激起他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进而推动着他走向政治，其情形正如袁鹰所描述的那样：“青年人苦闷、彷徨、焦躁，思想上要寻找出路，感情上渴望宣泄，火热的心在胸膛里跳跃激荡。”（第5页）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并且在这当中，苏俄的“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红色革命思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青年于伶的心头燃起了一种希望。然而，令于伶陷入“苦闷和忧伤”（第7页）的是，1927年的国共两党的分裂，国民党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迫使中共转入地下。于是，于伶感到这燃起他心头希望的圣火，“正当他奋力伸手抓到它时，却倏然不见了。”（第8页）他在心底发出了激切的呼喊：“远方的圣火，你在哪里呢？”（第8页）此时的于伶饱含政治激情，可以说甚于他对文学的追求，其情形很像是他的好朋友田汉。田汉于1916年去日本留学，他在去日本的“八幡丸”船上做了一个梦，那是一座非常诱人的美丽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冲动，“狂呼着拚命奔去”（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869页）

经过一番苦苦追寻，于伶到底如愿以偿，在一个读书会上见到了老王（志之），并由老王介绍参加了“左联”。“左联”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义上是作家加强文学交流的自治组织，然而实际上是一个半政治性的组织，按照袁鹰的说法，“它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并不止是作家团体。它同其它赤色团体一样，同样担负着党部署的政治任务。”（第22页）进入左联组织，于伶将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创作上面，而是政治斗争方面，而且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他“以更多的精力组织街头宣传、飞行集会这类政治活动。每次活动，于伶都积极参加，盛夏季节，烈日当空，在街头演讲，讲不了几句，就全身冒汗，湿透衣衫，他顾不上擦汗，没有水喝，嗓子嘶哑，仍然坚持把要宣传的内容说完。”（第24页）此时的于伶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政治，可以说将政治视为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政治激情确实十分可贵。因为，在他看来，他所钟情的政治正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于伶甘于作一名小兵，一切听从组织的调遣和安排，组织上安排他去平民学校工作，他便去那里教书，“向孩子们点点滴滴地灌输爱国道理”（第26页），对孩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当上级要他加入“剧联”，他很快就成为“剧联”的一员。组织上组织他们游行示威，他的“多数时间是在研究上街的分组名单、标语传单的内容和飞行集会的路线了。”（第34页）按照组织上的说法，于伶完全是非常听话服从指挥的一颗闪光的螺丝钉，组织上将他拧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使劲。到了1932年8月26日，于伶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终于跨进了组织的大门，完全投入到圣火当中。

恰恰就在8月26日这一天，当然是34年后的同一天，也就是在于伶将自己融入的圣火中的34年整的时候，圣火竟然烧向了他自己，毫不留情地炙烤着他，——他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逮捕入狱，也就是说，他所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对他实行了专政。那是1968年的夏天，“文革”刚刚爆发不久，于伶就被秘密逮捕了。当时逮捕他的人，既没有出示逮捕证，也没有宣布他的罪名，更没有宣布对他的逮捕，只是说对他采取“保卫措施”，根本没有说将他带到什么地方，就将他带走了。对于自己为什么被逮捕，于伶当时根本搞不清楚，他用当时的政策对照了自己的行为，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他的“这一切猜测、估计、分析，都是多余的，同逮捕全不相关。”（第392页）于伶实在感到困惑，不回顾自己入党以来几十年的人生，自己是那么忠诚和积极。

