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2：农民作家赵树理

2026年01月21日 06:2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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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学史著作都把臧克家称为“农民诗人”，理由是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创作的《老马》等诗作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表达了他对苦难农民的深切同情。不过，如果拿他与赵树理相比，臧克家大概算不上纯粹的“农民作家”，而真正的“农民作家”当非赵树理莫属。具体说来，臧克家并不是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所做的不过是在30年代写几首农民诗而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基本上就不了解农民了，他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所写的那些诗虽然反映的是农业生产劳动，但是并没有反映70年代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没有表现他们的疾苦，更没有表达他们的心声。而赵树理就不同了，他的确像他的家乡所盛产的山药蛋一样非常质朴、自然，无论是他的每一行文字，还是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无不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被人们视为“山药蛋派”的领衔作家。

农民的本色

见过赵树理的人几乎都觉得他一点儿都不像一个作家，更不用说像什么大作家。在人们心目中，大作家，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应该是比较文弱，皮肤白晰，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如果在1930到1940年代，大多穿着一件长衫，戴一顶礼帽，手里可能还提着一根文明棍，有的嘴里叼着大烟斗；如果在1950到1970年代，大多穿着中山装，近视眼镜还是少不了的，更突出的是左胸前的衣袋里一定别着两支自来水钢笔，嘴里衔的可能不再是烟斗，而是价格比较低廉的香烟。可是，赵树理却不是这副模样。1940年春天，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华山在华北新华日报馆第一次见到赵树理时，赵树理留给他的印象是这样的：“过路打扮的瘦高个儿，且喘着气，披着件罩住小背包的旧棉大衣。”“三十多岁，满脸皱纹。”“牙齿黑黄，面有菜色。”“他放下大衣，卸下背包，却蹲在炕脚地上，背靠炕沿，掏出三寸长一支小旱烟袋。”（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27-129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进入北京城以后，赵树理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而且成为著名作家，可是他还是这副模样：“他五十上下，瘦高个子，黑红长脸，高削鼻子，大嘴圆下巴，穿一件旧袍子，戴一顶黑毡帽，挟着一个抗战时期用过的黄布包包，口袋里插着一根旱烟袋。”（第281页）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然，个人形象仅仅是外表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赵树理和农民的那种亲和感是许多作家不曾具备的，且不说他常常生活在农村，可以干各种农活，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了北京城，他依然保持着乡下人本色，与农民非常谈得来。有一次，赵树理所在的机关里来了位到这里来看望儿子的乡下老汉，在会客室，赵树理见到了这位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小烟袋，不到几分钟就和人家谈得十分投机，让老汉感觉像是遇到了知音。后来等到儿子来时，这位老汉竟然给儿子介绍说：“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共同的语言将赵树理与老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农民的立场

就赵树理本人来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人们心目中的作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与其他作家不同，他不想登上文坛，只想做一个“地摊文学家”，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泥腿子，是农民中的一个极普通的分子。因而，不少他的研究者都称他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的那些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风貌，而且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农民阅读和观看的，他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对农民进行现代思想文化启蒙，更不是代表当局向农民宣传路线、方针、政策，或者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就决定着他在创作中以农民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以农民的头脑看待事物，思考农村和农业问题，以农民的语言讲述农民自己的故事。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上党梆子戏《万象楼》等等都深受农民欢迎。于是，农民也就不把他当外人，一直看做自己人，不论是在他成名之前还是成名之后，无论是他当了官还是遭受迫害，农民们都称他为“老赵”，如果心里有什么苦楚就向他倾诉。1960年大饥荒的时候，农民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于是纷纷向他诉苦：“农村变成了劳改队，日子越过越困难。……”（第367页）“文革”时期，赵树理由于反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形式主义，并且对“文革”持怀疑态度而遭到残酷迫害，但是在他的家乡沁水和他工作过的地方，当地的农民依然把他当做自己人，不仅使那些迫害狂们不能搜集到他们满意的材料，还多次偷偷地派人去看望他，给他以安慰和支持。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统称为《讲话》），号召作家们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描写工农兵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以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作品。赵树理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非常兴奋和激动，竟然能够“一字不拉地背下这篇二万字的著作。”（第175页）由于赵树理的写作基本上取材于解放区农村生活，而且刻画了许多农民形象，因而很快被认为是成功实践毛泽东这个《讲话》精神的典范。如果不加深入细致地考察，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个结论，事实上，这个判断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说到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那么，在实践之前就应该有一个学习和掌握理论的过程，就应该有个思想改造，端正态度和站稳立场的过程。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后，赵树理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改变了思想观念，然后再响应领袖的号召去实践。而是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前，赵树理就已经按照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特长的清醒认识来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早在30年代，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将自己的创作之根扎在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山西农村。大概在1934年，他就明确表示：“不想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第96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讲话》基本精神，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正合赵树理的创作理念，所以，他对毛泽东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然，他可能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也就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是在代表政治和权力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没有意识到政治和权力要求文学正面歌颂工农兵以发挥宣传教育作用，他只是凭着自己的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所形成的一种直觉，根据农民的口味和兴趣，根据自己对农村的观察和思考进行创作，因而，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决定了他后来失宠乃至遭到迫害的命运。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那些“问题小说”，没有按照最高领袖的要求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套现实生活，也没有跟在别人后边去塑造朱老忠、梁生宝之类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先进人物，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专写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刻画了不少中间人物形象，虽然还是为广大农民所喜欢，但是越来越不符合当权者的口味，越来越不能让当权者感到满意。因而，在当权者的眼里，他越行越远，而且他的言论也越来越出格，进而不知不觉地超越出当权者政治的藩篱。最终，他被揪了出来，遭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批斗，从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农民的个性

