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5：情僧苏曼殊

2026年01月21日 06:3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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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作家苏曼殊以“诗僧、画僧、革命僧、情僧”（彭训文：《忏尽情禅空色相：苏曼殊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12月版，第2页，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著页码）而著称。作为一个和尚，写诗作画，历史上很多，而身为和尚的人居然闹起了革命，与暴力结盟就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了，更有甚者，和尚竟然还是一个情种，陷入男女私情，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佛教戒律中，无论是和尚，还是尼姑都是看破红尘，一概割断象征男女之情的青丝的，超然于凡尘情感的，而苏曼殊却成为一个颇具矛盾色彩的“情僧”，确实让不少人感到十分诧异。然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

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复杂而矛盾的苏曼殊呢？彭训文在《苏曼殊传》中对于传主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认识苏曼殊的基本参照。苏曼殊的身世既十分复杂，又让他长期生活在这一阴影当中。苏曼殊不仅是中日混血儿，而且他的母亲不是他父亲明媒正娶来的，这在中国民间被视为来路不明。如果在与别人发生争吵时，很可能被人骂为“杂种”或者“野种”。按照彭训文的说法，这是他的“难言之恫”（第4页）。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当年经商到了日本，为了避免远离家乡的寂寞，便娶了日本女子河合仙为妾。然而，苏杰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与比他年青20岁的小姨子河合若勾搭上了。而苏曼殊就是这一勾搭的产物。然而，这事没有给苏曼殊父亲带来什么麻烦与问题，却使苏曼殊长期生活在阴影当中：一方面，他虽然得到了姨母河合仙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心中“总充满了不知生母是谁的心灵伤痛”（第7页）；另一方面，他尽管是个男孩，但是作为私生子的苏曼殊来到父亲的老家广东香山却得不到承认，因而“家族人对这个没有靠山的孩童并不友好”（第18页），甚至被人骂为“番鬼仔”或“杂种”（第23页）。更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苏曼殊幼小时患了具有传染性的小病，他父亲的二妾大陈氏害怕传染，以为这孩子将不治身亡，就将急需照料的苏曼殊放在柴房里，让他等死。这让苏曼殊在幼童时备感压抑和孤独，从而影响到他的心理发育，进而形成了他孤独、寡言、甚至乖戾的性格。

与此同时，苏曼殊似乎天生与佛有缘，而这种缘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他幼小的时候，他的姨母河合仙以夹杂着汉语、日语和梵语的语言念佛教典籍时，还不怎么识字的他居然“听得兴起，常常一听到关键字句并自己背诵一遍，似有所悟”（第9页），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不仅如此，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在4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看马戏表演，他见到了狮子没有丝毫的惧怕，居然觉得很好玩，还要扑过去，想和狮子亲近。在他们观看狮子时，没想到狮子发起雄威，大吼一声，倒是把父亲给吓坏了，而苏曼殊不仅没有半点害怕，反而“满脸微笑地和狮子招手呢”（第10页）。回家后，年幼的苏曼殊竟然拿起纸和笔涂抹起来，不一会功夫，他画好了。河合仙与苏杰生见了，都不由感到惊奇。原来这个才4岁的小家伙居然将他所见到的狮子给画了出来，而且这画“笔法老练，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第10页）对于这件事，彭训文在叙述了这件事之后，联系到佛教中“佛为人中狮”的说法与“狮子吼”的典故，认为这暗示着传主苏曼殊“对佛早有慧根”（第10页），也就是说，苏曼殊生来就与佛有缘。后来，苏曼殊果然进了佛寺，真的成为一名僧人。

