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3：趴下的狮子

2026年01月21日 06:28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1940年代的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和闻一多经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严辞抨击国民党的统治，于是人们将他们二人并称为“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鼓手，一个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7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那时候的吴晗是多么气宇轩昂，意气风发，根本不像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而是一个勇猛的战士。然而，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20多年后的他“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杆上”（第388页）接受红卫兵的毒打和凌辱。有时，红卫兵们把他拖到马路上，令他在“酷暑烈日下”“跪在粗沙粒上”，他虽然没有向这些迫害狂们求饶，但是他还是跪了下去，等他“从沙粒上爬起来之后，膝盖都冒出血来。”（第389页）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1967年初，吴晗经常接受批斗，竟然“应接不暇”，他“只好成天站在阳台的一张凳子上，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楼下的革命群众‘认罪’。”（第392页）这时的吴晗多么可怜！单看他此时的情景，谁能想到这就是曾经被喻为“愤怒的狮子”的“爱国民主斗士”的呢。想当年，吴晗是那么慷慨激昂，气势不凡，斗争勇猛，而今却灰头土脸，十分狼狈，当年威猛的狮子现在在无产阶级面前完全趴下了，全无半点尊严，而这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吴晗为之奋斗而建立的，历史跟吴晗开了个大玩笑。

陷入困境的明史专家

吴晗本来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在明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他在1930-1940年代所著的《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史事与人物》以及《皇权与神权》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以吴晗这样的才华和他的勤奋，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与权威。然而，他生不逢时，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偏偏遇上了战乱年代和尖锐激烈的党派斗争，从而使他的人生改变了航向，他没有进一步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最终没有成为一代宗师，而是渐渐地转到政治轨道上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很快沦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包括吴晗在内的知识分子不甘沦为亡国奴，纷纷南下，先后来到偏远的昆明。与先前的清华相比，昆明的条件自然很差，更何况从北平逃亡到昆明的一路上，吴晗与家人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在昆明生活虽然比较安定，但是经济负担却明显日重。据了解，到了昆明之后，吴晗虽然身为著名学府云南大学的教授，但是“他经济上已感拮据”（第83页）。稍后他转到西南联大，经济上并没有大的改观，“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第85页）经济的窘迫让人心理感到很大的压抑，很容易激起人的反抗和不满现实的情绪，将人推向叛逆。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利用抗战秘密地将触角伸到西南联大，通过组织网络广泛接触怀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竭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将他们的思想引向左的方面。1940年夏，吴晗由云南大学转到了西南联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联大学生的爱国反蒋抗日斗争，开始对他产生了影响。所以，吴晗说一九四0年‘政治来过问我了’。”（第88页）1940年初，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办了分校，吴晗也随部分联大的师生来到这里。次年中共地下党员许寿谔（许师谦）和徐光炽就来到这里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发现吴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于是决定“多做吴晗的工作”（第90页）。此时，吴晗“生活更加困难，有时穷得几乎断炊。由于袁震（吴晗夫人）有病，吴晗的工资要支出一大部分医药费。”（第91页）许多“进步学生”常常来看望陷入困境的吴晗，让他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精神上的安慰，令他十分感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吴晗当然要大力支持“进步学生”“利用学术活动进行爱国宣传”（第91页）。不久，“皖南事变”就像催化剂一样推动着吴晗思想发生“较大的转变”（第91页）。从此，吴晗不仅对共产党与左倾思想理论日益感兴趣，而且越来越仇恨国民党，“讲课时很容易激动，在课堂上也更多地指桑骂槐”（第91页），痛骂国民党。1941年9月，叙永分校撤消，吴晗和师生先后回到了昆明。但是在回昆明之前，吴晗和夫人袁震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专门去了一趟重庆，拜望了中共元老董必武，进一步接受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一次重庆之行又一次给吴晗的思想转向以强大的推动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为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第92页）这样，吴晗开始由学者向“战士”转变，他虽然还是大学教授，他的身份还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的文化人的本性越来越淡，他身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就他的课来说，既然“一抓住题目就指桑骂槐”，那么讲课的学术性就有可能降低，随着讲课的日益情绪化，还可能感染学生，受到不少学生的欢迎，但是由于功利性而可能偏离真理，因为对真理的追求固然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和科学。

