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9：双重人格周立波

2026年01月22日 08:0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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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在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并不算很有名气，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他。如果问现在的年青人，周立波是谁？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上海那个脱口秀“周立波”。我这里要写的是作为作家的周立波，坦率地讲，我并不在意于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他作为红色作家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中被一定程度的拔高。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给他写一篇文章，最主要是他那双重人格，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说到双重人格，人们可能立即想到一个人说的与做的南辕北辙，而且表现得十分痛苦，比如张三明明透心底鄙视李四，可是由于李四地位高，权力大，而且张三有求于人家，因而表面上还得大加恭维李四。不过，周立波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他的双重人格，就在于他投人革命事业时是那么可爱，那么令人敬重；可是在对待妻儿家小，他却不近情理，有悖人伦，无情无义，令人诧异。

接受包办婚姻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出身于比较富庶的家庭，据了解他家有一百多亩水田，而且还是“耕读传家”，所以他小时候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8年，周立波与一个叫“姚芷青”的女子结婚。实事求是讲，他们虽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成长起来并结婚的，而且周立波还在他的本家叔叔周扬的带领下到大上海闯荡过，但是他们的婚姻还是家庭包办的——是周立波的那个颇有乡村政治才干的母亲为他定的亲。不过，这门亲事并没有遭到周立波与姚芷青的强烈反对，虽说姚芷青幼小时害怕好动拳头的周立波将来打她，有那么一点不愿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他并不那么讨厌，也就是说他们二人都认同了这门包办婚姻。1928年，他们二人结了婚。结婚以后，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幸福的。按照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的说法，“新婚幸福，田园生活都是绍仪所喜爱的。”（周仰之：《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0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周仰之虽然没有具体地描述她祖父周立波与姚芷青结婚后的幸福生活，但是她的这句话表明她的祖父祖母当年还是比较恩爱的，换句话说，他们这是先订亲结婚后恋爱的，就同茅盾、朱自清等人一样。照常理来说，周立波与姚芷青既然还是有感情的，那么他们的婚姻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吧！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姚芷青在为周立波生了三个儿子（周路易、周雅可和周觉民）之后竟然被不明不白地遗弃了。而周立波则在融入了革命大家庭以后居然不再给姚芷青丝毫音信，先后与林兰、姓何的女子结婚组成新的家庭，而姚芷青则在老家替他赡养老人抚养孩子。

走出家门

周立波参加革命无疑是受他的本家叔叔周扬（起应）的影响。1926年，周立波幸运地认识了周扬。周扬虽然与周立波同年出生（1908年），但是无论是知识还是阅历都比周立波丰富，因为周扬家的经济条件比周立波家更好，因而在他们认识时就已经是上海大夏大学的英文专业的学生了，而周立波仅仅是省城一所中学的学生。这样，周扬虽说年龄并不大，却担任起周立波的思想启蒙老师。是周扬将周立波从湖南带到了上海，向周立波介绍推荐了许多书来阅读，将他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1927年四五月间，正是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之际，周扬加入了共产党，周立波则“登记参加了C.Y.的外围组织共青团”。（第25页）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周立波很快回到了家乡与姚芷青结婚，过起比较悠闲的田园生活。不久，周扬从上海也回到了益阳，再次鼓动周立波跟他到上海，尽管周立波的父母不同意，但是周立波在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还是去了上海。这次到上海，周立波最初在周扬的安排下学习英文，后来又进入了一所劳动大学经济科学习。稍后由于周立波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飞行集会”而被学校开除。被学校开除后，周立波又回到了益阳，与妻子姚芷青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安稳生活。正当他在家安心读书，过着惬意的乡居生活的时候，又是周扬来信，将他再一次召到了上海。这一次到上海，周立波先是埋头学习文学，翻译苏俄文学作品。但是他的本性决定了他再次卷入政治运动，他在一家印刷厂带领工人闹起了罢工，于是被巡捕房抓了起来。这次是周扬找了红色大律师潘震亚为周立波得力辩护，从而救了他一命，让他只判了两年半，结果在狱中待了不到两年就转到苏州反省院。就在周立波坐牢期间，周扬专程回了一趟益阳老家，向周立波的父母作了情况说明。后来，周立波父母托人具保将其子从苏州反省院里保释出来。重获自由之后，周立波经上海回到了益阳家里。这次回家，住在家里，周立波还同上次一样，闭门读书，等待时机。在家住了数月，周立波等到了周扬来信，于是他再次启程前往上海。这次来到上海，周立波为了避免上次做牢可能带来的麻烦，于是不再用原来的“周绍仪”而改称“周立波”。这一次他将主要精力用在翻译和创作方面，因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这一次离开益阳，周立波就像断线的风筝，音信渺茫，将曾经与他拥有一定感情并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的姚芷青给晾在家里，也没有作任何说明，就那么不闻不问，婚姻、妻子、孩子似乎都不曾有过，就同郭沫若离开了安娜、周扬送回了吴淑媛，艾青送张竹如回老家生孩子一样。1937年，郭沫若据说是为了抗日从日本回国，将安娜及他和安娜生的几个孩子留在了日本，后来他再也没有给安娜任何音信；1939年夏，艾青送走张竹如回浙江金华以后就忙着去爱别人；周扬于1934年在将吴淑媛送回了益阳老家后虽然还写过信，但是基本上没有再把吴淑媛当做自己的妻子，他与郭沫若一样都找到了自己的新的爱人。周立波是周扬从益阳带出来的，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都对周扬言听计从，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否得到周扬建议和意见呢？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好主观臆断，但是周扬做出了榜样，周立波无意中做了模仿也有可能。因而，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两个周先生（指周扬、周立波二人），相互影响自不待说。立波数年后对待芷青也用的是周扬抛弃吴夫人一样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更加绝情。”（第68页）

