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2：文艺战士魏巍

2026年01月25日 09:4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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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柄、田怡与方东在他们合著的《魏巍评传》（杨柄、田怡、方东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1月版，本文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的引言的开首以2百多字的特长句子为他们所爱戴的作家魏巍戴上了桂冠：“魏巍是……文艺战士。”（第1页）这个桂冠着实非常耀眼，却也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写了不少作品，赢得不少赞誉，顶着作家称号的魏巍的实质，如果魏巍本人看到这些个称号，他也一定会乐颠颠地双手接受。

不过，“文艺战士”这个称号，虽然不能说是中国特色的产物，至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一些文艺工作者所乐于笑纳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被认推崇为革命旗手的江青就自称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所谓“文艺战士”，就是以文艺为武器同他们所认为的敌人进行战斗的人。他们在许多人眼里可能被视为作家与文艺家，其实在他们那里，文艺不过是战斗的工具，是要听从使唤的，因此，他们的文艺作品其实就是以文艺形式作包装的炸药，那么他们同样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只是自觉自愿为其效忠的政治的鹰犬，因而他们并不具有作家的品性。如果剥去这些人作家的名号，他们肯定会反感并且愤怒的，他们还需要作家的名号装点装点自己的门面。如果说像郭小川在“文革”当中自称为“战士诗人”，那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然而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工作中心，当人们全力以赴搞现代化建设，奔向小康的时候，魏巍及其粉丝仍然还将自己或者所崇拜的偶像视为“文艺战士”，那就未免“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了。他的这种状况就像是一个逝去时代遗留下的化石，剖析这个标本还是很有意义的。

杨柄等合著的《魏巍评传》对于传主的叙述是从其17岁开始的。当时的魏巍确实很有才华，传记中所引的传主的《黄河行》就充分显示了他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如果走上纯粹文学创作的道路，相信他应该大有作为。不过，杨柄等人则以魏巍实际的人生道路与写作道路为幸，他们在追溯魏巍的家庭出身时，突出的是他的贫苦的成分——“城市贫民”（第7页），以表明其根正苗红。其实，魏巍在17岁时能够写出《黄河行》这样的优秀作品表明他在青少年时期肯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一个真正贫苦人家的孩子不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能够说圆这个问题，杨柄等人在传记中一方面说明魏巍的“祖父那一辈生活比较富裕”（第7页）；另一方面，指出到了父母这一代，魏家已经衰落了，魏巍的父亲已经沦落为“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第7页）。如果读者从魏巍能够顺利地读了小学，而且是在他家乡的县立五小，可以看出他家虽然不能说是阔绰，但是并不像许多贫民家庭那样贫困，至少没有让孩子辍学放牛或者捡煤渣。经过杨柄等人的艺术描述，少年时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魏巍自然就有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此相配合，当然得补充出几条魏巍当年生活条件的贫困艰苦的细节。其实，家庭出身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在官方政策文件中，这一点也是得到肯定的，但是经历过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的人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出身对于其政治观的形成与命运的决定多么至关重要，我们相信杨柄等人更清楚这一点。

真正将魏巍推向“文艺战士”人生道路的应该是以下几件事：一、魏巍在少年时期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干之的《中国的过程》与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等“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第9页）的著作。魏巍那时虽然也阅读了《江湖奇侠传》与《福尔摩斯侦探案》以及“三国”、“水浒”、“西游”之类的图书，但是真正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革命书籍。这些革命图书一下子从思想上将他们推向左的一边。于是，魏巍很快就成为“左倾青年”（第10页）。二、黄正甫的指路。黄正甫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在北平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黄正甫便从沦陷区逃回了家乡河南，来到了郑州一所学校教书。在这里，由于他是魏巍一个同学的叔叔，魏巍便认识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魏巍对他印象不错，他的外貌虽然不能让人恭维，但是他“谦恭而和善，显得很有修养。”（第13页）颇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沦陷后没有像许多青年那样奔赴延安找组织，而是给魏巍写介绍信鼓动魏巍投奔延安。三、魏巍经过一番艰难跋涉来到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随后来到了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后来，魏巍回忆起来到延安的这段经历，仍然感慨颇深：“在宝塔山下，延水之滨，我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看到了毛主席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受到他们的亲切教育。延安的生活，决定了我的一生。”（第17页）魏巍的这几句话确实是实话。在延安那样的大环境下，他被训练成一名政治性颇强的“文艺战士”是不奇怪的。他虽然成长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虽然也读了不少书，但是他所阅读的图书中缺少体现五四新文化精神的那部分，因而没有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没有得到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再加上底层社会生活的经历与先前革命书籍的阅读，这些都成为他走向“文艺战士”之途的重要因素。

