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87：汪曾祺二题

2026年01月25日 06:1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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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强好胜”

提起汪曾祺，人们自然会想到《异秉》、《受戒》和《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杰作。对于他的散文创作，人们也多少知道一二。但是，说到他的散文《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和《故乡的野菜》，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对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名闻天下，家喻户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千古绝唱的散文名篇，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也因脍炙人口而广为流传。在人们的心目中，汪曾祺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看上去与世无争，十分豁达开朗，他怎么会给自己的散文取与这些文学史上不朽之作同样的篇名呢？这不是一种“争强好胜”的表现吗？

“争强好胜”似乎都是用来说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用来说汪曾祺，似乎有点不太恭敬，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况且，汪曾祺写这些散文，并非年轻之时的意气用事，心血来潮，而是在他大器已成的晚年，他的《故乡的野菜》创作于1993年，其时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可见他写这些散文，套用那些历史上不朽之作的标题，确实是有意为之。那么，汪曾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有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汪曾祺不仅对文学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聪颖过人。就在他刚进县立第五小学读一年级时，“别的孩子读《咏雪》时，只觉得顺口、流畅、易记、有趣，汪曾祺却不然，”他“居然慢慢悟出一种宁静之美，含蓄之美。他仿佛看到满天飞扬的雪花，似白蝶乱飞，梨花狂舞，又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但后来都悄无声息地飞入芦花丛中，再也寻不见了。”（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5页，本文中后面引文均出自该著，后面只标页码。）后来，汪曾祺虽然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自然学科的学习上比较费力，但是他对文学的感悟极强，特别是当时文坛上大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选和俄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汪曾祺，进而将他引上文学的道路。他说就是因为崇拜沈从文才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的。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以自己出众的才华令沈从文非常赏识，从而成为这位小说大师的得意高足。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非常自豪的，而这自豪在心理上的表现则是自负。只是由于汪曾祺的涵养比较深厚，他的自负并没有在脸上流露出来。然而，给汪曾祺的自负心理以沉重打击的是他虽然“有关文史方面的所有功课都得到很好的成绩，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课程几乎都是优秀”（第83页），但是由于体育和英语两门课不及格没有拿到联大的毕业文凭，拿到的只是一纸肄业证书。其实，文凭只是代表一个人的学历，并不代表他真正的水平和能力。但是，拿不到文凭，心里总不舒畅，总是人生的一大遗憾，而这种遗憾很可能成为伴随他终身的心理阴影。

对于这种心痛的事，汪曾祺“平时并不愿多想”，他的生性淡泊让他可以暂时忘记，“只是每逢填履历表时总不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只好含含糊糊地填为：‘1939-1943年就读于……’”（第86页）这种“含含糊糊”之中多少有些苦涩和酸溜溜的感觉。但是他更多地将这种感觉深深地压在心底，并且化为一股强劲的动力。他暗暗地较劲，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力向世人表明他虽然拿到的是肄业证书，但是他的才华和能力要远远超过那些得到毕业文凭的同学。那么，如何显示自己的才干呢？只有创作。一般来说，仅仅创作出几部作品，算不得突出的才能。如果拿到全国性的文学大奖，那当然是好事，但是全国性的文学大奖经常评，过了若干年获奖的人多，自己的也就淹没其中，很难一直引人注目。至于文学史的撰述，也是很难说的事，各个文学史家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今天这个被抬得高高的，保不准明天就被冷落一旁。写与文学史上不朽之作的同题文章，倒不失为一种显示自己才华的途径。

不过，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向名震文学史的那些大家们挑战，这在中国向来讲究谦虚恭敬的文化语境中很可能被认为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弄不好就可能身败名裂。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汪曾祺不可能不知道风险的巨大，然而，他还是这样做了。当别人问他是否写了这些作品时，他也不否认，十分平静地说：“是写了。”言下之意，写了又怎样？看来，汪曾祺在写这些作品时是十分自信的。

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师们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漫漫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创作出流传千古作品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他们应该受到人们的景仰和敬佩。这些大家们可以被称为文学天才，其实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成就固然值得肯定和敬重，但是他们完全不必被视为不可企及的高峰，被当着神供奉起来。既然他们不是神，而是人，那么他们能创作出传世之作，后人为什么不能和他们比试比试呢？如果后人总是不及前人，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不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吗！前人能够创造出奇迹，现代人的各项条件都远胜于他们，自然应该有所超越。

汪曾祺以十足的自信向文学史上的大师们提出了挑战，至于是否成功，是否赶上和超越前人，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再以成败论英雄，关键是他那敢于挑战的勇气和充分的自信，而这一点使人活得格外有精神，使人勇于开拓创造。就这一点来说，汪曾祺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幸与不幸

