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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透视095：无罪犯人许燕吉

2026年01月25日 10:0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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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只有犯罪的人才会被逮捕，被判刑，成为囚犯；然而，在极权社会里，一个普通公民即使没有犯罪，也可能被抓遭囚禁，而且还不是办错案子，也不是个别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燕吉就是一位无罪的犯人，饱尝人间苦难。她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详细叙述了数十年多灾多难的人生，不仅令人唏嘘，而且令人深思，为什么一个善良的公民在现代社会居然遭此厄运？

许燕吉的人生灾难基本上是在1949年之后，虽然他在此前也曾遭受战争之苦，从出生地北京到香港，再到广州，再从广州到桂林、湖南和重庆等地，但是这些坎坷与后来的遭遇相比都算不了什么。许燕吉在1949年之后的遭遇主要与她此前的某些经历有关。她是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地山笔名“落花生”，所以她的自传书名为“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对于“落花生”，上了中学的人一般还是了解的，自从1970年代末，许地山的著名短文《落花生》就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许燕吉这本自传的命名究竟是她自己的主意，还是出版社所定，我不清楚。我估计，一般读者不了解许燕吉，而知道作为“落花生”的许地山。定下这个书名，其意一在让作者与许地山挂上钩，书要好销一些；二在许燕吉具有“落花生”的朴实与厚道。不过，在阅读了这本传记之后，我情不自禁地将许燕吉与其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联系起来。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商人妇》《命命鸟》和《春桃》等都写到了女性不幸的命运与她们身上或多或少的宗教情怀，似乎颇有预见地写的就是她的女儿，因为许燕吉虽然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份不同，但是在精神气质和命运多舛上却十分相通。

许燕吉少年时虽然十分顽皮，甚至搞点恶作剧，但是她的心地还是单纯而善良的。就她后来的人生灾难来说，可能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她与宗教的缘分。父亲许地山就是一位基督徒，对宗教颇有研究，而且颇具宗教精神。许地山去世虽然比较早，但是父亲去世时，许燕吉已经8岁了，从她所叙述的对父亲的印象中可以看出她与父亲不仅关系融洽，而且深受父亲精神气质的影响。父亲去世后，香港的教会圣寺提反学校考虑到许地山对香港的贡献，免去了许燕吉的学费，从而使许燕吉在童年时代就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香港，许燕吉随家人一起逃难，情急之下，入了天主教，因为入了教，就可以躲避到教堂里去。她的家人认为：“日本人总不敢到哪国人都有的大教堂里去杀人吧！”（第36页）这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香港，从而迫使许燕吉与她的家人都投入到天主教的怀抱，这固然有些迫不得已的味道，但是从根本来看，宗教文化已经渗入到她的一家人血液之中。如果纯粹是形势所逼的现实需要，那么后来就没有那么坚定的信仰了。

在入天主教前后，许燕吉与她的哥哥周苓仲就已经上过《圣经》课，对于宗教故事了解不少。入会以后，教会给他们派了教母左士琨，“教我们一些天主教的规矩，天主教的经文之类”（第48页）。随后又派吴秀兰担任其教母，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正儿八经的教友”（第48页）。不过，在离开香港后的战乱年代，许燕吉在逃难与流浪中基本上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或许，宗教已经沉淀在她的心底，很少流露出来。抗战胜利后，许燕吉一家来到了南京定居。此时，许燕吉的哥哥进入了天主教教会所办学校弘光中学学习，许燕吉则进入了基督教长老会所创办的明德女中读书。颇有意思的是，许燕吉在明德女中的宗教课成绩居然不及格，还需要补考，原因在于天主教与基督教存在差异，而明德女中的宗教课老师认为许燕吉不守教规。然而，许燕吉与她的哥哥就因为进入天主教，接受天主教教育，从而为她后来的人生埋下了祸根。