魏巍来到延安之后，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人生感受，那就是融入了集体。他用一个比喻作了描述：“就像一条小溪自自然然地流入一条大河似的……”（第23页）融入集体在魏巍看来是很自豪的，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持有这种认识。因而，“众人拾柴火焰高”、“锅里有才能碗里有”这些表现集体主义的名言仍然在广泛流行。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集体主义的背后存在着权力欺骗下的掠夺的问题。众人拾柴火焰确实高了，但是那火焰不是单纯给人看的，是让人取暖的，如果那篝火只能让有权势的人享受，而没有权势的人只能旁观，甚至连旁观都观不到，那么就存在着忽悠与被忽悠的问题了。同时，这个问题被深深掩盖着，而“火焰高”的一面则被放大了。特别是在民族面临着他族欺凌与灭亡的大背景下，被遮蔽与被放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从当时的青年投奔延安的目的来看，一方面他们是为了抗日救亡，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寻求个人的“自由、幸福、爱情”（第23页）而参加革命的。但是，革命的集体究竟给了这些青年什么呢？魏巍是过来人，应该十分清楚。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这些青年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受到无端的怀疑和严重的政治迫害。经过多年的奋斗，这些青年获得了他们当年所追求的“自由、幸福、爱情”吗？人们可以从周扬、何其芳、艾青、丁玲、萧军、王实味、公木等人的结局与遭遇中找到答案。他们中有的人且不说后来得到“自由、幸福、爱情”与否，就连性命都没保住，更有不少人遭遇了牢狱之灾。就拿魏巍本人来说，他虽然忠心耿耿要做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早已将自己融入到革命集体中来，但是他到了“文革”当中都没有免于灾难。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魏巍就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周扬的人”、“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第193页）进行批判，他的许多作品则被说成是“大毒草”，对魏巍展开批判的理由则是他“鼓吹人性论”（第193页），他是“漏网右派”（第194页），他“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第194页）。其实，这是着着实实的冤枉，但是这场号称“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讲道理，就是将他拉去批判，他也毫无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过，魏巍在“文革”中的这些遭遇只是毛毛细雨，根本算不了什么，没有伤筋动骨。或许是他的表现不错吧，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获得了“解放”，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给魏巍作了三点批示，将他从批判对象拉到了群众的一边。再过一年，魏巍已经成为军代表到地方上开展工作了。