在汪曾祺这一代知识分子中，1949年以后遭受的迫害和苦难远远超过汪曾淇的绝不是少数。就作家来说，老舍、赵树理、杨朔、田汉、闻捷、巴人、邓拓、吴晗等人都被迫害致死或者不堪虐待殴打而自杀，还有胡风、丁玲、周扬、张贤亮、艾芜、牛汉、曾卓等被残酷地关进监狱。相比之下，汪曾祺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受到的冲击可以说算不了什么，他仅仅是由于受到领导的一再鼓励而提了意见后来被补划为右派，后来又被下放到基层参加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文革”当中，汪曾祺虽然一度遭到冲击，但是很快就被解放，并被委以改编“样板戏”的重任，从而使他避免了严重的灾难。其实，汪曾祺固然有创作戏剧的天才，但是他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与老舍、曹禺、田汉等人相比恐怕略有逊色。可是，江青等人为什么在60年代前期如此“宠幸”汪曾祺，把改编“样板戏”的重任交给他而不是其他人呢？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汪曾祺侥幸地逃过“文革”的劫难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汪曾祺的人生来看，他是一个相当淡泊的人，也是相当稳健的人。他很少为一件事激情澎湃，几乎从不为一件事冲动，大喜大悲。对于政治，他也缺乏许多知识分子常常拥有的那股热情。从他进县立第五小学到后来考进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读书，汪曾祺基本上不问政治，只是一门心思做着他的文学梦。即使在1948年底他“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他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对国民党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依然在历史博物馆里做着他的日复一日的抄写资料的工作。虽然他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并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要求了，他要通过参军熟悉“新时代”的“新的生活”，以便写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刚劲的作品”（第108页）。新中国成立以后，汪曾祺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绝不在政治运动中冲在前边，他既不会像郭沫若等人那样一遇到政治运动就立即表态，努力通过自己的“表现”给当政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也不会像周扬、刘白羽等人那样随时准备着去批斗别人，而是只做自己份内的事。就是在1956年春的所谓“鸣放”运动中，许多人受到形势的感召，以满腔的热情给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整风以改进工作”，但是汪曾祺似乎无动于衷，并没有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一直“没有动静”。经过单位党支部领导的多次“诚恳”的启发和诱导，汪曾祺出于某种情面才勉强提了点仅“供领导参考的”“具体看法”（第124-125页）。不想，就这他还是被单位为了完成任务而补划成“右派”。既然被划成“右派”，那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在当时的批判和斗争中，从来就没有逻辑可言，那些批判者依仗权势，除了强词夺理，就是侮辱谩骂，厉声斥责，恐吓威胁，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对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许多人试图为自己辩护，力图以自己单纯的思维方式为自己洗脱“罪名”，显示自己对当权者的忠心耿耿，结果是墨水洗脸——越洗越黑。汪曾祺对此最初只是感到茫然和失望，但是他的脑子很快就转过了弯子。既然在当时的中国令人失望地没有“费厄泼赖”，既然“在眼前的‘大辩论’其实是他辩你认”，那么“你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认，稍有辩解就是态度问题，而态度则关系到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尽管汪曾祺弄不清楚这个逻辑，但是他的这种认识告诉他面对批判和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在那样的形势下，抗辩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猛烈的批斗和迫害。与此同时，汪曾祺还看到了当时那些批判者和斗争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被斗争者怀有多少仇恨，思想冲突也没有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他们之所以如此批斗别人大多是奉命行事，是为了在猛烈的批斗中向上级向领导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政治立场，是为了避免自己遭受迫害，所以“他进而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同样是过关，他们同样也不好受。”（第130页）出于这样的认识，汪曾祺采取了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所以他在被划成右派时并没有许多人那种强烈的冤枉感和屈辱感，因而既没有为自己的冤屈辩解，也没有为自己的遭遇愤慨不平。就在被划成“右派”的当天，他很平静地告诉夫人自己被“定成了右派了”，而且“说这话时，汪曾祺的脸上”竟然带着他小说《寂寞和温暖》中沈沅的那种“奇怪的微笑”（第132页）。这种“奇怪的微笑”的背后包含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汪曾祺面对人生不幸的泰然和坦然。也许有人可能以为这种态度多少有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味，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除了这样的人生态度，还有什么更好的呢？激烈的抗争固然给人以一身正气、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感觉，但是能够解决问题么？是平和的心态保护着汪曾祺，使他免却了更多的不幸。或许是在当时强调的政治宣传文化环境中他的思想被灌输进大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缘故，他觉得自己确实有“错”，就在他离京时给爱人留下的便条上写着“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于是，他在接受劳动改造时不是以对抗的心理去被动地参加苦活、累活和脏活的劳动，而是“真心实意地”（第135页）去起猪圈、刨粪，干得“起劲”，“卖力”。按照他所下放的农科所的工人的“一致”看法：“老汪干活不藏奸”（第137页）。这样，他仅仅过了1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汪曾祺虽然没有新的“罪行”，但是多年的冤枉老帐又被抓住不放，再次受到冲击，然而他那不具备抗争的性格以及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他在“忧伤”和“不安”中平静下来，冷静地对待自己的命运。

正是这种心态令汪曾祺在意想不到的被“解放”被“重用”之时依然保持常态，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欣喜若狂，受宠若惊，而是如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荣辱皆忘”，心境平静。倒是他的朋友唐湜看到报纸上刊登了汪曾祺登上天安门的照片以为知识分子有了出头之日而“激动得手拿报纸四处奔走相告”（第189页）。他被安排登上天安门确实是因为改编“样板戏”《沙家浜》有功，但是他并不是那种乐于往上爬的文人，他是被拉去加入的，这固然有他的文学和戏剧功底非常深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的那种超脱的人生态度在江青等人看来虽然不能成为心腹，却是可以“控制使用”的，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与她的专制行为发生抵触和对抗，可以不打折扣地贯彻她的意志。况且，由汪曾祺参与改编的“样板戏”《沙家浜》也不都一无是处，还是有像“智斗”一场那样为人广为推崇和认可的精彩之处。但是，后来的一些人据此非难汪曾祺，怀疑并指责他投靠“四人帮”，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他进行了审查，一度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其实，这样的怀疑和责备是没有道理的。且不说汪曾祺是被拉进去搞“样板戏”，退一步讲，就是主动要求加入也无可厚非。要知道，在当时情况下，搞“样板戏”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大家的心目中是非常“光荣”的，就像“文革”初期许多青年积极踊跃参加“红卫兵”一样，很难料到其背后的政治阴谋。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就不会这样指责汪曾祺，也不会犯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错误。

汪曾祺到底是幸运的，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人再纠缠他的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特色创作小说和散文，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认识。

2005年2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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