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4：徘徊于政治边缘的阮章竞

2026年01月21日 06:3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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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与政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中最显著的是为政治风暴所裹挟，或在政治运动中积极投入，竭力表现，不惜牺牲人格，投机钻营，卖身投靠，从而从当权者那里分得半杯残羹；或因不谙政治，感觉迟钝，坦率直言而不幸为政治风暴袭击，运交华盖，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还有一些作家则徘徊于政治边缘地带，既无法摆脱政治的规约和影响，又设法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著名诗人阮章竞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颇有意思的是，像阮章竞这样的著名作家，对于中文专业的师生来说，基本上是人人皆知，但是对于他徘徊于政治边缘的境况知之者甚少，因此我们有必要叙述他的这种境况。

阮章竞与政治结缘既有其家庭出身与少年遭遇这些因素，又与其性格与命运际遇密切相关。据陈培浩、阮援朝的《阮章竞评传》（漓江出版社2013年4月版，本文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叙述，阮章竞出身于广东濒海的鱼贩子家庭，而且，其“祖上及家族文化积淀确实贫瘠”（第3页）。年幼的阮章竞虽然聪颖好学，但是由于家境条件的限制，他的学业当然不能如愿深造，就在16岁的时候，阮章竞不得不离开学校到一家油漆店当学徒。这使他一踏上社会就生活在底层，而他后来投奔革命，与政治产生一定的瓜葛，也就不奇怪了。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学徒时起，阮章竞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简直就是个小画痴。而这一爱好使他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在他的性格中注入了非功利的艺术气质，令他在投入政治时有所保留，乃至保持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真正改变阮章竞命运的是一个叫肖剑青的年轻人。这个人虽然有浮夸、卖弄和作假等毛病，但是他不仅激起了阮章竞对于外部世界的急切向往，而且还为阮章竞走出自己的家乡，到上海闯荡提供了可能和极大的便利。恰恰就是来到了大上海，阮章竞不仅大大地开拓了眼界，而且从这里参加了革命。当阮章竞于1934年来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大都市正兴起左翼文化运动，左联的活动非常活跃。阮章竞在这里不仅阅读了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而且还接触到被称为“流浪者朋友”（第26页）的革命者，进而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阮章竞当时投入革命的情形来看，他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为革命者的宣传和鼓动所感染，而当时革命者的宣传主要是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追求民主和自由，反抗封建专制，颇具五四新文化精神和现代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这些热血青年在思想意识方面与革命宣传达成了某种一致，只是这种一致可能存在某些误解和误读，或者说这些青年由于改变现状的急迫要求而没有能够对革命宣传进行认真细致地辨析，以致一股脑接受，甚至有几分囫囵吞枣，根本没有考虑到革命思想理论存在着某些矛盾和差异。这就为他们后来陷入某种尴尬和烦恼埋下了隐患。

阮章竞在上海进入了革命的圈子以后，主要是参加“世界语”和“读书会”等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组织的活动，而这些组织的当时主要活动就是宣传抗日，同时传播左翼思想文化。特别值得一谈的是，当时的“世界语”组织设立了歌咏班。在这个歌咏班上，阮章竞结识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一个影响了他的艺术和政治观念的大音乐家”（第29页）。冼星海影响阮章竞的主要是民族情怀和民间艺术观，前者推动着阮章竞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后者则牵引着阮章竞走诗歌创作上走向民歌。而这两者构成了阮章竞最重要的人生底色。前者让阮章竞与政治相交集，后者则让阮章竞投入到诗歌艺术活动之中，从而赋予他更多的诗人气质和知识分子的秉性。

“八一三”抗战暴发以后，阮章竞为形势所迫，离开了上海。在离开上海前夕，阮章竞与大家就往哪里去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主张“到八路军去”（第31页）。“到八路军去”，这话有点笼统，但是显然不同于到延安去，“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延安”在当时则被称为“革命圣地”，因此，“到八路军去”没有“到延安去”那么浓厚的党派政治色彩，而且具有明确的抗日目的。阮章竞离开上海后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这使他与那些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有了一定的区别。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阮章竞最初到太行山，所参加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汤恩伯的十三军游击司令部（稍后转到阎锡山所批准的“第二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在阮章竞当时的心目中，无论是共产党的部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只要抗日就行。如果不是他看到汤恩伯的这支部队军阀作风严重，而且部队的纪律严重束缚了他的某些自由，他很可能就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待下去。更令阮章竞无法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游击部队还存在着随意给人扣上汉奸的大帽子以没收人家的财产，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且还打死两名群众，与其他国民党部队发生冲突，抢夺对方武器，扣押前来谈判的连长并且将其杀害等土匪行为，这让阮章竞“大为震撼，痛心疾首”（第40页）。