魏巍来到了延安，他首先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军人；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许多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共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意味着他兼有军人、知识人（有点文化）和政治人（党派成员）三重身份，而这三重身份中，政治人是核心，这就是说他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从党派政治出发，他所思考的问题也都以党派利益为依据；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说是国家民族赋予青年人的义务，不如说是由党派领导（控制）的一种职业，更加严格地规范着人，而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条件地效劳党派与领袖；知识人则是说这些人读过一定的书，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但是由于缺乏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甘愿做他人的工具，而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只能是一个知识人，不客气地说就是个御用文人。大概是有个领导看出刚刚来到延安的魏巍是个好苗子，对他比较器重，他1937年底参加八路军，1938年初就被派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仅仅四个月不到，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虽然名为大学，但是谈不上学术，或者说与学术研究和探讨关系不大，其实质应该是革命政治的培训中心，而且这里所讲的思想政治理论和军事斗争理论，基本上不是该校教员们的原创，而是从苏俄那里贩运来的。不过，这些思想政治理论对于青年人的思想影响和控制是非常管用的。在延安的大环境熏陶下，魏巍很快成为一个融军人、政治人与知识人于一体的文艺战士。他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纳入到党派的利益上来，非常自觉地按照环境所灌输给他的政治要求来写作，非常自觉地以他所接受的思想政治理论为自己的写作指导。1938年正是抗战的初期，这一年夏天，延安掀起了“街头诗运动”。这些“街头诗”中吸引着魏巍的是柯仲平的《保护我们的利益》。仅从标题来看，柯仲平的这首诗所保护的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我们”的利益，而这“我们”指向性非常明确，代表的是一个党派。诗的主题是“反击”“顽抗地主借联合抗日之机要夺回农民分得的土地”“这股逆流”（第26页）。这首诗虽然不是魏巍所作，但是引起了魏巍的强烈共鸣，因而可以说代表着魏巍的思想，而此时正当民族严重危机之时，需要的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日。

与这种斗争精神相联系的是，魏巍开始了对个人的否定与自觉地服从使唤。且看魏巍在抗战时期写下的重要作品《黎明风景》。诗中写到了二班长的“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拖着幼小的儿子在家苦熬的妻子实在饿得无法到部队来找他，正碰上他站岗。他无法援救，妻子回去了，也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他因此在梦中要求连长处分他，他不该挂念家属而耽误了工作。”(第58页)二班长确实应该“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自我批评”应该是向妻儿道歉，他没有尽到丈夫与父亲的责任，然而他没有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他实际上的“自我批评”令人悚然，他参加革命本来就是为了妻儿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妻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来找丈夫、父亲是很自然的，可是他没有给予应有的“援救”，而且组织上也没有伸出援手，帮助安顿二班长的妻儿，而是非常绝情，让“妻子回去”，可怜的妻儿能回到哪里去呢？妻儿离开后，不知下落，二班长挂念他们，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是这种人类应有的情感却成为“错误”，还要作“自我批评”，实在冷酷而荒唐!然而，魏巍却充分肯定了二班长的这种“自我批评”，盛赞其思想政治觉悟:“我以我血荐革命，二班长是对革命忠诚的典范，是勇于斗私的典范。”（第59页）如果将承担起丈夫与父亲的责任视为“私”字来“斗”，那么这个“斗”字显得多么冷酷无情。事实上，魏巍本人就做不到完全抛弃这个所谓的“私”字，他还知道在战争的空隙时与妻子刘秋华在潴龙河的大堤上长谈相伴一夜，“说了好几篓子话”（第108页）。他在诗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月亮照着战壕，/忍不住/将你思念；//说不清为什么，/今夜我特别想你；”（第109页）不用说魏巍，就是魏巍所崇拜的领袖还在紧张地领导革命之际张罗着与他的江青同志结婚呢。我们且不说在魏巍这里是否存在着双重标准问题，但就这种违背人伦常情的“斗私”至少表明价值取向出了严重问题。可悲的是，魏巍可能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一直坚持着他这价值观出了严重问题的理想；更可悲的是，给魏巍立传的杨柄等人居然也很推崇魏巍的这种价值观。

