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2：天涯归客陈学昭

2026年01月23日 06:0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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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声明，“天涯归客陈学昭”的标题是从钟桂松先生那里借来的。钟先生将他的陈学昭传记作了这样的命名（钟桂松：《天涯归客——陈学昭》，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现代著名女作家陈学昭的数十年的人生。钟先生着重叙述了陈学昭由一个留法博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文化战士”（黄源语）的过程，并表示热烈的礼赞，这或许让安眠于九泉之下的陈学昭本人感到些许欣慰。

说陈学昭是“天涯归客”，据我理解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她青年时代留学法国，后来归国并以极大的忠诚报效祖国；二是陈学昭在外漂泊流浪多年，最后回到了她的家乡浙江工作；三是陈学昭探索奋斗了一生，最后回归到中共的组织之中，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然而，陈学昭的人生却又是那么充满了艰辛与挫折。而这些艰辛与挫折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倒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浪迹天涯

在钟桂松的《天涯归客——陈学昭》一书中，我们注意到：出身于浙江钱塘江畔书香门第的陈学昭之所以要流浪天涯，与她执拗的性格与好学的品性密切相关。陈学昭是陈典常子女中唯一的女孩，而且还是个小老巴子。这就是使她在幼小的时候多少有些娇惯，据她自己回忆，在她初进女高小学时，她竟然因为敲门没有应声而发起狠来，“拾起一块碎砖头，拼命地敲”，而且“眼眶里已含了一包眼泪，带着哭声了”。（第6-7页）幼小的陈学昭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脾气，她听了私塾先生念的“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宋·杨万里《浙江观潮》）的诗句后竟然独自一人到钱塘江边观看潮水，幸而得到一位老先生的照看，她才没有出事。陈学昭本来是个恋玩的孩子，不知道念书学习，母亲使用激将法说她“一定一个字也不认得”（第9页），她不服这句话便开始看书。然而，很不幸的是，就在她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陈学昭虽然得到母亲的呵护，然而随着长兄执掌家政，母亲也被边缘化了，管不了什么事。那些兄长对待陈学昭这个唯一的妹妹十分严厉，有时暴力相加。据陈学昭自己回忆，她在吃饭时由于旁边放着一本书，她的三哥竟然“拿起碗就往”她头上“掷”（第11页）。她的二哥虽然当了教师，但没有儒雅风范，在妹妹面前凶得狠，不是骂，就是用戒尺打，常常把她“骂得昏头昏脑”（第10页）。兄长的粗暴激起了陈学昭的反抗和叛逆心理。兄长试图以暴力令她就范，但是她就是被罚跪，挨饿，也决不讨饶。当她16岁的时候，她的三哥依然施暴，她则毫不畏惧，抄起手边的算盘向三哥砸去。这次反抗性的还击，到底震慑住了她的兄长，此后，他们开始收敛了，不再打骂她了。陈学昭的这种不服输，顽强而坚毅的品性促成了她走出家门，到外面去闯荡。另一方面，陈学昭或许是出身“诗礼传家”的缘故，自从母亲对她使用了激将法之后，她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渐渐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因而，她在文学之梦的牵引下离开了家乡，或者说她要离开家乡到天涯海角去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梦。