随后，阮章竞找到了八路军，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太行山剧团”。如果说国民党军队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没有扣留阮章竞，逼迫他留下，而是让阮章竞想走就走，给了他一定的自由。这样，阮章竞才可以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跳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

共产党与国民党部队虽然都属于革命的队伍，但是还是有许多差别的，当然有许多差别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阶级本性使然。就对待文艺来说，国民党虽然也想抓文艺，但是其管理方式与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想抓文艺却怎么都抓不住，因而在国统区，各种文艺团体都可存在，特别是与其政治主张严重对立的左翼革命文艺团体居然在其眼皮底下存在，各种文学观念并存，就是倾向于国民党的文学观念居然没能占上风，而且国民党的部队似乎没有专门的文艺团体，常常是动员民间文艺团体到部队去慰问演出。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文艺比国民党强多了。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或者解放区，基本上没有不同的文艺观念，而且所有的文艺团体都在党的领导之下。“把文艺宣传纳入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机关建制，这或者是共产党革命文化建设的特别之处；强调文艺的宣传动员功能，则必然导向对‘剧团’这种文艺组织形式的重视。”（第42页）对于中共的这种文艺观念和组织形式，阮章竞是不会有什么疑义的，他一方面此前接触过左翼文艺人士，另一方面基本接受了左翼文艺理论和思想观念，而且对于青年人来，强调文艺的宣传功能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文艺宣传容易产生巨大影响，具有某种群体效应，还是很热闹的，不像象牙塔里的贵族式文学那么孤独和寂寞。再说，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阮章竞更看到文艺宣传的必要性，因此他进入了太行山剧团，干得很欢，工作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一方面积极参加剧团的排练和演出，另一方面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创作剧本，从而使他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对于阮章竞这个时期的剧本创作，陈培浩和阮援朝概括出了4个特点：“战争背景下的革命文学和党文学写作”（第42页）；“作者革命文艺家的身份特征”（第46页）；“写作所处的特殊战争环境”（第48页）与“口传文化性质”（第55页）。这个概括是准确而深刻的，既表现出对传主和历史的理解，又揭示出特定历史情境下写作的本质。从这个概括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阮章竞投入革命后写作的重大局限，作家在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政治的规训和约束，将自己的写作纳入到革命事业的轨道上，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沦为缺乏主体性的革命工具。

阮章竞加入革命队伍，从事革命写作，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但是革命需要还是一把双刃剑，就在调动起阮章竞创作的积极性的同时，还令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在革命的队伍中，阮章竞虽然名义上是革命文艺家，但是毕竟还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改造思想，适应革命的需要，而且在革命事业的大机器中，文艺创作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螺丝钉，无法与其他革命工作相比。当时，中共高级干部认为：“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陈云的这个看法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在“解放区”相当具有普遍性。其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视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意味着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歧视，因而作家和艺术家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这一观点以机械的反映论出现，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让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许多人也很相信。同时，这也使阮章竞产生了一定困惑，他不仅由此产生了自卑心理，以为自己的工作与工农相比低人一等，而且可能怀疑起自己创作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阮章竞明显感觉到“‘表现革命’不如‘干革命’有价值”，于是“在整风后坚决不肯再从事文艺工作”，他要“到太南参与了陵（川）高（平）民兵大队解放东、西大井煤矿和解放焦作的对日反攻战斗。”（第48页）如果单看这件事，似乎仅仅是阮章竞自卑心理和抗日情结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到延安学习”（第48页）的大背景，而阮章竞却放弃了。“到延安学习”，对于当时的革命青年来说，意味着受到组织上的重视，将来在革命队伍中很可能前程似锦，而阮章竞却放弃了，颇值得思考。

进入革命队伍以后，阮章竞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组织和领导的服从。“即使你的能力比上级强，也必须服从上级。这是革命文艺体制纪律性的要求，文艺阐释是具有主观性的活动。首长的权威性和阐释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被‘误伤’的作品。”（第62页）如果仅仅是首长因其主观性与权威性而“误伤”某些文艺作品，可能问题不算太严重；问题是在革命队伍中，在战争年代里，许多主管文艺的领导并不十分理解作家，懂得艺术规律。这些领导干部本来就出身于工农（而且绝大多数就是文盲和半文盲出身的农民），他们之所以成为领导主要是他们的政治可靠。这就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那么这些领导往往不是从艺术审美出发，而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感觉评判文学艺术作品，对文学艺术创作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而阮章竞虽然接受的教育不多，文化功底也比较薄弱，但是他仍然能够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艺术感觉，形成了对于艺术规律的敬畏之心。那么，当阮章竞敬畏艺术规律的时候，他就与上级领导粗暴而简单的对待艺术，处理艺术问题产生了不愉快甚至抵触的情绪。因而，阮章竞数十年后“在太行山回忆录中提到几处剧团的演出风波”（第62页）。

