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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透视125：真性灰娃

2026年02月01日 11:1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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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灰娃（右）合影

我与灰娃先生相识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只是今年夏天在北京与她见过一面，打的交道并不多，但是她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觉得应该没有比“真性”更确切的了。所谓真性，就是指一个人具有率真、纯真和天真的性情，对真理和美有着强烈的憧憬和追求。如今灰娃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从我对她的拜访和交谈到与她的微信联系中，我感到她都以真而感人：待人真诚，情感真挚，说话真切。阅读了她的诗集《灰娃的诗》和《灰娃七章》、自传《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以及散见于报刊的诗文，更是加深了我对她的认识：她就是一个真性之人。

一

灰娃在童年时代就已培植了真性的种子。1927年，灰娃出生于陕西西安附近的临潼农村。这个汉中农村给灰娃的印象是十分和睦与恬静。尽管陕西的乡村还很落后，贫困和饥寒常常困扰着人们，但是在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约束下，在乡绅们身体力行的影响和治理下，这里一片祥和。传统的乡村没有法律，却有乡规民约，遇到什么矛盾纠纷，就由村里德高望重的族长和教书先生主持公道，进行调解和处理。因而，贫苦中的人们却没有弱肉强食，抢劫杀人，而是以乐观的态度生活着，不时咧开嘴巴，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们在极其贫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悲观的情绪，而且以其坚强的毅力，将生活创造得有和谐，有温馨，有深情，有诗意，有美。灰娃的乡村记忆很有点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沈从文所写的湘西很和谐，风景如诗如画，人们重义轻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和睦，给人以非常美好的印象。灰娃则以一颗童真之心，看到了人世间美好的一面。

灰娃出生的家庭虽然有些复杂，她的外祖父家族来自遥远的西方，具有异族血统，而她的祖父家庭条件不错。在灰娃的记忆中，她小时候住在一个庞大的庄园里，只是她那个家族已经破败衰落。原有比较好的家底能够让她读书上学，接受比较好的教育；而现行家庭的衰败则使她能够接触到底层的孩子，并且体验到他们那某种程度的贫困生活和真率的性情。她以一颗纯真的童心体验乡村生活的诗情画意：“整座庄园里外周遭，则林木翳然，竹簧摆动，星月闪烁，鸟雀争飞。时而风响树应，虫叫鸟鸣，足具光影幽妙，天籁入景之致。”年幼的灰娃总是以一颗纯真之心感受她所生活的世界，感受她周围的各种人和事。因而，她所看到的世界是神奇而美丽的，极富童话色彩。在大家庭的庄园前树立着的高大的水车就很神奇。巨型的木轮在幼年灰娃的眼里高入云霄，转动起来，吱吱嘎嘎地响着，就像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随着水车叶轮的转动，清亮的水珠接连滴落，在空中闪耀着晶莹的光，让年幼的灰娃看得十分入迷。由门前高大的水车再往远处眺望，灰娃见到了遥远的天际处终南幽蓝的峰巅和太白山常年积雪的主峰。这种若隐若现的风景可以勾起人对于远方的无穷想象：终南山里住着神仙吗？太白山的雪峰晶莹剔透，大概是美丽小公主的庄园吧！

灰娃家庄园附近还有一座墓园。在许多人看来，墓园总是与鬼魅相联系的，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比较强盛的阴气。但是，年幼的灰娃却没有这种感觉，在这座历史久远的墓园里，她看到的是那里高大的树木、茂盛的野草，还有许多野兔、野鸡、虫子、鸟雀之类的小动物。她常常和一些农家孩子一样，到这里玩或者带着钉耙来耙干枯的树枝，然后背回去，当柴禾送进锅灶，用其烧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灰娃回到家乡探望，特意寻找那座墓园，可是墓园已经在大跃进中被铲平，改造成了耕种的农田，她看了觉得非常可惜。

在灰娃的亲人中，灰娃最爱戴的是母亲，而母亲最突出的才干就是女红。灰娃母亲自从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女红，所谓女红，通俗说法就是针线活，最基本的是缝缝补补，往高雅里去就是针织绣花。一般的农家女子大概只会缝缝补补，大户人家的女子则精于绘画绣花。灰娃的母亲可是大家闺秀，自然成长为女红方面的高手。灰娃清晰地记得：她在幼小的时候见过母亲的女红作品。“那披肩、衣领、袖口、袖筒、帽子、背心、兜肚、百褶裙、鞋面、汗巾……绣满花鸟人物和戏文片段或整首的恋歌：《蝴蝶杯》、《白蛇传》、《西厢记》、《玉堂春》……那些绣品看上去满目璀璨，那些纽扣，细铜丝编就中心有一个景泰蓝美人。母亲曾把一件背心给我穿上过端午节，上面满绣花鸟，滚了一道道宽窄不同的花边，五彩金银，光色闪闪，煞是好看。”灰娃还记得母亲亲手做的门帘，上面印有“麒麟送子”的字样，最迷人的在于其形式非常别致：上面三分之一覆盖着网（叫“络子”或者“网扣”），而且做成了镂空图案；下面系着一排小铃铛，铃铛下面还缀有长约20公分的穗缨，一旦有风吹过，小铃铛就会发出一串串清脆悦耳的声音。由此看来，灰娃母亲的女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的缝补，而是绣成了艺术，绣出了诗意，绣出了文化。毫不夸张地说，她已经成为针绣方面的民间艺术家。年幼的灰娃能够注意到母亲的精湛的女红技艺与精美的绣花作品，沉浸在母亲的艺术制作之中，当然接受了母亲的艺术熏陶。灰娃一生为什么都在孜孜不倦于对美的挚爱和追求，其主要根源可以追溯到母亲的女红让童年的她耳濡目染。

