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6：脱胎换骨的朱光潜

2026年01月25日 05:5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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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解放百废兴，党政协力更经营，苏联经验勤讨探，钻机炼厂焕然新。工人当家作主人，劳动竞赛忘苦辛，朝朝涌出先进者，英雄榜上记芳名……

……散步上东冈，夜景最怡情，冈上万里星，冈下万家灯，星光灯光相辉映，楼台隐约似仙瀛。君不见社会主义前途光景好，且来玉门参观祖国第一石油城！（王攸欣：《朱光潜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343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

如果不注明上引诗歌的出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这是文化名人朱光潜的诗作。然而这确确实实出自朱光潜之手。1950年代初，朱光潜在参观了陕西和甘肃等地之后写下了《玉门油田颂》等诗作，这里所引诗作就出自其中。且不说这样的诗作写得多么低劣，比中学生习作强不了多少，我之所以引出这一段诗作，是想让人们看到曾经的大师到了此时经过政治的涤荡而脱胎换骨所呈现的新的形态。

1949年之前的朱光潜是一个富有理性，拥有风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光潜不仅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且还得到家乡浓郁的桐城派文化的滋润，既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又为他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进而形成了他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第29页）和“道家委运任化的人生观”（第31页），更重要也更幸运的是朱光潜后来先后到香港和欧洲（特别是英国）接受“西学洗礼”（第32页）。1919年，朱光潜考取了香港大学，他在这里不仅学习西方语言文学，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乳母”（第37页）辛博森（Simpson，中文名沈顺）的教诲，从而跨进了西方文化与学术的门槛，并且在西方学术培植了他的理性精神。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往往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与转型时期，常常在激情澎湃中走向偏激，在慷慨悲歌中走向极端。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形成对皇权专制和封建礼教的重大冲击，然而不少知识分子却在狂飙突进的时代失之于偏激，陈独秀、钱玄同、郭沫若等人莫不如此。但是，同样只有20来岁的朱光潜则显得比较冷静和理性。香港大学所给予的“基本的科学训练和理性思维训练”（第40页）使朱光潜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各种事件都有了比较冷静的认识，使他有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者，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显得相对冷静，并非全盘否定。与此同时，朱光潜对学术界的情况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对中国的学术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学术传统中总是形成一家独尊的现象，导致当时学术界盲从和武断的风气，武断者往往固执己见，盲从者则随风转舵，看上去性质似不同，实质上却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对于学术本身都缺乏独立深入的研究，缺乏批评精神，即使批评，却流于攻击，没有充分的道理和根据。”（第42页）朱光潜这里所说的学术活动中的“没有充分的道理和根据”实际上就是指理性的缺乏。他“甚至不点名地批评《新青年》杂志喜欢冷嘲热骂、离题攻击，欠缺理性的批评精神”（第42页）学术活动尚且缺乏理性，更何况在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尚且理性欠缺，更何况普通民众！理性不仅成为朱光潜的学术底色，而且也是他几十年人生的基本色调。

在强调了理性精神的同时，朱光潜十分推崇独立精神。他在反思中国传统学术时认为：“每个时代都是趋附风会，西汉重文学，东汉重训诂，宋朝讲理学，清朝讲朴学，皆风行一时，片面独尊，抑制了独立创造的学术精神”（第43页）学术的独立，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思想的独立、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独立，而独立的根基则是人的心灵的自由。唯有自由与独立，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才能摆脱工具地位而逼近真理，唯有自由与独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不受他人奴役的大写的人。

