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9：王统照的矛盾

2026年01月25日 06:3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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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王统照母亲去世，王统照在给母亲送葬时，他家拥有着“长工、仆人自发组成的护卫队……”（刘增人：《王统照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82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可见王统照的家庭是很优裕的，既然长工和仆人可以组成护卫队，那么就不是两三个，而是一大群。既然拥有一群仆人和长工，那么王家的经济条件是远远高于一般农民的。仅从长工与仆人之多，可见王家富有之一斑。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再看王家在青岛的房子，也很令人羡慕。他家在观海山西坡靠近山顶的地方“买了十来亩地，建成一座小院”（第183页）。十多亩地的院子该有一万多平米，决不是“小院”，该是非常大的院落。王统照在安葬了母亲之后便来到了已经作了翻建的青岛的房子里居住。他在这里安置了书房，并且取了一个非常雅致名字——“望海楼”。既然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房子里居住，其经济实力虽然不能同高官和大富豪们相比，但是在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介绍王统照家庭的优越的经济状况，是因为这与他的思想状况十分矛盾。一般人都知道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王统照还是一个思想左倾的人。《王统照传》的作者刘增人先生认为，王统照是“齐鲁文化的传人”（第8页）。这个判断没错。齐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文化是重合的，因而说王统照是儒家文化的现代传人也没有错。受到儒家文化浸润的文人基本上都怀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到了现代社会，政治虽然已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但是依然为文人们所入迷。出生于1897年的王统照在青少年时正遇到各种政治大交汇，大融合，大碰撞，很容易为这些令他眼花缭乱的政治所迷惑。潜藏于他心底的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鼓动着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且，正当王统照求学之时，从苏联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革命理论。这一激进的暴力革命思想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一拍即合，因而为许多青年所接受。1907年王统照到北京读书，最初到没有接受什么新思想，大概那时他还是个10来岁的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统照进入了青春期，对于新的思想理论怀有浓厚的兴趣。1915年，陈独秀等人创办《青年杂志》（稍后改名为《新青年》），王统照很快成为最热心的读者。《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王统照。等到他20来岁时，苏俄十月革命爆发，革命理论不仅传入了中国，而且其影响还越来越大，很快占领了王统照的头脑。到了1920年，王统照不仅深受革命理论影响，而且还和王烬美、邓恩铭组建了山东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开始，王统照基本上已成为革命青年了。

按照革命思想理论，雇佣长工和仆人属于剥削阶级行为，而王统照家既然雇佣了那么多的长工和仆人，当然就是剥削阶级家庭，无论其家庭成分，还是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受到否定和批判的。当时，王统照虽然没有主持家政，但是他对自己的家庭居然没有丝毫的反对意见。如果说给母亲送葬时，王统照家的事还没轮到他来管，那么到了他搬到青岛去居住的时候，他非常心安理得地住进了占地十多亩的山顶大院子，并且享受着可以观赏海景的“望海楼”，应该说他过的是他所掌握的革命理论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不知道王统照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的信仰与的实际生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王统照并没有陷入这种矛盾的痛苦之中，这倒是很有意味的。

王统照在青岛的山顶建筑中断断续续住了差不多30年，到了1953年，山东省原副省长李澄之还到这里拜访过王统照。这就是说，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30年中，王统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政治风暴的冲击，但是他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够享受着优雅逸致的人生。王统照在30年代之所以能够躲过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主要在于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的心情虽然在白色恐怖之下感到压抑和郁闷，但是他由于很少抛头露面，政治风暴虽有所闻，也可能令他胆战心惊，但还没有对他形成严重的冲击。他头脑中的那些革命思想也淡化了不少。这从他所创作的那些小说、散文和旧体诗可以看出来，他决没有像巴金和洪灵菲等人革命加恋爱文学那样情感激烈与思想激进。他表现出的比较平和，而这种人生态度更容易保护自己，也使他的矛盾没有激化，进而使他能够安然度过那个时代。

不过，王统照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他仍然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33年，青岛地下党组建了左联。对于王统照是否参加左联，刘增人没有明确交代，但是王统照与青岛左联的关系还是密切的。根据传记引用于黑丁的回忆性文章《深切怀念王统照师》（参见第206页）叙述，王统照在青岛左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时，作为青岛左联负责人的于黑丁及时将情况向王统照作了通报，并且请王统照在写稿上给予“支持”。这或许不算什么。后来，王统照应邀来到吉林四平的铁路中学任教，他“以进步思想教育、启迪学生”（第208页）这里所说的“进步思想”显然就是革命思想，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的学生许恩远在回忆文章中告诉人们，他当时听了王统照的课，“还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地下共产党员呢！”（第209页）然而，王统照的“进步思想”并不妨碍他在青岛的“根据地”享受优裕的生活。我不知道，王统照究竟是如何妥善处理他的“进步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的。这或许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果深入研究下去，或许还会有重大发现，还可能以其类推到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