1931年，年仅4岁的灰娃随父母迁居到了西安城里，居住在碑林附近的一所大宅院里。大宅院的边上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小院子里长着一棵石榴树和两棵木槿树。其实这是一座废弃的后花园，荒废了没人管。灰娃将其称为自己的“百草园”。灰娃一放学，就将书包一放，独自跑到后花园里。在这里，她捡拾到鸟飞过时掉下来的羽毛。那羽毛很美！灰娃还捡了一些花儿啊、叶子啊、瓢虫啊，并且拿一个盒子把这些“宝贝”仔细地装起来。有时她还坐在一个横着的很矮的树干上，双脚轻松地放在地上的一个石凳子上。这时，她把盒子打开，一个一个地细看，专心致志地欣赏那些东西。有时她还把自己会唱的歌全都唱一遍。灰娃小时候最喜欢去的这个地方，在她一辈子的印象中是最深的。

灰娃家厨房的旁边有一块空地。灰娃母亲在上面砌了好几行砖头，形成一小块平展的砖地。春夏之间，砖缝里长出了草。灰娃常常蹲在旁边观赏小小的草叶。不仅如此，灰娃还在砖地旁边的地块里种上草茉莉和指甲草这些花花草草。随后便浇水呵护，过了几个月，这些小草便开出各式各样的小花，悠悠地散发出香味。这就成了灰娃的小花园。到了盛夏的夜晚，灰娃常常拿一张凉席铺到花草旁边的砖地上。她喜欢仰躺在凉席上，不喜欢躺在屋子里的床上。仰躺在凉席上，灰娃是为了仰望天上的繁星与银河。看到兴致勃勃时，她就把所有会唱的歌全唱一遍。第二天早晨醒来，灰娃感到非常奇怪，她居然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由想起消失的星星，禁不住鼻子一酸，哭了下来。母亲哄着她，并且告诉她，到了后半夜，把她抱回房间里，但是灰娃仍然不愿意，抱怨母亲不该把自己抱离她的浪漫天地。她在这小小的自然世界，陶冶了真的性情和艺术情趣。

到了八九岁的时候，灰娃忽然梦想自己长大了要当音乐家，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怎么一下子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只觉得自己就是为音乐而生。据说，音乐家是需要点着蜡烛作曲的，可是小小年纪的她买不起蜡烛，也就点不成蜡烛，怎么作曲呢？她便想了个办法：以月亮代替蜡烛。恰好她的家里有一个木梯。她便搭着梯子爬到房顶上，因为她觉得房顶离月亮近一些。这样，她便可以就着银色的月光作曲了。她要作好多好多的曲子，写好多好多好听的歌，她把自己已经想象成了一名音乐家。2017年8月24日凌晨，灰娃在发给笔者的微信中发了一张图片，尼采的一句话和一段语音。图片的内容是，一座小木屋里，一只小鸟以此为家，小鸟的前面有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这幅画显示出作者的人生境界：小鸟不需要豪华的窝，只要有一间遮风避雨的小木屋即可。小木屋里没有其它陈设，伴随着小鸟的是象征着艺术、浪漫和纯情的白色的玫瑰花。笔者就此画询问了灰娃，其作者是谁，画名叫什么？她告诉我：这画是她偶然见到的，不知道其作者和画名。只是见了这幅画，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童年的梦。不过，她认为自己后来的人生都与这个梦相反。后来，笔者通过向朋友咨询了解到，这是荷兰水彩画画家马约雷·巴斯汀（MarjoleinBastin）的作品，是组画《田园故事》中的一幅。灰娃发来的尼采的那句话是，“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的贫困。”那段语音谈的是对尼采这句话的理解和认识，是对那幅图片的解释，更是她对童年梦想的追忆。

在西安，灰娃在进入幼儿园不到一年就进入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她的读书与许多作家一样，偏爱国文和艺术类的课程，对于比较抽象的数学不感兴趣。读小学期间，灰娃最擅长的是唱歌。老师拿来新歌，还没有教，她就能够看着乐谱唱起来，基本上都能唱准，很有音乐天赋。乐谱上的各种符号：延长音、符点音符、三连音、休止符等等都能准确地演唱，而且节奏也把握得比较到位。她后来说自己当时唱歌凭的是直觉。因此，她的音乐课成绩不错，音乐老师也特别喜欢她。数十年后，灰娃回忆起小学时候所唱的歌，依然历历在目。其中许多歌曲是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先生的作品，其中《小麻雀》、《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和《三蝴蝶》等是灰娃常常喜欢唱的。此外，作为小学生的灰娃还唱了《满江红》（岳飞词）、《悲秋》、《很久很久以前》、《念故乡》、《渔光曲》、《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卢沟桥》、《旗正飘飘》等等名歌。这些歌的歌词，灰娃到了八九十岁的年龄仍然记得非常清晰。2017年8月5日中午，年已九十的灰娃还为笔者等人唱起了《卢沟桥》。在唱之前，灰娃给我们讲了这首歌的形式──一问一答；曲调是《小放牛》的。

在国文课上，不少孩子常常为做作文而头疼犯愁，而灰娃却显示出她的写作天赋，她根据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竟然在不自觉中写出了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布置学生写一篇题为《春》的作文，要求在两小时内写出。灰娃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了出来，交给老师。没想到，居然得到老师的夸奖，而且老师还将她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按照老师要求，这篇作文应该写成散文。可是灰娃自己都觉得鬼使神差地竟写成了分行的形式。后来她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那时的她，“心中连‘诗’为何物，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写成一行一行？完全是下意识的，顺着心中那时轻松快乐的节奏。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记录的是那种愉悦、欢喜的情绪感受。可当时我的意识里根本就不知‘诗’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诗’这种文学样式。”可惜的是，灰娃当时的这种写“诗”的冲动没有得到及时的培植与呵护，只是一闪而现，然后便长期地处于休眠状态，一直潜伏着，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重新激活。

同时，灰娃还喜欢涂鸦，她常常在书本的插图的上面画上自己，还在山的脊背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数十年后，她想起来这些事，觉得有啥用呢？都是很幼稚的东西。不过，这些事对她来说印象特别深，她的心里一直想的都是这些东西。灰娃在课本上的“涂鸦”，在许多成年人看来，确实“幼稚”得很，但是从她“涂鸦”的内容看，她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融入到了自然之中，让自己尽情享受美好的大自然。她在山的脊背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对于她来说，是极其庄重的命名，表现出她对大自然的挚爱，也反映出灰娃童年时的童话思维，她以一颗纯净的心看待世界。