1923年，朱光潜进入上海公学任教。此时，他尽管只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是他对中国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省。他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最严重的弊端则是“教育官办”（第53页）。在他看来，“教育官办更严重的后果是用人机制，因为由官僚政府任命校长，导致善于阿谀逢迎的政客才能攫取校长的职位，又只有甘与校长合作的人肯当教员，而且现实是教师们往往以教书为饭碗，并不真正把教育当事业，学各种专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就到学校里来混饭吃，教育界几乎变成藏污纳垢之地，教师们的人格已根本不能为人师表，教育的后果当然可想而知。解决的办法只有教育实现真正的独立，有民间的经费来源，有独立的人事制度。”（第53页）朱光潜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看法是很准确的，不过他只看到的是经费与人事制度的受控制的一面，没有看到官方在精神上对教育的掌控。中国官府办教育，其根本目的不在培养现代意义上的人，不在通过学术研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而在于培植官府所需要的各种型号的“螺丝钉”。此外，现代许多国家也有政府办学，但是那是通过法律确定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应有的权利，因而现代文明国家的官办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当时只有26岁的朱光潜能有这样的认识非常难得，他直击到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25年至1933年，朱光潜到英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到欧洲的法德等国游学，从而建立起他的学术地位，从而成为美学和西方文学研究的大师。在学术研究方面，各种观点和门派的碰撞与融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学术争论往往很容易演变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最后完全偏离了学术，很多时候演变成面子之争。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理性所致，将学术问题转移到是征服对方还是被对方征服的问题，转移到自己真理在握的问题，既不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又与学术研究和真知无关。所幸的是，朱光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与一些朋友发生争辩，而且他们的争辩“毫不客气”（第176页），但是他们“争辩的论题往往是纯粹学理性的，少有意气之争”（第176页），所以，在朱光潜这里，争论仅限于学术方面，而且不伤和气，更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朱光潜和鲁迅之间的争论如此，与梁宗岱之间的争论也是如此。

多年在欧洲的学习和游览培植了朱光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成为朱光潜的重要文化基因。两者结合令朱光潜在民国时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两次风潮中充分显示了他的现代风范。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通过学术著述和教学活动显示出自己的风采，但是这只是他们人格伟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另一部分则在具体事件中突出出来。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没有通知现任校长张颐的情况下，居然任命程天放为川大新校长，取代张颐。陈立夫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川大“推行‘党化教育’”（第221页）。这显然与朱光潜的思想理念发生了冲突，于是作为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联合理学院、农学院院长等联合致电国民党的重庆行营主任张群，表示反对意见。随后，川大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再加上法学院联名邀请全体教师到至公堂开会，朱光潜任会议主席，拒绝程天放就任校长，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第222页）。受与会教师委托，朱光潜以他的如椽之笔起草宣言，坦陈抵制程天放的理由。然而，陈立夫利用手中的权力，强令校长张颐辞职。但是，朱光潜等川大教师没有让步，他们举行了罢教，以示抗议。与此同时，朱光潜还起草了罢教宣言和致教育部电，强调“教师的人格尊严”（第223页），并且对教育部的强行任命予以驳斥。朱光潜执笔的《川大教授宣言》，“强调学术之目的在探求真理，必须有自身的独立，学者也应具有独立人格，不应受政治干涉，民族之兴衰，系于文化，文化之进退，以学术为转移，因此，政府不应以党派、政见之标准，摧残学术。”（第226页）随后，朱光潜还起草了《四川大学教授启事》，将川大抵制程天放的前因后果通过报纸向社会公布。虽然朱光潜与川大教授们的拒程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首先，大学与国家行政机构教育部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对于教育部的任命，大学可以拒绝和抵制。其次，教授在学校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敢于对教育部说“不”，而教育部也不能拿教授怎么样。教授们不仅拥有尊严，维护尊严，而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只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就可以挺直腰杆说话，就可以“恃才傲物”，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敢于批评教育部。再次，川大的《教授启事》可以在《新民报》上公开发表，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却控制不了。第四，那个时代，全社会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说理的社会，教授们可以向教育部说理，即使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但是至少不会受到秋后算账。最后还有民众对于教授们的抵制予以理解和支持，教授们在全社会地位较高，得到普遍的尊重。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官员除了固执行事，不能任意处罚教授，也不敢对教授们有所不恭。因此，民国的教授自有其范，不仅有独立性，还有尊严和风骨。

虽然权力对于教授们的拒程没有作出让步，仍然是“霸王硬上弓”，但是，教授们并没有完全失败。程天放最终还是走马上任了，但是教授们则可以走人，朱光潜则打点行装离开川大，转到战时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虽然武汉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是并不因为朱光潜等人抵制程天放，敢于批评教育部而拒收他们，校长王星拱不仅大度，而且大胆，令教育部头疼的教授他也敢收，而这大胆的背后则是教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完全听任官僚的摆布，更不顺从政治的役使。王星拱没有担心教育部因此而撤去其校长职务。因此，对于王攸欣的“失败告终”（第227页）说，我并完全不认同。