走出书斋的一头猛狮

当党派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不由自主地卷入党派斗争中来的时候，还有谁关注大学教授讲课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呢！即使有少数人关注这个问题，还可能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甚至包括来自教授同行的否定。当吴晗讲课“指桑骂槐”，痛骂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时候，许多学生内心的怨愤得到了痛快的发泄，自然很喜欢听他的课。这样，吴晗的课即使学术含量有所降低，同样可以大受学生的肯定和赞赏。因而，吴晗在学生中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他的名气也跟着越来越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吴晗“坚决地摆脱了胡适对他的治学道路的束缚，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第101页）早在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胡适将他引上学术道路的，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也是与胡适治学方法的影响密不可分的。胡适的治学方法固然缺少田野调查和考古挖掘这两维的支撑，但是毕竟突出了中国史学严谨求实的精神，从而为探求史学研究的真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吴晗却与他的恩师胡适分道扬镳，进而将学术研究引向实用性和功利化，将史学研究工具化，为眼前的政治斗争服务。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然而，吴晗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本人越来越政治化了。1943年7月，他由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加入了民盟组织，开始接受中共领导，这就是说他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中，成为党派斗争中的“民主战士”。

当时的国民党不仅腐败，而且玩弄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甚至不惜采取血腥的枪杀手段，力图通过法西斯暴行阻挡人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吴晗在投入到政治斗争中，一方面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一方面以民主自由的旗帜向国民党当局开火。他在1943年到1944年所写的《由僧钵到皇权》不是出于学术研究，而是出于“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吴晗：《朱元璋传·自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页）他把历史研究当作战斗的武器，抨击民国政府。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杂文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后来他将这一时期创作的杂文取名为《投枪集》，而他所安身立命的学术研究被置于一边。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吴晗根据组织的要求和安排，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发表演讲，出席各种集会，参加游行示威，编辑出版刊物，悼念在斗争中被杀害的李公朴和闻一多等人士。吴晗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局软硬兼施，试图让吴晗改变立场，但是吴晗义正词严，经常引用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从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而国民党当局尽管不时使用流氓手段和血腥暴力，但是对于吴晗仍然无可奈何。这一方面在于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自由意识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建立的政治体制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蒋介石搞独裁专制还是受到一定的制约。与此同时，吴晗参加政治斗争虽然是党派斗争，但是所举的毕竟的民主自由的旗帜，他所在民盟与中共都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第128页），反对独裁专制、贪污腐败、通货膨胀、党化奴化教育，建立民主政治。这些要求既符合人民的愿望，又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因而，吴晗在斗争中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那么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非常勇猛，一往无前，简直所向披靡。不仅如此，吴晗虽然是民盟的成员，但是他的思想已经与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区别，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吴晗“实际上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第201页），他的住处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聚会的秘密场所。他还负责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抄收散发中共新闻广播，帮助受到国民党追捕的工人和学生前往“解放区”。到后来他自己也于1948年投奔“解放区”。他把中共的怀抱看着自己的归宿。