纯真的种子在灰娃童年时就被植入她的心田，后来她在几十年的人生中也都一直保持着她的童真。

二

1939年，对于灰娃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她在这一年被姐姐和表姐送到了延安。这一年，灰娃才12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女孩。由于她发育比较晚，个头比较矮，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样子。表姐和姐姐要将她带到延安，自然先要向灰娃的母亲保证让灰娃上学，同时也向灰娃宣传了延安的情况，激起灰娃对延安的美好想象和向往。尽管灰娃的两个姐姐此前没有到过延安，她们所说的延安也是转述他人的宣传，然而灰娃对于姐姐的话绝对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于是，她就兴冲冲地跟着表姐去了陕北。

在到延安之前，灰娃先在安吴堡的青年训练班里接受培训。虽然这个青年培训班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是灰娃却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由于她年青个头矮小，大家都把她当小孩看待，不仅没有人与她争什么东西，而且还得到了培训班里大哥哥大姐姐的照顾。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训练班学习，灰娃等人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在去延安的路上，灰娃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亲密与可爱。从安吴堡到延安，大多是山路，灰娃由于身体矮小而羸弱，走路费尽了力气还是速度缓慢。但是，大家能够相互帮助，互相搀扶，不让一个人掉队。年岁大的同志看到灰娃走得艰难，都非常热心地帮她扛背包，拉着她的手往前走。遇到高大的石头或者坎儿，灰娃很难爬上去，年龄大的同志就转过身去以背靠背的方式背着她，或者直接提着她腰间的皮带，将她提了上去。一路上，灰娃给大家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没有人抱怨她拖了大家的后腿。然而，灰娃那颗敏感的心却有些不自在，信心不足，情绪甚至有些低落。然而，那些年岁大的同志为了消除她的消极情绪，便给她讲故事，说笑话，给她鼓劲。这令灰娃感到特别温暖和幸福，但也形成了她“不善于思考，处处依赖环境的性格习惯。”灰娃的这个说法固然有谦虚的成分，但也表明她以自己的单纯和真挚的态度对待每个人，信任每个人，让自己生活在纯真的童话世界里，当然也想象不到世界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而且很容易因轻信而上当受骗。后来，她到了延安，虽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她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自由和平等。

来到延安，灰娃的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她仍然十分幸运，因为她接触到一些非常真率的人，这些人不仅是艺术家，很有才华，而且都是性情中人，待人真诚，同样令灰娃感到心情舒畅，自由和平等。在经过短期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之后，灰娃被分配进入了儿童艺术学园一边学习文化和艺术，一边表演节目。她们的日常生活由指导员管理。美术家张仃被聘为学园的艺术导师，但不给灰娃他们授课，而是给艺术学园的老师们讲课。有时，学园的老师们带着灰娃他们到张仃等人创办的俱乐部参观抗战漫画展和木刻展。灰娃亲耳聆听张仃给他们一幅一幅地讲解这些作品的意思，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作品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等等。对于张仃的讲解，不仅儿童艺术学园的老师们爱听，就是十四五岁的灰娃也听得十分入迷。与此同时，灰娃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开朗，自由的气氛十分浓厚。张仃、杜矢甲、冼星海和塞克被誉为延安鲁艺“四大怪人”。他们之所以落得“怪”的名号，是因为他们在1940年前后个性表现非常突出，而且在言行上无拘无束。这四个人不仅穿着别致，颇具欧式风采，而且讲话和行为都很随兴。在距离文化沟不远的蓝家坪，住着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在萧军带领下、由张仃设计，居然将山坡上一所破旧的房屋改建成非常时髦的作家俱乐部。对于延安的自由氛围，灰娃自己也有切身的感受。她与她的小伙伴们经常来到作家俱乐部唱歌，演童话剧，跳假面舞，观赏外国现代名画的复制品，就连现代艺术中的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等风靡西方世界的美术作品都可以观看到。不仅如此，她与她的小伙伴们在俱乐部里还听到诗人艾青和李又然介绍法国的风尚和巴黎艺术家们的生活，作家萧军用俄语演唱的俄罗斯民歌，可以看到张仃客串演出的小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自由的环境中，延安的文化人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和接纳人类精神宝库中的各种瑰宝。当时延安的这些真的艺术和真的人都在无形中陶冶着，滋润着，哺育着灰娃。整风运动之前，灰娃在延安度过了她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因而，灰娃也一直将这段时光珍藏在她的记忆中，并且在她的脑海中被理想化和浪漫化。

1941年10月19日，延安的少年剧团首演童话剧《公主旅行记》。在这部由胡沙编剧、程云导演的戏剧中，灰娃扮演着轻盈活泼、天真烂漫的小公主，给在场的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灰娃获得了“八路军公主”的美誉。这个美誉当然是对灰娃表演的充分肯定，也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在延安生活中倍受年长同志的关心和爱护的写照。换句话说，灰娃来到延安之初，就是一名八路军的活泼可爱的公主。这是令灰娃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她的真与艺术家们的真相融合，相辉映。

三

可惜的是，延安这段美好的时光不长，只有三四年的光景。1942年春，延安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不久便演变为酷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当时，灰娃只有15岁，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一个未成年人，因而，这场运动对她本人的波及不大，但是她所敬仰和喜欢的不少成年人却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一天，灰娃被一个姓杨的干部叫去，被要求将自己的情况说说清楚。当时的灰娃十分紧张，她知道这个人来自康生那里。而康生在灰娃的印象中就是抓“坏人”的。他来找灰娃，让灰娃不知所措，紧张之下，她编了个所谓与特务接头的故事。当时的灰娃根本就不知道特务是怎么回事。所谓“特务”，本来指执行特别任务的人，而所谓特别任务，主要指侦察敌情、搞情报、暗杀或者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灰娃并不是故意编造这些故事来过关，而是在姓杨的干部诱骗式的追问下根据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想象出来的一个“特务”经历。姓杨的见到从灰娃这里找不到所需要的材料，这才不耐烦地让灰娃走开。灰娃所幸躲过了这一劫，然而她的心头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数年后，人们谈起延安时的这件事，张仃则调侃道：“你这个特务当得既可笑，又丢脸。”调侃之后，大家只能苦笑而已。