不过，如果苏曼殊像许多剃度者那样一直在寺院里在晨钟暮鼓中念经礼佛，那就没什么故事了，即使是身披袈裟，手持破钵，足蹬芒鞋，四处漂泊，似乎也合乎常规。问题是他不仅在寺院中待的时间不长，时俗时僧，而且还披着袈裟，出入青楼，与一般妓女们公开交往，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据彭训文的《苏曼殊传》记述，苏曼殊先后有三次出家。第一次是在广州蒲涧寺，那时他只有16岁。苏曼殊第二次出家是在惠州古寺，而第三次则是在越南。然而，苏曼殊于1904年来到了上海，他身穿袈裟，吃起了花酒。所谓吃花酒，就是在喝酒时叫女郎陪酒。就在这段时间，常常兴致勃勃请人到“江南春”、“海国春”和“一家春”等餐馆（这些餐馆的名称都带“春”字）吃饭，因为这些餐馆可以提供吃花酒的服务。如果是一般人喝花酒，可能比较低调，不想为人所知，担心招惹麻烦，但是苏曼殊却不然，而且毫不忌讳。他不仅上妓馆吃花酒时写名牌都署名“苏和尚”，而且经常穿着袈裟来往于酒席，弄得陈独秀见了都要出来劝阻。他似乎故意在向世人宣告自己与妓女们的公开交往，表明自己的大胆和率性。这样一来，苏曼殊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花和尚”。如果是不解真情的人还以为苏曼殊是个重色的虚伪和尚。其实，苏曼殊的这种“浪荡”不过是一个假相。他确实可以拥着妓女喝酒，而且谈笑风生，他还常常把自己身上带的钱送给诉说苦难身世的妓女。他也确实受到了好友陈陶遗的批评和责骂，但是他并没有与任何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而且彭训文根据友人的回忆在传记中叙述了苏曼殊当年与妓女们相处的情形：“他和妓女不常说话，往往痴对，就一直坐着什么话都不说，妓女想跟他说话都不行，有时候他派名帖去请妓女，等妓女来了苏曼殊已经走了。而且苏曼殊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洁癖，就是不允许妓女去碰他的衣服。

有一次，妓女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衣服，他马上把衣服脱了扔掉，从此再也不穿这件衣服。”（第111-112页）当然，这里的叙述与传记在这前后的叙述有些矛盾，但是大致是这么回事。苏曼殊不至于不理不睬那些妓女，也不会对妓女碰他的衣服那么反感——否则他喝花酒必然不会那么畅快，也不会有所谓“独有苏曼殊左右妓女护法，谈笑风生”（第110页）了，但是我们相信苏曼殊喝花酒，并且坐拥妓女是可能的，他也可以送钱给妓女，并且为妓女们作画，甚至有“以笔毫蘸侍立女子唇上的胭脂作画”（“自序”第4页）的怪异之举，但是他决不会与妓女们有性行为。彭训文在传记中写得非常明确：“苏曼殊和妓女们虽是共睡一床，但都是和衣而卧，规规矩矩。”（第115页）这个描写如果来源于妓女们的叙述或许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如果来自他人的叙述，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尽管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怀疑，但是苏曼殊毕竟没有沉溺于与妓女的交往当中并沉沦或者堕落，这是应该认可的事实。但是人们可能要问的是，苏曼殊为什么要这么做？彭训文认为苏曼殊搞的是“精神恋爱”（第115页）。而精神恋爱追求的是心灵的沟通，而排斥性欲。而且，彭训文认为，“苏曼殊对爱情的理解比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更为复杂，因为这其中掺杂了这样一些十分个别的因素；苏曼殊自己幼年苦难深重，苏曼殊从未与女子有过性爱，也并非同性恋或者性无能，他还是一个得道高深的和尚，精通梵语，能看懂并翻译佛经。”（第115-116页）彭训文这里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他没有回答苏曼殊为什么追求比柏拉图精神恋爱更复杂的爱情？仅仅以他是得道高深的和尚作理由，是说不通的，因为历史上比苏曼殊得道高深的和尚并且少年时经受了苦难的磨练，并非个别，而这些和尚为什么没有像苏曼殊那样追求精神恋爱？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好好思索的。

