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6：险境中的生存智慧

2026年01月27日 04:5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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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都是知识分子，应该都具有非凡的智慧，否则不可能创作出感人而深刻的文学作品。不过，许多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往往才华出众，出语机智敏捷，而在生活中却往往非常笨拙，仿佛变了一个人，很难将其言行与智慧挂上钩。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既在创作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又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突出的智慧。就拿20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钱钟书、冰心、王蒙、汪曾祺、张中行等可以说都非常富有善于应对他们所处的十分险恶的环境的智慧。尤其是张中行，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所显示出生存智慧，令人不得不折服。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比较迂腐的，究其原因是书读多了。由于读书而变得迂腐的确实大有人在。然而，真正将书读进去而充实头脑进而让自己富有智慧的却也不少，关键在于怎么读，有没有将他人的智慧通过消化化为自己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1949年以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和文艺大批判运动让全国人民生活在紧张而恐惧之中，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生存环境非常残酷而险恶。大批的知识分子纷纷中枪而厄运临头，陷入无底的苦难的深渊中。而张中行虽然没有完全免却那个时代带来的灾难，但是由于他富于生存智慧，从而使他将人生苦难降到了最低限度。1957年春夏之交，全国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整风运动，表面上看这是针对中共党内领导干部的，实际上这是“引蛇出洞”“阳谋”，是为后来的反右斗争做准备的。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以虔诚之心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根据中共整风要求向党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其中确有一些知识分子忘乎所以，给中共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时隔不久，中共收网，无论是尖锐激烈的批评，还是中肯而温和的意见都成为灾难临头的祸根，于是几十万、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遭到政治迫害。然而，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张中行对待这场整风运动非常冷静。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张中行因为“拿了大众书店所办的《语文教学》的编委费每月三十元，就与运动拉上了关系。”（张中行：《流年碎影》，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40页，以下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注页码）。其实，张中行当时所拿的钱是他的劳动所得，跟所谓的贪污浪费之类沾不上边，但是在运动中还是受到了冲击，显然他是人家拿去作为运动政绩而充数的。这次运动虽然对张中行没有造成重大伤害，却也在他的心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由于有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前车之鉴，张中行此时当然“因惶惑而引来心惊胆战”（第268页）。不过，他没有一直在恐惧中的战战兢兢，而是找到了“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万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第268页）当然，仅靠这个处世哲学是不行的。这不过是一个原则，还应有具体的应付险境的办法。而具体的应付部分是建立在对恶劣的政治环境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并不在于它的残暴和凶狠，而在于它以种种假象作伪装，颇具迷惑性。比如说，“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士可参加可不参加。”（第268页）这里的“可参加可不参加”看似给人以很大的选择的自主权，但是其中隐含着陷阱。因而，张中行在“胆战心惊”中表现得非常冷静和谨慎。他一是“观”，二是“听”。将现实处境搞清楚，摸清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陷阱。除了这两者，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为现实的种种假象所迷惑而盲目激动和兴奋，而是格外冷静地思考。所以，当组织上表示“党外人士可参加可不参加”时，他记起自己学过的逻辑，他要通过逻辑推理来判断这个许诺背后是否存在着危险。他“知道不参加就等于己身没有不正之风，也就不需要整”（第268页）。更令人惊叹的是张中行还非常细致，他觉得还有需要注意的，“说可不参加，是‘客’气，其前还有‘主’气，是可参加，而如果不参加，那就自视为客，未尊重主”（第268页），其结果同样非常严重。想到这里，张中行“立即表示参加，而且装做踊跃。”（第268页）相对于张中行的细心谨慎，他的同事孙功炎就显得比较粗疏而迟钝了。他居然把组织上的客套话当真了，去问张中行：“说可以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看看怎么样。”（第268页）张中行出于对同事的真诚，于是推心置腹给予忠告，力劝他“不可有较量心”（第268页）然而，这位老兄并没有完全听进张中行的建议，似乎“听而从了”，但是他的“心里还存有傲气”（第268页），结果自然厄运临头，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流放到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

在所谓的整风运动中，最险恶的是领导动员提意见。张中行遇到了这种情况，看到了那些领导微笑背后隐藏的阴谋，他一方面记起《庄子·列御寇》“知道易，勿言难”的警示，深知祸从口出的危险；另一方面他牢记邓念观老先生的叮嘱，“千万别说话，抓住把柄就不得了。”（第268-269页）然而，领导们可能知道一些知识分子具有守口如瓶的特性，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想尽办法从下属的嘴里掏出他们需要的“罪证”。而张中行当然心中有数，然而又不能公开对抗，只能虚与委蛇。这样，在领导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掏话和藏话的拉锯战。领导让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第269页），并且极力摆出“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第269页），而张中行深知躲不过去，便思来想去寻找应付的办法。他到了会场上，先是“只倾耳，不动口”（第269页）。轮到自己发言时，他便“以歌功颂德为主”，为了不致于文不对题，他只在“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第269页）。但是，领导并没有轻易地放过张中行，在会场上没有诱获到张中行的材料，便派党小组的人到张中行家里去进一步套张中行的话，特别提出了张中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所受的不公正对待，问张中行“有什么意见”（第269页），似乎在为张中行当年的遭遇鸣不平，然而张中行并不为其表演所迷惑，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他在冷静中形成了自己的“对策八股”（第269页），表示自己生于旧社会，身上肯定存在着许多缺点，现在能够重新做人，应该“感谢党挽救的大恩”（第269页）。然而组织上还没有罢休，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被派来，再次游说张中行，“启发”他“吐露对三反五反的不平之气”，而且在“修辞中还加了新调料”，并且要求张中行“不要有什么顾虑”（第269页）。即使是这样，张中行仍然不为所动，只是“把上次的对策八股背诵了一遍，末尾也加点新调料”（第269页）。党小组的那个人最终没有从张中行口中得到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告辞之后就没有再来。而张中行当然也就没有给人抓住任何把柄。

