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01：宣传员穆青

2026年01月27日 05:4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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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最早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他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两篇文章。30多年前我在读大专时读了他的这两篇十分感人的作品，从而将他视为令人敬佩的报告文学作家。最近读了张严平的《穆青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版，本文所引该著的文字均只注页码），觉得应该对穆青作出新的定位:他名为著名新闻记者，实际上他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宣传员。

穆青出身于河南周口的一个回族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清真寺的著名阿訇，祖父曾被封过县令，而且通晓旧学，“熟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第21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穆青由于是祖父的长子之长子，所以倍受祖父的喜欢。祖父寄厚望于这个长房长孙，给他取名为“亚才”，将他视为“宝中之宝”（第22页）。在穆青到了四五岁的时候，祖父亲自担任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认字、写字和读书，并且教他练武，从而为穆青奠定了扎实的国文基础，同时祖父在做人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年幼的穆青。与此同时，穆青还深受他的二姑母的宠爱。天资聪颖的二姑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喜好诗文，能字会画，酷爱《红楼梦》《西厢记》《封神榜》《说岳传》等著名小说”（第24页），她经常给幼小的穆青讲述民间故事，给穆青以另一种艺术的熏陶。这些童年时代的事情激起了穆青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最初的人生梦想就是将来成为一个作家。他进入杞县的私立大同小学念书时，为鲁迅、郁达夫、巴金、安徒生、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都德等中外文学作品深深吸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第13页）。与此同时，著名作家姚雪垠当时担任了穆青的老师，而穆青与同学经常一起到姚老师的宿舍听他讲文学，并且还参加了“抗日救国大同盟”下设的“文学艺术小组”，还成为了文学杂志《群鸥》的主编之一。1937年元旦即将到来之时，穆青为迎接新年的到来，写了《迎一九三七年》，显示了他一定的文学才华。后来，穆青参加了八路军，在“战火”剧团任文化教员时，利用工作之余给剧团编写了《十一点半》与《野孩子》等小剧本，开始展现他的文学才华。更令他激动的是，他在1940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他知道这里是培养作家的摇篮，正合自己内心深处“未被触动的梦”（第47页）。为了圆自己的作家之梦，穆青在鲁艺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父与子》、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西方文学名著，并且尝试创作《搜索》、《夜渡》和《夜船》等小说。他的这些小说还得到了发表，从而使他的文学家之梦变得“日益清晰”（第52页）起来。

但是，穆青最终没有成为作家，虽然他的不少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他的成就并不比一般的作家差，但是严格地说，他不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他的作品从形态上说是新闻报道，从根本上说只能算是宣传品，因为他自从进入了“新闻”队伍之后，所充当的只是宣传员的角色。穆青当初是想当作家，可是为什么后来却成长为宣传员呢？每每说到这样的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命运使然。其实，在穆青由梦想当作家转到后来实际上的宣传员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中明晰的人生逻辑的。穆青按照其家庭文化背景本来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他到杞县私立大同小学读书，就已为他后来的命运转向埋下了伏笔。他所就读的这所学校是由王毅斋创办的。而王毅斋虽然曾经留学过德国和奥地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回国后看到日本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权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很不得力，感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而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好感，于是思想倾向于左，进而使他所办的学校成为左翼势力的“红色堡垒”（第14页），在他的学校里，“教师绝大多数为进步青年，其中骨干教师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第12页）。而王毅斋本人后来不仅成了穆青的姐夫，而且由于给了共产党很大的帮助，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河南省副省长与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就是在他姐夫所办的学校里，穆青不仅接触到许多中外文学作品，并且尝试进行文学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落入到左翼政治的圈子里。如果不是这些革命者的引导，穆青或许可以进入正规的大学读书，从而成为学者兼作家，就像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样。但是，人生与历史一样，是不能假设的。穆青在大同学校革命者的影响下，不仅参加了夹带着党派政治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在浑然不觉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第15页）大概是学校的革命者看中穆青的才干与满腔的政治热情，于是在他参加初中毕业会考以后就引导他去延安。虽然张严平在《穆青传》中借穆青老师梁雷的话说穆青“家庭清贫”，不能“供得起”穆青“到开封上学”（第16页），事实上穆青家庭未必清贫到供不起穆青读高中的地步，他家毕竟是书香门第，而且穆青还有个留学归来的姐夫，让穆青读个高中甚至上大学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梁老师在穆青面前将延安描绘成理想而浪漫的地方，深深吸引着穆青。于是，穆青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去了延安。若干年后，穆青在缅怀和悼念梁雷老师时将其深情地称为“启蒙老师”和“引路人”（第18页），对其深表感激。

