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7：身不由己的叶辛

2026年01月22日 07:59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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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一个人无论是否身在江湖，都可能身不由己，特别是在前现代社会里，无论身在何处，都很难自我作主。就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人们都有一个愿望，做自己的主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奢望。这固然有个人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社会，即使这个人通过非凡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与人。在读了林影的《叶辛传》（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之后，我觉得当代著名作家叶辛的人生经历，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按照主流叙述，出生于1949年10月的叶辛应该是幸运的，因为此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他算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应该沐浴着党和领袖的阳光，成为令人羡慕的幸福的一代。事实上，叶辛并不那么幸运。由于他的母亲是地主家的千金，这就使他一出生就被打上异类的身份烙印，成为时常被人揪住的一根辫子。地主成分让叶辛生不逢时：如果他早出生30年，他就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可以进入名校读大学，而且还可能到欧美留学；如果迟出生30年，生于改革开放时期，他的家庭成分不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影响。可他偏偏生于1949年这个年代，随后的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地波及到他。既然生不逢时，他就应该按照政治规训那样中规中矩的生长，可是他偏偏喜爱读书。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孩子爱读书不仅不会受到批评和歧视，而且还可能受到赞赏和鼓励。然而，在应该传播知识的学校里，叶辛却“成了被‘挽救’的对象”（第13页）。由于叶辛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常常“一本一本找书读”（第10页），他在少年时就读了许多文学名著，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向同学表露出将来当作家的愿望。本来，当作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作家，不少投入革命的人士也拿起笔投入写作，成为作家。可是，叶辛梦想当作家却成了问题：“老师却从他这个想法中，发现了他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名利观。小小的年纪，就一心想成名成家，这简直就是一棵资产阶级的歪苗子！”（第13页）于是老师就要对叶辛进行“教育和‘挽救’”（第14页）当然。这不是老师故意与叶辛过不去，而是老师被政治洗了脑，于是将叶辛的痴迷于阅读视为“走白专道路”（第14页）。无知的老师影响着一批无知的学生。有个小女生，看到叶辛阅读外国小说，非常气愤，便严厉批评道：“你看你借的这些书，不是大胡子，就是秃头顶，不是长头发，就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个个都像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整天看这些书，你的思想怎么会好？你就抱着书本走白专道路吧！”（第14页）这个女同学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惠敏一样，她如果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大胡子”、列宁就是“秃头顶”，还敢这么说吗？如果单纯无知也就罢了，偏偏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还自以为是，似乎出于好心，便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训导别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荒唐与滑稽。好在叶辛比较聪明，知道这个女生的可怜，便没有与其争辩，只是把她的话当着警示，“万万不可乱说话，一不小心就会惹出麻烦，那是要挨批评的，严重的还要遭批判哩。”（第15页）于是，叶辛学会了克制自己，学会了在沉默中埋头读书。这种克制和沉默需要毅力，更养成了人的一种既抵制外来压力，又适应恶劣环境的习性。在这抵制与适应的矛盾冲突中，叶辛常常陷入了痛苦之中，而“痛苦催生了反思”（第16页）。当时的叶辛还很年青，他的思索还不能找到答案，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他都必须坚持努力，将来要做一名作家，要写出好多好多的作品。这就是说，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听从别人的安排。

1966年， 17岁的叶辛正在做着上文科大学的梦，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而使他的大学梦破灭了。“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叶辛还没想到这场运动究竟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正当血气方刚的年龄，叶辛“觉得每天激情涌动，热血沸腾”（第18页）。叶辛当然也想在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当中，但是由于家庭成分问题，他失去了参加多如牛毛的革命派系的资格。不过，在“革命”的初期，人们正忙于夺权，斗“走资派”，叶辛则被完全边缘化了，成了“逍遥派”（第19页）。“逍遥派”虽说被边缘化，无法在运动中表现自己，也不可能引人注目，受到重视，但是乐得自在，外面的斗斗杀杀与自己无关，避开了残酷的批斗和血腥的武斗，从而避免了沦入绞杀他人与被绞杀的悲剧。时间一长，叶辛感觉到长期不上课，又无书可读，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荒废学业。因而，他迫切地渴望学校尽快复课，大学恢复招生。他感觉作家梦在向远处无情地飘去，很有可能破灭，于是他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可是“文革”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学校复课也变得遥遥无期了。焦虑中，叶辛已经感觉到岁月蹉跎，只能自己找书来看。恰在此时，“文革”风暴席卷了知识分子，也席卷了学校和图书馆，许多知识分子和图书馆的藏书在抄家和变卖中流落到了社会上，这给叶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带来了机会。

