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06：拒绝反思的周而复

2026年01月28日 06:2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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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31日，上海的《电影时报》发表了关于《上海的早晨》加紧拍摄的新闻。其中提到电影导演张戈的主张：“拍片要渗透强烈的反思意识……”（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84页）对于张戈的这个主张，作为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作者周而复不以为然，他紧接着介绍上述报道之后发出这样的质问：“什么是‘当时社会的局限’呢！要‘反思’的又是什么呢？”（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484页）随后他引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1952年发出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文件以及有关中共中央决议等，说明自己的小说创作基本思想的正确，进而以不屑的口气提及张戈的主张“就是所谓‘当时社会的局限’。”（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485页）在周而复看来，他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虽然是在1952年开始到1954年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但是由于他严格按照当时领袖的指示和国家文件精神，因而创作上就不会存在什么大问题，只有他所怨恨的“反革命‘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才认为他的这部小说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309页）。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也是“反革命‘四人帮’”对他的污蔑和攻击，因此他表现出十足的自信，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什么反思。

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到底存在不存在什么问题，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都会给出答案。但是需要不需要反思，其答案显而易见。周而复创作《上海的早晨》（第一部）是在1950年代前期，而他撰写《往事回首录》则始于1980年代初（1979年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向周而复约稿，他在1980年最早写成“传略”。1987年他根据要求对“传略”进行了修改补充。周而复所写的“传略”可以视为《往事回首录》写作的热身。后来《新文学史料》向他约稿，他才真正开始写作这部书，并且于1992年2月22日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而他写成此书则在1989年12月26日，后来又在2001年1月和2003年11月3日对书稿完成了两次修订）。这样，从创作《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到《往事回首录》第二次修订完成，相距差不多半个世纪。且不说周而复最初创作小说距他所叙述的对于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非常近，虽然十分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但是由于没有拉开应有的审美距离，也缺乏对于现实作应有的反刍，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氛围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况且，那是一个极左政治横行的年代，周而复怎么能够置身于历史之外？怎么能够不需要回过头来反思历史，反思他过去的创作呢？然而，周而复拒绝了反思。

周而复拒绝反思，他自己所给出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以为自己的创作是严格按照领袖的思想和当时中央的政策进行的，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是周而复致命的问题。作家的创作不但需要自己观察社会、体验生活，而且需要对于世界作深入思考，需要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周而复仍然以他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仍然按照组织上的文件精神作为自己创作的指针，那么他就是甘愿给别人思想作图解，充当政策的宣传家。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写作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不是从现实出发去认识各种人物，而是从政治理论出发去看待人物。因而，直到他写作这部“回首录”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有没有1952年的‘五毒’行为呢？不仅有，而且过之甚远，和今天的那些民族资本家的五毒等行为来看，当年所反的‘五毒’，只是小巫见大巫，不可以道里计也，……”（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485-486页）接着他特别强调了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同时以电影导演张戈接受了他的意见作为佐证。显然，周而复看到的只是现象，而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他看来，“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千方百计获取利润，积累资本”（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485页）都是民族资本家的本性。这个判断貌似正确，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并不只存在于资本家身上，而是存在于各种身份的人士身上，就是同周而复一样身居高位的许多领导干部也在一定程度具有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人性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其实每个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表现出这些人性弱点。而资本家“千方百计获取利润，积累资本”根本不是什么坏事。且不说这是他们生存的需要，就是因为他们获取了利润，积累了资本，他们才可能扩大生产，才可能给社会增加财富，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进步，这就像农民种田必然“千方百计”地获得粮食丰收一样，这有什么错呢？其次，对于民族资本家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周而复的思想意识依然停留在1950到1970年代，以为必须通过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其实他没有找到资本家“五毒”产生的根源，没有找到可以制约人性弱点的制度和法律。当周而复只看到资本家的阶级本性问题的时候，肯定看不到包括工人和领导干部在内的社会其他各阶层的人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也就忽略了造成资本家“五毒”的其他阶层的人所起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问题，没有发现现行制度存在的可能促成资本家“五毒”的各种漏洞。再次，由于周而复从阶级本性来认识问题，那么他必然认同于政治运动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就资本家的“五毒”来说，各个资本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而当他们被推进到政治运动当中，那就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冤情乃至冤案，当他们作为阶级普遍受到政治歧视和迫害的时候，他们应有的各种合法权利就必然得不到承认和尊重，他们的合理诉求就可能不予理睬。那么如何对待“五毒”呢？周而复没有想到法律的作用。在健全而公正的法律面前，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或者领导干部，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因而法律面前只有公民，而没有身份或者阶级问题。而且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当事人违法的具体情况以及给社会或他人造成危害和后果的轻重作出相应的处罚。