赵树理由1940年代被确定为实践毛泽东《讲话》的典范到“文革”期间被打成“黑帮头目”，这种变化实在是天壤之别，这是几乎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实际上这其间还是存在着必然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在于：赵树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农民作家，他尽管是握笔杆子的文化人，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农民，他一直保持着中国农民的纯朴和耿直。他像许许多农民那样非常讲究实在。当政治贴近农民，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时，他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一旦政治偏离乃至剥夺农民利益，折腾农民，伤害农民，赵树理就为农民的利益而忧虑，为农民的疾苦而呼喊，进而抵制这样的政治。当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因而，赵树理还不能对其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的抵制也只是出于农民讲究实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赵树理的抵制表现了农民的耿直和直率，从而将他与曾经给予他高度评价的郭沫若区别开来，他不像郭沫若那样对政治非常敏感而且特别善于见风使舵，甘心做当局的御用文人和精神打手，而他只知道按良心办事，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手就怎么行动，他决不扭曲自己，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哪怕遇到再大的官，顶着再大的压力，他都保持着本色的自我。1956年，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上级要求对丁玲进行批判。赵树理本着农民的善良特性，没有对曾经对自己极为不满并颇有微词的丁玲落井下石，严厉批判，而是在保持长时间沉默之后迫不得已才写了一篇文章《要挖掉可右之根》交差。在这篇文章中，他只是表明一下自己反右的态度，并没有批判和指责丁玲，根本没有想到借机报复，公报私仇。1958年“大跃进”以后，赵树理渐渐感觉到上面的政策越来越不对头。这年冬天，赵树理出国访问归来，回到了他的家乡，发现眼前的现实与前一阶段报刊上的宣传相差太远，也与他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他很快对当时遍布全国大食堂和大锅饭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接着，他又看出了大炼钢铁的问题，痛心地指着一块块奇形怪状的铁疙瘩说：“炼这玩意干甚呵！真是作孽！”（第339页。）在县委会上，赵树理虽然没有对人民公社制度提出质疑，但是极力反对当时盛行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和瞎指挥，尽最大努力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县委会上却不被理解，惹得那些领导干部非常恼火，只是碍于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没有处罚他，而是想尽办法躲避他，背地里骂他“神经病”！他的头脑清醒和中肯的意见都被认为是“胡闹”和“异端邪说”。此时的赵树理一头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之间，这使他对上面的政治风向一点都不敏感，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行事。一些关心他的人担心他吃亏，遭遇不幸，暗地里劝他克制自己。但是，赵树理没有采纳，他所关注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得失，而是农民的利益，他不愿独善其身，袖手旁观，很有几分古人的侠义之气，因而他显得特别倔强，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样，在创作上面，他也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当别人批评他总是写农村的落后现象时，他反问对方：“你长期生活在农村，见过‘小腿疼’和‘吃不饱’没有？故事写的事情，农村有过没有过？”“既是普遍存在，为甚不能写进作品？一个作家要作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广大农村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应该提醒同志们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如果知而不言，避而不写，那就是对党不忠，对人民不负责任！”赵树理的这番辩驳虽然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是由于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而很有说服力。问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由于自我利益的极度膨胀，早已背叛了被他们一直捧到同盟军地位的农民，早已背离了他们一贯自我夸耀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样，作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也就被他们视为仇敌，终于不能为其容忍。他们于是向赵树理挥舞起大棒，终究将其置于死地，在他被打断肋骨之后，造反派们不仅残酷地将他关押起来，甚至还剥夺了他最基本的权利——吃热饭，并且随时将他拉去批斗。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最终被迫害致死。