由于“文革”爆发，全国大学停止招生，许多工厂企业也忙于“闹革命”，停产停工，，当造反夺权的目标达到以后，青年学生已经无所事事，在社会上积压得越来越多。为了解决青年学生积压问题，统治者便发出了号召，要求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那里一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另一方面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全国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由于报纸和广播的大肆鼓吹和宣传，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知识青年”怀着改天换地的满腔热情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去“扎根闹革命”。焦虑之中的叶辛也被卷进了这股大潮。到底到哪里插队呢？叶辛虽然可以作出选择，但是选择的空间很小，只能在黑龙江与贵州之间二选一。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还有许多人连这点选择也没有，领导指定某个地方，不管是否愿意他都得去。因此，叶辛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幸运。

到了距离上海数千公里之外的贵州农村，叶辛和他伙伴们一切都得由人家安排，从具体插队的村寨，到住宿，再到干具体的农活，不论他是否愿意，也不论是否会干和适合干某个具体的活，他都得服从，都得适应。而他们来到了农村，显然不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重新安排自然，而是沦为干活的工具。所以，一整天活干下来，叶辛他们“个个手疼、脚疼、腰酸、腿疼”（第40页），他们被繁重而艰辛的劳动折腾得就像是受到了严厉的刑罚。即使他们使出了所有的力气试图将活干好，但是仍然差强人意，结果只能拿比较低的工分，进而使自己的口粮分配比当地人少了许多。

下放以后农活的繁重和生活条件的简陋与艰辛令下放知青根本没有料到，而收入的十分微薄更令他们沮丧，不仅无法保证温饱，而且没有丝毫的成就感，当初那种“大有作为”的豪情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尽无头的苦难，于是，牢骚与抱怨悄悄地取代了初来时的激动与兴奋。对于下放知青来说，前途十分渺茫，对于叶辛来说，“脚下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向何处”（第47页），他搞不清楚，“内心里装满了苦闷”（第47页）。眼前的每一座大山似乎都在堵住通向理想的道路。

苦闷中的叶辛在深深地思索。忽然，他的脑海里灵光一闪，少年时的作家之梦再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他必须下定决心，“从脚下崎岖的山寨里走出一条文学的路来！”（第60页）于是，在干了一整天繁重的农活的劳累之余，他还要挤出时间来读书与写作，还要在他人休息的工余时间观察他人的神情举动和各种言语，思索现实中各种现象的产生及其背后深藏的东西。

1972年，福建一名小学教师冒险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放知青艰难的生活与现实的困境，从而引发了最高层的重视，进而改变了国家的知青政策。于是，基层的一些厂矿企业开始向下放知青招工。这些被招工的知青虽然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与在农村插队当农民相比，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不仅可以脱离贫苦的农村，进入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城镇，而且收入也远远高于农民。因此，对于下放知青来说，能够被招工真是梦寐以求。叶辛也渴望着能够通过招工回到城市工作，而且他此时已经与一同下放的知青王淑君恋爱，此时真希望一道被招工，将来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那该多好啊！当时的中国，所有厂矿企业都为国家控制，招工招徒都必须由国家安排，而且必须招城镇户口，录用什么人还与政治挂上钩，家庭成分与档案中有“问题”的人都被剥夺了应招的权利，失去了相应的资格。对于能否被招工，叶辛实在没底，一直感到惴惴不安，“出身不好的子女一切都得靠边站，自己是剥削阶级出身”（第67页），因而，他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于是他仍然坚持写作。果然，叶辛的招工梦落了空。