最初，陈学昭来到了距家数百公里之外的南通，进入南通女师学习。在南通女师，陈学昭初露其文学才华，发现老师所讲的“四美钓鱼”原来不过是对《红楼梦》某个章节的改编而已。但是，陈学昭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两年过后就转到上海爱国女学学习。这次转学虽说是兄长出于节省两年的费用的考虑，但对陈学昭来说是非常幸运的。进入上海爱国女学，陈学昭首先结识了张琴秋，并由张琴秋认识了当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沈雁冰（茅盾）及夫人孔德沚。能接触并认识大家，是非常幸运的。与大家接触，耳濡目染之中自己的视野变得开阔了，对于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而透彻。在上海，陈学昭不仅与茅盾有了来往，而且被邀请加入了由林如稷、陈炜漠、陈翔鹤、冯至等发起成立的“浅草社”。加入文学社团不仅可以交上许多文学朋友，了解文坛动态，而且可以经常与文学同仁们进行交流，切磋，互相学习。不过，陈学昭可能出于某种程度的自卑，尽管在她加入“浅草社”的时候约她写文章，但是她没有给《浅草》杂志写过稿子。1923年冬，陈学昭看到《时报》发布的征文通告，一时兴起应征投了稿子《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很快，稿子出乎意料地被刊登了出来，而且还获得了第二名。爱国女师毕业以后，陈学昭先是到位于皖南山区的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她离开安徽再到上海。20、30年代的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在这里陈学昭又结识了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以及《时报》主笔戈公振、周建人、章锡琛等人，正是这些文坛宿将将陈学昭引领到现代作家行列。此间，陈学昭先后出版了《倦旅》、《如梦》、《寸草心》等作品集。尽管如此，陈学昭还是没能在上海站稳脚跟，于1925年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浙江，进入绍兴女师教书。但是，陈学昭决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更不是向现实妥协的人。由于绍兴女师校长与教务长之间的钩心斗角，陈学昭一怒之下，离开了绍兴，在老家海宁短时休整之后又来到杭州，与孙福熙为伴住在西湖之畔，静心写作。后来她将在此间写作的散文结集《烟霞伴侣》出版。西湖之畔是生活是十分幸福愉快的，陈学昭在这里与孙福熙产生了甜蜜的爱情。但是，陈学昭并没有沉溺于爱情的甜蜜之中，而是为了文学再次离开家乡浙江，来到上海。这次她到上海，后来辗转去了北京，非常幸运地见到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就是在北京这段时间，陈学昭以其勤奋和刻苦，在教书之余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值得一提的是，陈学昭在北京还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玄同。1926年5月，陈学昭南下回家乡暂住一小段时间。之后，她离开浙江老家，经南京到武汉。在武汉，陈学昭接触到共产党领袖恽代英，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及其夫人何香凝。当时，陈学昭得到建议希望从政，做妇女工作。但是她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在朋友们的鼓舞下决意到法国留学。1927年5月，陈学昭与袁中道、郑振铎、魏兆淇、徐霞村等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巴黎。

在遥远的法兰西，陈学昭一边学习法语，一边担任国内《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一边求学。她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令法国教授十分敬佩。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陈学昭以《中国的词》作为博士论文并且通过答辩，从而获得了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颁发的博士学位。以陈学昭的资历，她既没有读过本科，也没有读过硕士，从1932年到1934年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此间，陈学昭出于对病中何穆的同情而不慎与其结婚，婚后当然得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料理家务。但是，这些竟然都没有耽误她的学业。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不过，陈学昭虽然拿到了法国的博士学位，但是她并没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而是搞她的创作。

寻找归宿

陈学昭在何穆也拿到博士学位后与他一同回国，他们要以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然而，拿到法国医学博士的何穆竟然在公立医院找不到工作，只好向母亲借钱在无锡祖房开私人诊所。而陈学昭则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接连失去恩师戈公振先生和鲁迅先生。就在丈夫开私人诊所之际，她或许是因为失去恩师的悲痛，或许是陷入琐碎的家务之中，竟然“文思呆滞”，“几乎没有写文章”（第130页）。其实，凭着留法博士学位，陈学昭到某所大学任教是完全可以的，可是她竟然没有到任何一所大学试一试，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钟桂松的这本传记没有提及，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对学术研究和教学不感兴趣，她只热衷于写作，但是她的写作却又陷入了低谷。不久，陈学昭夫妇在一位朋友的的帮助下来到南昌，打算让何穆进一家天主教教会医院工作。但是，随即爆发的西安事变与全面抗战，又迫使他们在战乱中逃离南昌。