到了1940年12月，陈立夫重演旧剧。这次他又将程天放调到武大，取代王星拱校长职务。这一次，同样遭到朱光潜等人的“极力反对”（第248页）。陈立夫了解到情况后，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挥舞权力打棒，肆意打压，而是百般“笼络”（第248页），对朱光潜“破格礼遇”（第248页），并且特邀朱光潜到重庆“晤谈”（第248-249页），既推举他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又让他在《中央周刊》上发表文章。接着，国民党派出朱家骅等人到武大视察，盛情邀请包括朱光潜在内的教授们加入国民党，但是朱光潜他们并不领情，“朱光潜、刘永济等多数教授都予以拒绝”（第249页）。加入执政党不仅很光荣，而且还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事情。在朱光潜他们这些教授们看来，国民党及其政府“腐败无能”（第249页），所以他们“轻视鄙视国民党员身份”（第249页）。不过，后来在王星拱的“极力劝说”（第249页）下，朱光潜还是加入了国民党，这大概与胡秋原加入国民党的情形十分相似。

在武大工作期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光潜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之轨迹，国家民族兴衰，皆系于政教两端。升平之世，政与教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当其际会者如鱼与水之相忘于江湖，不觉政教关系问题之严重。世当剧变，政教失调，于是相夤缘，相侵轧，或政治紊乱而教化因之衰落，或教化衰落而政治因之紊乱。因果循环，以致造成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之总崩溃。未崩溃而图挽救，既崩溃而图复兴，第一急务就是调整政与教之关系。……政以其权力摄教，教亦以其口舌訾。政则曰，意志必集中也；教则曰，思想必自由也。百废不举，人们相率于贪污邪僻，巧立名目而无补于国生民事，教则曰，是政之过也。政与教；文化落后，士气嚣张，罄巨资育才，而才无可用，政则曰。是教之过也。政与教交恶相责，各忘其自身大任。”（第251页）朱光潜讨论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很有必要，这也是中国两三千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朱光潜的讨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将二者的弊端与关系作了阐述，突出了二者的矛盾，问题在于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法律框架内予以探讨，政治与教育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不同分工，政治着重于社会管理，而教育则在于培养现代意义上的人。当政治出现问题时，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有责任通过各自的方式促使政治作出调整、纠正和改进。同样如此，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包括政治在内的各方面都应该督促教育予以改正。而所有的批评和责罚都应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之下，所有行业都应有其独立性和尊严。相对来说，政治因权力而掌控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更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避免其扩张和滥用。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教育的独立与尊严，才能保证政治的文明和高效。不过，我们从朱光潜的《政与教》的一文中看到了他的风骨、独立和自尊。

就在朱光潜在川大带领教授们一道抵制程天放就任新校长之际，共产党的触角就向他伸来。沙汀和周文以其高度的敏感意识到朱光潜的拒程的意义，立即将此事向延安作了汇报。延安方面反应也很快，周扬立即写信给朱光潜，盛邀朱光潜到延安参观，试图利用这事大做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如果有可能，最好将朱光潜争取到共产党这边来。朱光潜正对国民党的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恨，对国民党政权表示失望，当然对共产党的盛情有所感动。他在这年秋天就和左翼人士卞之琳、沙汀与何其芳接触，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对延安了解得那么少，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只限于某些宣传，就将延安想象成理想的王国。只是由于周扬欢迎他去延安的来信耽搁了一段时间，才没有促成他的延安之行。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朱光潜这次去延安成行，他就不会仅仅是去参观，很可能在盛情接待之下，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在感动之余留了下来，一度可以成为延安美丽的花瓶。然而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其命运就可能一落千丈，成为被整的对象，那么他在1949年之后的某些遭遇就可能提前10来年。

就在共产党盛邀朱光潜前往延安之际，国民党也在竭力拉拢朱光潜。虽然朱光潜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性，并且让一些国民党大佬感到头疼，但是国民党并没有采取打压措施，而且千方百计地将朱光潜拉到自己的这边。朱光潜到了武大工作后，国民党通过校长而且还是朱光潜的好友王星拱劝说朱光潜加入该党，随后又将朱光潜拉入到该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委员。朱光潜当时到底出于什么考虑，王攸欣的这本传记没有叙述，我们无从知晓。他虽然可能有他的难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这确实使他的自由主义大打折扣。那么，他也就由共产党所争取的“民主人士”转为“反动分子”，从而使他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朱光潜虽然戴上国民党的官帽，但是他并没有深度介入政治，他基本上还是从事他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和文学期刊的创办，没有褪去知识分子的底色，只是人家后来没有这么看，依然将他当作敌人对待。