这一场“引蛇出洞”的考验对于张中行来说确是难关，但是他终究过了这一关，相比之下，其他的关就相对容易了。当然，稍有不慎也可能在阴沟里翻船。后来，遇到了大字报热，他所采取的是阮步兵的战术“不臧否人物”。“张贴于席墙上的大字报，能不写就不写，万不得已，也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第269页），也就是说，能不介入就决不介入，实在躲不掉，那就敷衍一下，决不陷进去或者深度介入。到了开批判会时，张中行则学会了表演，“装做义愤填膺”（第270页）的样子，如果要写批判文章，你就是一个字的妙诀“抄”，而且不会自作聪明，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完全按照文件上的“抄”。在对知识分子开展了这些运动之后，该关的关了，该打入另册的打入了另册，该交给群众专政的交给群众专政，然而统治者还是不放心，于是又开展了“交心”运动，利用知识分子对组织的信任和忠诚，要求单位里的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过错，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这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其实这其中仍然暗藏着许多玄机。对于这些，张中行保持警惕，他深知如何拿捏分寸，恰倒好处地向组织上“交心”，既不“异想天开”，又不能过于“夸张”，非常“得体”（第270页），要给人以既真诚又“毫无保留”（第270页）的印象。张中行就是依靠这样的“智慧”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勉强地保护了自己，虽然他的内心感到恐惧，常常是“心却像跳到胸膛以外”（第270页），但是毕竟还是能够“每天上班，坐的还是那个椅子。”（第270页）

相比之下，张中行的学生宋君颖由于迂阔而固执，没有对现实清醒的认识，于是就有了“不断往壁上碰”（第293页）的事情。这个学生令张中行赏识的是他“喜读书，念得不坏”（第293页），但是他“推理、处事，经常表现很糊涂。幻想很多，像是有大愿望力争上游，可是行事总是脱离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以失败告终。”（第293页）论理来说，作为张中行的弟子应该从老师那里学来生存的智慧，但是他的性格却阻碍了他生存智慧的发展，使自己在生活中常常碰壁。他在1956年职工评级时既没有往领导那里跑，去争取领导的支持，也没有看清那个时候的形势，仅仅凭着自己的感觉要求评到他希望的级别。结果，他当然不能如愿，根据现实的情况，他应该接受现实，但是他很不服气，而且不是放在心底，反而“提出抗议”（第295页）。对此，作为老师的张中行则“以身教之”（第295页），明确告诉他：“任何事物的价格，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即使降到最低，也必然欣然接受。”（第295页）然而，对于老师的教诲，宋君颖并没有听进去，他先是“大怒”，继而“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第295页）。稍后，他还得意洋洋地来到张中行家对老师说：“张先生，您的话我都信，可是这回您错了。”（第295页）因为他看到了校长在路上见到他时朝他点头微笑，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不过是假象，等待着他的灾难还在后面。张中行见了学生的这种自鸣得意，觉得他实在太天真了，只能朝他一笑，并对他说了一句“你等着吧！”（第295页）过了不久，宋君颖果然遭到了报复。可是，当灾祸即将到来时，他竟然浑然不觉，当张中行提醒他“要谨慎，不可乱说话”（第295页），他还不当回事，大大咧咧地告诉老师：“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第295页）他自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处境，很了解现实政治，其实他已经被现实中的许多表象所迷惑，根本不知道政治的特性和厉害。过了不几天，宋君颖垂头丧气地来了，向老师表示自己的懊悔，因为他已经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等待他的将是严厉惩罚。现实生活中，像宋颖君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在少数，他们的智商并不低，读的书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像张中行这样有效地保护自己呢？显然这不是读书本身的问题，而是读书之后是否有效消化的问题，而是人的性格决定人的命运的问题。

如果说张中行的智慧仅仅限于生存方面，那么这种“智慧”虽然是在极权暴政社会生存下去所必需的，无可指责，却是很可怜的！需要高度“智慧”才能够生存的社会必然有一个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不过，在张中行这里，更可贵的在于他相当深刻和透彻地弄清楚造成中国社会浩劫和灾难的根本原因。当许多人在官方宣传和教育之下将“大跃进”和“文革”的祸害归结于林彪、“四人帮”等少数几个坏人作恶的时候，张中行则透过现象看本质，非常准确地把住这个社会现实的病脉，找到现代民族悲剧的根源，他敏锐地指出：在中国“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第303页）张中行在这里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关键问题，而这正是封建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明君奸臣文化或者正如毛泽东所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然而这个文化基础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被铲除，进而使中国出现了没有封建制度的封建社会。与此同时，张中行对“十年浩劫”进行了精湛的分析：“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第303页）这与巴金在《思路》中的思考一样，顺藤摸瓜，由现实的祸害摸到深藏在背后的元凶——“至上”及其所建立的制度。接着，张中行做了进一步具体的分析：“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灭亡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遏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第303页）张中行还对“至上”的心态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令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第303页）是很不合适的，而“至上”也一定心里很明白，然而还是执意去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独尊和出气”（第305页）。在谈到“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时，张中行并不认为那是真正的造反，其实质原来是“奉旨骂贼”（第314页）他们这些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原来不过是“至上”斗争的工具而已。从这里我们真正领略到张中行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