为了搞清楚苏曼殊追求精神恋爱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初恋。1899年，苏曼殊回到日本学习时，住在姨母河合仙的故居。而这故居附近住着一个女孩。至于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传记作者没有考证出来，只知道她与苏曼殊年龄相仿，是个华人后裔。“每当傍晚时分，苏曼殊总能见到女郎也在窗前读书，两人相对，点头问候，曼殊习惯性地脸色微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第37页）后来，他们相爱了，女孩给苏曼殊题了一首颇具古味的情诗，从此两人陷入了情网之中。当他们沉浸在爱情之中，享受着彼此爱意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憧憬着未来，根本没有想到悲剧在前面等着他们。苏曼殊与这个日本女孩的恋爱并没有遭到父母的反对——当然，苏曼殊的父亲是不好反对的，因为他自己有过先例——，倒是苏曼殊的本家叔叔对苏曼殊无情地挥起了大棒。这个本家叔叔虽然没有能力斥责其兄长的荒唐行为，却将矛头直指他那可怜的侄儿，认定苏曼殊的恋爱“败坏了门风”（第38页）。对于本家叔叔的横加干涉，苏曼殊没有理睬。而这个本家叔叔见到苏曼殊没有妥协，便认为苏曼殊“冥顽不灵，水火不进”（第39页），更加恼羞成怒，改变策略，将枪口指向苏曼殊所爱的女孩的父母。而女孩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生性软弱，迫于苏家在日本的权势和压力，只好劝自己的女儿与苏曼殊断绝关系，而这女孩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但没有屈服，结果投海自杀。

初恋的夭折给了苏曼殊无情的精神打击，这种心痛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时过10年，苏曼殊写下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诗歌《樱花落》，其情之痛，堪与苏东坡的千古名词《江城子》相媲美。除此之外，苏曼殊还写下了《断鸿零雁记》“来纪念死去的爱人”（第40页）。由于经受不住初恋情人自杀身亡的沉重打击，苏曼殊在他16岁的时候第一次遁入佛门，据说是为了“赎罪”（第41页）。不过，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苏曼殊，而是他的本家叔叔，而苏曼殊也是受害者。当然，如果说苏曼殊以出家做和尚来为他的本家叔叔赎罪也未免不可。同时，是否可以想象苏曼殊在爱情遭到毁灭之后需要寻一个静处好好的调整自己，似乎也有这个因素。一般来说，佛教寺庙大多在深山荒野之处，而且那个时代旅游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游客十分稀少，确实是个非常静谧的地方。苏曼殊就是想在这样一个既幽雅和清静的环境中通过念诵和钻研佛经来弥合自己心灵的伤痛。过了一段时间，苏曼殊觉得自己的受伤的心灵得到一定的抚慰，内心的悲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便离开了寺庙，重回凡尘。所以，他在广州的蒲涧寺只待了3个月，便在一个“月黑风高”或者“急风大雨”的夜晚“悄悄离开了”（第43页）这里。

苏曼殊虽然与佛有缘，但是他在16岁这个时候还不能完全投入佛教，只是暂时的精神栖息。而他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灵虽说得到了一定的抚慰，但是这无疑极大的改变了他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他后来许多让人感到怪异的，难以理解的举动都源于此。离开蒲涧寺，苏曼殊一度对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积极参加晚清时期的反清革命组织及其活动，而且还加入了暗杀团。革命，首先是暴力行为，充满着血与火；其次“意味着个体向奉行战斗的集体主义群体的融合”（第46页）。这显然与禁止杀生，崇尚善行、远离喧嚣红尘的佛教讲义相冲突。但是，苏曼殊却在走出寺庙后立即去了日本。

