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8：王鼎钧的“南渡北归”

2026年01月25日 06:2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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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了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四卷本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本文所引回忆录文字均只标注该卷书名和页码），我总是在想，王鼎钧先生当年从山东家乡兰陵到安徽阜阳，再到陕西汉阴，到葫芦岛，到天津，到上海，最后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这不就是他的“南渡北归”吗？然而，处在那样环境中，处于他那个时代，该去还是留，作何选择？不是那么容易选择的。人们常常说：“事后诸葛亮”，意思是说，时过境迁，对于当初的事了解更充分，那么重新处置该会明智许多。其实并不如此简单，至少我在想象王鼎钧的“南渡北归”问题时就有这样的感触，觉得即使我在读了王鼎钧的回忆录，要作出明智的选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仍有可能走出错误的道路。

岳南曾经写过一部巨著《南渡北归》，讲的是抗战爆发时一批知识分子逃离正在沦陷的北方“南渡”流亡，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先后“北归”；后来，1948年底到1949年初，他们又经历了第二次“南渡”与“北归”的抉择：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远数千里从香港等地向北投奔共产党（1950年代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不远万里从欧美回国）；另一部分则在北平易帜之时跟随国民党，流亡到了台湾或者自我漂泊到了国外（张爱玲到了1950年还悄悄“南渡”）。王鼎钧早在少年时就有过一次“南渡”。这与北平的知识分子“南渡”一样，逃离被日本占领的家乡，流亡到江苏、安徽、湖北、陕西一带。不过，对于这次“南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本人也没有什么纠结的；但是到了1949年前后，他最终随国民党“南渡”去了台湾，其间的遭遇和曲折确实值得我们回味和思索。

1945年抗战胜利时，20岁的王鼎钧还是陕西汉阴流亡中学的学生。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如果不是流亡在外地读书，如果不是遭遇颠沛流离之苦，这个年龄的他该在大学里读书了，或者该在某家公司上班了，也可能自己独自经营一家公司，然而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此时的他仅仅作为一名中学生正滞留在千里之外的汉阴。当他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时，他在兴奋激动的同时，考虑的是就业，他“要赚钱贴补家用”（《关山夺路》第6页）。他最急迫的事就是尽快离开汉阴，回到家乡山东兰陵，找个工作上班。他要靠近父母亲，至少让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王鼎钧的“北归”吧！但是，就在他迫切地要求“北归”之时，国民党的“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关山夺路》第8页），缺乏社会经验的王鼎钧被骗进入了国民党的宪兵连。这就是说，王鼎钧不是出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作出的选择，也不是在权衡利害得失的情况下的自主行为，居然是被骗。后来，王鼎钧还写了一篇颇具幽默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经典名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关山夺路》第11页）而且，这个骗子不只是个人行为，而且还得到了“政府纵容默许”（《关山夺路》第10页）的国家行为。他给了王鼎钧等人作了许多完全不能兑现的承诺。不过，王鼎钧进入了国民党的宪兵以后，并没有想方设法逃走。他还是成为一名宪兵。而这对他具有双重意味：首先，他拥有了知识分子和宪兵的双重身份；其次，他不管怎么说都与政治牵扯到了一起。从王鼎钧的人生来看，他的本质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只有中学学历，但他毕竟是一位著名作家），但是他一不小心就与政治沾上了边。