魏巍为自己成为一名文艺战士而倍感自豪和荣幸。他的这种自豪与荣幸在1950年代达到了高峰。他作为一名文艺战士在朝鲜战争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就魏巍的这些报告文学来说，当然不是简单地报道战场上的好人好事，而是严格按照当局的政治宣传写作，努力将这场保护朝鲜金氏王朝的战争描述成保卫自己国家的行为，竭力将领导反击金日成南侵的联合国军队的美国妖魔化，并且将国内平民的正常的日常生活纳入到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来要求人们忠于国家和领袖。他的写作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他对志愿军官兵的歌颂并赠予其“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再加上他善于煽情，确实令人激动和欢呼，所以他的写作受到了热烈欢迎，更受到了领袖的青睐。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后，毛泽东读了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第139页）朱德读了“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第139页）魏巍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巨大荣誉，并给他带来了种种现实好处。1954年，魏巍被“当选”为一届人大代表，后来连续“当选”为二、三届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全国民主青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等，并且“多次获奖”（第154页）。领袖的器重与各种荣誉的获得更加激起了他的巨大热情，他更加坚定了对“文艺战士”身份的认同：“我愿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立刻给我一个严格的命令，最严重的任务，去进攻任何一座堡垒，去攻取任何一座火山，不管经过任何艰难困苦，我都要去，我都要走，走，走，哪怕走到天边。”（第155页）魏巍的激情溢于言表，激动的心情可见一斑。怀着这样的心情，魏巍作为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除了充当画票工具之外又能干什么呢？他能为国家的政治出谋划策吗？他能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予以监督吗？他能行使自己的职权否定那些可能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或者民众利益的文件吗？他能代表人民罢免那些不称职乃至危害人民的政府官员吗？魏巍显然不能做到，他只能在激动中根据安排和要求在所谓的选票上画圈。而且他与那些代表们一样，“立志要画两个赛过圆规下的圆圈，费力地移动着笔触，有的因为没画得圆，像是对自己十分的不满。”（第156页）魏巍等人的这种超常认真，实在让人觉得可爱至极。

大概是魏巍陷得太深，他的思想意识早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被洗脑并被牢牢控制，或许他在“文革”中所受迫害不重，或者是融入集体时间久长，或许是他后来的处境相当优越，还可能是他的军人出身限制了他的阅读，令他对外界信息的接触十分有限，或者是这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魏巍到了1980和1990年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圈子中打转而不能走出来。他在197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这部长篇小说动笔于1959年，经过20年时间的创作，到了1978年完成并出版。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部小说来判断魏巍在新时期的思想状况，不过，魏巍于1981年在解放军文艺社小说读书班上发表讲话，谈论《我是怎样写<东方>的》。他既然将《东方》的写作作为经验来谈，那么说《东方》所反映的思想基本上就是魏巍到了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还是讲得通的。而且，我们还看到在后来的将近30年里，魏巍的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转变。关于《东方》的创作，魏巍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激励我们的人民弘扬志愿军不畏强敌，勇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就是要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了解历史，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准备。”（第207页）这就是说，魏巍以文艺战士的身份进行写作，而且强调的是小说的宣传教育功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育他人。由于他的身份与地位都很高，而且以过来人与亲历者的身份来写作，对于不了解历史，受到“文革”极左政治影响的国人来说，颇具影响力。其实，他所叙述的历史，一方面他作为战争中一方的成员不可能客观公正展现历史，总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看待对方，尽管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在1972年就已经来中国访问过，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待，尽管那时美国即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宣传，朝鲜战争给人的印象就是美国为绞杀新中国而发动的，魏巍虽然是军人，但是他未必知道历史真相。不知道历史真相不可怕，可怕的是以知道历史真相自居将自己所掌握的被扭曲的历史当作历史真相去到处宣扬。就魏巍的这部小说来说，其创作思路与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写的那些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宣扬志愿军官兵的英勇顽强与“美帝国主义”的丑恶。与此同时，小说通过塑造陆希荣的形象抨击了“极端个人主义”（第219页）。当然，抨击不是目的，意在强调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就陆希荣的情况来说，他的主要问题是“恃才傲物，总想顽强地表现自己”，“升官晋级”（第221页）思想严重，最终导致他“不择手段地”陷害别人，并且“因贪生怕死而临阵脱逃”（第222-223页）。其实，陆希荣身上的某些“问题”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问题，而是他的个性（比如“恃才傲物”）和个人权利（比如“升官晋级”），不应该否定。魏巍并没有停留在否定极端个人主义上，而是更进一步，全面否定私有制，在他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第223页），从而将小说主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既然如此，魏巍将许多丑恶现象都归结到个人主义上来，比如说，“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或以权谋私、或贪污盗窃，干尽种种伤天害理的坏事”（第224页），其实这些问题都很严重，但是并不都是个人主义问题，有的分明是没有法制观念问题（比如“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有的则是人性畸变的问题（比如“干尽种种伤天害理的坏事”）。由此可见，魏巍的这部小说虽然得到包括名家在内的一些人的捧脚，但是他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思想内涵的含混与浅薄。如果说含混和浅薄只是人们看法不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那么最糟糕的是魏巍的小说在思想内涵上基本没有原创的，都是报刊和教科书上曾经宣传过的，这无疑使这位文艺战士的作品品位大打折扣。