许燕吉父亲许地山

本来，许燕吉一家是有机会跟随国民政府去台湾的，但是她母亲所在的福利站的周主任“向往共产党拒绝去台湾，还影响了福利站的老师们”（第150页），也影响了她的母亲。再说，许燕吉及其家人由于信奉天主教，大概认为这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天真地以为自己没有做坏事，更没有得罪共产党，共产党也就不会为难他们，留下来照常生活，于是没有离开大陆。虽然许燕吉的哥哥似乎有点朦胧的感觉：“共产党是反对天主教的”（第155页），但是无济于事，并没有促使全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许燕吉听了哥哥的有关警告，“将信将疑，目瞪口呆”（第155页）。即使哥哥讲到了天主教被共产党认为是“唯心论”，在苏联还出现了对宗教教徒的迫害事件，她仍然“心存疑惑”（第155页），因为许燕吉非常幼稚地相信共产党“信教自由”的政策。不仅如此，许燕吉甚至不知深浅，居然对政治课老师的宗教观予以反驳：

罗：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许：帝国主义还没有侵略中国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了。

罗：不平等条约中就有准许传教的一条。

许：帝国主义是以传教士被杀为由挑起侵略战争的，所以才有这一条。

罗：天主教是欧洲人的宗教，传来迷惑中国人的。

许：马列主义也是从欧洲传来的。

罗：你说有神有鬼，你见过吗？

许：你没去过莫斯科，你就不相信它存在吗？

罗：物质是第一位的，譬如你看见了一张椅子，你脑中才会有椅子的概念，这就是唯物主义。

许：在椅子出现之前，它必已在木匠的脑子中出现，这就是唯真主义。

罗：你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许：我认为时势造英雄。

罗：你怎么和唯物主义观点一致了？

许：是唯物的观点和唯真主义一致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许燕吉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特别善于辩论，虽然有些观点尚可推敲，但总的来说，很具说服力。她不仅历史知识丰富，而且逻辑性强。此时的她虽然只是一名中学生，但是才华已经展露出来，如果是生活在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社会里，她将来很有可能成长为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然而她偏偏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占据政治文化中心，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环境，而且还可能埋下祸患。或许是当时共产党刚刚占据南京，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许燕吉一时还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没有领略到政治的厉害，所以还感到比较轻松，不过等到祸患已现，为时已晚。她确实“头脑简单不懂政治”（第156页）。或许就是因为缺乏政治敏感，许燕吉居然在1950年加入了天主教的追求真理青年会组织，从而为她后来的牢狱之灾埋下了祸根。追求真理青年会就是一公开的天主教团体，其宗旨是“学习教理，抵制唯物论，坚定信德”（第158页）。从其宗旨看，比较刺眼的是“抵制唯物论”，而其“学习教理”与“坚定信德”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抵制唯物论”而言，只是宗教信仰的需要，与政治无关，如果接受了“唯物论”，那么其宗教也就无从谈起，因而根本只是其内部事务。从尊重信仰来说，共产党信奉无神论，宗教教徒信奉有神论，都是各自的权利和自由。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后来颁布的宪法都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追求真理青年会的宗旨都没有错。

然而，共产党虽然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共同纲领”和宪法，但是并没有真心诚意地按照规定去做，从一开始就对宗教采取敌视的态度。从前面所引的政治课教师罗先生（虽然身份是教师，但是其曾经的地下共产党员身份不可忽视）的言论中可见，宗教已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后来对于宗教团体和人士采取的敌对手段也就自然而然的了。就在追求真理青年会成立不久，一方面出现了“柳贝贝事件”，另一方面王士雯被派进来卧底。所谓“柳贝贝事件”，就是一个叫“柳贝贝”的小女孩在修女办的孤儿院不慎被开水烫伤，虽经治疗，却不幸并发肺炎而去世。有关方面立即抓住这一普通的事故大做文章，“媒体也大量报道，定调是‘帝国主义的天主教残害中国儿童’”（第160页），从而为取缔宗教大造舆论。与此同时，许燕吉所就读的学校“为此特地开了一个‘揭露儿童院罪行’的全校大会”（第160页）。在这次会上，许燕吉为儿童院的过失做了发言，否认了“残害”的指责，然而在次日的报纸上，许燕吉的话却被断章取义，“把会上的‘慷慨激昂’整个儿反了过来”（第160页）。至于王士雯，是许燕吉的同班同学，过去加入过基督教，后来积极起来，加入了共青团。她也一度参加追求真理青年会的活动，其实她不是重新信教，而是担任“坐探”（第161页）。不过，由于许燕吉她们这个青年会并不隐秘，都是公开活动，因而王士雯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工作’没什么价值”（第160页），很快就以准备高考为借口，不再参加青年会的活动。