1937年，穆青虽然考上了开封两河中学高中部，但是他入学不久就离开学校投奔共产党去了。穆青并没有直接来到延安，他最初参加八路军，是在山西的临汾，在贺龙的部队里被安排进了宣传队工作。当时，穆青或许没有意识到宣传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差异，因为在宣传队里还是可以写点东西，因而比较卖力。在部队里，穆青由于是宣传队的成员，所以没有被安排上前线，但是他的情感受到了激烈战斗的感染。他觉得“个人的悲悲喜喜，在血与火的战场面前显得那样渺小。”（第35页）穆青的这种感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他的心里已经产生了个人渺小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在他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穆青来到部队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组织上的一员。当他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时候，他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惊愕得“张大嘴，好半天没说出话。”（第53页）他本来是想当作家的，没想到现在却要他做记者，心里当然没有思想准备。“正在做着作家梦的穆青，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表示绝不去当记者。”（第53页）后来许多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由于他是共产党员，思想工作还是容易做通的，个人的梦想与组织的需要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他很愉快地到《解放日报》去报到。

《解放日报》是共产党在自己统治的地区所办的报纸，虽然在1942年春天的整风运动前夕发表了王实味等人的批评性文章，但是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党的宣传工具，它不同于当时国统区的许多报纸，甚至与孤岛上海租界里的报纸也不相同。在国统区与孤岛上海，许多报刊是民间创办，虽然也有一些党派报纸，但是大多不受统治者的控制，也不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所利用，具有比较强的独立性，而延安当时虽然可能存在其他党派所办的报刊（具体情况不明），但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控制，当时共产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能算是执政党，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却无疑是执政党，因而延安的报刊不具有民间性，也就不具独立性，尤其是在整风以后，成为党的喉舌更是确凿无疑。穆青来到《解放日报》工作显然是要充当喉舌，担任官方的宣传员。只不过他这个宣传员是以新闻的形式向边区内外做宣传的，从而使他区别于文艺宣传队员、墙报栏与大标语的写作者，与他比较接近的大概是广播电台工作者，他与后者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是靠喇叭作语音宣传，一个是靠纸张印刷在作文字宣传。

作为从事报刊采编的宣传员，穆青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很投入。他采写工人赵占魁的报道虽然遇到一点挫折，但是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摸到了边区报刊采写的门道，那就是宣传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榜样。他与张铁夫合作采写的《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等通讯报道，发表后“在边区引起强烈反响”，“工业战线上纷纷掀起学习赵占魁的热潮，边区政府把赵占魁树为特等劳动模范，在随后召开的英雄大会上，毛主席亲切地和赵占魁握手。不久，敌后根据地来电响应，一场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在全国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第59页）