既然周而复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么他在写作这部书时，必然不会有对于历史的反思，不会对个人人生作应有的反省。这是十分可悲的。我们很容易对周而复的历史态度感到惋惜而发出感慨，其实我们更应该了解周而复为什么没有成为巴金、周扬、严文井、韦君宜这样的人，到了1980年代对包括写作在内的自己的过去作深刻的反思和通彻的忏悔？要弄清楚周而复拒绝反思的问题，首先得将周而复与其他作家作个比较。根据其思想状况和性格特征，中国现代作家可以分为文人式作家和官员式作家，这当然不是单看这个作家做没做官或者做了什么官，而是看他/她是否将自己融入到官场中去，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创作还是钻营政治，或者说虽然创作颇丰，但根本上是听命于上级领导或领袖的指示而写作。当然，人是非常复杂的，要作某种判断就有简单化的嫌疑。不过，就周而复来说，他虽然非常重视自己的创作，但是他从精神到思想意识都不具有独立性，他在多年政治的摸爬滚打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势。

周而复虽然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喜欢古典文学，常吟诗作赋”（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页），——但是，这个家庭到了周而复父亲时代已经贫穷不堪，“父亲长期失业，赋闲在家，郁郁不得志，不能尽其所长，靠典当借债度日。”（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页）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仅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比较早地懂事，而且也很容易形成对社会现实怨恨的心理，进而渴望改变社会现实。因此，父亲的文化基因传给周而复的是他对文学的热爱，促使他走向文学，成为作家，而家境贫寒则将他推向政治，推向革命。更令周而复对社会严重不满的是，他被河南大学的开除。1932年，年仅18岁的周而复看到他曾经的同班同学由于跳级而提前毕业并且报考河南大学，这令周而复心里痒痒的，于是他在高中没有毕业的情况下，以冒名顶替的方式也参加了河南大学的招生考试，而且居然还考上了。然而就在周而复前往就读后，校方发现了他冒充别人之名参加招考的事，于是将他开除学籍。如果周而复没有被河南大学开除，顺利地读完大学，那么他的人生道路就可能是另一种形态；然而他的这次被开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转而进入了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光华大学与许多大学最大的不同就这于这是一所具有“革命历史”（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21页）的大学。那么，周而复虽然读的是英国文学系，但是革命政治对他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果然，周而复因倾向革命，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而被捕，并且被判了刑。幸亏学校将他保释出来，他才很快走出监狱。随后他很快与中共党员有了接触和联系，很有意思的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文学。当然，他们所热衷的文学并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有着鲜明革命倾向的左翼文学。正是这左翼文学给周而复后来的创作确立了鲜明的底色，或者说规范了他后来几十年的文学之笔。也就在这个时候，周而复渐渐进入政治的旋流之中，他虽则从事文学活动，但是他的这些文学活动显然与政治密切相关，或者说他是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政治，而文学自然成为他进入政治的方式或者工具。因而，他在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中非常活跃，创办政治型的文艺刊物《文学丛报》，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苏联的“污蔑”和对抗日救亡团体的“谩骂”，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文艺协会，并且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宣言》上签名，“赞成和同意”鲁迅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上发表报告文学《在深林一样的马路上》，举行小说座谈会谈论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新发表的小说，到作家朋友家喝酒吃饭，“高谈阔论古今中外小说”（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42页），“用杂文参加鲁迅领导的文坛战斗”（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43页）……由此可见，1930年代前期的周而复虽是光华大学的学生，但已经是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人士，并且从事着涂抹上文学色彩的革命工作，或者说在文学与文化领域为革命工作。这样，