不过，因创作上的问题而形成的不愉快甚至抵触的情绪，与整风运动中遇到的问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在整风运动中，阮章竞遇到了麻烦。他参加了16个月整风学习。在这漫长的16个月中，阮章竞居然被与外界隔离，断绝联系，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而他这时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后来，他因为主动向组织上坦白自己曾经在上海有个恋人——沈飏（其实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没有对革命造成任何伤害和损失），“被限制了人生自由”（第73页），几乎无辜地成为革命的囚徒。这次整风运动令阮章竞感受很深，而且负面的居多，更让他看到了革命队伍存在的问题：“强迫反思，制造大量的自我栽赃”（第74页）；“一些工农干部的‘龌龊’作风被当成小节问题”（第76页），形成了明显的出身的等级与身份歧视。这次经历虽然没有让阮章竞看清革命队伍的本质，但是直接影响到他对后来的政治运动的应对策略。而且，出于恐惧，阮章竞在整风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中断了文学创作。这对于将文学视为安身立命的阮章竞来说，其间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就阮章竞来说，他毕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且他对革命充满信任，思想政治上按照当时的话来说还是要求进步的，那么他的那些不愉快和苦恼只是暂时的，他的那些抵触情绪也是有限的，而他也在有意无意地接受革命的要求和规训，因而他在意识中当然也会不断地通过调整来改造自己，努力使自己适应于所处的环境，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走上了题材上工农性、思想上革命性、艺术上民族性、功能上突出宣传教育的创作道路。他的《比赛》、《糠菜夫妻》、《圈套》、《赤叶河》、《漳河水》等都是他走上这样创作道路的产物。他的创作基本上被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既使他能够在主流文学史家那里得到承认并给予较高的评价，避免了挨批挨整的不幸，又成为他创作的难以逾越的藩篱，令他无法跨越历史的天堑。所以，阮章竞传记的作者陈培浩与阮援朝在传记中深刻写道：“1940年代，新型民族国家想象是知识分子主体性和革命性的暴力原则之间取得协商的中介；但跨入社会主义时期，内化了革命的暴力原则及其话语方式的知识分子，已经常常会把革命话语嫁植于生存策略之中。他们娴熟地使用‘毛文体’，此时，‘毛文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认同来获取合法性；反而是他们需要借助于‘毛文体’在世上安身。‘毛文体’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即使有一天，‘毛文体’存在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他们还可能依然生活在这种话语幻觉中摆脱不出来，……”（第82页）陈培浩与阮援朝所说的“毛文体”，不是仅指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与写作模式，而是指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解放区政治影响下所形成的文艺创作模式，而这种文艺创作模式就像遗传基因，潜伏在作家的灵魂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作家的写作或者说在作家后来的创作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延安整风运动对阮章竞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他对权力的畏惧和对政治的恐惧。如果说当初投身革命时，阮章竞怀着浓重的理想色彩，想象着革命政治可能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带来美好的未来，然而经过了延安整风，他不仅到了整风运动的粗暴和野蛮的一面，更看到了整风运动严重扭曲人的灵魂的一面。然而，阮章竞既可能在投入革命政治后产生的对于其严重的依赖性，将革命队伍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家而无法走出，也可能无法认清革命政治存在的根本问题，因而他虽然对延安整风中的具体的整人行为十分反感，并且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惧心理，但是他不可能产生离开的念头，他的内心可能在这矛盾的焦躁中感到迷茫。这就决定了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尽可能疏离政治，远离是非之地，努力避免政治风暴的裹挟和侵袭。于是在1949年以后，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阮章竞并没有以胜利者的身份充分享受革命的果实——得到官职，品尝掌握权力的快感，而是选择了在政治的边缘徘徊。经过10多年革命政治的历练，阮章竞心里或许清楚，一个人一旦投入到革命政治，要全身而退根本不可能，因为革命政治的逻辑非常明确，一个人非我即敌，一旦“丧失革命斗志”就会成为敌人，就会成为革命斗争的对象。况且，到了1949年之后，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统治了全国，正如《诗经》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样，谁还不在革命政治的巨掌之中呢？谁又能超脱于革命政治之外呢？既然在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世外桃源，那就只有退而求次，采取边缘化的策略。1949年5月，阮章竞的戏剧《赤叶河》“频频亮相”（第106页），同年7月，他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甫一结束，他就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作词、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获得了二等奖。此时的阮章竞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第105页）。但是，阮章竞并没有为眼前的“春风”冲昏了头脑，他保持着难得冷静。从东欧访问载誉而归，阮章竞就得到了周扬的商调通知，要他到《人民日报》主持文艺版。《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喉舌，全国第一大报。来到这里工作不仅意味着可以在文艺创作上大显身手，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块跳板往上跳。按照陈培浩与阮援朝的说法，“换了有心仕途者未尝不是‘好风频借力’”（第110页）。但是，阮章竞不为所动，头脑冷静，没有跨进《人民日报》大门，只是在华北局宣传部担任一名干部，而他与许多干部不同，“别的处长都按时上班，就他不来上班。一个星期可能来一次，人还没到，找他的电话就来了。”（第110页）但是，就是华北局的宣传部，像他这样的工作方式也不是长久之计，他还是被动地投入到“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之中。在这些运动中，阮章竞确实利用自己的职权做了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但是运动中的惊涛骇浪还是在阮章竞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所以，到了1956年，阮章竞似乎感觉到华北局宣传部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避风港，于是以深入生活的名义要求下基层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派到了内蒙古的包头，让他到钢铁公司的党委宣传部任职。这样，阮章竞就可以与工人待在一起。这期间，阮章竞虽然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所迫，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写了一些配合现行政治需要的歌颂之作，但毕竟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不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相互缠斗的困扰，而且还可以构思并写作《白云鄂博交响诗》、《战黄河》、《炸黄河》与《镇流沙》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避免不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的表现形态，但是毕竟没有根据政策去图解和宣传别人的思想。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确实不应夸大，但也不能因为诞生于那个时代而一笔抹杀。阮章竞的到包头工作可以与王蒙远赴新疆伊犁十分相似，都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避开政治锋芒的一种智慧的选择。