1946年12月，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沈崇案发，迅速引发了一场反美运动。在这场反美运动中，青年学生被鼓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对于这场学潮，朱光潜从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希望学潮本着纯洁的动机，持公正的立场，循理智的途径，博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成为改革社会的真正力量”（第301-302页），迅即写了政论文《学潮的事后检讨》，并且在《独立时论集》上发表。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学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作了深入的分析。同时，朱光潜表达了以下这些观点：“学潮的口号尽管一致，而喊口号的人往往同床异梦。有真正激于正义感而要产生改革现状的良好效果的，也有挟有某政党背景而在背后操纵利用，以达到政治斗争目的的，也有盲目附和的等等”（第302页）；“现在学校只是官场党派斗争伎俩的抄袭，多数人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意见，少数操纵者借民主之名，作反民主精神的行动”（第302页）；“青年人本来情感胜于理智，在群众运动中，尤易流于狂热，学潮这样的群众运动手段不免鲁莽决裂，要求不免迂阔支离，结果加重社会怨恨”（第302页）。朱光潜的这些看法显示了他的冷静和目光敏锐。他于表面现象看到了背后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学潮的重大缺陷及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他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学潮背后那只无形的手，但是已经给予了极大的暗示。

朱光潜虽然没有指明操纵学潮背后的那一只无形的巨手，但是仍然惹来了祸患。他的政治立场很快受到非常敏感的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注意。于是他由以前的争取对象悄悄地转变为警惕和否定的对象。更加将他推了一把的是，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到北平设宴款待各界名流，其中就有朱光潜，这给了共产党留下这样的印象，朱光潜已经转变为反动文人。对此，朱光潜似乎约略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在1947年底写了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民国日报》上，设法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为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中国政治上的价值辩护”（第302页）。他认为：“因为自由分子不与任何政党为敌，而且任何政党只要有正确的主张和措施，自由分子必定是热心的支持者，自由分子总是站在全体人民的福利一边，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总是以公正的态度赞助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那个政党，自由分子能够在党争中保持平衡，起缓冲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也是动机纯正和善意的。”（第302-303页）朱光潜的这番话说得很对，也是他的肺腑之言，但是未必被人接受和认可。从政党方面来看，都希望让自由分子为己所用，在革命理论中，朱光潜是要被置于阶级理论中进行分析的，所有人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他所说的话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超越阶级之上的人是不存在的，那就是说，朱光潜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政治的显微镜下，朱光潜的政治立场是有问题的。同样，国民党也不会把朱光潜当作自己人，更何况其腐败已经令朱光潜厌恶，因而他与国民党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没有产生认同感。因此，朱光潜明显地意识到“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被挤在夹缝中，左右为难”（第303页），真是无可奈何啊！