几经周折，陈学昭夫妇来到重庆。然而，重庆的条件并不怎么好，这里人满为患，而且国民党统治下的极端腐败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对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描述勾起了陈学昭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再加上朋友张琴秋的帮助，陈学昭夫妇决定离开重庆前往延安。

螺丝钉人生

1938年夏，陈学昭夫妇携同儿子来到了她心目中理想的地方延安，投进了中共的怀抱，而且“一踏上延安这块热土，陈学昭立刻融进了这个新天地。”（第142页）陈学昭与许多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和优待，而且心情特别晴朗，特别兴奋。不过，陈学昭又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不同，她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在失去新鲜感之后，深刻地洞悉到延安并不完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陈学昭虽然留学法国，但是她没有像五四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对于民主、自由与个体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她在来延安之前与其说是个作家倒不如说是记者。她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是叙述的基本上是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对于所叙述的东西不能说没有思考，但毋庸讳言，她的思考远远不及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也没有获得高学位的丁玲。五四时代精神不能说在陈学昭身上不存在，但无疑是比较淡薄的。所以，她在延安颇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她不仅到那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能够顺利地采访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她的采访很快见报，给解放区做了有力的宣传。1942年，延安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整风运动，包括丁玲、王实味、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整肃、迫害和批评，但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陈学昭却没事，而且还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她早年并不明晰的文艺观现在渐渐清晰起来了，而且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趋于一致。按照钟桂松的说法：她“更加坚定地、更加自觉地和中共联系在一起，自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从一个留洋博士，成为一个革命作家！”（第167页）钟桂松的判断有其准确的一面，指出了陈学昭的这种变化，但也有比较含糊的地方，陈学昭虽然是个留洋博士，但与胡适、钱钟书等人不同，决不是学术型的，她的写作似乎也没有达到一个留洋博士应有的水准。因此，只能说她来延安之前不过是个比较自由的报刊撰稿人。而她来到延安之后，说她是“革命作家”也有点疑问。问题不在于她是不是“革命作家”，而在于“革命作家”这个概念。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并不严谨的概念。表面看来，这个概念是成立的，所谓“革命作家”就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写作的人，或者是为“革命”而写作的人。再往深处想，这里所强调的只是写作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而与其他关系不大。其实质反映的是工具文学的观念。而工具文学虽然挂着文学之名，但是失去了文学之实。说到底，工具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伪文学，那么工具文学家，也只能是伪文学家。当然，这并不是说陈学昭是不是作家的问题，而是她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如果说在来延安之前，她还是个作家的话，创作了一些散文和诗歌等作品，然而到了延安以后几十年里，陈学昭显然已经不是作家了，虽然她也出版了《工作着是美丽的》和《春茶》等小说，但是她的这些作品只能说是具有文学体裁的某些特征，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而是结合她的见闻以文学的形式写成的宣传材料，因为她的这些作品与同时期的《暴风骤雨》与后来《金光大道》一样，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与现行政策去组织安排材料，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其中即使融入了某些思考，也是以别人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的，并没有形成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现实的独立的思考与认识。当然，这并不只是陈学昭个人的问题，而是她所处的环境所赋予她的这些问题，而她与当时许多作家一样，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而，就陈学昭来到延安之后的情况来看，我以为最确切的身份不是作家，而是一名宣传战士，她出于极大的热忱，为自己所信赖党和所景仰的领袖工作，她将自己视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她曾经明确表示：“我是怀着一股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崇敬的热情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到延安的，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坚决、真诚地在领导抗战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愿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战工作，舍身忘命，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种种。”（第167页）