王统照的“进步思想”无疑会渗透进他的创作。他曾在谈论长篇小说《山雨》的创作动机和思路时表示：“内地农村并非全是蚩蚩的农民，还有其他游离父子，界乎农民与小工商人中间的各色人等，他们一样受到外国经济力一年年向内地冲决的榨取，一样是感到贪横官吏与乡豪、绅董的无理压榨……”（第217页）王统照的这段话就和茅盾在他的短篇小说《春蚕》与《林家铺子》等小说所表达的一样，在左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将美日英等国的商品输入视为经济侵略，中国农村的凋敝与萧条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原始而落后的农耕生产与初步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前者受到后者的降维打击，从而让国人对西方的商品输入充满嫉妒与仇恨，于是在左倾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下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军事侵略、文化侵略等等），激发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以受害者的心态竭力抵制外国商品。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外国商品的输入一方面可以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长国人的见识，增强与世界的交流与交往，进而促进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发展，让中国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中来。问题是，面对着这样的冲突，我们该如何对待？如何采取措施积极参与到现代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竞争？可惜，王统照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为意识形态所遮蔽，而看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西方商品和技术带来的现代文明，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创作于30年代的《春花》同样渗透着他的“进步思想”。小说中的一群青年，特别是坚石“狂热地投入游行、示威、演讲、辩论的学生运动中”（第297页）。这些人物从性格上讲与作家本人大相径庭，但可以说是作家对于自己的一个梦想，或者说写的是梦幻中的自己。小说中的巽甫也是一个情感激烈的人，在斗争中成长，最后被组织上派送到苏俄学习。虽然王统照没有大肆宣传苏俄，也没有到苏俄作过实地考察，但是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已经将苏俄视为精神家园。然而，他对苏俄的了解和认识其实也是听信于左翼人士的宣传。

尽管王统照思想偏左，甚至被学生视为地下共产党员，但是他在欧游到了巴黎时，“首先造访中国驻法公使馆”（第242页），没有去探寻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足迹，这倒很有意思。而且还耐人寻味的是，他在法国受到了使馆头等参赞萧继荣等人的“热情接待”（第242页）。这就是说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并没有将他视为赤色人士，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王统照思想的左倾，只是将他当做来自祖国的文化名人看待。尽管传记没有叙述王统照在中国驻法公使馆的具体表现，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流露出“进步思想”，相信他在这样的场合是会把握好分寸的。1936年，文坛上爆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王统照却置身于事外，不仅没有发表关于两个口号的任何意见，就连他所主编的《文学》“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第307页）。“他完完全全做了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一个不曾表示过任何态度的局外人”（第307页）。或许这就是王统照的处世方式，而这种处世方式形成了对自己有效的保护，从而使他的矛盾不那么引人注意，也就使他能够在不同人统治之下都能够在他的“望海楼”中享受人生。

王统照的人生总体来说是比较沉稳平和的，和政治若即若离，既不完全脱离政治，也不积极投入政治，这就使他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1947年，国共内战如火如荼，激战正酣，潜伏于心底的政治情结又抬起头来。“希望山大同学继承五四青年的光荣传统，勇敢地同反动黑暗势力斗争。最后，他振臂高呼：‘国无宁日，谈何学习？’”（第363页），并且表示坚决做学生斗争的“有力后盾”（第363页）他虽然没有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直接挑战国民党，但“进步思想”开始突显作用，让人不敢相信曾经那个温和而平静的王统照居然慷慨激昂起来了。至于是否有人在这时候做了王统照的工作，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刘增人先生说得非常清楚，此时的王统照“并不是一时的激动”（第364页），而是“对时局越来越清醒”（第364页），而且还有了“深刻的认识”（第364页）。

很可能是王统照具有对于时局的“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表现积极，1948年底，国共内战的形势正在不断地向中共方面倾斜，王统照的诗风跟着发生转变，而且转变得让人感到“突然”（第370页），他开始写讽刺诗了，而且讽刺的还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用的是影射的手法，但是明眼人还是一下子能够看出来的。有了这些表现的铺垫，中共地下工作者将他秘密接送到了“解放区”。来到了“解放区”，王统照立即感到春风得意，心情十分舒畅，很快写了诗作《一九四九年初春》。刘增人在引用了这首诗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果听到解放大军的阵阵炮声，定有如虹新诗欢庆解放与新生！”（第371页）而且，从这里人们不能看到王统照的诗风此时又一次发生转变。果然，到了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王统照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文代大会颂》。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激动，更是一种表态，看来，他的思想更“进”了一大步。组织上当然注意到王统照的这一“进步”于是相继授予他各种光彩照人的头衔（参见第374页），那么他的穿着也开始了干部化（参见第376页）了，还可以回到青岛，重新住进了他的“望海楼”，他的家庭出身也就不再成了问题，他的家产也没有也不会被当着剥削的产物而被没收，说不定，上面一高兴，还可能帮他进行修缮。

不过，王统照毕竟还是个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是思想改造，虽然王统照的思想够“进步”的了，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造。而王统照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哮喘病比较重。这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心理上的病？或许两者兼有。王统照虽然一度春风得意，心情激动，但是他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并无大的贡献，他还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存在的问题，心头多少会笼上阴影，尽管组织上一时没有就此为难他。然而，王统照还没有“进步”到郭沫若那种地步，尽管他的表现非常积极，但是他还是要接受敲打。1953年，王统照在为自己的小说集所作的序中作了这样的检讨：自己的创作存在着“对社会生活的经历与认识的肤浅，思想的薄弱，想象力的欠缺，文词的疏远拙”（第393页）等问题。不过，这还是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到了反右派运动中，王统照“写下一份不短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检查’，以苛酷的语言，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深刻检讨，系统批判，上纲上线，决不留情。”（第395页）由“批评”上升到“批判”，而且用词苛酷，可见王统照内心受到的巨大压力。领导对于王统照的态度还是认可的，再看他病情严重，也就放他一马，并且还到医院去看望他，在他死后给予他一定的待遇。

王统照能够得以善终，可能就在于他能够看清形势，他的诗风随形势而转变，他的态度乃至性格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再加上他的病得及时，使他避免了政治运动对他形成的冲击。而他的思想左倾与现实身份的矛盾也就被悄悄地遮蔽了，很少有人予以关注。

2025年11月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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