问题还不只在这点，更在于朱光潜的这篇文章惹来了麻烦。在香港的共产党人见了文章后很快将其与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联系起来，进而酝酿“一场针对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第203页），而他在共产党这里已经成为反动文人了。于是香港的共产党人邵荃麟执笔撰文《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定性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并且指责朱光潜“扭扭捏捏化装为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第304页）。与此同时，郭沫若也挥笔上阵，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朱光潜和沈从文、萧乾分别作为“蓝色作家”、“桃红色作家”和“黑色作家”来批判。郭沫若所说的“蓝色作家”的“蓝”是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与国民党党旗的“蓝”。郭沫若的这篇文章虽然批判的是三人，但是重点批判的是朱光潜。郭沫若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大肆嘲笑、批判和抨击朱光潜。其实，郭沫若与那些笔杆子们一样在狠狠批斗别人的时候，不仅埋葬了过去的自己，而且还辱没了自己的昨天，更出卖了自己的未来。而且，邵荃麟与郭沫若等人对朱光潜等人的批判与以往的各种论争和论战完全不同――不只代表他们自己，更代表强大的组织，对朱光潜等人作政治宣判。这也预示着这些被批判者将来的厄运。随后，朱光潜在1947年与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发生冲突，原因在于朱光潜发现学生运动非理性倾向比较严重，大规模的学潮暴露出不少人性弱点，于是撰文《谈群众培养懦弱与凶残》，发表在1948年2月份的《周论》上。朱光潜对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群众运动掩护其中个别分子放纵其劣根性，表现出人类根性中的狠毒凶残。”（第308页）朱光潜的文章虽然没有触及到群众运动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但是他所指出的问题恰恰为人们所忽视，而这个问题到了20年后的“文革”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不过，邵荃麟再次写文章狠狠批驳了朱光潜，首先给朱光潜扣上了“御用文人中的极端者”（第309页）大帽子，继而以铺天盖地的谩骂来围剿朱光潜。他甚至将朱光潜比做“德国纳粹政权的戈贝尔”（第310页）。邵荃麟当时批得慷慨激昂，气势不凡，只是到了“文革”时期他在群众运动中遭到批斗时不知是否想到了朱光潜文章中的“暴民心理”（第310页）说，是否想到了自己曾经所写的义正辞严的批判文章，如果记得这些，真不知他有何感想！就在邵荃麟严厉批判朱光潜的同时，共产党美学家蔡仪在组织策划和安排下撰写了《论朱光潜》的文章，将朱光潜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留学经历等联系起来，深揭朱光潜的老底，借用“文革”时最常见的说法：“撕破其画皮”。“暴露其丑恶面目”，进而全面否定朱光潜的美学观。面对着邵荃麟、郭沫若和蔡仪等人咄咄逼人的攻击，朱光潜“没有反驳，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在战场逐渐占有主导权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部门对他的态度，自然会对未来的命运有所疑虑，……”（第311页）真是生不逢时啊！那么，他后来的脱胎换骨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中共在内战中日益占据上风，朱光潜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不由陷入了走与留的纠结之中，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岳南的《南渡北归》集中叙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痛苦抉择。包括朱光潜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感觉到留下来可能面对的厄运，可是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到底能支撑多久都很难说，况且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们也很清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朱光潜还是有走的机会的，国民党“抢救”知识分子的名单就有他。他也深知将来共产党的天下未必有学术自由。然而，他对国民党能否保住台湾持深表怀疑。最终促成朱光潜留下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的小女儿朱世乐因病不能走路，需要人照顾。于是，朱光潜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大陆。

朱光潜非常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他对未来作了一些设想：“在新政权下，自己是否还能在北京大学呆下去，在教育岗位上呆下去。”（第323页）他虽然不像沈从文那么高度敏感而恐惧，却也十分紧张，好长时间战战兢兢。他对“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应对随之而来的历史剧变”（第323页）作了长时间的思考。

共产党部队已进入北平，朱光潜很快就向北大文学院提出辞去西语系主任的职务。与此同时，他也在考虑：“接受管制和改造，不断地做出自我反省”（第325页），于是他作了《自我检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份《自我检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表达朱光潜的真实思想和情感，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其中的迫不得已可想而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置身于这个剧变的时代，朱光潜为了生存，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努力加入到学生和群众的喧腾欢呼与庆祝游行中去，并且参加政治学习与活动，尽力“转换角色，融入新社会”（第326页）。然而，适应新的时代，并非易事，不仅过程漫长，而且需要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

于是，朱光潜对于别人的批评不仅没有反驳，也没有保持沉默，而且予以配合，仿佛是协助别人深挖自己的思想根子。1949年10月，新创办的《文艺报》半月刊发表丁进和蔡仪的文章。当然，这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而是政治宣判。蔡仪的文章对朱光潜介绍的距离说和移情说作了阶级意识分析和批判。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后，《文艺报》编者与朱光潜联系，将这一期杂志寄给他，并且让他写篇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不是争鸣或者反驳意见。朱光潜心里明白，于是写了《关于美感问题》。这篇文章实质是《自我检讨》的续篇。他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可能有错误”（第327页），只是由于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进而又一不小心，“提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前人学说是否该全盘否定的问题”（第327页），婉转地为自己辩护。朱光潜的辩护还可能存在这样的谨慎考虑：“他以前所接受的美学观念，还是作为真理性成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保存下来”（第327页）。不过，这只是朱光潜的一厢情愿，人家可是擦亮了眼睛盯着他呢！因此，朱光潜的想法很快为那些批判者所识破。很快蔡仪就写了《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将朱光潜的文章视为新的靶子，在批判的同时给朱光潜指明思想改造的方向――接受马克思主义。