然而，阮章竞自1956年开始的逃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是组织上的人，他得服从组织领导，听从组织召唤，他的内心的不安与迷茫在组织的需要面前根本就算不了什么。1960年，阮章竞被组织安排到《诗刊》担任副主编。《诗刊》是全国作协主管的重要期刊，来到该刊工作意味着来到了北京，而北京则是全国政治风暴的发源地，好在这个刊物与政治刊物和其他文学期刊相比，稍许平静一些，政治风险略微小一些。阮章竞来到这里工作虽然不能说被架到火上烤，却也有些免为其难。现在既然组织上点了他的将，他只好“骑上虎背”（第190页），凭着生存智慧在政治的边缘地带行走。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主编臧克家“不管事了”（第190页），刊物的许多事情都落在阮章竞一人身上，这无疑是对他生存智慧的一大考验，阮章竞虽然时常感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到底挺了过来。他就是在后来的“文革”浩劫中没有受到重大冲击，由于他尽可能行走在政治的边缘地带。具体来说，他面对政治风暴，总的策略是，“不出头露面，比较谨慎。尽管机关很热闹，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他和谁都无冤无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后来，副部长一级的干部贴出来4人大字报、10人大字报，他也没有签字。争论时他表过态，是说公道话，也不明显包庇走资派。”（第206页）阮章竞采取的第二个策略就是主动要求下基层，到河北省的剧团搞样板戏去，离开是非之地、多事之地。在基层，相对于政治中心来说，风暴所及要弱了许多，基本上没有让使他伤筋动骨。与此同时，阮章竞在创作上同样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他一方面在单位里写一些形势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寻找新的精神空间”（第209页）——搜集旧诗稿与写字作画。他搜集过去的诗稿则是通过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让紧张的神经得到一定的缓解；他写字作画则是避免文学创作可能留下挨整遭批的把柄。这样，他可以游离于主流，颇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意味。

阮章竞的徘徊于政治边缘的人生策略有效地保护自己，使自己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极左政治肆虐的时代，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很幸运的，也一定会令许多人羡慕和敬佩，但是经历过炼狱苦难的人或许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可能更深，反思也可能更加深刻。而阮章竞可能就是缺少这一磨练，他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虽然对于历史作了可贵的反思，但是还远远不够，而他的写作却一直在“毛文体”中转圈圈而没有寻到出口。他习惯于在政治风暴面前保护自己，到了新时期仍然还在这个轨道上随着惯性滑行。所以，他对历史的反思“只在诗歌隐喻，从不公开讨论”（第234页）。同时，他在公开场合都会以比较正统的面目出现，“每年他都会写纪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这样他的人格严重分裂：以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伪饰自我包裹着另一个有所探索有所思考的自我，然而这种分裂不仅容易让人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和误会，而且严重制约着他思考和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2014年8月1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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