周而复从一开始就与怀揣文学梦的作家不同，因为这些作家则是在对文学的追求中不经意地为政治所俘获，进而为政治而献身，而周而复在加入左联时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是他的胸中奔涌着政治激情是毫无疑问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很快将战火烧到了上海，周而复于是联系几个同学一道离开上海取道潮汕然后北上前往抗日前线。周而复等人奔赴抗日前线举动是非常可贵的，值得赞赏的，但是很显然，他们在抗日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政治选择的。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政治选择，他们完全可以就近直接在上海参加抗日军队，根本不用跑数千里路到遥远的延安，况且当时在延安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对日作战，而在上海，虽然蒋介石“下令上海全线撤退”，但是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走远。后来，周而复等人到了长沙，虽然遇到许多抗日团体，但是他们也没有就地加入，参加这些团体的“慰劳、募捐、救护和教育伤兵”等工作，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团体有些是“御用组织”，而且他们“工作并不十分紧张，也不活跃”（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65页）。周而复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指责某些团体是“御用”性质的同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加入的左联也不例外，而且他本人后来的做官和写作也没有脱离“御用”。因而，周而复没有在长沙留下来，为抗日服务，而是决定去延安，作出了他一生都认为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

经过“步行八百里”（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82页），周而复来到了他所景仰的延安，那种兴奋和激动自然不用说。当组织上征求他工作意见的时候，他虽然表示要做对抗日救国有利的工作，但是他还加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对革命有利”（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96页）。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是否为了抗日已经不那么重要，但话还是要说的，真正重要的还是他所认定的“革命”。对于周而复的表态，组织上显然感到满意，并且认可，于是就让他在延安担任“文学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周而复想到主要问题是如何抽出时间“多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书籍”（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96页）。对于如何为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工作，周而复大概已经渐渐地淡忘了。至于他所在的文学顾问委员会虽然与他的文学事业还有一些联系，但是究竟如何作用于抗日，实在很难说。据周而复自己回忆，他在到延安最初的一年里主要是与工人文艺小组联系工作，帮助“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培养青年作家”（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97页）。他所联系的是《解放日报》社的工人文艺小组。在他的联系和组织下，该文艺小组成员按“规定”“要有读书计划和写作计划，读文艺作品要写下感想和心得，每月要交一篇作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97页）。这种“规定”的高明之处在于每月交心得和作品，表面上是提高工人的文学素养，实质在于及时了解这些青年人的思想状况，而且这样的思想情况的掌握高妙得几乎不为人所察觉。有关部门通过周而复他们掌握了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们的读书计划也一定是按照执政者的意图和要求去读，比如前苏联的文艺作品和左翼作家革命作家的作品以及宣传解放区的大好形势的文章和书籍，进而巧妙地规范其思想意识。在周而复等人的有效工作下，不仅那些文学青年按照执政者的愿望在“成长”或者走向“成熟”，而且每个初到延安的人对延安的印象都很不错：“许多著名作家纷纷来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作家和诗人有了到群众中去的自由，到抗日前线去的自由，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的自由……”（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01页）作家和诗人们有了这么多的自由，真让人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可是延安真正有那么多的自由吗？王实味应该最有发言权，丁玲、萧军、艾青以及经历过1942年整风运动的作家们都有深刻的体会。且不说那些文学青年读书所得，且看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作家的柳青在读了苏俄的作品，如《母亲》、《毁灭》、《铁流》、《一周间》等苏联文艺作品后，他觉得“苏联已经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令他高山仰止。”（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03页）如果柳青活到今天，了解到前苏联当年的真实情况，不知该有何感想？不过，活到了新世纪的周而复仍然为他当年的那些工作而津津乐道，以为功高卓著。