事实上，青年会活动时间也不长，前后大约3个月，到了1950年的暑假就自行解散了。然而，就是参加这样一个松散的宗教团体后来居然成为许燕吉的重大“罪行”而被捕入狱。当然，这是几年后的事情。或许，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要忙的事很多，一时还没腾出手来，也可能是收拾许燕吉这些宗教人士的时机没有成熟。因而，许燕吉还可以考大学，读大学。

1950年，许燕吉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来到北京读大学。然而就在她刚入学时，组织上就给她来了“下马威”（第164页）。她在填表格时，真实地填上自己的宗教信仰，可是接待她的那位妇女却“惊呼起来”（第165页），并且责问她：“你一个学科学的怎么还迷信？”（第165页），随即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一方是政治话语，另一方是宗教话语，各说各的话，根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形不成对话机制，因而，谁也不能说服谁。辩论的结果，就是给许燕吉“贴上‘思想反动’的标签”（第165页）。问题还不在于标签本身，而在于从此她被打入了另类，不仅在无形中被剥夺某些权利，而且还会受到歧视和冷落。

到了大学二年级时，许燕吉一方面受到了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她必修的“辩证唯物论”课程不及格，需要补考。就在许燕吉读大学之时，国家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反对崇美、亲美、恐美运动”，与此同时大力清除西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势力和影响，并且还组织学生到原先的教会医院观看虚假的“揭露医院罪行的展览”（第176页）。而学校开设政治课本身就违反了“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并且以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来要挟学生，逼迫其放弃宗教信仰。在这样的虚假的展览和政治课的诱逼下，许燕吉退出了天主教，重修了辩证唯物论课程，并且还就此向学校的组织领导作了汇报。不仅如此，许燕吉在学校所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以其单纯和对组织的绝对信任，将她曾经参加追求真理青年会与“柳贝贝事件”中的表现统统向领导作了汇报。许燕吉没有想到她的这一举动不仅是“自解佩剑”（裴毅然语），而且将自己的把柄交给了别人。

但是，许燕吉的这一举动并没有赢得组织的信任，她仍然被视为异类。一旦得到机会，组织上就要整她。1955年，已经大学毕业并且被分配到石家庄农业试验站的许燕吉并没有摆脱控制，她不知道她过去所有行为和经历都已被人装进档案，从而成为一直跟着她的辫子，而这辫子时时刻刻都撺在别人手里。到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时候，许燕吉的单位领导则在批了胡风之后要求人们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并且挖到了许燕吉这里，指控许燕吉“把组织上要的材料叫鬼材料，就是一种敌对立场、抗拒态度”（第206页），对许燕吉突然袭击，令她措手不及，不知所措。退一步讲，即使许燕吉讲了“鬼材料”的话，也算不得多大的事，至多是用词不当，说话欠妥。然而，这些领导却上纲上线，居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完全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置之不顾，肆意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由于党员干部带头批判，那些积极分子则纷纷赤膊上阵，争先恐后地对许燕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有的指责她“留恋香港，幻想帝国主义重来”（第206页），有的指控她“反对过星期六，是仇视新社会人们的幸福生活”（第206页），甚至还诬陷她与男朋友通电话用的是“特务暗语”（第207页）……所有这些发言既无中生有，又牵强附会，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没有逻辑，完全是血口喷人，信口开河，栽赃陷害。这哪像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讲话，与街头混混痞子讲话没什么区别。这次将许燕吉“挖”成“反革命”，完全是对她过去参加青年会与她的快人快语的秋后算账。大约过了半个月，许燕吉就被软禁起来，“不许单独行动”（第208页）。不仅如此，单位还派人前来搜查，甚至训斥。有一位姓陈的积极分子训斥道:“你什么活也不干人民还拿小米养活你，把你养得和肥猪一样，你不考虑问题倒念起俄文来了，真不老实！”（第209页）许燕吉本来就有劳动的权利，现在被无端地剥夺了，还被指责为“什么活也不干人民还拿小米养活”，而且还将她比为肥猪来羞辱她。