整风运动开始时，灰娃所在的儿童艺术学园便组织召开大会。会上议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艺术学园的负责人冯文彬主持，他宣布整风开始，并且要求艺术学园里年龄比较大的同志回答问题。他所提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整风运动？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党八股？什么是主观主义？什么是本位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言必称希腊”是什么意思？那些被点到名的同志都必须像课堂上的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而灰娃虽然没有被提问，但是她的头脑中也盘旋着这些问题，她在试图搞清楚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她就是搞不明白，她不知道这些名词术语的基本内涵，更不知道这些名词术语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她身边的许多人在整风中的遭遇却是她实实在在看到的。就在灰娃出席会议的会场上，冼星海作曲、塞克作词的《生产大合唱》就被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抓住歌词中这样的内容──“没有牲口，没有牲口，年轻的汉子赛过老牛，年轻的汉子赛过老牛”──大作文章，认为歌词夸大了解放区的困难，宣扬了失败主义情绪，削弱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破坏了党的革命事业。这一顶顶大帽子毫不客气地扣了过来。实事求是讲，歌词曲作者根本没有这些用意，他们参加革命是很真诚的。就这歌词本身来说，所写的也是实际情况，本意是歌颂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年轻人巨大的干劲，但是却被人穿凿附会、捕风捉影，硬说成是反动的。

冼星海和塞克的挨整，使灰娃感到周边空气大变，变得肃杀起来，人们的脸也跟着变了，个个变得紧张而严肃起来，之前的那种轻松与自由一扫而光，阴云沉沉地压在人们心头。由于大家都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革命怀抱的，而且将革命想象得非常浪漫，根本没有想到在理想的革命圣地延安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料到风云突变，变得令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更使一些人变得十分陌生，仿佛换了一个人。随后有人跟着指责冼星海和塞克的创作是“别有用心，破坏革命阵营，涣散斗争意志”。“整风”确实很快见效，不少人为了邀功和自保，也不顾事实，跟在“整风”者后面对被整的人丢石头，而且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积极”，所扣的帽子比“整风”者所甩出的更大更厉害，完全将被整者置于政治上的死地，他们的行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后来开会的时候，灰娃见到会场上的人绝大多数表情都很严肃，严肃得几乎没有表情，始终僵硬着，很少言语。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人的大棒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果然，过了不久，灰娃隐约地听说，她的音乐老师程云和戏剧老师被秘密带走了。这让灰娃感到费解，她所喜欢的老师怎么就说抓就抓了，她不知道老师究竟犯了什么错，什么罪。她不理解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坏人”。她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心里只是害怕。

紧接着，整风演变成抓“特务”。延安的几乎所有单位都开大会，领导在上面作报告告诉参会的人：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要进攻延安，便向这里派遣了大量的特务，这些特务要与国民党军队里应外合，而且边区还有不少青年学生被发展进去，形势非常危急，接着便向下面布置抓特务的任务。灰娃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搞不清眼前的现实是怎么回事，头脑里懵懵懂懂，这事与她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内心也感到恐惧。

渐渐地，灰娃根据这些人的“坦白”，相信他们真地成为国民党特务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国民党的特务？灰娃开动起自己的脑筋。她觉得一定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害了他们。这就是说，他们是为国民党特务所害，也是受害者。于是，她以一颗单纯而善良的心，表示谅解他们的“错误”或者“罪行”。她很想去安慰那些被审查、被抓走、挨批斗的人，但是她有些不敢，常常在心底怜惜他们。尽管心怀恐惧，灰娃还是去了看望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张仃因坚决不服扣在他头上的“特务”罪名而被关押，与他关在一起的还有戏剧家陈其通与陈戈。灰娃觉得他们被关着，还要纺线，多么苦闷啊！她要帮他们开心一些。好在对他们的关押并不十分严厉，关押他们的窑洞的门还开着。这样，灰娃便来到他们的窑洞前见他们。张仃与陈戈、陈其通站在窑洞里，灰娃站在门外，看着他们。他们见到了灰娃，便逗她，模仿着灰娃的样子，挤起嗓子，唱起灰娃平时唱的儿歌与童谣，陈其通还用上海话唱道：“早上起来啦，洗洗脸，刷刷牙，背上书包上学校，看见老师哈哈笑。”唱着唱着，还没唱完，他们自己就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被关押的苦闷早已一扫而光，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暂时放松。想到这些不幸的人们平时对自己的友善，一同与自己玩耍，还教自己学习，灰娃还感到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刺痛，不由发出深深的感叹：“人何以如此不堪呢？”

整风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给灰娃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彭虹挨整。彭虹是灰娃非常熟悉的一位大姐，很喜欢唱俄罗斯歌曲，最喜欢唱的是由塞克翻译的高尔基的剧本《夜店》（又译《底层》）主题歌。但是，彭虹在兴奋和激动的高歌中没有想到现实中的某些禁忌。《夜店》的主题歌名为《囚徒歌》。这首歌与作家的散文诗《海燕》一样名闻遐迩。彭虹唱起高尔基的这首歌就与许许多多热血青年常常高唱慷慨激昂的《国际歌》一样，都是革命激情澎湃的表现。然而，有人以其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这是影射──延安是黑暗的监狱，──于是给彭虹扣上了“反党”、“反革命”和“特务”等等大帽子，接着对她进行了批斗。在众人的指责和围攻下，可怜的彭虹“神情恍惚，呆立着，脸变了形，两颊直打颤。”[5]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彭虹仍然没有被放过，来自康生身边的那个姓杨的还向她甩了个重重的耳光，彭虹被打得脸都变形，而且变形得更厉害。