不过，在延安工作的一年，周而复感到最大的收获，不是为抗战做了哪些工作，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而是政治上的“进步”和“成熟”。他通过读书和学习，“对社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学说有了进一步认识，看到人类未来发展光辉灿烂的前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05页）于是，在柯仲平的“指导”和“帮助”下，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进而于1939年2月12日加入了中共组织。加入中共以后，周而复创作的最显著的作品是《播种记》，而这篇作品究竟与抗战有多少关系呢？恐怕就连周而复自己也说不清。

到了1939年冬，周而复根据组织安排确实到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去了，他去的目的是“了解整个军区情况”，“了解和熟悉敌后各方面的生活”，从而为他后来写作寻找素材。在这当中，最应该令周而复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他见证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然而，他却没有这种自豪感，因为毛泽东“对此予以严格批评”（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30页）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05页）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中共不应该以“百团大战”的方式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应该保存自己的力量。然而，如果全国各党派武装都担心暴露自己的力量，都避免与日军作战，那么究竟由谁去抗日呢？对于“百团大战”的思考，周而复的思考似乎比毛泽东更周到，他接着写道：“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30页）如果说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强大了，可以抗击更多的敌人，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作为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就没有理由“警惕”，如果他“警惕”，那他未免太小家子气，太小肚鸡肠了；如果共产党力量强大了不去打日本鬼子，那么蒋介石的“警惕”就不能说没有道理了。中共既然力量强大了，不去打日本鬼子，那干嘛呢？显然，周而复不是从国家民族大义去思考问题，而是站在党派立场上为党派的利益着想。这与共产党人宣称的“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私利实不相符。

根据周而复的思想觉悟和表现来看，他应该在党内生活如鱼得水，十分顺利了。但是他没想到居然也受到了轻微的冲击。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而复遇到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运动以反特斗争为幌子，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作全面审查。周而复很客观地交代，“领导这次整风运动的是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是毛泽东，副主任是康生。”（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45页）但是在对历史的具体叙述中，周而复则对历史作了巧妙的切割，让人感觉康生这个恶棍是这场祸害运动的唯一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在整风运动中，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实际负责操纵的是康生，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48页）周而复的这一小段话，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他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故意忽视了康生上级的领导责任，即使在这场运动中所有的冤假错案是康生一人所为，那么康生的上司也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况且在事后，领导也没有对康生的恶行作出任何处罚，更没有从组织制度上采取有力措施以杜绝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当然，这不只是周而复一个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他们这一代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一样，或许这就是毛泽东在1975年评《水浒》时所说的中国人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特性。周而复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要求写自传材料，并且受到了“背靠背审查”（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52页）。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他和杨朔、艾青三人在一次整风学习中被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喝令“问题严重”的他们“要老老实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册，《周而复文集》第21卷，第148页）不过，很快过关。然而，他对这场祸及许多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残酷情形还是有所了解的。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一个敬礼和一声道歉就完全化解了内心的疑惑和对运动的不满，至于以后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思考或者即使有人思考也没有人公开提出来。