穆青的通讯报道虽然一炮打响，产生他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通向宣传员的道路上完全一帆风顺，他还得经过磨练。稍后穆青采写的一篇报道受到了博古的批评。不过，这个批评是技术方面的。穆青在报道中的叙述有违常识。博古的批评虽然是技术方面的，但是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那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说起来非常中听，也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但是，当通讯报道宣传先进人物时不可避免地将人物拔高，那么就不可能实事求是，而且在宣传先进人物的通讯报道中，作者的叙述也往往采取的是仰视的角度，怀着的敬仰甚至崇拜的心理。因而，宣传的本质与实事求是原则其实是很难调和的。但是，实事求是还是需要的，当然这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应该看到，在新闻报道沦为宣传工具的时候，实事求是就是一种策略，要求的是追求细节的真实，让细节符合生活常识和经验，这样就容易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收到更佳的宣传效果，更能起到教育人、鼓舞人和鼓动人的作用。因为当细节被认为是真实的时候，受众就可能忽视整体上的是否真实问题，而认同报道的真实，这大概就是新闻媒体中真实的奥秘。中共领袖和高级主管官员也都深知这一点，他们非常重视和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毛泽东曾为此严肃指出:‘不真实新闻，对群众谓之不真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陆定一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无产阶级新闻在事实上必须完全真实’。”（第61页）对于这样的宣传中的真实问题，穆青需要一段时间细细地琢磨。就在穆青慢慢琢磨这一问题时，博古又不失时机地点拨道：“你们似乎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就不懂新闻。”（第63页）这就是说，新闻的“真实”是在政治统帅之下的，是政治之下的“真实”。这至少让穆青等人领悟到，在边区所有发生的事情，只有通过政治的眼光来观察，才能发现其意义。边区发生的事情即使再重大，如果于政治不利，那就不能采访报道；如果出于政治需要，无论事情多小，都是必须报道的，而且报道的角度和立场都必须符合政治的需要。因而，接下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无论对多少人造成严重伤害，无论是否涉及到自己，都是不能采访报道的，尤其不能暴露这场运动的伤天害理与残酷无情。

经过这一番磨练，穆青终于喜欢上他的本职工作了，并且将其工作置于神圣的位置。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心态：“我认识到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第67页）。既然有了这样的认识，穆青当然会以极大的热情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

但是，就在他在宣传工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竟然“抢救”到他的头上。当他听当被抢救人员的名单中与他的名字时，他“好像被人迎头猛击了一棒”（第68页）。当时许许多多奔赴延安的青年一样，以近乎朝圣的心情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居然被当作特务进行审查和讯问，甚至遭到刑讯逼供。穆青虽然没有受到酷刑折磨，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事在他的心头留下的阴影是非常深重的。后来，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穆青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这次对他的“抢救”。他从这次运动中第一次看到并且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如此惨烈的斗争”（第70页）。不过，“如此惨烈的斗争”可能令穆青心惊肉跳，但是并没有引起他的思考。尤其是当毛泽东在事后非常轻松地调侃了一番，再作象征性的敬个礼，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连个道歉都没有，更谈不上追究有关人的责任，根本就不可能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调侃的，“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这话说得多轻松!这场“惨烈的斗争”被说成是洗了个澡，有些人受不了刑讯逼供以至自杀身亡，更多的人扛不住审讯时的“车轮战术”，只得乱供乱咬他人，居然不是审讯人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的皮肤太“娇嫩”，这到底是什么逻辑!从这番调侃来看，毛泽东的敬礼显然是缺乏诚意的，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包括穆青、艾青等在内的那些知识分子居然认可了这样的敬礼。有了这个虚假的礼节，似乎那些受审的灾难、痛苦以及自杀身亡的惨剧都可以一笔勾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对于穆青来说，他虽然也是耍笔杆的，但是他毕竟只是一名宣传员，他虽然也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但是他的头脑中没有树立起权利意识，他只知道服从。“穆青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性是他政治生命中具有钢铁般强硬的逻辑。”（第149页）对于这个问题，读者朋友或许可以问作者:“如果你处于那样的环境中，能否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勇气提出来？”这个问题问得好!坦率地讲，笔者不是英雄，在当时情况下未必有勇气提出自己的思考，因为经历过“抢救失足者”运动，许多人内心肯定充满了恐惧，只能将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千方百计地加以克制，不能让那些危险想法暴露出来，甚至还可能将其扼杀余萌芽状态。久而久之，人们只能顺从上级而失去了思考能力，沦为权力控制下的木偶。