1900年春，在日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宗旨的励志会。不久，该会分裂为激烈和稳健的两派，而陈独秀和张溥等人脱离了励志会，成立了更具激进色彩——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为宗旨——的青年会。苏曼殊到了日本便参加的青年会，进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3年，苏曼殊参加了以谋刺清廷政要为己任的“横滨暗杀团”。苏曼殊参加的这些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当时是十分隐秘的，许多工作现在难以考证，不过，从已知的情况看，苏曼殊虽说参加了革命组织，表现出激昂慷慨和强烈的爱国情绪，但是在行为上却没有大的举动。他在暗杀团里到底做了哪些工作，由于缺乏材料，我们很难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之举，至少是没有参与一次成功的暗杀，也没有在哪一次暗杀中充当主谋，否则他在这方面多少会留下某些印记。对于这个问题，彭训文在作了三点推测之后写道：“我更相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或许正是苏曼殊的‘屠刀’举得很高，才有了后来他的万里担经的洒脱和忏尽精神的佛境。”（第59页）彭训文的“猜测”不失为一家之言，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我理解，这应该是苏曼殊的又一个十分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苏曼殊由于自己初恋的悲剧与童年、幼年时受到的歧视和侮辱，他对现实产生了怨恨，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现实社会的愿望，这推动着他投入革命，以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快感来宣泄内心的愤恨；另一方面，苏曼殊与佛有缘，对佛教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这就极大地淡化甚至消解了他在革命组织中弥漫着的嗜血之风。这样看来，苏曼殊参加革命不过是一种姿态，表明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这一姿态并不表明他有实质性的举动，这就和他的情禅——以情入禅一样。

情与佛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佛教要求僧人割断世俗的情思，并且认为情是人的烦恼之源，所以要用削发的仪式来表示自己断了人间之情以“六根清净”。禅则是佛教的一种修行。强调入静入定，在抛弃世俗情感与烦恼之中进入静的状态，进而悟道。大概就是为了修行的需要，佛教制定了一系列的戒律，这些戒律被概括为“五戒十善”，其中的“五戒”包括“戒淫邪”。这一戒律指的是“非正式夫妻而行淫事者，是为邪淫”，但是对于僧人则要求禁止男女之间的性与情。但是在苏曼殊这里，他所守的是戒性事，而没有守戒男女之情。“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出现过很多美貌的女子，爱他的，他爱的：雪鸿、静子、佩珊、金凤、百助枫子、张娟娟、花雪南……而他，一面像是体验着爱情美好，一面又逃避爱情，不同于其他和尚的苦禅，他修的是情禅。”（自序，第3页）就苏曼殊的这些情爱而言，由于他追求的是精神恋爱，那么他没有违背“戒淫邪”的戒律，因为他没有与那些女子“行淫事”。而这对于年青的苏曼殊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考验，与美女如此亲近而不涉及性关系，这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苏曼殊的这一举动让人想到李佩甫的小说《羊的门》。小说主人公呼天成为了竭力抑制自己的欲望，面对着秀丫的胴体根据“易筋经”练起了气功，他要通过克制欲望，保持高度的理性，进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圣人形象。苏曼殊与妓女们和衣而眠，和女性的精神恋爱，与呼天成的行为十分相象，目的肯定不同，而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强化自己的克制力，以深化自己对佛的理解和感悟。