1956年春节过后，单位居然对许燕吉进行传唤和审讯。传唤和审讯本来是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法律措施。然而，许燕吉是公民，没有犯罪行为，而单位的那些人也不是司法人员，更没有法律手续，居然可以传唤和审讯一个公民，而且还没有人过问这种非法行为。这次传唤和审讯就是要调查许燕吉所谓的参加“圣母军”的事。圣母军正规名称应该是圣母御侍团，是天主教的一个国际组织，主要是协助神父为教会工作。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存在与活动，这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且不说许燕吉没有参加过这一组织，就是参加了这一组织，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为，就不应该受到审讯和传唤。然而，单位的宋科长等人却将许燕吉当作犯人来审问。

审查过后，有一位曾经被审查过的老大姐“教导”许燕吉道：“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我也经历过，你不要有顾虑，更不能抵触。”（第211页），同时还告诉许燕吉：“也许你都想不到的好些高级领导都经历过这样的审查，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嘛！”（第211页）这位老大姐虽然不是受组织之托说这番话，但是她已自觉地站在政治立场上，替组织出面来“教导”许燕吉。她虽然也经过审查，但是她没有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没有看出党所存在的问题，分明被同化了，或许还养成了逆来顺受，于是要求许燕吉配合审查，并且以“好些高级领导”都受过这样的审查来表明其正确性和正当性。许燕吉倒是比较冷静，以敏锐的目光看出了审查背后所隐藏的问题:“这叫什么考验？分明是糟蹋人，先打掉人的自尊，再打垮人的自信，把这人的人格像抹布一样放在脚下踩。”（第211页）

当时，官方出于审查和规训的需要，办起了学习班。所谓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以软禁的方式将认为是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通过开会的形式对那些有问题的人进行洗脑，迫使他们屈服并交代问题。就在许燕吉被审查之际，她的丈夫吴富融就进了专署所办的“学习班”。他被要求交代他叔父从泰国寄来书信的所谓问题。许燕吉北农大同学与同事邱瑞华则被要求交代所谓的“叛国投敌”（第212页）的罪行。由于找不到证据，最后也都“不了了之”（第212页）。这种“学习班”以政治的名义任意剥夺了他人的自由，而且对学习班的成员进行精神施压，对人的伤害不言而喻。这是单位或行政部门权力的肆意扩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不是从证据出发，而是以理想的名义，侵犯他人，迫害他人。最终查不出所谓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既没有人出来说明并道歉，也没有人承担整人（犯罪）的责任，更没有人出来纠正，显示的是权力的张狂和傲慢。与此同时，许燕吉还从同宿舍好友敬芳的冤案中得到了血泪教训：“一是不要和不知底的人走得太近，特别是男人；二是在火车上少说话，尤其不要透露自己的情况。还有自此我不再写日记密，也不留信件。”（第214页）许燕吉的这点儿人生经验，表明她内心对于现实的恐惧，试图以内敛保护自己。