大概是穆青在宣传方面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他在新中国甫一成立就被提拔为新中国唯一的通讯社------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后来升任新华社总社社长，成为全国宣传员的领头羊。尽管他有了官职，而且位置很高，但是他仍然充满激情，没有放弃亲自采写通讯报道，用我们这个社会常常说的一句话，他仍然“战斗在第一线”。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宣传员，穆青非常娴熟地抓素材、搞立意。他的稿子不仅善于抓到很少为人注意的素材，而且在立意上摸准了最高层的心思，表达出最高层最想要的主题。比如说他在上海采写的《被旧社会遗弃的人》经过精心修改，“突出了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第145页）如果从文学创作来看，这显然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所表达的这个主题早在40年代在贺敬之与丁毅合作的歌剧《白毛女》中已经表达过，他现在再突出这主题就没有了新意，缺乏创新。但是，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穆青搞的是新闻报道似乎可以重复这个主题。后来，穆青的通讯报道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使穆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成功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他特别善于抒情，尤其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突出了主人公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并且与病魔搏斗，带领群众治理贫困和荒沙，催人泪下，十分感人。

作为宣传员，本来就是按部就班地按照领导的意图和上面的政策采写通讯报道是很轻易的事，但是荒唐的时代必然将他置于难堪和尴尬的境地。1958年，全国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作为宣传大军中的一员，穆青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全国争先恐后狂热地放“卫星”之时，穆青遇到了是相信上级领导鼓动起来的浮夸，还是坚持新闻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两难选择。然而，出身于农村的穆青应该知道农作物生产的情况，但是他在全国竞放“卫星”的消息的鼓噪下居然也“激情澎湃”（第164页）对于穆青当时的情况，张严平在《穆青传》中写道：“当心中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恰恰遭遇全民‘发烧’，这种情况下，人是很难保持理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在政治风浪面前保持理智更难。很多年之后，穆青都不否认，最初他对大跃进是完全相信的，思想上没有任何怀疑。他说，那时的感觉，大家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第164页）张严平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浮夸的，同样来自农村的赵树理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然他后来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而穆青在延安时期就受到博古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懂得细节对于宣传的重要性，他在农村长期的生活经验还是有的，他应该清楚农作物的亩产不可能达到数千数万斤的。如果认同传记作者的解释，我们可以将穆青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理解为：人一旦被工具化，并且以党性严格约束自己，那他就盲从到了忘记基本常识的地步，进而使智商大幅度倒退，倒退到连生活常识与经验都消失的地步，这是多么可怕的啊！