对于周而复来说，延安的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只是无关痛痒的毛毛细雨，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他所受到的冲击则给他留下严重的伤痛。而这更是周而复所始料不及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周而复本来根据组织安排在乡下开展“四清”运动，接到回京通知后感到很突然，觉得“真是个晴天霹雳。同时又令人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其中奥秘”（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66页）。当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北京时，他被“突然剧变的情况”（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66页）惊懵了：“‘造反派’早已贴满了批评我的大字报，封我为‘文艺黑线人物’，武断《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66页）接着，他和同时被扣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司马文森、丁波一道被停职，由造反派将他们集中起来监督他们学习。随后，周而复便遭到了批斗，第一个成为单位里的批斗对象。在批斗中，造反派先是宣读他们的战斗“檄文”，接着“提出质问”，像“连珠炮”一样向他轰来，并且“勒令立即回答，不准回避，不得迟疑。”（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67页）由于语言批斗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造反派便使用暴力，对他痛殴，打得他“满面流血，浑身痛楚”（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69页）。批斗痛打之后，造反派就将周而复等“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周而复以“专政对象”的身份于1969年11月被送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并且被罚“每天打扫厕所，干重活，拉车砖坯和砖头”（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181页）。在周而复本人及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受到批判之时，与周而复素不相识的桑伟川就因为替《上海的早晨》作了辩护也受到政治迫害，被关进了隔离室，后来还被关进了监狱。在这受迫害的岁月里，周而复从屈原那里找到了精神支撑，他的脑海里回旋着屈原被逐流放期间所吟颂的诗句：“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阽余身而危死矣，览余初其犹未悔。”“国无人摸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参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219页）他后来似乎弄明白了，自己所受的批判和政治迫害，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标是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等……”（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223页）从周而复此时对待政治迫害的态度来看，他一方面认为是康生、林彪、“四人帮”在作祟，另一方面他和他们那一代许多作家一样怀有浓厚的屈原情结——无论自己命运如何坎坷，遭受怎样的迫害，心里有多少委屈，都会像屈原对楚王那样忠心耿耿，矢志不逾。这就是说，他们的人生灾难的根源全在于“奸臣”当道，坏就坏在他们身上，至于“奸臣”为何能够当道，为何能够兴风作浪，为何能够作恶多端，也只有巴金等人在“文革”结束后才作了深入思考，而周而复却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所有怨恨都集中在康生、林彪、“四人帮”等几个人身上，他更不曾想到自己的这种屈原情结其实也是他受难的重要根源之一。

对于周而复来说，1973年8月，他得到通知可以离开干校可以回家了，可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他经过被批被斗被打的七年被折腾之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不仅回到家里可以独自看书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并且逐步恢复了组织关系，还可以到301医院去治病。随着自由的不断扩大和条件的不断改善，他的心态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他越来越觉得组织还是非常可靠的，值得依赖的，而自己所受的委屈可以视为历史的考验，那么他的忠诚也就不断得到了强化。所以，他“心里坦然，毫不在乎。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我献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数是年如一日，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事，光明磊落，不怕‘四人帮’监视、窃听、邮检、盯梢、录像等。”（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235页）周而复的表态是很可贵的，也多少有些荒唐！他既然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共产党执政的天下，还受到那么一些人的“监视、窃听、邮检、盯梢、录像等”而没有申诉和斗争，没有去寻找造成可怕现实——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像他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居然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能维护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的根本原因，而是选择了忍受，忍耐，选择了虚幻的所谓历史是公正的，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与共产党员敢于斗争敢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形象大相径庭。这样，也就等于说，周而复在放弃了自己的某些权利的同时，也放弃了最可贵的思考。

作为作家，只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才能让作品拥有独到的思想，作品也才能拥有灵魂。当一个所谓的“作家”用别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时候，他充其量不过是跟着别人指挥棒跳舞的木偶，其所谓的“作品”也必然是没有灵魂的文字垃圾，尽管有时候那些文字可能很漂亮。根据周而复的写作来看，他在《往事回首录》中许多叙述和议论不过是替别人“背书”，或者说重复着报刊或者教科书上的文字。比如说他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作辩护，给出的理由都出自领袖数十年前的文章和有关部门数十年前的文件，而没有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他在介绍创作经验的时候同样与文学理论教科书的说法几无差异（参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下册，《周而复文集》第22卷，第259-263页）。像这样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怎么可能达到自觉反思的思想境界？他拒绝反思是毫不奇怪的。而这决定了他在文学史上不会有什么地位，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有些文学史家和文学史著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将他捧得比较高。

2013年10月1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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