这样，叶辛要摆脱农民的身份，走出重重大山，只有坚持写作这唯一的路径。然而，折磨着叶辛的是，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小说投寄出去，一直没有消息。当他的恋人被招工走了之后，叶辛独自待在偏僻的山寨里。更加觉得孤零零的，而且他还不知道他们的爱情究竟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他觉得“他与淑君多次憧憬的那条铺满鲜花的美好未来之路，似乎这一刻走到了尽头，一切路都被彻底堵死了。”（第69页）叙述到了这里，林影在传记中写道：“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要想翻过身来，没有巨大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谈何容易。”（第71页）林影的这番话确实很励志，然而，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是什么阻挠着青年人的未来路途？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差距固然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人为因素；从深层来看，是全社会严格控制之下严重的阶级歧视与剥夺，让一部分人失去了应有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从而堵死了奋斗的道路。如果不是后来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任凭叶辛拥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走出大山回到城市，也不会改变他的命运。

命运是很残酷的，但一个人的命运并不都是天定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前现代社会里，人，往往被视为工具，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一切都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进入统治阶层，许多事情都无法自己作主。而在文明社会，虽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影响着人命运的因素，但是社会底层人士则可以通过勤奋努力与聪明智慧实现自己的理想，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叶辛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必须“与命运抗争”（第72页）。而叶辛抗争的所谓“命运”当然不是天命，而是招工、招生过程中的严格政审。所谓政审，就是政治资格审查，是统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它通过剥夺一部分被认为政治有“问题”的人的权利，进而警示那些潜在的思想活跃者必须驯服和顺从，否则就可能被打成另类，失去其应有的权利，而且政治一旦有了“问题”，就被记入档案，成为一辈子遭受剥夺的依据。叶辛的“问题”主要是家庭出身，虽然报刊和广播上一再宣传“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在现实之中，“血统论”仍然大行其道。当遇到现实中的出身“问题”时，叶辛心里非常不服，这倒不是他无法选择的问题，而是他觉得十分委屈：“我又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富贵生活，又没有干过一件坏事，凭什么给我贴上剥削阶级出身的标签？我到底剥削谁啦？”（第73页）尽管他不服，但是他没处诉说，只能将一腔怨恨化为一股倔劲发泄到纸上。

或许是他的坚忍不拔的写作感动了上苍，更直接的原因是他的写作才能让山寨里的农民和领导都知道了，而且当地的小学正好缺少老师，于是他被“提拔”为教师。这倒给他带来较多的读书时间和写作的方便。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叶辛终于遇到了歧视和嘲笑。他投寄给出版社的长篇小说《春耕》给退了回来。本来，投稿被退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叶辛的这次退稿却闹得沸沸扬扬，当他收到退稿的时候，包裹的牛皮纸已被人拆开，于是叶辛的写作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众人面前。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种人就是要永远留在农村接受改造，农村这么累，还改造不过来，满脑子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第85页）“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第85页）“他这是走白专道路，妄想出人头地。”（第85页）“他要是能当了作家，我人头立马落地！”（第85页）这些议论一方面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讨伐叶辛，一方面根本瞧不起叶辛的写作才干和实力，根本没有理解和安慰叶辛，显示出人的隔膜和冷漠。

到了1973年，国家的招工政策再次有了松动。叶辛所下放的砂锅寨的知青先后被招工进了城镇，到后来只剩下叶辛一个人了。此时，叶辛觉得“自己如同一个被人丢弃的石子，无人想起他的存在，也无人问津他的未来。”（第91页）此时，能够陪伴他的只有文学。