驯服的狮子

到了“解放区”，吴晗“高兴极了，他庆幸自己终于‘到了自由的天地’”（第209页）。我们相信，吴晗当时的感觉是真切的，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感受到的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血腥手段，是国民政府对于言论的压制和某种程度上人身自由的限制，现在他到了“解放区”，投奔到自己人怀抱，而国民党当局对他已经鞭长莫及了，他当然感到“庆幸”。但是，他没有觉察到当他摆脱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之后，当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后来被推翻以后，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其实就在他步入“解放区”的前夕，他的思想在遇到新的民主问题时就出现了不该有的犹豫。就在吴晗出发前往“解放区”之前，民盟领导人张谰、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商定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要吴晗带到共产党领导人手里。该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民盟参加联合政府，要保持退出的权利，成为在野党。”（第209页）张谰等人的这项意见表明民盟在今后中共所主持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的是民主精神和独立性。而吴晗对此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而他内心却在否定该意见书，理由是它“违反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联合政府原则”（第209页）。由于他在政治上在这关键时候与中共保持一致，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次接见对吴晗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给了他读书的指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阅读列宁和毛泽东自己的著作，开始自觉地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渐渐地，他“感到自己的头脑换了一副新的了。多年以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气焰，越来越收敛了，认识到自己只是一滴水，流入了汪洋大海，他的自尊心一下变成心虚胆怯了。”（第211页）吴晗的这一转变当然深受中共的欢迎，也为当时舆论的赞赏，他自己也一定以为在“进步”，并为之欣喜。其实，他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正是他人格自尊的表现，他将自己融入到“汪洋大海”，实质上是取消了个性和独立。说到底，他的所谓的“进步”恰恰丢掉了最可贵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而这正是他过去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所争取，所要求的。当思想被成功“改造”之后，吴晗渐渐地消除了思想意识中的民主与自由精神。他“初到解放区，当他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就很不习惯，心里想，这些好是好，可又何必搞这套形式？”（第212页）然而，这种不习惯只是暂时的，渐渐地他就适应了，他的思想转过了弯子，过不了多久，他就“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感激拥护中国共产党了。”（第212页）当他“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多年来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喊万岁等”的“极端嫌恶”。（第212页）如果把这种巨大变化单纯地看着是成功的洗脑，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关键是吴晗当初开始从书斋走向革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理想信念与党派政治绑定在一起，现在他所绑定的政治取得了成功，那就很难有勇气和力量与这种政治脱钩，他也只能一步一步由政治牵着他走，等到政治牵着他走远了，他已经无法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只能跟着走下去。所以，在国民党面前的吴晗表现得很有骨气，很有尊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很难有这种骨气和尊严了。他在1941年出版《由僧钵到皇权》时，重庆国立编译馆要求他改“红军”为“民军”时，吴晗毫不犹豫予以拒绝，表示宁可不出书，也决不改一字。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旦批评他的《朱元璋传》，他立即感到诚惶诚恐，“夜以继日地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唯恐领会不了，唯恐跟不上”（第287页），当年的铁骨铮铮的勇气早就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他在工作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各项政策，遵守民盟盟章关于‘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对北京市委的领导坚决服从，坚信不移。”（第222页）他将自己完全改造成新政权的一颗螺丝钉，消磨了自己的个性，也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对此他没有半点感到悲哀，反而引以为荣，当他的老朋友梁方仲表达放弃官职回书斋搞学问，他却嘲笑梁方仲是“书呆子”。从思想上来说，吴晗通过思想改造确立了一个信念：“凡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共产党的号召，都是正确的，他坚决拥护；凡是国民党、三青团发起的行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不好的，他拒不参加。”（第225页）吴晗的这个信念不仅表现出他看问题的简单化和绝对化，而且最可怕的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将自己由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学者改造成只知执行他人指示的工作机器。他根本没有想到：即使领袖也会犯错误，在领袖的错误之下，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会出现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吴晗政治上的绝对信赖已经表明他的知识分子特性正在大幅度地退化。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奴性却在一步一步地滋长，一旦得到领袖的关切，他就“深受感动”，并且下“决心进一步改造思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在反右斗争中，他表现十分“积极”，“他的言论和行为是和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订的反右派的方针相一致的。”（第282页）。他在这场运动中虽然没有唱主角，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已经成为专制极权的帮凶，形成对他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