运动结束的时候，联政（五省联防政治部）主任肖向荣给灰娃的历史下了一个结论：她的祖父是晚清的一个举人，灰娃不是“特务”。灰娃听了这个结论，不由得向肖主任表示感谢，当然也包含着对组织的感谢。不过，灰娃第一次经历的这场运动多少在她的心头留下了阴影，令她感到困惑不解，十分茫然，也是她的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遇挫折，只不过由于她的年轻，还没有形成对她的打击。

四

革命胜利了，灰娃随着革命的大队伍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经过数年奋战，从遥远的延安进入了北京城。对于绝大多数革命者来说，跨进北京城不仅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令他们意气风发，器宇轩昂。他们不仅是这座城市的主宰者，而且还是整个国家的主人。因而，兴奋与激动成为那些革命者的主要心态。但是灰娃却高兴不起来，她虽然已是20来岁的青年了，但是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革命队伍里的多年磨炼，却没有磨去她心头的纯真。而她的真率令她感到越来越不适应所处的环境，她越来越感到人们的脸不好看了。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在灰娃的心目中，人们的脸是洋溢着笑容的，是和善的，是轻松而自然的；而今，进城以后，她觉得周围人的脸始终保持严肃，严肃到没有表情，甚至有些僵硬。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让她觉得日益复杂起来，不像延安时候的那么融洽，显得比较生硬。于是不明就里的灰娃竟然向领导提出回延安的要求。灰娃要求回延安，当然不是衣锦还乡，也不是像贺敬之那样重温革命传统，她是由于不适应而想逃离。领导听了灰娃的请求，感到很奇怪，人们从延安来到京城，多么荣光，多么豪迈，许多人想进京城还进不来呢，灰娃怎么还要求回延安。他告诉灰娃：“只有从延安来到北京，没有从北京回到延安的，现在革命胜利了，哪有再回到延安的？你知道延安现在的情况吗？”灰娃说自己不知道。领导接着告诉她：“我们离开延安以后，那里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很荒凉，还有狼经常出现。你就不怕狼吗？”灰娃一听提说到狼，就不由想起在延安时夜里听到狼的嗥叫，不由有些害怕。灰娃虽说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但是她的心目中所保存的基本上还是运动之前的延安，是她纯真的心目中的延安。然而，这个延安已经远去，越来越遥远了。现在延安回不去了，灰娃只能在北京继续待着。

然而，灰娃与现实环境的紧张关系没有办法解决。她实在无法忍受周围人的那一张张紧绷着的脸，有人叫她不要看人家的脸，但是她无法避开，那些人就在她身边，就在她的生活中。苦恼当中，灰娃想到了读书。相比较而言，学校要比社会单纯一些，真率一些，人与人要好处一些。于是，她向领导提出进学校读书。有人知道灰娃要到学校读书，感到一些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在单位上班，拿的是工资，而读书只能拿助学金。灰娃不知道啥是助学金，有人告诉她：“助学金就是生活费，比工资少多了。”想不到灰娃却说：“上学读书，还能拿生活费，蛮好的啊！”在灰娃这里，只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那些钱财干什么！领导还是了解灰娃的，于是与北京大学联系，让她进北大读书。

灰娃最初进的是外交系，大概是这个系的培养目标与她的天性存在一定的偏差，于是她又转到了俄语系。在俄语系读书期间，灰娃感到身心舒展，心情比较愉快。虽然苏联与中国的政体一样，但是在人性化方面比中国要好一些。来自苏联的俄语教授既没有“老大哥”的高傲，也不以师长自居，而是表现得非常谦和与平易，他们对待灰娃十分友善，让灰娃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他们告诉灰娃，有客人来，主人讲话少是不礼貌的，因此每当灰娃来到他们家作客的时候，他们总是与灰娃侃侃而谈，彼此之间没有隔阂，就像老朋友一样。有一年，北大举行一个重大纪念活动，俄语系要出节目，苏联来的女教师则将灰娃请到她的家里去商谈节目的事。灰娃应约来到了老师住处。老师住的是外国专家楼。灰娃来了，门卫一再盘问。老师见了对门卫说：“美人来了，怎么能不让进来呢？”在苏联，对于比较喜欢的姑娘都称“美人”，就像现在称“美女”一样。灰娃来到老师家里，老师给她喷了香水。这令灰娃感到有些意外。在中国，喷香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腐朽没落的表现。而苏联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可以这么做，看来苏联人可以爱美，打扮自己，比中国开明一些。经过商量，灰娃要出的节目是朗诵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又译为《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该作品叙述的是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与那种现实政治文学不同，既没有歌颂现行政策，也没有强烈抨击和深刻批判沙皇的政治黑暗。还有一次，灰娃应邀到苏联老师的家里，让她去看俄罗斯人一天的生活。头天晚上，灰娃住到她家，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中午吃饭时还给灰娃倒了一杯酒，她自己也倒了一杯，第一杯酒送给不在场的人，也为了灰娃的不幸牺牲的丈夫。另一个老师也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在与苏联老师相处之中，灰娃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仿佛回到了整风前的延安。