1950年春夏之间，北京高校开始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朱光潜由于参加过国民党，并且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当然就成了被清理的对象。于是他被要求到公安部门进行登记，并且宣布脱离国民党，接着他就被要求按照官方的意思予以思想改造。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放弃过去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全盘接受当局所规定的政治理论，具体来说，就是与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化决裂，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移到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改变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重建学术。其实，这个时候的所谓学术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探索未知世界，探求真理没有关系。朱光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所谓“错误”。为了帮助朱光潜转过思想的弯子，当局先是让朱光潜离开学术，到西北去参观土地改革。随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学习，再让他作检讨，要他认错。“朱光潜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每一次运动中他都非常谨慎、认真，自我检查一丝不苟，经常是厚厚的十几页以至几十页的检讨书，作为思想改造的成果交给党组织。”（第332页）通过不断的检讨，朱光潜不仅要抛弃自己的学术，而且还要放弃知识分子的尊严，由独立的个人转变为政治工具。到了1952年初，学校居然停止期末考试和正常的教学活动，专门进行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朱光潜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他在1949年以前所建立的学术，按照官方的意思贴上“封建意识和洋教育”（第332页）的标签。“通过学习和自我反省，朱光潜甚至认为现在也只是理智地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但还没有真正站到人民立场上来。”（第334页）为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朱光潜开始了他的脱胎换骨，他在狠批自己的同时，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将他过去的好朋友胡适拉出来一道批判。胡适是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仅在现代许多学术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北大工作时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人，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表示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更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挽留，而是离开大陆，所以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到了1950年代，胡适就成为反动文人的象征，只有清除其深刻影响，才能将中国的学术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才能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符合需要的人。朱光潜根据官方的指示，对胡适作了除提倡白话文之外的所有方面都作了否定，并且“指斥他是学阀，把持北京大学，把持中央研究院，把持‘中美文化基金’，甚至把持几家大书店。指斥他接受美国的资本主义教育，形成买办思想，做了美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大使。”（第335页）朱光潜的这番批判完全运用了官方语汇，痛骂胡适，没有理性可言。朱光潜是个比较厚道的人，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内心该很纠结，因为这样的做法偏离了他的为人之道，实在无奈！当然，他在批胡适的时候还不得不牵扯上自己，自泼污水，也很可怜，可悲！

在叙述到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时，传记作者王攸欣写道：“朱光潜的检讨是很深刻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过分深刻――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历史罪责……”（第336页）。他还是被定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唯一的重点批判和改造对象”（第336页）。此时的朱光潜很有点祥林嫂的味道――尽管捐了门槛也赎不了自己的“罪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领导小组还决定搞一个“朱光潜展览室”，要集中展览他的“罪恶”。正式开馆之前，朱光潜还被带过去看那展览，并且羞辱性地问他办得怎么样，他答道：“办得很好”（第336页），他除了这样回答，还能怎样回答呢！尽管这个展览后来没有办成，但在朱光潜心头留下什么可想而知。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为了促成朱光潜的脱胎换骨，有关方面既要朱光潜的女儿和他划清界线，又召开批判大会对他展开批判。他被带到会场上，让他站在桌子上，接受精神围剿，对他进行攻击、谩骂和羞辱，搞得他既无尊严，又无法思考。

到了1952年5月，组织上有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这个运动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再次交代1949年之前的所谓问题。朱光潜在这次运动中仍然是“重点‘关照’对象”（第338页）。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光潜渐渐地适应了。即使有人向他请教怎样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问题，他也可以从容应对了。他告诉请教他的人：“对我来说，不是士可杀，不可辱的问题。我感觉到现在是士为知己者死的问题，毛主席理解我，周恩来总理也理解我，虽然有些人批判我，但共产党在战场上还优待俘虏，我相信自己还能为国家做学问，为人民尽点力。”朱光潜的这番话完全是教科书式的答记者问的回答，到底是否真心话，不好说，但是可以看出一个脱胎换骨的朱光潜已经出现在人们面前。随后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和工作重新安排中，朱光潜虽然待遇有所下降，生活条件也不如前，但是他没有怨言，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抓紧时间，学习俄语，手边带着一本原版的列宁著作《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时常翻阅，……”（第339页），同时他还表示：“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俄语很重要。我还可以学。读这本《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一方面熟悉了俄语，另一方面学习了列宁的经典著作，对我是一举两得。”（第339页）他的这些话无懈可击，只是需要问一问的是，他现在所做的对他的学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到了1953年，朱光潜虽然开始了翻译柏拉图的著作，但是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学术研究了，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阶级论、唯物唯心的分别、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等角度，对柏拉图作了系统的介绍和批判”（第340页），他还“想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自己，同时也过滤他所介绍的西方美学思想”（第340页）。或许朱光潜有他的良苦用心，他想将学术搞下去，问题是他这么一搞，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呢？曾经追求学术独立的他，此时这么来搞，不知他是否想到后人会怎么看待他此时的作为。对于朱光潜的这一类写作，传记作者王攸欣评论道：“写这类文章，朱光潜虽然并不见得那么心甘情愿，但出来的学习心得，看上去却相当真诚和深刻，而且富有逻辑力量，让人不能不相信思想改造的效力。”（第341页）显然，思想改造运动起到了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作用，即便未必彻底，内心仍有不甘，但是无论在思想意识还是在行为上都已与此前的自己有了根本的区别：过去那个具有风骨的，理性的，独立自尊的自己正慢慢死去，取而代之的是顺从，自泼污水，甚至参与对别人的精神围剿。于是，就有了“用词文白夹杂，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主题”（第343页）之作《玉门油田颂》这样的诗作问世。