然而，许燕吉还是没有保护住自己。她毕竟还很年轻。到了1956年春夏之交，共产党宣布开展整风运动。许燕吉觉得这是令人“兴奋的大事”（第220页），她“天真地以为这是党觉察到自己有了错误，需要改正了，以后社会就能更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更快了。”（第220页），她没想到这是人家“引蛇出洞”的“阳谋”。如此天真，必然使她放弃了设防，于是便有了“傻蛇出洞”（第220页）。其实，许燕吉这条“傻蛇”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就在领导大张旗鼓地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她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但是，她有些话放心里憋不住，于是找她信得过的周场长谈话。从所谈内容来看，首先是反对别人说她“白拿人民小米，吃得和肥猪一样”（第220页）；其次是为她的同宿舍好友敬芳的遭遇鸣不平；再次，就运动中老张的打人行为提出批评。在提出具体这些问题的同时，许燕吉不由加了一句：“党员可能犯错误，那么党是不是也能犯错误呢？”（第222页）尽管有了这句话，但这场谈话基本上是在平和中进行的，既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没有激烈的针锋相对，却成为许燕吉随后的不幸遭遇的祸根。其实，就许燕吉的言论来看，她所谈的也都是具体的问题，确确实实存在，需要解决并吸取教训。就她所说的党也可能犯错误，虽然有些令领导不能接受，但也是事实。且不说当时的共产党是否犯了错误，就当时的宣传来说，也“总结”过陈独秀与王明等人领导下党所犯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提醒党会犯错误，在许燕吉这里并无恶意。她这话既有为许多同志蒙冤受屈而愤愤不平，又真心诚意地希望党和党的组织通过改正错误，可以赢得人们的信任，显然这是为党着想。然而就是这样善意的提醒，都让周场长不能接受，他立即“严肃”（第222页）起来：“党是毛主席领导的，还有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不可能犯错误。”（第222页）周场长的话虽然并不严厉，但是反应迅捷，不给许燕吉辩论的余地。或许是时候没到，周场长并没有立即对许燕吉采取措施，而且还在公开场合表扬许燕吉，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什么思想都向党交心”（第222页），号召大家向许燕吉学习。周场长的戏演得非常逼真，直到党开始反攻了，许燕吉还在坚持自己没有错：“右派是反党，我提意见是帮党，谁都不能提意见，党怎能改变作风呢？”（第223页）不久，周场长便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宣布许燕吉为“右派”，在所定的几条“罪状”中就有她和周场长所谈到的“党也能犯错误”这一条，并且还给许燕吉定下了“反革命、右派双皮老虎”（第227页）的罪名。同时，他还宣布开除许燕吉的公职，其他干部相继宣布开除她的工会会籍与畜牧兽医学会会籍，这就剥夺了许燕吉的工作权利与基本生存权。半年多过后，公安部门居然逮捕了许燕吉，于是她正式成为一名囚犯。又过了大约两个月，许燕吉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以“新生现行反革命”罪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服刑结束后，许燕吉也没有恢复她的公民权利（事实上中国公民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先是在劳教场就业，其情形与张贤亮小说《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劳改释放后的差不多，后来又被下放农村，依然被歧视和欺侮，直到“文革”结束后，她才被平反。河北省农科院给许燕吉发来了《关于改正错话右派许燕吉的意见》，承认将许燕吉划成右派是“错划”（第431页）的。中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党组在《关于改正错划右派许燕吉同志的意见》也承认了这一错误。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对许燕吉案作了重新判决，认为许燕吉当年的言行“构不成犯罪”（第433页），从而正式宣判许燕吉无罪，而她这个无罪的人却付出了牢狱之灾与被歧视、侮辱和欺负的惨重代价，然而她这几十年人生的悲剧境遇没有人负责，更没有人就对她的伤害向她道歉。对于许燕吉来说，正义虽然最终到来了，但是来得何其迟也，而且最重要的还在于没有人讨论许燕吉的个人信仰与鲜明的个性为什么会为这个国家所不容？为什么个人信仰与鲜明的个性会被视为祸害而被定罪判刑？为什么国家制定的“共同纲领”和宪法却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2019年2月1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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