另觅新欢

与郭沫若、艾青和周扬略有不同的是，那三位都是文坛大腕，刚刚与夫人分别，马上就觅到新欢，而周立波则过了一段时间的单身生活。周立波先在上海奋斗了三四年，离开上海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战地记者，辗转于太行山区，直到1939年在沅陵时才与年轻能干，名叫“陈德明”的女子好上了。但是他俩好的时间不长，1年后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结识了少女林兰，经过恋爱然后结婚。林兰出身于大户人家，行为举止当然有些气质，而且还“很出风头”（第144页），当时追求的人自然很多。但是，林兰看上的是周立波，而周立波在与林兰的恋爱中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周立波究竟有没有在恋爱时告诉林兰自己已经是有了老婆和孩子，可惜周立波的孙女没有提供具体的材料，我们不好随意猜测，总之，他们俩结婚了，而且他同周扬瞒着老家的妻子一样，“没有告诉芷青他已经另外结了婚。”（第144页）就在周立波1933年离家以后，他的原配姚芷青却在家既要照顾幼小的孩子，又要伺候好老人，虽然要比郭沫若的夫人安娜好一些，但也可以说备尝艰辛。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姚芷青带着孩子离开家踏上寻找周立波的路程，几经奔波，由于半途旅伴生病，只好折返回家。这次姚芷青没有见到周立波，但周立波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问及他们的情况，反而责怪姚芷青“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第104页）周立波于1939年春虽然回到益阳并且与姚芷青及孩子们团聚了一天，但是他没有将妻儿一齐带走，而是说过几天会寄些路费回来，让妻子带上儿子到沅陵与他会合。过了些天，姚芷青果然收到了周立波寄来的路费，但是当他带上儿子路易吃尽苦头来到沅陵时，周立波既没有来接，也没有露面，倒是别人带来一个消息：周立波和“风风火火的新女性”陈德明好上了。过了些天，周立波虽然露面了，但是没有给姚芷青说明情况，也没有给姚芷青带来抚慰，而是吵了一架，而且吵得相当严重。当时的周立波，可能正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他有了新欢，当然希望摆脱姚芷青；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对姚芷青以及孩子有些留恋；还有一种可能是，周立波前些天回益阳就是想和姚芷青有个了断，但是见面后一时不好开口，特别是没办法在父母面前有个交代，因而以到沅陵会合来虚以委蛇，他给姚芷青寄来路费大概是想堵住嘴，将来自己可以开脱责任。令他没想到的是，姚芷青居然带着孩子来了，从而对他与陈德明结为秦晋之好形成了冲击，这怎么不令周立波恼怒呢？而姚芷青则由于旅途的劳累，并且听说周立波已有新欢，心里难免不觉得添堵，一时不能克制，因而向周立波发了火。这一次争吵严重到了要离婚的地步，虽然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婚，但是实际上与离婚差不多，此后他们的婚姻基本上名存实亡。周立波虽然没有得到陈德明，但是他到了延安后立即得到了林兰。从这个过程来看，周立波似乎不如周扬那么老练，周扬将吴淑媛送回老家后，虽然写过信，寄过书，但再也没有回家过，既没有再和吴淑媛见面，也没有要接吴淑媛到身边的意思，因而也就没有吴淑媛对他新欢的干扰。相比之下，周立波还是有些笨拙。这次吵架虽然伤了感情，但是颇有意味的是，他们后来都不承认发生过争吵，而且到了晚年还都说：“我们的感情好得很，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第111页）这既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暗暗地发挥作用，也可能是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多年接受思想教育的结果。