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朱光潜“已经表示完全接受了新的学术话语，也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话语，并先后以对胡适和胡风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响应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批判运动。”（第344页）1955年，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了《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相》。他在批判胡风的同时，也在批判自己。到了这时，学术不见了，只有政治，理性没有了，只有辱骂，既骂他人，也骂自己。当《文艺报》需要将他树为批判的靶子时，他就积极予以配合，写下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彻底“清算自己以往的思想”（第345页）。他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学术，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也否定了自己的科学理性精神。朱光潜的这篇自我批判文章引发了一场美学“大讨论”（第346页）。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学术“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脱胎换骨的表现，表示与西方学术的分道扬镳，放弃科学理性，在权力和政治的摆弄下“讨论”美学问题，其中虽然也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观点，但在根本上显示出扭曲学术以迎合政治的努力。学术的尊严与纯粹全都没有了，而知识分子们也都陷入了政治的泥淖。

朱光潜最终被改造成功了。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提出了实践论美学观点，将他的美学研究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于是“获得了政权高层人物和权力话语的认可”（第356页）。那么，朱光潜也就实现了由“‘资产阶级美学’的宣扬者和代表学者”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权威阐释者”（第357页）身份转变。他于是被视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典型”（第357页）。随即各种现实好处也就不断降临于他。接着就是他的感恩，“很感激共产党的知遇之恩”（第357页）。由感遇出发，朱光潜“意气风发地工作”（第357页）接连发表一百多篇文章，显得十分勤奋和用功，只是这些文章的含金量如何，他自己应该很清楚。

朱光潜建立起新的美学权威之后，他心灵深处潜藏着的学术基因便悄悄地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还得在光鲜的政治外衣下得到发挥。到了50年代后期，朱光潜受命主编《西方美学史》。这时，他“可能意识到了时代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在叙述时，介绍先于评价，有意识地把观点叙述和评价分开，这样有效地降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学术的干扰”（第363页）。读到他的《西方美学史》，联系到他此前的表现，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丰子恺的真假两面。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可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永远存在着某些不可改变的东西，他们可以一时表现积极，可以违心地写作与说话，可以放弃之前的话语方式，甚至一度可以离开他们安身立命的学术，但是一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他们还会回归本性。因而，在阅读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和文章时，我们需要拨开时代的迷雾，才能见到其中隐含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1980年代，朱光潜虽然年岁已高，但是他由当年的脱胎换骨开始向原先的真实自己回归。1983年，朱光潜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在这次活动中，朱光潜申言：“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402页）。朱光潜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一方面，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不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他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代，一方面各种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根本之处没有改变，因而他还得小心翼翼，言行谨慎。他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究竟是出自真诚信仰，还是出于对权力话语的顺应？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准确判断的问题。”（第403页）不过，即使难以判断，然而，朱光潜毕竟开始逐步摘掉拢在脸上的面纱，某种程度上展现真实的自己。他甚至公开表示：“我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是当学生时候写的”（第404页）。所谓当学生的时候，也就是他在香港大学与英国留学时的著述，而这正是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时期。相反，他对1949年以后的写作虽然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但是其认识和评价不言自明。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朱光潜正在暗暗地否定当年的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说正在悄悄地进行新的脱胎换骨，向原先的自己回归。

2019年3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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