然而，好景不长。校园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的政治风暴同样席卷校园。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虽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但是政治运动不断，而且运动的对象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自然校园不会在政治运动之外，而且还会成为政治运动的重心。灰娃虽然从苏联老师那里得到真诚的友爱，但是在北大的大环境里她还是感到苦恼，稍不留神她就成为人们批评教育的对象。在一次学习会上，居然有人指责她是“大贵族”。在支部会上斥责她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同事。“贵族”这个指称如果放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是很光荣的。就是放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至少不带什么贬义，甚至还有点赞赏的意味，比如“贵族精神”在当今的知识界还是倍受推崇的。从精神气质来看，灰娃确实是一个贵族，当然她的贵不在财富，而在灵魂。可是，那是在1950年代，是经过暴风骤雨般政治运动多次冲击的年代，是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的年代。灰娃深知，这个“贵族”大帽子因十分反动而格外沉重。她根据自己所学习的革命理论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封建贵族社会。相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贵族社会相比是进步的。现在，资产阶级是反动的，封建贵族比资产阶级还要反动，就像二十年代末郭沫若指责鲁迅是“二重性反革命人物”一样。灰娃想想，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啊，怎么就成了比资产阶级还坏的反革命呢？可是那些指责她的人说：“你的坏在思想里。”灰娃想：我也没想什么啊，怎么思想就坏了呢？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革命了这么多年，一下子竟然成了反革命！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现在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从延安过来的灰娃真是想不通。不久，批胡风的运动来了，灰娃所在的支部开会要求大家都来批胡风，灰娃有些不解：我不认识胡风，也不知道胡风的问题，我怎么批他？她的嘀咕被书记知道了，书记便把她叫到一边训斥道：“你胡说些什么呀？党给你说了，你就知道了。”“党还没说啊！”灰娃还是嘀咕。“党没说，你就不能乱说！党叫你批胡风，你照着批就是了。”灰娃搞不明白自己要弄清楚问题有什么错，她的真性与现实环境简直格格不入，使她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然而，在一些人的眼里，灰娃思想不开窍，跟不上形势，甚至落后，因而也就成为批评、教育和“帮助”的对象。于是，在会上，有人认为灰娃问题十分严重：“同志们，我们大家难道就没有办法纠正她的问题吗？”灰娃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些人则说：“你自己去考虑问题吧！”由于灰娃没有拿出人们期待的认“错”态度，大家便群起而攻之，一起批判灰娃，纷纷指责灰娃，并且一再要求灰娃自己去想所谓的“问题”。一个人说了，其他人都赶紧表态。这让灰娃感到非常无助，心里也很难受。她联想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敌人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列宁说这话时，还做了个有力的手势。于是，灰娃的头脑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他们将要怎么消灭我！？”

心理的恐惧与精神的高度紧张导致灰娃病倒了。她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本来家人想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但是灰娃坚决不同意，于是医生为她设立的家庭病房，于是她便在家疗养。

病痛给灰娃带来了痛苦，令她不能工作，但是让她在“文革”浩劫中免遭迫害，可能这是上帝对她的垂怜，以特殊的方式保护了她，让她的真存留下来。

五

“文革”当中，灰娃的精神疾病十分严重，其病症就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十分相像：“极度恐惧，总觉得有人布置好要害我，任何影像、声音我都害怕，而且还极度伤心，……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害怕着、担心着，日夜不得安宁。”病症折磨着她，令她的大脑在高度紧张中进入迷幻状态，各种错觉、幻像不断涌现，似梦非梦，充塞着她的脑海：“常常又觉得自己游走到了阴间，在阴曹地府里给自己坟墓栽了些蒲公英、白头翁，还有一些紫花苜蓿。有时又觉得自己游走在云絮之上，在那里竟然能看到自己，和自己相拥痛哭。有时又听得宇宙里的星球倥偬运行的声音，巨大无边。”这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奇幻感觉，而这些感觉使人陷入了迷幻状态。处于迷幻状态的人，往往分不清现实与幻像，非理性的思维特别活跃，整个世界都荒诞不经，无法捉摸。1972年，或许是更早些时候，灰娃因病在家里疗养。有一天，她突然觉得思绪纷飞，一些奇怪的词句就像喷泉一样不断地从她的心头涌现，令她欲罢不能，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拿起笔，随便拿起身边的纸，不由自主地“乱写乱画”。灰娃随性所写的这些是十分零碎的词句，极不完整，既杂乱无章，又呈碎片化，就连她自己都很吃惊，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现在自己头脑里的，到底想表达什么，她也不很清楚。写出这些片言只语之后，灰娃才感到心绪宁静了一些。过后再看写出的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她又感到非常恐慌，十分害怕，因为纸上的这些东西与当时广播、报纸、杂志上的文字完全不同，不论是语言形式，还是话语形态，乃至情感表达，都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甚至与主流话语完全相反，她想这可能“正是社会要灭杀的东西，是反动的东西”。想到这里，灰娃心里立即紧张起来，害怕被人发现，带来严重的灾祸，“于是，赶紧撕碎，装进衣袋，偷偷走到卫生间，扔入马桶冲走。”然而，灰娃在撕碎和冲走那些纸片之后又爆发出写东西的冲动，又不可遏止地写出新的东西，稍后她又在惊恐中将其撕毁并送进马桶冲走。这样反复了多次。有一天，灰娃将所写的东西悄悄地带给张仃看。张仃看了之后告诉她这是诗，并且告诉她不要撕掉，应该保存下来。于是，灰娃将她所写的诗作藏在一只铁盒子里，然后将铁盒子埋在花盆的下面。这些埋在地下的诗作直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得以结集出版。

灰娃这些从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诗歌最初是一种迷狂状态下的写作，基本上是她潜意识的自然流露，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假、大、空之作截然不同，是她性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她的思绪和情感的真实表达。因而，受到了许多学者和诗人的充分肯定。人们对于灰娃诗歌的评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肯定她的诗作的真。七月诗派老诗人牛汉给灰娃赠送了一幅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内容是他对灰娃诗歌的评论：“我总认为诗的光彩不能靠表面的打磨，光彩应当发自诗的内部深邃的情境，那种在心灵中闪现的情感，那种凝炼而升华了的诗意的火焰……读灰娃的诗，我更加坚信了真正的诗美，来自诗人的灵魂的高贵纯净。”著名诗评家周瓒将灰娃视为“素人诗人”。所谓“素人诗人”借用的是日语中“素人”一词，指的是门外汉，爱好者，良家妇女。按字面意思，就如同英文的amateur，是业余者的意思。在这里，周瓒所强调的是唯有自觉以素人的态度进入写作，才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与牵制，也就不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表达真实的能力。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说：“我喜欢灰娃诗的理由是真正的诗，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又是极具个性的思绪和情感，她的想象如行云流水般自然，不断涌出来。”老诗人邵燕祥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对灰娃的敬意：“灰娃是纯粹的诗人，灰娃的诗是纯粹的诗。”概括起来，人们对于灰娃诗歌的评价，突出了她的诗的基本特性：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其核心是自由的灵魂。而这恰恰是真的意义上的诗歌，也是她真性的突出表现。