不仅在以情入禅上显得非常独特，苏曼殊在生活是也有许多轶事显得十分怪异。比如说他经常写些小诗或者西哲格言，有时兴起作画，但是写好画好后没有保存下来，而是烧掉或者撕掉，倒让他的朋友包天笑等人时常守在他门口的纸篓旁，不时抢救苏曼殊打算毁掉的作品。有一次，苏曼殊约何梅士出去看戏，可是等他与人家在戏院会合时，他又说自己没带钱，要回去拿钱，何梅士表示他有钱，算是他请苏曼殊看戏，但是他执意要回去拿。然而他这一去却不复返。何梅士等到戏散了之后再到苏曼殊的住处看望他，可是他早已不见踪影。何梅士只见到他留下的一封信，表示他已离开上海到湖南去了。他这一走，并且顺带拿走章士钊的30块大洋，信中还说他“等了有钱再还”（第80页）。1904年，苏曼殊在长沙做教授时给学生上课，居然“背着学生坐着”，而且“歌哭无常”，甚至“一直盯着”女学生“看”（第105页）。而他作为教师“经常不来教室上课，随意旷课”（第105页），可以说是一个根本不合格的教师。大多数时候，苏曼殊非常贫困，手头非常拮据，几乎到了身去分文的地步，但是绝不亏待自己，就是借钱，也要“过小资生活”（第128页）他的老友刘三不知借过给他多少钱，而他借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时候还人家的钱，而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他在1906年，苏曼殊在上海借到了刘三从南京汇来的20元，“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感到不满”，于是“搬到法租界八仙桥西江路鼎吉里夏寓”（第129页）居住。搬到这里以后，他“早上一根雪茄，一提烧卖；中午一个午觉，一顿牛肉；下午一杯咖啡；晚餐邀上朋友，到餐馆搓一顿。”（第130页）小日子过得既很自在，又很潇洒，着实令许多人羡慕，然而此时的他不知道欠了朋友多少钱。但是这些似乎都算不了什么，最奇怪的要算是他的吃了，苏曼殊真正是个吃货，而且他吃东西与别人大不相同。如果说别人吃东西主要是天饱肚子或者享受美食的色、香味，那么苏曼殊吃东西则好象要将多时的亏欠一齐补回来。他有一次借到学生黄节的二元钱，立即到附近的小铺子买了五六十个小笼包，而且居然全吃完了。不过，接下来他的肠胃不堪重负，很快就闹起了情绪，令他“到卫生间狂吐不已”（第143页）。由于他欠钱许多，而且很少偿还，因而能够借钱给他的朋友则越来越少，使他常常借不到钱，于是，他在饱餐之后很快又陷入了饥饿的折磨。到了这地步，他为了满足亏欠的食欲，竟然想到敲掉自己的金牙，再把这点可怜的金子拿去换钱，然后用这钱买他喜欢吃的糖。这个时候的苏曼殊与晚年的杜甫十分相象。据传，杜甫晚年长期陷入贫困之中，常常受到饥饿的困扰，有一次朋友看他饿得慌，便招待他吃牛肉，谁知杜甫在牛肉的强烈诱惑下不能自控，对着牛肉狼吞虎咽。谁知长期的饥饿令他的肠胃严重萎缩，竟不能承受他的狼吞虎咽，最终他被牛肉给活活撑死了。苏曼殊虽然没有被小笼包子或者糖给撑死，却也撑得够呛，令他的肠胃严重受伤。他的寿命不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他的暴食。苏曼殊不是小孩子，他对暴饮暴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在不是和自己的寿命过不去吗？其实，人并不常常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当一个人摆脱了理性的束缚之时，他可能就是率性而为。或许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替名人开脱，为名人辩护。其实，苏曼殊在初恋少女死了之后，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死的念头都有了，那么他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慢性自杀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苏曼殊自幼深深地陷入孤独和寂寞之中，这就需要缓解，将内心的郁闷和悲苦释放出来，这就使他行状怪异，一方面可以引起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还可能表现为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结果，精神的苦闷和忧愁常常在物质层面上得到表现。我们如果沿着这一逻辑大胆推论下去，就会发现博大精深的佛教似乎没有完全熨平他受伤的心灵，他愈是钻研佛教，他的痛苦似乎就愈强烈。他试图走出佛教，并且到各处旅游，努力让自己活得潇洒些，然而他又离不开佛教，一旦离开了佛教，他可能感到更加茫然，这就使他先后三进三出佛寺。经过多年的艰难求索，苏曼殊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出路，内心一定倍感焦虑和绝望，最终在35岁这个仍是青春的年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他死时却异乎寻常地平静，“脸上毫无痛苦神色”（第257页），而且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是“但言年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第257页）他大概是把死亡看着是生的痛苦的解脱。2014年4月2日于扬州存思屋

作者简介：孙德喜，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写诗作文，出版过文化随笔《历史的误会》与《准则》、传记《寒山碧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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