不仅陈学昭本人将自己视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且党组织也一直将她这样看待，而且对她表现信任。在延安关门审干运动中，陈学昭非常幸运，没有像丁玲等人那样遭到历史问题的纠缠，尽管有人给陈学昭贴过大字报，想给她找点麻烦，但是由于党组织的信任，特别是领袖的关照和爱护，很轻松地过了关。不过，这场运动还是对陈学昭的心理产生一定的震荡，她不仅懂得以后“说话确实用谨慎，要看对象”（第170页），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竭力通过劳动表现自己，以表示对党的忠诚。同时，在某些时候，她还得“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地埋在心中。”（第170页）对于陈学昭的忍耐，组织上进行了多次考验。组织上可能知道陈学昭在回到延安之后仍有出国的念头，于是先后对她进行了试探。抗战刚一胜利，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王鹤寿通知她，决定派她去巴黎做国际民主妇联的工作。陈学昭一听这话，感到“十分惊喜”（第175页）。随后她按照组织的安排从延安到东北准备取道苏联前往巴黎。然而，就在她抵达本溪行将跨出国门之时，组织上通知她不用出国，决定让她到《东北日报》工作。这次出国没有成行，但是“她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的”（第187页）。在东北工作了一段时间，上级又通知她动身去张家口，准备从香港出国，然而几天过后，领导找她谈话再次取消了出国计划。她得知出国再次落空，“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什么味道都有了”，几天里“头脑里一片茫然”（第189页）。1948年，陈学昭又一次由中央组织部通知出国工作，得到这个通知，陈学昭特别感到激动和兴奋，以为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为出国做了充分的准备。然而就在临出国的前夜，组织上再一次改变了决定，不让她出国。“组织上的这种不负责和出尔反尔，让人到中年的陈学昭百思不得其解。”（第198页）尽管如此，陈学昭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绝对听从组织上的分配和安排，哪怕组织上让她待在招待所里闲着，她也耐心地等待，毫无怨言。此时的陈学昭再也不像青年时候那样具有叛逆反抗精神，不再具有自由独立的意志，借用组织上通常给人下的评语，此时的她思想“成熟”了。

既然回到了祖国，并且融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为什么陈学昭一听说让自己出国就感到“十分惊喜”呢？钟桂松在陈学昭的传记中没有给出答案。这很可能是陈学昭的婚恋问题。陈学昭最初与孙福熙相恋，后来由于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遥远的巴黎，两相分离较久，再加上孙福熙猜忌的性格，最终导致他们的分手。后来，陈学昭虽然与何穆结婚组成家庭，但是陈学昭决没有真正的爱上何穆，当然何穆爱上陈学昭是不用置疑的，而且陈学昭对何穆也怀有深厚的友情。然而，友情不等于爱情，当何穆向她求婚时，她明确对何穆表示：“我不爱您！”（第111页）但是，陈学昭后来还是嫁给了何穆，而她的心底却深藏对季志仁的深厚情感。早在1922年，陈学昭还在上海爱国女学读书时，就由同学季湘月认识了其哥季志仁，在随后的交往中，陈学昭不仅与季志仁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很乐意向他倾诉生活的困惑与现实中的烦恼。季志仁则以兄长一样呵护着陈学昭。本来，两个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爱情，而且季家在了解到陈学昭的家庭情况后有意让他们俩结为伉俪。但是当季家派人说媒时，遭到陈学昭二哥的拒绝，理由是不愿让陈学昭嫁到有姨太太的家庭。原来，季志仁的父亲季通老先生最初与一个老式妇女结婚，后来进入北大办的夜校学习时认识了女学生并与之结婚，但是又没有与原来的离婚，这就形成了一夫二妻的局面。那个时代的鲁迅、郭沫若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这与传统的纳妾不同。传统的纳妾是男权主义的产物，而他们的再婚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过这其中还是有点问题，他们没有与原来的夫人离婚。因而，陈学昭哥哥拒绝季家的提亲，纯粹出于误会。这事虽然阻挠了陈学昭与季志仁朝着爱情方向发展，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们仍然保持着非常纯洁而深厚的友谊。陈学昭去法国留学就是在季志仁的鼓动下而去的。来到法国之后，他们依然保持密切交往。刚到法国时，陈学昭人生地不熟，幸亏得到季志仁的热心帮助。不过，他们俩的感情始终是纯洁的，即使有一次他们在马赛的一家旅馆里无奈同居一室，但也没有超越朋友友谊的界线。在与季志仁的来往中，陈学昭还结识了蔡元培的三公子蔡柏龄，他也成为陈学昭很好的异性朋友。有一个阶段，陈学昭与他们二人关系相当密切，“三人常常形影不离地同进同出，一起去中国饭店吃饭，一起听音乐，”一起“去上学”。（第72页）后来，陈学昭尽管与何穆结了婚，尽管回了国，但是她仍然十分挂念远在天涯的朋友。特别是她在与何穆离婚以后，对季志仁和蔡柏龄格外思念。她多么想再见到当年感情如此纯洁的青年时期的朋友啊。