1972年，“文革”爆发以来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许多知青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进入大学读书。叶辛最初也想走这条路离开农村返回城市。但是他经过再三权衡之后，还是放弃了。贵州的安顺师范的招生老师找上门来催他报名，但是被叶辛谢绝了。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来贵州招生的老师同样向他伸来橄榄枝，希望他报考复旦大学，还是被他谢绝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是“胸怀大志的人，一般不拘泥于小利益，为了更好的目标，叶辛只好让自己的其他欲念暂时地休克。”（第101页）另一方面，叶辛的心头仍然盘旋着家庭成分的阴影。叶辛虽然感受到招生老师的热情，也知道他所在大队（相当于现在村组织）推荐他去上学，但是他仍然“顾虑重重”（第101页）：“这是一个注重血统论的年代，学校的大门一个是为工农兵的子女开着的，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去读大学的，上大学首先要政审，自己的出身不好，会不会因出身问题而被刷下来？如果是那样，岂不是更给人以口舌？又将如何再在山寨上待下去？”（第101页）此外，叶辛还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即使被录取，每天都要上课学习，哪还有空写作？那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锤炼》肯定就要半途而废了，毕业后也不知分配到哪里，那淑君怎么办？”（第101页）叶辛后面所考虑的可能很真实，但是与他“胸怀大志”和“不拘泥于小利益”相矛盾。文学创作固然需要生活，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更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读大学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特别是拓宽自己的视野，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当然，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的教育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即便如此，也比一个人在山沟里艰难地摸索强。因此，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不会拒绝接受高等教育的，除非他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一个作家只有目光短浅，才会拒绝上大学。至于考虑到将来分配，无法解决与淑君的分居问题，那么他依然待在山沟里就能够解决分居问题吗？

经过刻苦努力地写作，叶辛的长篇小说《锤炼》终于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于是出版社来信让他到上海改稿。接到改稿来信，叶辛自然十分欣喜。为了改稿，叶辛放弃了到水电学校读书的机会，兴冲冲地赶往上海。按照常理来说，改稿就是将作品改得更加流畅、生动和深刻。然而，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文学作品总需要跟着形势走，于是出版社的改稿也成为一项马拉松任务，不仅时间长，而且还要将最新的政治斗争加进作品。所以，出版社的编辑老谢在改稿时一会儿要求小说得反映批林批孔运动，一会儿又要求让评法批儒运动在小说中得到表现，不久，小说还得反映批“走资派”的斗争……到后来，索性让他回贵州等消息。于是小说出版的事就一直悬在那里。其实，无论是编辑，还是出版社，都和叶辛一样，希望尽早地将书印出来，但是他们都决定不了。

就在《锤炼》修改之际，叶辛的《火娃》剧本的改编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第114页）。《火娃》是根据叶辛之前的小说《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剧本。1975年深秋，叶辛接到了电影导演谢飞的来信，他说在上海读了《高高的苗岭》的打样稿，觉得很适合拍成电影，于是来信联系叶辛将该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不久，谢飞从北京乘飞机来到了贵州，找到叶辛商谈改编和拍摄电影的具体事宜。但是，就在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全身心投入为拍电影做着前期准备工作时，他们受到了强有力的阻击。有几个管知青的人坚决反对拍叶辛作品的电影，他们的理由就是叶辛的家庭出身问题。这些管知青的人所给的理由冠冕堂皇，这其中是否与叶辛有私人恩怨，是否嫉妒叶辛的才华，都很难说。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叶辛写作和拍电影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欺压和剥夺，令叶辛无处申诉。这让叶辛非常愤怒，也十分绝望，幸亏谢飞比较冷静的劝慰，才没有让叶辛失去理智。最终，经历了3年时间，直到“文革”浩劫结束，叶辛的这部作品才拍成了电影，与观众见面。

1976年，毛泽东等人先后去世，“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往往不由兴奋和激动起来，以为过去的阴霾已一扫而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就叶辛来说，他的家庭出身已不再是问题了，可以发表和出版小说，并且开始走红，成为名人，不仅如此，各种好处接踵而至，日渐飞黄腾达起来。到了1978年，不到30岁的叶辛就已经出版了《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与人合作）三部小说，而且电影《火娃》也由谢飞拍摄成功。这个时候，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热情地向他伸手，希望他到该校读大学，只是被叶辛谢绝了。几乎就在同时，叶辛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作家被召到北京出席长篇小说座谈会。不久，叶辛再次被召到北京进入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1982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祖国新貌》第22期专门拍摄了叶辛专题片，将他作为“自学成才的作家”典型进行宣传。根据他的小说《蹉跎岁月》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后，叶辛不仅接受了国家级媒体记者的采访，而且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为他拍摄了20分钟的专题片《叶辛和蹉跎岁月》。随后，他获得了全国自学成才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十大优秀青年新闻人物等各种荣誉，而且还担任全国青年联常委、贵州省青联副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位，并且以青年文艺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国访问。因而，林影说他“踏上荣誉的阶梯”（第181页）。就在他获得盛誉之际，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不断涌来。1979年，叶辛被调进贵州省作协，从而离开了他待了11年的偏僻而贫困的山寨，进入了省城工作。1982年，叶辛的妻子由六级电站调进了贵阳市供电局工作。随后，他的家搬进了一套两室半的大房子里，写作累了的时候，叶辛可以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欣赏自然美景。1984年，叶辛被任命为《山花》的主编，享受正处长的待遇。于是，叶辛可以经常出入省委省政府，经常见到省委书记和省长乃至北京的高官。在许多人眼里，叶辛风光得很，不由自主地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