自入党以后，于伶更是积极主动，满腔热忱，听从召唤，投入各种战斗。他的表现可以说他是一名党的文艺战士。所谓党的文艺战士，就是以作家、文艺家的身份，为党工作和战斗的人，他们是手持笔杆子的战士，因而，他们不同于献身于文学和艺术的作家和艺术家。作为文艺战士，他们虽然也搞文艺创作和活动，但是那不过是他们的战斗的形式，那么文艺只是他们的战斗工具，而他自己则说得非常清楚：“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第253页），那么他们的创作与文艺活动理所当然都要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而那些献身于文学和文艺的人，则是奉文学艺术为宗教，将其视为信仰，那么他们的创作则是体现为精神的提升与灵魂的终极关怀，其结果是走向纯粹的文学和艺术。因而，他们大多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于独立与自由的知识分子。所以，于伶虽然是一个作家，但是他与沈从文、梁实秋、胡秋原、朱自清等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就连同样怀有政治激情的巴金在1949年前也没有为党派写作。既然是工具型的政治写作，那么他在许多时候都是匆忙赶制而成的，来不及精打细磨。1933年，为了纪念“九·一八”两周年，于伶和“剧联”分盟的几位同志经过一番讨论协商，决定搞出戏剧，然而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七八天时间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之际，于伶自告奋勇赶写剧本，而且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了赶写这部叫做《警号——一颗炸弹》的剧本，于伶居然连草稿都不用打，直接刻写在蜡纸上。他连续干了几个通宵，剧本到底赶出来了。对于于伶的这种写作，我们在惊叹于他富有创作才华之余，不得不为他的作品的质量担忧。像这样的创作即使演出时可能产生一定的轰动的效应，但是决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即使它是“现代戏剧史上第一部最早直接反映武装抗日的作品”（第44页），但是其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其粗糙自然不用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任务而创作，而且于伶本人并没有敌后斗争的生活经历，完全凭着主观想象而写成的。据了解，“在繁重忙碌的组织工作和演出活动的同时，于伶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写剧本的笔。从在北平开始写戏到1936年四五年间，他写了十几个独幕剧。但在1936年到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半中就写了大小剧本二十多个，及时地提供了那个时期职工和学校业余剧社演出的需要。”（第92-93页）“八年（指1931年到1933年——引者著）中，学习用笔为抗日救亡尽一点力，写了二十多个小戏，还有六个多幕剧：《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和《大明英烈传》。数量并不算少，却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第196页）从袁鹰的叙述来看，于伶可以算是高产剧作家了，然而真正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不过，它由于能够唤起观众的爱国激情，因而其创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为党的文艺一兵的于伶，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情况来看，他的主要经历并不是放在创作方面，因而他虽然写出了一些剧本，但是客观地讲，他并不是杰出的戏剧文学家，他的主要精力放了剧团的组织与演出方面，因而他可以算是戏剧活动家，而且是忠诚于组织，服务于组织的戏剧活动家。参加“左联”下属的“剧联”以后，于伶根据组织安排和要求，负责联系“剧联”系统的几个局社，组织和安排他们的政治学习和戏剧演出，到工厂业余剧社和大学剧社去辅导他们的话剧活动，并且学会了与国民党文化官员的周旋。尽管在工作中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按照袁鹰的说法，“忙碌和劳累，于伶都不怕；戏被禁演，他也不消极，仍然再接再厉。”（第71页）特别感人的是，于伶作为共产党文艺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工作，那就意味着长期生活在白色恐怖当中，面临随时被逮捕入狱乃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沉浸他的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恐惧和悲痛之中，决没有被敌人的血腥与暴力所吓倒，反而表现出越战越勇的气概，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也很难得。

既然是组织上的人，那么就得一切行动听指挥。于伶在这方面堪称楷模。1942年初夏，于伶撤离香港来到了广西桂林。此时，李克农给于伶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于伶不要参加桂林文化界的活动，不要公开露面。而此时的桂林已经成为西南剧运的中心，作为戏剧家的于伶当然很想参加这里的各种戏剧活动，但是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只能服从命令，不去参加，连戏也不看，真正在桃花江畔几间民房里充当战时的隐士了。”（第213页）这种“隐士”生活需要的是严厉的约束。要把对于外边戏剧的热闹所激起的兴奋牢牢地抑制住，对于一个热爱戏剧的人来说，该需要多大的毅力！而这坚强的毅力则源自于他对组织的忠诚和对领导的坚决服从。对于上级的指示，于伶有时候是能够理解的，有时候则感到困惑，弄不明白。1942年，于伶在桂林蛰居了一段时间，他以为可以去苏北工作，没料到他接到了去重庆的指示。“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于伶毫无思想准备，如同一年多以前潘汉年、刘晓在上海突然通知他立即去香港一样。他又是欣喜，又是困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忽然召他到那里去，而且如此之急？”（第218页）不过，作为组织上的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意味着必须约束乃至消磨自己的意志，放弃自己的知情权等某些权利，从而渐渐偏离了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的工具。对于他们这些文艺战士来说，于伶和他的战友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功能和作用。1943年，于伶和夏衍、宋之的合作创作了《戏剧春秋》。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他们所摸索到的“真理”：“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生命。若是国家搞不好，再高明的戏剧家又能有多大作为！？”（第258页）这里所说的国家和民族，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应该是他们所加入的政治党派，因为作为戏剧家的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无论是西方的莎士比亚，还是东方的关汉卿，他们在戏剧创作上的作为都与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家搞得怎么样似乎并无多少关系。