赵树理既是农民，又是作家，这种双重身份又使他与一般的农民有所区别，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农民的血，同时他又在求学中接受到科学与民主精神，因而在他这个农民的脑袋里多少装载着某些现代思想意识。在中国传统农民思想意识中，对于祖先的崇拜使人们常常匍匐于先辈的脚下。可是，赵树理却勇敢地冲破了祖先崇拜意识的迷瘴，对父亲取审视的态度，以父亲为原型塑造了“二诸葛”的形象，对父亲迷信传统的阴阳卦术进行了嘲讽和批评，体现了传统农民少有的科学理性精神。与此同时，赵树理甩掉了传统农民身上的盲从和奴性，决不轻信官方的宣传，决不媚上，不看上级脸色行事，哪怕就是得罪和冒犯领导，他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那些当权者向他施加压力，他也决不屈服，坚持真理。在1950到1970年代的中国，包括巴金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轻信官方宣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显得十分懦弱，与他们这些作家相比，赵树理却显得头脑比较清醒，而且具有某种独立性，这是非常可贵的。正是由于赵树理从实际出发，并且具有独立思考的品格，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早在1950年代，在小说《锻炼锻炼》中，他竟然非常富有预见性地大胆提出“选拔、积极使用青年干部和搞好承包，落实生产责任制问题”。（第351页。）他在1959年8月写成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虽然没有认识到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但是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与彭德怀所提的意见不谋而合，在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上指出了那个时代问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树理不愧是农民思想家。

农民的局限

当然，赵树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农民作家，同我们许多人一样，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婚姻问题上。1922年1月，当时只有16岁的赵树理奉父母之命与一个名叫马素英的素不相识的姑娘结婚。对于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已经多少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赵树理并没有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那样表示反抗，而是像木偶一样听任父母的摆布，与人家成亲。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婚后还一度摆出大丈夫的架子，要人家顺从自己以维护他的男权地位。但是不久，赵树理就离开家到外地去求学与参加革命斗争去了，留在家里的妻子或许是得不到应有的爱而孤独寂寞以至抑郁寡欢，竟在结婚6年后不幸去世。1931年底，赵树理再次根据父亲的意志和关连中结婚。对于这门婚事，赵树理同样没有任何异议，竟然很痛快地应允了父亲定下的亲事。对于这种没有爱情前提的结婚，赵树理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母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第83页）他的这个解释简直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将爱人妻子竟然视为他的保姆，具有对女性歧视的意味。许多年后，赵树理甚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了“先结婚，后恋爱”的荒唐说法，这与他这个现代作家的身份很不相符。此外，赵树理对于农民的热爱本无可厚非，但是他却有时走向极端。1953年秋，有位作家抱怨下乡一个多月由于陷入繁杂的事务而影响创作，赵树理竟然说了这样一通话：“你是说没有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的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一定受农民的欢迎，做一天农村的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第287页）看来在赵树理心目中，农民至上！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是农民占据大多数，但是社会结构中毕竟还有其他阶层，作家的价值不在于干多少农活，而是在于自己的创作，如果拿不出作品来，那么这个人就不能算是作家。可是，身为作家的赵树理却让亲近农民的思想意识蒙住了眼睛，以至产生这样的偏见。1950年代，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希望将赵树理由“土包子”改造为“洋包子”，于是给他开了些书目，要他读一读，但是他以他的一股“别扭劲儿”予以抵制。当然，邵荃麟的改造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对赵树理来说未必具有针对性，也未必见效，但是对于赵树理提高文学修养，提升创作水平还是有所帮助的，可是非常遗憾的是赵树理只认准民间文学一条道而对其他的道予以排斥，这就不能不他的心胸真有点狭窄，不够宽阔，农民的目光限制了他视野的拓展。而且，他的这种狭隘性又强化了他的偏执，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赵树理发言为文盲辩护，表示自己坚守“下里巴人”而拒绝“阳春白雪”。其实，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是必不可少的，两者完全可以相互包容和吸纳，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他的偏执使他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意见。他的那股“别扭劲儿”对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他坚持真理的同时又使他固执地坚持己见，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当别人批评他的小说《三里湾》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时，赵树理没有接受这个批评，而是作了这样的辩解：“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个替读者考虑的习惯，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现在看来，这个目的达到了。”（第300页。）“替读者考虑的习惯”是很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与艺术结构的完善相对立，并不意味着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而牺牲艺术的完美。在对待青年人热心于文学创作的态度上，赵树理同样存在着偏狭心理。他虽然不像一些名人那样高高在上，摆出一副架势，但是他却因为看到有几个人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而反对所有文学青年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活动中来，他甚至错误地认为青年人的文学热情会使他们沾上名利思想。且不说名利思想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人应有的权益，只要不是违法和违背社会公德，就不能全盘否定，——一个人只有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某项事业，他才能将事业干好，干成功。赵树理身上的这些农民的局限性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大缺憾，但是当这些缺陷与他那善良的品性和淳朴厚道相结合在一起时又多少显得有些可爱。

农民的性格成就了赵树理，同时也限制着赵树理，这是多少让人感到遗憾，然而这就是辩证法，谁又不是生活在这辩证法之中呢？

2007年7月1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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