沅陵吵架之后，周立波经桂林北上去了延安，姚芷青留在沅陵，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不仅改名为姚陵华，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过去的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女性，还得照料孩子，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到后来，她连孩子也无法顾及，只好将带在身边的周路易送到了孤儿院，从而使周路易成为“父母双全的孤儿”（第113页）。这事后来被周立波父亲知道了，老人家极为恼火，写了一封长信将他们夫妇骂了一通。而周立波到了延安一方面忙于革命工作，一方面则坠入新的爱情，根本不再理会姚芷青母子了。

为革命而绝情

再说周立波与林兰结婚，本来可以享受甜蜜的爱情婚姻生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林兰因回了一趟娘家而受到了怀疑，于是被抓起来进行审讯。此时，周立波不仅没有想到保护妻子，反而在关键的时候报告组织说他的文件在家里不见了，从而加重了组织对林兰的怀疑。好在不久，文件找到了。周立波此举虽然不是什么心机，甚至颇见几分幼稚，但是可以见得他在个人感情与革命政治的权衡中孰轻孰重。正是他将革命政治远远看得重于一切，他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就在林兰被抓后的一天，周立波在路上碰到了被人押着的林兰。林兰见了他哭问该怎么办？尽管林兰当时正怀着周立波的孩子，但是周立波“立即拨开林兰的手，正色道：‘你好好地服从组织的调查吧。’就离开了。”（第172页）经过多年的革命教育，周立波此时十分明白，革命高于一切，至于个人情感都可以牺牲，因而他对于林兰无辜被抓，必然无动于衷，表现出无情无义，仿佛林兰是个与他毫无关系的路人。

周立波对于妻子和家庭的态度，似乎在那个时代的小说中就已经有了十分相似的叙述。早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当时颇为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之后很快就冷却下来，因为在一些革命作家和小说中的革命者看来，“恋爱”与“革命”必然会发生冲突，因为“恋爱”是个人的事，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一个人一旦恋爱，就可能沉溺在个人的情感中而削弱革命斗志，况且，“恋爱”中的那种卿卿我我，那种温情与暴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很不协调，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会腐蚀革命意志，因而在革命事业中，恋爱渐渐受到了排斥和否定。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革命也需要后代，需要培养接班人，所以革命者需要结婚，这就需要恋爱，两者于是形成了矛盾。如何克服这个矛盾呢？那就是革命者与革命者结合，也就是说，革命者的恋爱对象应该在革命队伍之中而不能在革命队伍之外。或许就是这个原因，郭沫若、周扬、艾青和周立波这些人才纷纷悄悄甩掉那个并不“革命”的对象，似乎这样可以漂白自己的婚姻和爱情，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这过程中，周立波很可惜不了解姚芷青也参加革命的实情。或者说，姚芷青参加革命晚了一步。他不知道就在他从家里出走以后，姚芷青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搞起了地下工作。如果姚芷青早日加入共产党并且为周立波所知，那么他们之间或许就不会发生令人难堪的分离。当然，历史不好假设。再说姚芷青，正因为成为地下党员，她才有了很高的“革命觉悟”，将儿子路易送进孤儿院，专心为革命工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随着自己“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不可理喻，他们的心肠越来越变得冷硬，他们越来越变成没有感情的机械人。就在林兰受到审查，急需丈夫的温暖、关爱和抚慰之际，周立波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为了划清界线，表明立场，立波很快申请和林兰离婚”。（第172页）在周立波这里，离婚似乎是很轻松的事，他与林兰几年来的恋爱与婚姻生活竟然没有给他留下一点点的留恋，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历史。然而，按照他孙女的说法，周立波并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立波对他信仰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朋友有情有义，对他热爱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朋友多，读者多，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他的为人和作品念念不忘。但他对他爱慕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无义……”（第172页）或许周仰之也搞不明白，她的祖父周立波何以会呈现出这样十分矛盾的人？从郭沫若、周扬、艾青到周立波，他们为革命抛弃了原配夫人，而且不仅为革命组织所承认，而且还为革命内部同志所理解和认同。这样，姚芷青和周立波许多年后否认他们在沅陵为陈德明发生的争吵也就不奇怪了。既然有周立波等人这样的变化，那么到了“文革”时代，发生在许多革命夫妻与革命家庭内部的“大义灭亲”、“划清界限”，同样也就不奇怪了，这是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周立波的双重人格所表明的是革命政治以其信仰的力量将人悄悄地改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非人。

2011年1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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