长期的政治写作将于伶训练成善于自我审查。这就是说，无论是已经创作的作品，还是准备创作，于伶都已经学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观念来作审查。1943年初，于伶在重庆工作时就对先前创作的历史剧《大明英烈传》进行自我审查。《大明英烈传》是于伶唯一的一部历史剧，而且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剧作。这部戏虽然已经演出并且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他仍然在心底琢磨：“如果按照周公的要求去检验，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呢？”（第223页）对于文学艺术，如果说需要审查的话，那也只能是艺术的审查，即以严格的艺术标准要求自己的作品，以便让自己的创作精益求精；如果对创作进行政治审查，那就意味着让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这就将文学艺术降到政治的奴婢的地位，从而使创作牺牲艺术而服从政治，去为政治服务。既然文学创作要为政治服务，而这政治分明又是党派政治，那么作家的创作就必须在思想上符合党派的政治利益，与党派政治保持一致。这样，创作在创作中就必须牺牲自己的思想，以领袖的思想和党派规定的思想来统帅自己的写作，其结果只能是无思想，无灵魂的写作。从于伶的创作来看，他的创作虽然数量繁多而缺乏精品，更无经典之作，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如果说国民党的外在审查和压制，容易引起作家的反感和警惕，更引起作家的反抗，更激起作家反抗的聪明智慧，那么自己的主动审查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创作的才情扼杀于胎腹之中。更可怕的是，作家不仅完全失去了警惕，并成自觉的行动，成为自我扼杀的凶手，酿成了悲剧仍然不知悲剧的根源。这就像吸了鸦片烟的人，头脑里产生了某种幻象或者飘然之感，还以为现实就是这样的幸福。

多年的政治斗争考验了于伶，进而充分证明他是中共十分可靠的文艺战士。因此，1949年，上海“解放”，于伶是“穿上军装走上南京路”（第294页）。而他很快面临着“美国电影泛滥成灾”（第295页）的问题，他要彻底改变美国电影“几乎独占上海的电影市场”的局面，要让自己的电影取而代之。实际上，这里绝不是简单的电影市场的问题，而是全面彻底清除美国文化的影响。而美国文化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与自由理念显然与中共所持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作为文艺战士的于伶当然非常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点，然而他恰恰忘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曾经也认同给民主与自由。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期间，于伶从《新华日报》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第246页）读到这样的文字，于伶觉得“激动人心”。或许，于伶觉得《新华日报》的这篇文章非常好，好就好在充分利用了民主和自由，既争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赞同，又能够以此为武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

以于伶这样的忠诚，以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他的命运到1949年以后应该是步上了金光大道，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牢狱之灾。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曾预料到的。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于伶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仍然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上海方言中，有个形容人忙碌情状的词：‘团团转’。这三个字用来勾画于伶解放初那段时期的形象，极为贴切。他管的工作越来越多，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第302页）这就是说，于伶在革命成功以后，与许许多多革命者一样，仍然努力工作，根本没有背叛革命，没有腐败堕落，就连丝毫的懈怠都没有，然而他“却以一个共产党员身分被投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第392页）。这令他困惑不解。其实，在他被捕之前，他就感到不解，他在上海“孤岛”工作时期的上级领导潘汉年，是一个对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然而在1955年被秘密逮捕。他得知消息时最初感到非常震惊，继而觉得莫名其妙。而且，更令他想不通的是，面对着潘汉年的被捕，“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多置一词。”（第329页）后来，于伶稍许得到点安慰：“周总理，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一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第329页）其实，这仅仅是安慰而已，就是周恩来与陈毅以及中央其他同志都了解潘汉年，又能怎么样？潘汉年不还是一直背着内奸的恶名吗？他们也不能帮助潘汉年洗脱罪名。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潘汉年的冤案才得到纠正，他也才得以平反。