然而，陈学昭终究没能出国，因为她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而是党的一分子，组织运作的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组织认为她重要的时候，她就被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让她为革命作贡献，奉献她的智慧与才干；当组织觉得她可有可无的时候，她就被边缘化，对她不闻不问，即使她找上门要求工作，也会将她晾在一边，要她在招待所里好好休息。然而，组织说起来神圣，却是由个人掌控的，所以组织的决定说到底还是某个人的意志。那么，对于棋子的摆布，一方面取决于下棋者个人的感情和性格，如果他/她对这棋子没感情，就可能对其功能视而不见，如果其棋艺不精，就可能全凭感觉摆子，结果很可能乱了局，凭意气挪动棋子，至于棋子是否发挥了其最大功能，他/她就可能不管了。况且在现实社会中，组织上用人往往并不一定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的，而是充满了许多潜规则，特别是各种人际利害关系，许多时候还充斥着情感好恶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学昭怀着满腔热忱回到浙江工作，但是她却被打成了右派，受到政治迫害，继而在“文革”中，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接受各种磨难。而这些都是组织安排的，而组织之所以如此对待她，邓颖超的告诫揭示了其中的奥妙：她没有与省委某些领导搞好关系。（参见第250页）论理来说，省委干部也是全国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然而这显然是与陈学昭分量不同的螺丝钉，在浙江这个地方的革命机器上，他们则是具有决定普通螺丝钉命运的机师。陈学昭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与省委领导处好关系，因而只能听任别人对他命运的主宰。等到她得到“解放”之时，陈学昭随即高呼：“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知陈学昭当时怎么想的，她觉得自己不再受到迫害，便是对她的开恩。作为一颗长期被拧在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她以为能够被拣起来，没有被扔掉，便是其人生最大的价值，因而不受迫害，就让她感到满足。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中国的老百姓变得很可爱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留过洋，经受过五四文化精神洗礼的作家、教授也都变得非常可爱了。

回归到革命的大家庭里，陈学昭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完全控制在大家长的手里，我们不得而知。青年的陈学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兄长的控制，但是他还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敢于抄起手边算盘掷向他的哥哥，以回报他哥哥的暴力。然而几十年后，陈学昭已经绝对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组织上要她搞革命宣传，她就搞革命宣传；组织上要她当干部，她就当干部；组织上安排她出国，她就立即作好准备；组织上改变主意，她就留下来工作；组织上把她定为右派，她就接受劳动改造；组织上需要批斗她，她就只能接受非人的折磨；……她虽然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常常提起笔写些东西，那也只能是按照规定的思想主题下笔，因而20-30年代的陈学昭尚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位，到了1949年以后，她虽然还能写些东西，但已经淡出了文学史。这不是当代文学史的无情，而是她成为螺丝钉的必然。那么，陈学昭从天涯归来究竟是怎么的得失呢？相信人们会给出客观公正的答案。

2009年11月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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