有人可能会从王鼎钧的出身去寻找王鼎钧投入国民党阵营的根本原因，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王鼎钧出身的王家在山东兰陵是个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开设了“兰陵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昨天的云》第16页），而且还“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以兰陵美酒公司的名义，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昨天的云》第16页）。如果按照后来共产党划分的阶级成分，王家应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再按照共产党的政治逻辑推演下去，王鼎钧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其一名宪兵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王鼎钧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只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现实需求的理解行事。他在流亡中学期间，对于李仙洲的敬佩和爱戴就与政治无关，主要是因为作为乡贤的李仙洲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拨冗创办流亡中学，并且时时予以关注，从而令王鼎钧等一批流亡到安徽的山东青少年有书可读。因而，在王鼎钧这里，李仙洲是亲切的“校长”，“不是总司令”（《怒目少年》第26页），而且，王鼎钧还了解到李仙洲将军“不烟不酒，不嫖不赌，一向追求秩序，服从权威，处事公正”，因而是“我们心目中的标准军人”（《怒目少年》第31页）但是，王鼎钧对国民党的印象并不好。李仙洲创立的流亡中学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以后，学校对学生进行“军国教育”，突出的是“集体主义”（《怒目少年》第32页）。虽然当时王鼎钧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后来他觉得不妥。因为“人不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人是交响乐团里的团员，团员一定服从指导，但他离开乐团仍然是音乐家。而螺丝钉，若从机器上脱落，就成了垃圾。”（《怒目少年》第32页）

另一方面，作为青年学生的王鼎钧大概与他的许多同学一样苦闷，而且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他们遇到不满的事情，就会诉诸暴力，发泄心中的怨恨。出于抗战需要，国民党从青年学生中征兵，这些学生在从军离开学校的时候，“砸烂了校内的玻璃窗，拔掉花圃里的植物”，（《怒目少年》第158页）“打了饭馆的老板，砸碎所有的杯盘”（《怒目少年》第158页），“打了火车站的站长，捣毁站长的办公室” （《怒目少年》第158页），而且他们还在从军的沿途“制造新闻”，令地方的治安机关也“不敢追究”（《怒目少年》第158页）。学生的怨恨很显然是在转移泄愤对象。他们不敢反抗国民党，于是就对玻璃窗和花圃里的植物下手，他们不敢反抗令他们从军的官员，于是就拿火车站站长及其办公室里的器具撒气。不仅如此，那些从军的学生居然无师自通地搞起了类政治的运动，他们在没人组织和领导之下竟然玩起了被后人称为“造反派”（《怒目少年》第160页）的勾当，与另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后来获得“保皇派”（《怒目少年》第160页）的学生对着干，搞起了类似于20多年后的“文攻武卫”。然而这些发泄不满和搞类政治运动的学生未必都不同于王鼎钧那样家庭出身，他们中肯定有不少人或者出身于公司老板家庭，或者出身于乡绅之户，或者出身于官吏之家。如果他们与共产党有了接触，以他们这样的心理极有可能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即使不公开参加共产党，也会悄悄地为共产党效劳。实际上这些学生中似乎没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没有人与共产党联系，完全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劣根性”所致。这些学生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军，而是搞起了内斗，从而使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怒目少年》第161页）。

当时王鼎钧所在的学校虽然并没有出现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主张也在半公开地传开了。这是以批判的名义得到介绍的。于是，王鼎钧与他的同学了解到，“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怒目少年》第168页）；共产党“处处讲‘阶级’”（《怒目少年》第168页）；共产党“把革命分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怒目少年》第168页）……等等。通过间接获得的这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虽然不够系统，而且还多少有些失真，但是还是让王鼎钧接触到了不同于国民党的思想理论，既激发了他们这些学生的好奇心，又多少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王鼎钧心目中，共产党至少不是洪水猛兽，共产党的政治多少有些道理，虽然遭到了“新主任”的批判，但是还是为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一些。至少他们的心目中的共产党并不怎么坏，而这一点对于他们后来的“南渡”或者“北归”的人生抉择都会暗暗地产生重大作用。不过，王鼎钧他们对于共产党的了解仅仅只是皮毛，还是非常肤浅的。即使他们接触到共产党人，即使他们阅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而且可以展开一定的辩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可以从报刊上了解到“解放区”的情况，甚至听到从“解放区”来的人的叙述和介绍（同样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未必真正深刻地认识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因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对于“解放区”的认识基本上是浪漫化的，理想化的，诗意化的，也就是说乌托邦化的。而且，每个人对于自己世界之外存在的问题没有切身的感受，因而是抽象的；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哪怕是微小的，也可能由于自己受挫而在感觉上被放大，变得严重起来。因而，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不少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不远数千里，历经艰辛，投奔陕北，大概也与这种感觉密切相关。