其实，叶辛的外表是很光鲜，得到的好处令人羡慕和嫉妒。然而，他仍然在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就像是精致笼中的鸟儿，自由还是十分有限。1979年11月，叶辛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你爱他什么？》，后来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改为《蹉跎岁月》。这一改确实强多了。该小说随后有中央电视台拍成了同名电视剧。问题是在拍成后拿到央视播出却经历了一番挫折。最初看样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很多职能部门，凡是看过样片的各级领导反映都很好”（第175页）。于是，央视决定在国庆期间播出。为此，央视在9月21日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然而，到了临播之前，该电视剧导演打电话给叶辛说，有个领导要求改剧名，而且“一定要改”（第176页）领导一句话，就让导演和叶辛绞尽脑汁改剧名。火急火燎中，叶辛想了一个剧名《奋进曲》，这个剧名确实比“蹉跎岁月”逊色多了。然而，导演却称赞“这个名字好！”（第177页）大概是这个剧名才符合领导的意思。由此可见，即使是已经颇有名气的叶辛，即使是非常牛的央视，领导的一句话都可以改变原先的计划，让他们忙得团团转。显然，这是一个权力的傲慢和张扬的国度。好在这事很快就过去了，对叶辛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央视，还是叶辛都不会去审视和反思这件事。

1987年，叶辛所主编的《山花》由于发表苗族作家韦文扬的小说《蛊》引起了一场风波。且不说这篇小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就这篇小说所主张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本来，一篇文学作品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存在诋毁、诬蔑、诽谤、侮辱他人等问题，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然而，他的这篇小说的发表恰恰遇到了马建因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而受到处罚，其原因则是所谓的违反民族政策。于是，韦文扬的《蛊》也就带灾，并且直接连带到了《山花》，有些人贴出了大字报，而且还给中央许多部门写信，要求“撤销叶辛的主编职务”（第214页）。这令叶辛非常紧张，压力很大，而他也想不出应对的方式，只好“静静地等待着有关部门的领导能心明眼亮，给这个事件一个好的结果”（第215页）。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但是无论是上层还是民众，都没有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就叶辛来说，他也没有想到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只能被动地等待领导的“心明眼亮”，将主动权交给了别人。从领导方面来看，他可以通过处理这件事摆平各方面关系，从而为自己树立威信，笼络人心。这件事情的解决也让叶辛欠了领导的一笔人情债，尽管这事并不由他承担责任，即使《蛊》存在问题，也只是作者的责任，叶辛并不负有连带责任，更何况公民还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了平息《蛊》的事端，叶辛“主动向文联党组写了一封检讨信”（第216页）。后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和王朝文省长出面“和稀泥”（第220页），给那些滋事者一些安抚才将这事暂时按了下去。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两会结束以后，有些人再掀波澜，对叶辛不依不饶，再次给中央各有关部门写信告状，搞得叶辛焦头烂额，他只好给省委宣传部写信辞职，而这辞职信又招来一顶大帽子──“向党撒娇”（第221页）。在这样的威逼下，叶辛已经不知所措了。他“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内心极其压抑和伤心”（第221页）。直到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下达文件，这事才算了结。这事表面看是对叶辛的伤害，是法律缺位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他的一种规训，有了这次事件，叶辛在后来的工作和写作中才不会越矩，也才会更听话，更把领导放在重要位置。