事后，穆青头脑略微清醒过来，他便感到了痛苦和内疚，“他意识到新闻界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罪的，甚至是从某个角度讲是犯了杀人罪的。他曾痛心疾首地说：‘这是我在1958年干下的一件坏事。’”（第167页）这表明穆青的本性是好的，他童年时的家教让他保持着做人的本性，他的这种忏悔是很可贵的。但是，穆青没有进行反思，没有深刻地检讨整个新闻界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罪错，更没有考虑将来如何不再犯下这样的罪错，这又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张严平在《穆青传》对传主在新时期的写作也是充满敬意的，所突出的是传主的敢于突破某些框框条条的勇气。如果追溯这样的勇气，似乎可以往前推到1960写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的这部作品能够显示他的巨大勇气是因为它担着“给社会主义抹黑”的风险如实地写到了农村严重的灾荒，而且没有写当时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同时没有突出主人公学习毛泽东著作以政治挂帅。这一点确实十分可贵!他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初写作《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文革”的灾难；1978年春，自作主张转发《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冬发布重大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979年到1980年组织记者到安徽小岗村等地采写了反映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的报道;1981年组织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穆青所组织与参与的采访报道确实显示了他的胆量和气魄，但是就他当时的情况来说，一是此时的最高领导层在某些事情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作为国家最高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对于上层的分歧与政治走向还是有所了解的，只是普通民众未必清醒，有关领导向其透露或有所暗示也是有可能的，意在通过他的报道来试探不同意见方的反应和民众的意见，因此，进入1980年代的穆青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宣传员了，而是负有探测民意的使命，他所说的一些话，表达的某些政治观点，其实正是高层准备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他与同事采写研究棉花的农业专家吴吉昌，真实叙述了“文革”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对科研的阻碍。当时，虽然官方没有正式否定“文革”，但是否定“文革”无论在民间还是在高层都已暗潮涌动，作为高级记者的穆青一定敏锐地感觉到，况且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和刘心武等人的小说中，已经对“文革”作了否定性的叙述和描写。再比如他派人到安徽等地采访某些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让高层了解到农民对这项政策的欢迎，于是很快在全国废除了正在推行的“穷过渡”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同样是穆青，到了1989年，他的表现就缺乏此前的胆量和勇气了。1989年5月的一天深夜，新华社一些职工准备上街游行，穆青得知情况后，“一路小跑赶到大礼堂前工作区的出入口，拦在人群面前，声泪俱下，大声疾呼，劝大家不要出去……他几乎是哭喊着说：‘如果你们要出去，我就躺在这里，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吧！’”（第416页）穆青的举动看似勇敢，能够挺身而出，劝阻新华社的职工上街游行示威，但是他没有能力说服那些要上街游行的人，只能采取这种煽情的方式。他很清楚，新华社的职工与他个人没有矛盾，那些职工虽然慷慨激昂要上街，但是怎么也不会失去理智从他的身上踏过去。而他之所以要阻拦职工上街主要是担心上面责怪下来，自己得承担领导不力的责任。根据他的多年的职业经验，他可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最高层势将镇压的气息，他采取的措施当然是保护新华人，也是在保护自己。

1982年，穆青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他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既要新华社成为全国宣传战线领头羊，又要将其推向世界，显示他的宏大抱负。他在1980年代为新华社描绘的伟大蓝图:“西方通讯社不是我们的追赶对象，而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绝不能走西方通讯社的道路去搞世界性通讯社。跟在别人后面，只能当别人的小伙计，那样没有前途。如果那样，我们怎么也追不上他。但我们发挥自己的特色的话，就可以迎头赶上。所以对世界四大通讯社，我们不做老五，要做就做老大。”（第355页）穆青的话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为了“迎头赶上”，穆青还专门到乌克兰、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通讯社作实地考察。同时，他还到联合国与新华社驻世界各地的分社进行体验和调研。通过这些考察和调研，穆青认为新华社与世界一流通讯社最主要的差距在于自己的设备十分落后，在于“文革”十年的耽搁（参见第349页的“新华社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其实，这些问题固然存在，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触及，那就是新闻观的变革与管理体制的创新。在现代新闻业的激烈竞争中，最重要的竞争也许不是技术手段、通讯设备和资金实力，而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落后思想观念与僵化的管理体制之下的新闻业是无法与他人竞争的。穆青虽然胸怀大志，但是他毕竟只是工具式的宣传员，他的“新闻”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必然受到很大的掣肘，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身手。他在1980年代的许多写作需要冒某种风险，他还需要常常向上层请示与汇报，就连添置家当都需要向总理申请，动用总理基金来解决问题。更何况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以宣传为己任并以为幸，其新闻观念与世界脱节。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立下在世界新闻界“做老大”的宏愿只能是想入非非，缘木求鱼。

1983年1月29日，穆青在新华社党组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将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的设想。他在报告中立下了军令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就无颜以对革命前辈，无颜以对十亿中国人民。”（第352页）此外，穆青还抄录下宋代诗人陆游的诗《书愤》以明心志，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根本问题-----而且他所遇到的问题又不是他能够解决的，因此他的这一理想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不用说是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如果不解决新闻观与管理体制以及新闻所需的大环境，穆青的世界性通讯社之梦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睡眠之中。

2014年11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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