身处国民党统治的现实中，年青学生往往由于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绝大多数都会感受到现实的巨大压力，对于现实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且国民党自身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说在抗战中，人们都可能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日本侵略者，都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拯救国家和民族，那么对于现实的不满就会压抑着；抗战胜利了，外来侵略造成灾难的根源消失了，而且现实中的不少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了。更何况，国民党的官员在抗战胜利后在日占区的接收演变为“劫收”，给人的感觉就是国民党的腐败特别严重。

王鼎钧那时对政治没有浓厚的兴趣，他“一直想做作家”（《关山夺路》第12页），作家写作不可能脱离政治，但是作家是以写作的方式干预政治的，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中必然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政治问题，必然通过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来观照政治、审视政治和评判政治，然而真正的作家决不会充当政客，投身于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投机钻营，更不会抛弃创作原则去充当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王鼎钧当年做着作家梦，是把写作当作神圣的事业，所以他虽然不能摆脱政治的纠缠，但是他对政客们的各种游说不感兴趣。他只想将自己经历和“看”到的生活写出来，只想让自己的作品变成一个个铅字，并且得到物质上的回报——稿费。因而，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几篇作品，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令他的写作信心大增。如果处于和平时期，王鼎钧很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然而，他偏偏生活在1940年代后期，中国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国共两党的冲突却不可避免，随时可能爆发。因而，可供王鼎钧读书写作的那张平静的书桌并不存在。他只能在受骗下加入国民党的宪兵队而不能离开，一方面他需要拿到一定的薪水以谋生；另一方面在宪兵里比起流浪漂泊更安全。不过，宪兵的吃穿所得和安全不是白得的，是以屈辱为代价的。挨打在宪兵的新兵训练中是家常便饭，而且打人是在众人面前，并且是以整肃军纪的名义。王鼎钧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打人情景，令人惊骇。当时受刑的尽管不是王鼎钧，但是他的心理上仍然留下了阴影。“我不敢看，闭上眼睛，听声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个人不同的表情，真个是感同身受！听觉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说包括）视觉和触觉……”（《关山夺路》第30页）这样，要想士兵能够真心诚意地为国民党卖命几无可能，除非那些士兵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此同时，国民党部队还存在着歧视老百姓的问题。那个班长在惩罚新兵时，居然“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关山夺路》第32页）班长虽然只是最低级军官，也属于军队底层，竟然也歧视、欺侮和辱骂老百姓（他将新兵当作老百姓的替身），而且没有得到上级的处罚和纠正。由此可见，国民党部队存在着严重地敌视老百姓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当兵打仗，自己的军饷来自何处这些问题，更没有想到这样的军队怎么能立足于世。所以，下层军官存在着严重问题，上层领导则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任。

班长打人还自有其理由和逻辑。他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钉。”（《关山夺路》第34页）打人可能会激起被打者的反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班长们便常常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臂扭不过大腿”（《关山夺路》第34页）。班长们的这种暴力治兵实际上在部队形成了恃强凌弱的“恐怖气氛”（《关山夺路》第35页）和专制作风。而这不仅形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和底层众人的奴才性格，而且使不同阶层的人之间产生了鸿沟和隔膜。所以，在情感和精神上，普通士兵和整个国民党就很难合辙，普通民众也就很难亲近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很难“精诚团结”。因而，在国共对决中，民众自然倾向于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国军向老百姓询问共军的情况，老百姓自然不会讲实话，甚至帮助共产党袭击国军。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底层军官智商极低，既然视老百姓为匪，怎么还指望向老百姓问出实情。而且，敌方的情况也不是老百姓所能掌握的，要了解敌方情况应该派出自己的侦察兵去摸底。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由这种人带兵打仗，稍许有点头脑的人，谁还会看到国民党的未来和希望。正因为国民党存在的这些问题造成其内部的离心离德。1948年国军失利退出东北，王鼎钧周围的那些同僚们没有感到沮丧，谈论局势完全像一个个旁观者。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没有关西（关系）”（《关山夺路》第172页），他们甚至谈论道：“‘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德。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条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关山夺路》第173页）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校官，说起局势似乎完全与自己无关，甚至还显得眉飞色舞，那种表情和声调“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有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关山夺路》第173页）这种骨头里透出的冷漠表现出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处于1948年与1949年的青年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如果能够作出选择，那么会选择投靠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显而易见，答案不言自明。且不说那些政治信仰的作用，就是普通人也会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作出符合实际利益的选择。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处于战争年代或者专制极权之下，个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战争环境中，个人也可能遇到某种机遇，让自己作出有利的选择。