1985年，身在上海的叶辛母亲得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睛也看不清前面的东西，而且叶辛的父亲早在叶辛3岁的时候就已去世，现在叶辛的妹妹不在身边，老母亲也已75岁了，只能依靠儿子回来照顾，可是叶辛还在遥远的贵州。无可奈何之下，叶辛的母亲给他写信，希望他能调回上海，照顾自己的生活。叶辛接到信后，非常焦躁，一方面他不仅在贵州有了自己的事业，创作正旺；另一方面还受到领导的重视，被委以重任。他难舍贵州，然而年老的母亲眼睛不好，生活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急需作为儿子的他回去照料。这事令他非常纠结。几经思虑，叶辛最后还是决定调回上海，回到母亲身边，让年老的母亲有个依靠。但是，“回归故乡，谈何容易！”（第240页）本来，在自由的社会里，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基本上由自己决定，即使工作需要，老板和上司也要尊重个人意见，商量解决。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到具体的单位里，成为单位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单位领导的人。一个人如果要转到其他单位，就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和接受单位领导的批准，否则不可能成功。即使接受单位发来调动函也没用。如果未经所在单位领导同意而离开单位的，不仅失去了应有的工作，无法进入新的单位，也就成为无业人员，甚至连吃饭都会成问题。不过，进入单位的最大好处，就是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甚至子女都可以顶替，有了稳定的工作。所以，中国人对于单位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叶辛虽然是处级干部、著名作家、人大代表，但是他依然是单位里的人。而且由于他创作成就突出，也就成为一个地区的宝贝，领导手中的一张王牌或者一只重要的棋子。他的调出，对于领导来说就是一大损失。所以，叶辛无论以什么理由调出贵州，除非调进中央，贵州方面都不会准许。那些领导总是以珍惜人才为借口，巧妙地拒绝。叶辛接到母亲来信后，经过一番斟酌，他知道调动的难度，最终还是决定给领导写请调报告。最初他来到贵州省文联党组书记家里，将母亲的困难跟领导讲了，“恳求”（第241页）批准。但是，文联领导跟他玩起了踢皮球：“你是名作家，我们没有权力放你，你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说了算，我们说了不算啊！”（第241页）于是，叶辛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省委宣传部的官员，从文艺处副处长、处长到宣传部副部长，直到部长那里，他都去了。然而，这些领导都很“艺术”地接待了他，既没有同意，也没有伤了他的情感，非常客气地讲出他们的难处，或者表示这是大事，需要“认真研究”（第242页）。其实，叶辛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最好是批准他的调动请求；退而求其次，贵州方面可以考虑将叶辛的母亲接过来，给予适当的安排。但是，官方一直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安排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去看望一下叶辛的母亲，算是给了叶辛以安抚。安抚确实让人感到某种温暖，然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989年，叶辛收到了又一封家书，这次是由母亲托亲戚代写的，他从信中得知，母亲已经双目失明，生活陷入了困境，要求他一定调回上海。接到这封信，叶辛既感到心情沉重，又十分焦虑，恨不得马上飞到母亲身边。由于上次请求调动未成，这一次叶辛吸取了教训，琢磨打通调动的渠道：“省长听谁的话呢？他肯定听他领导的话，那么省长的领导又是谁呢？省长的上级总是国务院总理或是副总理吧？可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哪能找得到？”（第249页）虽然叶辛这时还没找到关节，但是他已经显示出一定的聪明才智：在中国，办事情。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权力；找对了人，所有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于是，叶辛想到了水电部副部长黄友若。他是叶辛的熟人，而且还是贵州省长王朝文的老上级。当叶辛诉说了自己的难题后，他很爽快地表示会“成全”（第250页）叶辛。黄部长的一句话就解决了叶辛拖了多年的难题。到这时，叶辛为了调回上海，向上面请调了“33次”（第239页）。叶辛的遭遇表明，尽管有些事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就在于掌权者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职务所需，还与管理的科学性无关，而这一句话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叶辛写了那么多小说，不知他是否从自己的命运坎坷和遭遇中悟到了什么。或许人们可以从他早期的《蹉跎岁月》中读到点什么，然而他后来似乎没有反思自己调动艰辛，否则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对社会现实的感悟：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多高，为什么还无法摆脱身不由己的命运呢？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做不了主？

2018年4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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