灰娃在谈到她诗歌创作感受时表示：心里觉得有点特别的、很有意思的事，就赶紧写下来。写第一句还不知道第二句要写什么。谁想到写完了第一句，第二句就跳出来了，第三句也跳出来。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有时候跳得太多了她就打住，不能没完没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就心想，是不是神也光顾了一下她的心灵。神从她这里过了一下，她的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诗。人们通常所考虑的语法修辞、谋篇布局、整体结构、主题思想什么的都被她给甩到了一边，她不想受其限制。灰娃的这种创作状态当然是非理性的，与那种精心构思，认真推敲，不断琢磨的理性写作大不相同。在她这里，写作既处于无功利状态──不想通过写作获得什么现实利益，又不会在理性的作用下根据现实环境的需要而扭曲自己，伪饰自己。这就是说，她在写作时，心灵已经达到了非常自由的境界，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写作时才无所顾忌，她的笔才完全追随自己的心，写下她意识中或者下意识中的诗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写作才是诗的真精神，体现出诗的灵魂。就后来的修改来说，灰娃依然是追随着心，觉得合于内心的词句就行。如果说是“神”光顾了灰娃的心灵，那么这个“神”就是自由之神。而她的这种超然写作写出来的当然是以真为本位的诗。

据我的阅读认识来说，灰娃的诗具有思想之真、情感之真、文化之真和心灵之真，体现了她对社会和历史的独到思考和深刻认识，对自然的挚爱，表现其苍莽而富有原始野性的真；以赤子之心拥抱滋养她的陕西乡村文化，蕴涵着东方文化之美；……因而灰娃的诗是性情之作。

六

灰娃的人生既遭遇一些挫折，命运有些坎坷，又很幸运。她的曲折人生表现在她的从死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生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给她带来不小的痛苦，她的五十年代以后渐渐沦为批评、教育和“帮助”的对象，内心十分孤独和苦闷，她的结婚3次，而丈夫都先她牺牲或者病逝；同时她又是幸运的，一方面她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真，精神分裂症并没有摧毁她的精神，先后与她结婚的三个男人都很爱她，与她心灵相通，给了她人生的启示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1946年，灰娃在驻守陕甘宁的新四旅文工团工作时，结识了在该旅司令部作战室担任作战参谋的武昭峰。在一段时间的交往中，他们互有好感，进而相爱。武昭峰虽然是一位军人，但是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对中国古代诗文和传统戏曲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结婚以后，由于处于战争的环境，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间不多，但是他们相爱至深。然而，非常不幸，在朝鲜战争中，年仅23岁的武昭峰牺牲了。此后，灰娃单身一人生活了十多年。到了1964年，灰娃认识了白天（原名魏巍，字浩然）。在灰娃的最初印象中，白天虽然也是个军人，但是“好读书，善思考，特立独行，个性突出”，敢于担当的人，而且“人极正派”，文雅而又礼貌，懂得尊重人。在日常生活中，白天十分注重生活细节，无论是在日常事务还是教育孩子，无论是对待女性还是生活琐事，他都表现出律己、平等、节俭和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绅士风度”。对于灰娃来说，这位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既是她的爱人，又是她的师长。灰娃在与他的共同生活中受到很大教益，从而使灰娃的真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文革”中，白天不慎摔倒造成严重骨折，由于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和足够的休养，他的骨伤没有治好，再加上精神上面临的巨大压力，他的身体变得衰弱，不久又染上了肺病。他最终没有挺过“文革”，不幸于1973年去世。

白天病逝后，灰娃又过了十多年的单身生活。1985年，张仃先生的夫人陈布文因病去世。此时，张仃年近七旬，不会自己打理生活，一个人生活有些困难，他女儿乔乔由于居住在日本，不方便照顾他，便请灰娃帮助照料她父亲的生活。张仃在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灰娃所在的儿童艺术学园的艺术导师，给灰娃他们讲解过美术家及其作品，所以灰娃一直很敬重他，信赖他，遇到什么问题还会与他交谈，向他请教。灰娃照料了一段时间以后，张仃对她产生了恋情，便向灰娃提出“一同走完人生的路”的要求，他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大家都知道你非常单纯，你非常纯洁；……”由此可见，他所看中的是灰娃的纯真。灰娃也觉得张仃最亲切，最可信赖，彼此都很了解，于是在1986年夏走到了一起。其实，在灰娃的眼里，张仃与她一样，也是一个真性之人。灰娃在后来追悼张仃的一次会上谈到她对张仃的了解和认识。在张仃的一生中，他有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张仃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他就情不自禁地躺到地上打滚儿，这时他以为自己到了理想的王国，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张仃到故宫观赏艺术品，为古人的智慧和才气所折服，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这是他对艺术的膜拜；第三次则是在退休之时，他认为自己可以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一心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于是他在地上滚了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仃的率真，而这正是灰娃爱上张仃的根本原因。张仃的真与灰娃的真融合到了一起，合成了他们真的爱情和真的生活。

灰娃与张仃结婚以后，最初住在红庙北里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宿舍、但是那里比较局促，于是他们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西山门头沟建起了自己的住所。几经周折，住所终于建好了。他们的住所并不豪华，但是显得厚重沉实，具有北欧的风格。由于他们的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而且周围树木十分茂盛，可以听到鸟的叫声，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房子取名为“大鸟窝”。关于“大鸟窝”的来历，还有个浪漫故事，灰娃有所记述：“一天早晨，我们走在园里，张仃望见头顶枫树密叶中有一鸟巢，他好奇地问：‘咦，这鸟窝昨天黄昏还没有，怎么现在就有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或许昨天夜里，趁人睡着了，鸟儿悄悄做的。’我回应道：‘许是的吧，在鸟儿心里，人是它们的敌人。’张仃道：‘鸟儿还不知道呢，我们把它们看做我们家的成员，这儿是我们和它们共有的家园。’我又说：‘你现在这样说了，鸟儿听见了，也记住了。没准儿鸟儿会找你聊天谈心呢。’”第二天早晨，张仃告诉灰娃，他在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到一个地方去了，找到一处好山水，跑回来告诉我。我就拉着你的手，跑去一看，果真有山、有森林、有河，是一个太好太美的地方。我就问你怎么找到的。你说因为看到河边林间有一个很大的鸟窝，心想太美了。咱们就住在这个大鸟窝吧。就回来叫你。这样我们就住在那里了。”这一对老人真是童心未泯！而且，他们心灵相通，已经融为一体。可见，他们从与大自然的亲切接触与和谐相处中找到了乐趣，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