1949年1月15日，王鼎钧在天津被共军所俘。这给王鼎钧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机会。如果单纯根据这些年的人生经验，留在共军里继续干是完全可能的。从未来前途来看，共产党此时已经显示出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气势，而国民党虽然还没有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已明显地表现出兵败如山倒的败相。因而，大多数人都会作出自己认知的选择。如果王鼎钧此时顺势投靠共产党，似乎也顺理成章。被俘以后，王鼎钧没有受到什么虐待，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关山夺路》第222页），也没有强行要求参加政治学习，而且被俘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只是收缴了他们的个人财物，但是没有对他严加看管，并且给了他是去还是留的选择权。如果王鼎钧他们选择离开，共产党也不会为难他们，还会给他们每人发放两块大洋的路费。而王鼎钧之所以选择离开共产党的队伍，固然有基层军官搜缴其个人物品没有归还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是他当下最急迫要“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关山夺路》第225页），而且他“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关山夺路》第225页）。

与此同时，王鼎钧的人生观也已经初步形成，他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进而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如果在5年前（1944年前）或许会加入共青团，然而此时的他觉得“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的自由”（第224页）一个20多岁仅有中学学历的青年，能够具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对于政治的认识如此深刻确实很了不起。然而，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有许多人生经验丰富，学历很高，而且担任过要职的社会名流未必能像王鼎钧这样看到事物的本质。就现实而言，就是国民党也不会给王鼎钧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国民党这里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可怕的名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国共两党虽然厮杀多年，彼此血海深仇，但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多重叠的，都在追求所谓的“革命”，都在强调所谓的“大我、纪律、信仰、奉献”，只不过所强调和重视的程度不同而已，况且从感觉上讲，国民党极端腐败，不像共产党那样清廉。因而，在这样的认识和感受中，王鼎钧是去还是留，确实是要好好掂量，细致权衡，认真考量的。而且，形势逼迫人必须立即作出抉择，没有充裕的时间给他思考，况且所有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这还需要当机立断。就在王鼎钧思虑着离开中共去南京寻找父亲和弟弟妹妹时，他从指导员交给他阅读的一本书中得到了一页盖着“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公章的空白公文纸。他十分欣喜，立即用这张盖着公章的公文纸开了介绍信。有了这封介绍信，他在“解放区”通行就没有问题，也就不会遇到麻烦。得到这封“介绍信”，我想王鼎钧的感觉一定是“天助我也”！凭着这封“介绍信”，王鼎钧顺利地通过了“解放区”的盘查，来到了国统区。

王鼎钧来到了国统区。他没去成南京，却来到了上海。而上海给他的印象并不好。在上海郊区，王鼎钧看到了“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关山夺路》第244页）眼前所见很难让人树立起对国民党的信心，不能不对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能力表示怀疑。再说，王鼎钧在见到了“上校爷爷”之后谈到了时局，“上校爷爷”同样表现出很悲观：“坏透了”（《关山夺路》第245页）。更令人焦躁不安的是，1949年春天的上海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已经到了时时刻刻都在涨价的地步，如果不是权贵，普通人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既非常提心吊胆，又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如果有门路可能都想逃到“解放区”去，即使逃不出去，也都会急切地盼望着共产党打过来。然而，王鼎钧还是没有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而是坚持与国民党在一起，他非常了解共产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关山夺路》第249页），因此，要想保住个人的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最终，王鼎钧还是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实现了他的“南渡”。然而，这一离去，究竟何时才能“北归”？甚或这一辈子就没有“北归”，当时的人们谁都说不清。留下的只能的绵绵不绝的思乡之情。