折断脊梁骨的狮子

尽管如此，吴晗并没有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他虽然努力将自己改造成一颗新政权机器上的螺丝钉，尽管他非常听话，非常卖力地改造自己，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的底色没有变，并且不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1949年以后，随着极左政治愈演愈烈，左的思想理论极度膨胀，并且向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渗透，吴晗出于知识分子的秉性对于那些左的论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第238页），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批左将为他与极左政治发生严重冲突埋下了祸根，他没想到极左政治横行的背后是专制体制在作祟。更可悲的是，他的思想意识早已纳入到专制的思想体制，已经容不得其他的思想，他将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加以否定，只不过他与那些极左政客们相比显得稍许宽容一点，能够允许别人“改正”“资产阶级观点”和“错误”而已。既然如此，他就不会容忍学术独立与自由；虽然他非常热心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殊不知这个“双百”方针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是在剥夺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利之后实施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双百方针只限于无产阶级内部。即便如此，吴晗在那个时代仍然没有不能得到应有的信任。但这还不是根本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的重要著作《朱元璋传》，始终不能让领袖感到满意，从而为他被打倒挨批斗遭迫害埋下了祸患。《朱元璋传》是在1944年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的基础上进行改写的。当时他写这部书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历史上所有的独裁专制者本性和手段都是十分相似的，他写的虽然是历史，但是如果社会没有走出独裁和专制的阴影，那么这样的历史必将重演。因此，吴晗所写的是历史，同样也是现实，他以为自己所影射的只是蒋介石，其实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他独裁专制者。因此，他的《朱元璋传》令毛泽东很不满意，批评他“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他一再修改，力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去修改，但是“他始终没有领悟毛泽东的本意”（第298页）。其实，所谓的“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官话，是否“完全接受”则是由话语权决定的。吴晗的修改之所以总是不能让毛泽东满意，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将朱元璋写得太坏了。毛泽东在读了1954年版本的《朱元璋传》后明确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第305页）正如《吴晗传》的作者苏双碧和王宏志所言：“我以为这才是毛泽东所指的吴晗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要害所在。这点吴晗好像始终没有意识到。”（第305页）吴晗之所以没有领会到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就在于他在修改或者重写《朱元璋传》时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对待历史，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完全来自历史材料，而不是以其“农民起义的领袖”的身份。当他探求历史，遵循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著作已经触痛到最高统治者的敏感点。他在《朱元璋传》中既写到了朱元璋统治下的严密的特务网，又写到了朱元璋的诛杀功臣的暴政，还写到了这位开国皇帝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吴晗所写的这些虽然是数百年前的历史，却也在叙述现实，预言未来，因为从批胡风到反右斗争，再到后来的“文革”，现实与历史何其形似！只是吴晗缺乏这样的政治敏感，他无论怎么修改，只要他不违背历史真实，他的《朱元璋传》都不会令最高领导人满意。难怪这本书一出版，“立即遭到了江青的批评和指责。”（第304页）当然，毛泽东毕竟与江青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他没有简单地“批评和指责”，而是将批判吴晗纳入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战略部署中来，他要通过整肃这个不识时务的吴晗作为“文革”首要战役的祭旗。更为“英明”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拿他的这本传记作为突破口，而是迂回地选择了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通过当时在全国名不见经传仅仅在上海小有名气的姚文元暗地里向他发难，让他中了箭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不知所措。接下来，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包括吴晗在内的所有不合他意的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全都拉下马来。落马后的吴晗面对红卫兵的批斗和虐待束手无策，任由对方摆布。40年代的十分威猛的狮子，现在完全趴下了，似乎断了脊梁骨，其遭遇非常悲惨，其情形非常可怜。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剧结局。

当吴晗在红卫兵面前成为趴下狮子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有当年的英雄气概，他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的林昭、张志新、王辛酉、李九莲、遇罗克那样成为悲剧中的英雄，只能是人们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这不仅取决于他反抗和斗争十分有限，而且关键在于他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中失去了民主自由思想的支撑，他早年思想中的钙质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流失殆尽，他只能“总是低着头，总是在痛苦的沉思着”（第304页）。是啊，当一个人被纳入到体制之内，当他的思想中应有的钙质缺少之时，他怎么能有力量在精神虐杀面前抬起高贵的头呢！

2011年2月12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