七

灰娃是个真性之人，但是真性之人在现实中往往是很容易陷入困境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常常容不得真。然而，灰娃无怨无悔。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患了精神疾病，不得不在家疗养，从而使她避开了外面剧烈的政治运动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为她在康复之中能够冷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她的《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以自传的形式在叙述个人历史的同时，不断反思社会历史，她的诗歌可以说是她的艺术形式的深入思索。灰娃虽然不是学者，更不是政治家，但是她以诗人的敏感和锐气，反思历史，思考现实。而她的思考贯穿着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索和追求。

灰娃虽然患了精神病症，但是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她才没有完全疯了。病情减轻以后，灰娃渐渐恢复了与家人和熟人的沟通了。这一来，以往那些幸与不幸、美好时光和苦难日子都交替涌上心头。于是常常独自一人默默陷入沉思，一边思虑，一边顺手随便在什么纸上便写下来。这对于灰娃来说无疑是凤凰涅槃，她在经历了被虐症和精神分裂症之后“陷入沉思”，开始思考历史与现实。灰娃的思考在她生活的时代应该说是一个异类，意味着极大的风险。而她能养成自己的思考与她身边许多人给她的启发和影响密不可分。延安“三怪”之一的老塞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他“讲话坦诚，缺少心机，毫不掩饰，也无所顾忌。可党讲的是党性，要求服从，要求绝对约束个性。党有铁的纪律，不容突出自我意识。”所以他这个自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并没有被周围人看作是“真正意义的革命者”，因而他与他所处的环境极不协调。这种现象可能让灰娃产生了困惑。延安“三怪”中的另一怪杜矢甲的遭遇同样令灰娃困惑。杜矢甲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被整得生不如死，自杀未遂，但是整风过后他依然对党忠贞不贰，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两度被整疯。延安“三怪”中的张仃个性非常强。他兴冲冲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但是他自幼喜爱西方现代派艺术，因而受到排斥。他到延安的理想是“要把延安建成最现代、最美的地方”，他为延安描绘了建设蓝图，“沿河两岸修建许多欧洲现代及古典的以及我们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建筑。”虽然张仃的设想未免书生气，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他那“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张仃对灰娃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个性。张仃在“文抗”（即“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到这里来看望文艺家们，许多人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去迎接毛泽东，而张仃却跑到延河边散步去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觉得他“和政治家没有话说”。张仃不仅以艺术导师的身份给灰娃以艺术启蒙，而且在与灰娃结婚以后更在现代生活细节上影响着灰娃。除了延安“三怪”，灰娃的前两任丈夫也深刻地影响着她。

于是灰娃懂得了思考，学会了思考。她的思考已经不受到女性的性别限制，不仅能够从现实出发，而且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进而展开理论思辨，从而使她的思考超越于时代，赋予了思想家的某种品质。她认为：“理想再不足取，也比犬儒强，比机会主义强。至于理想被利用，后来才为事实显露。理想与意识形态结合，制造了大灾难，事实是残酷无情的。……理想被异化成了褊狭的意识形态而面目全非。”在当今时代，能够坚守理想的人已经不多了，能够对理想进行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

灰娃认为：“当我面对自己卷入其中的二十世纪国际性的左翼政治与红色思潮，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欲说还休！”在这里，灰娃对历史的认识作了高度概括，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以表明对自己的省察。灰娃还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想法进行了反思：“早先，只要以人民、以革命的名义，要我做什么，我都拼命地做。可是到后来，许多事理不顺，理不通，怎么革命胜利变成了有的事不讲道理了？”

灰娃认为：“最高权力并未事先告示，便一脚踢开国家严肃庄重的宪法──五十年代初期制定的根本大法。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民众猜不透。邪恶势力、天真的人、普通公民等竟一致拥护，一致响应。这拥护和响应之一致，更要恐怕，比独裁专制更可怕。”2002年，灰娃接受王伟明采访时表达这样看法。我们不知道灰娃在这之前是否读到阿伦特或者勒庞的著作，她已经看到了极权主义之下乌合之众的平庸的恶，目光是多么锐利和犀利！

当领导作报告时，许多人都唯领导是从，绝对相信和听从领导的指示，而灰娃则“听了”画票又担心。就连最高领袖的教导，她也没有认同。据领导称，毛主席说是“原子弹有什么可怕？大不了从地球这边穿到美国那一边。”灰娃听了之后，心想“那人类大毁灭，该谈什么为人类和平美好前途而奋斗呢？这太儿戏了，比汪精卫‘焦土抗战’还厉害。”灰娃的独立思考使她在那个时代感到惧怕，她不敢说出来，只能闷在心里。这种想说而不能说既是十分痛苦的，也是非常孤独的。而这是每一个思想文化先驱必然付出的代价，只是代价轻重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灰娃善于思考，在不断思考中发现了20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该如何解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头脑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疑问和困惑。而疑问和困惑必然要发出声音，于是就有了她的天问。既然她发出了天问，我们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一起思考并努力探索和寻找其答案。

真性既是一个人的性情表现，也是他面对现实世界的方式，既是对真理的探索，又是待人的一种态度。在远不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保持真性的人必然要付出某种代价，但是社会因他们的存在而幸运，而存在希望。真性之人虽然一时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总会被历史记住，虽然遭到某种打击，但是终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灰娃的人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她的真性推动着她对真理的探求和思索，必然使她的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使她的思想汇入人类探求“新大陆”的新知。

2017年12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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