问题还在于，王鼎钧到了台湾，仍然经历了艰苦的磨练和恐惧的折磨。国民党逃到了孤岛台湾，使台湾的人口猛然巨增，不仅使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而且还造成了本土人士和外省人的矛盾。因而，生活的清贫艰苦自不用说。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之苦的王鼎钧那一代人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国民党在台湾所实行的恐怖统治。大概是国民党在国共的间谍战中的惨败，因而患上了恐共症，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中共间谍潜伏在自己的身边，真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啊。首先遭殃的是跟随国民党流亡到台湾的青年学生。他们来到台湾后，随后分两批被遣送到了澎湖。接着，这些青年学生被强迫入伍当兵。更严重的是，澎湖防卫司令部硬生生搞出一个所谓的共谍案，而且还是人为“做”（《文学江湖》第15页）出来的。结果，有“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文学江湖》第16页）被捕。被捕师生遭到了酷刑审讯，最终造成了两位校长和五名学生被判重刑的冤案。澎湖的所谓谍案，不仅严重伤害了那些矢志追随国民党反共的青年学生的心，而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得不少人可能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和感情。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有人因此而抛弃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大陆正在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那些流亡学生来说，会不会由此而为历经千辛万苦流亡到了台湾却落得个这样的结局而懊悔呢？很有可能。王鼎钧得知了澎湖谍案的惨痛现实，会有什么感想呢？王鼎钧只是在数十年后出版的《文学江湖》中借用“爱国是政治无赖汉的堡垒”（《文学江湖》第19页）表达自己对此事件的深切感受。

如果说澎湖学生“间谍”案距王鼎钧还比较遥远，那么“特务的显性骚扰”（《文学江湖》第92页）则令人倍感恐惧。在《特务的显性骚扰》这一节的开头，王鼎钧写道：“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文学江湖》第92页）这是多么令人恐怖的现实！且不说这里有多少冤假错案，单单是各界人士被捕和令人惊悚的罪名都会让人胆战心惊，谁都不知道，哪一天特务的魔爪伸向自己，谁也不知道哪一刻大难临头。王鼎钧虽然最终没有被逮捕，安然度过了“白色恐怖”的时期，但是他毕竟没有躲过心惊肉跳的日子。1950年3月到5月，台湾文化界连爆5案，有45人被处死，还有23人被囚。虽然这些被杀被囚的人都与王鼎钧没有任何关连，但是他已陷入了恐怖的氛围之中，“仍然受到惊恐”（《文学江湖》第92页）。不久，王鼎钧在抗战时期流亡的同学居然也被抓被杀，这怎么能不令他整日“战战兢兢”（《文学江湖》第92页）！惊恐之下，王鼎钧噩梦连连，他常常梦到“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文学江湖》第93页），还梦到自己“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文学江湖》第93页）。不仅如此，特务的魔掌伸到了王鼎钧的身边，不久他居然被传讯到了保安司令部。虽然这次传讯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但是对他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是毫无疑问的。当王鼎钧为这种恐惧气氛所包围的时候，整日提心吊胆的的他会不会为自己来台而懊悔呢，他的头脑中是否闪过回到大陆去的念头呢？王鼎钧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说，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王鼎钧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身处“白色恐怖”中的人们都有可能产生“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想法。无奈台湾与大陆之间横亘着宽宽的海峡，一般人是无法横渡的，更何况还有被抓的危险。

所幸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早已过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远远超出了人们当初的想象，过了数十年后，王鼎钧不仅享受到当年“南渡”的人生红利，而且了解到大陆这几十年来曲折的历史，甚至对1949年之前的“解放区”的历史真相也会有所了解，那么他就不仅不会为当年的“南渡”而后悔，而且还为自己当年的人生选择感到庆幸。

2021年6月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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