对于于伶这样的忠诚的党的文艺战士在1949年以后遭遇的不幸和冤枉，许多人很容易联系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后诛杀功臣，进而把这归结为最高领袖的道德问题——不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最高统治者何以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在明太祖那里，他所担心的是这些功臣由于居功自傲而尾大不掉，进而威胁到太祖的统治与政权在朱家的传承，那是封建时代家天下的问题；而今进入了20世纪，虽然可能存在某些人居功自傲，尾大不掉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1940年代所提出的建国方略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况且，像于伶这样的人虽然一度穿着军装，但是他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无非是戏剧创作和演出，至多再管理管理电影工作，并无多大的权力，根本没有尾大不掉的资本。更何况像于伶这样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欲，一直非常听话，哪会对最高领袖的权力形成威胁呢！恰恰相反，正是像他这样的无数忠诚的战士构成了当时的统治基础，然而他却遭到了迫害，他怎么不感到困惑和迷惘呢！他的朋友叶以群也一样感到“疑问和惶惑”（第332页），他们见面时只能露出极其苦涩的笑，“于伶只觉得那笑有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第334页）他也只能“多次推窗远望，仰天长叹。”（第336页）然而远方的天空并没有给他提供问题的答案。

困惑和迷惘当中，于伶没有停止思考，最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掌握的情况，于伶将问题归结到“柯大鼻子”（柯庆施）、张春桥、江青等几个坏蛋身上。在于伶看来，这个“柯大鼻子”“是个厉害人物，专会搞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第337页），柯庆施与张春桥“原来一个专横武断，个人说了算的‘东霸天’，另一个是笑里藏刀，心狠手辣的眼镜蛇”（第337页）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正对待，是因为“自己太天真、太单纯、太愚蠢”（第337页），是由于自己觉悟太晚了，以致于“束手无策，只得任人宰割了。”（第337页）于伶也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与那个叫蓝苹的女人有关系。于伶觉得，蓝苹这个女人是“政治上自首变节、婚恋上朝秦暮楚的‘烂污女人’”（第420页），一个“任性、狭隘、骄傲”（第425页）的人，一个“不甘雌伏”（第426页）的女人，一个“心狠手毒”、“什么都下得了手”（第426页）的女人。这样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和中华民族的灾难似乎就在于这些品德恶劣的人当道。此时的于伶大概就思考到这里为止，其实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完全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忠/奸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说到底正如毛泽东在70年代发动批《水浒》运动时所说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试想，就凭柯庆施、张春桥、江青这几个人是不可能制造全民族灾难和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他们的能量是无法与周恩来与陈毅这些人相比的，然而即使是周恩来与陈毅这些人了解和熟悉潘汉年，但是他们仍然无法为潘汉年证明清白，无力为潘汉年翻案。更应该追问的是，像柯庆施这样“专会搞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品德极其恶劣的人，为什么能够长期占居非常重要的权位？是什么人在提拔和重用柯庆施这一类的人而不受责任追究？这难道仅仅是用人失察吗？为什么潘汉年这样的冤案得等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当年的革命理想怎么会变成这样残酷的现实？当年追求的革命圣火为什么会出乎意料之外地伤害到了自己？即使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入了新时期，于伶也没有思考到这样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伶为追悼逝去的叶以群、潘汉年、赵丹、金山等人写了悼念文章。就他的这些文章而言，他基本上歌颂逝者对组织的忠诚和对革命的贡献以及与自己的友情，却没有深思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体制方面的根源。从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来看，于伶确实仍然忙碌，但是他没有像比他年长3岁的巴金那样思考当年严重困扰着他的那些困惑和迷惘，也就不能像巴金那样对于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忏悔。或许他当年的那些疑问和惶惑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日渐淡薄消散了，他虽然也有对于“四人帮”的谴责，但是他这个文艺战士早已忘却了历史的创痛。或许这就是他与巴金大师的最大差距吧！

2013年4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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