进入1980年代以后，魏巍又以他过人的激情写作出版了《地球的红飘带》与《火凤凰》两部长篇小说。杨柄等人将这两部小说与前面的《东方》合称为“三部曲”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这两部小说同《东方》一样都是以小说的形式与宏大的叙事来复述中共党史，《地球的红飘带》“直面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就同斯大林时代所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样，以成王败寇的观念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和需要叙述所谓的历史。如果说与党史、教科书有什么不同，那就在于魏巍善于虚构细节和煽情。所以他的小说就为其粉丝学校（比如石油管道局子弟学校）的领导成规模地买去发给青年学生，组织他们阅读，对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火凤凰》依然是复述中共党史，不过采取的方式略有变化，主要通过塑造周天虹这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展开的。但是，就这两部小说而言，主要问题是或以偏概全或篡改历史，都在掩盖历史真相。《地球的红飘带》叙述的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路线斗争。魏巍将这次路线斗争写成那样和风细雨，毛泽东对待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平等相待，对事不对人，绝无趾高气扬之态”，彼此“语态平和”（第265页），因而这种路线斗争心平气和，和风细雨，十分团结。于是，魏巍顺势将其概括为党内路线斗争的典范和传统。魏巍的这种叙述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自有有关专家进行细致的考证。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如果说这样的和风细雨的路线斗争成为党的典范和传统的话，就不该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死得那么惨，林彪也就不必要向蒙苏逃跑以至摔死在异国他乡，成为孤魂野鬼。《火凤凰》的叙事是想告诉人们：“……延安，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中心；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泱泱赤县就整个儿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第363页）或许魏巍不知道毛泽东于1938年9月29日托周恩来带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内容。在这封信中，魏巍所敬仰的领袖写道：“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之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遇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长期以来被隐去的话：“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张鹏程：《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对于毛泽东的这封信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魏巍未必知晓，但是作为曾经的八路军一员，魏巍应该非常清楚，八路军已经不再像红军那样头上戴着红红的五角星了，而是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了，其统帅（至少在名义上）不是毛泽东，而是蒋委员长。就是在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之外的重庆和昆明等地也没有“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魏巍是过来人，又是历史的亲历者，而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巨大的影响力，那么他的小说对于青少年认识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力，那么他对青少年的误导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魏巍在写这“三部曲”时还多少讲究点文艺，那么他为“反对和平演变”而写作《话说毛泽东》以及相关杂文和诗歌时则完全是赤膊上阵的战士了。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魏巍一直忧心如焚，非常担心“资本主义再度复辟”（第300页），担心和平演变。其实，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领袖就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并且始终紧抓阶级斗争。毛泽东去世以后，“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为经济建设所取代，我们民族重新与人类现代文明与思想文化接上了头，但是魏巍却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为了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与“和平演变”，魏巍重拾恐吓与篡改历史的手段，辅以个人崇拜与神化领袖的方式，发起一场大战风车的战斗。他警告人们：“和平演变就是功心战略，摄走你的灵魂，使少数行尸走肉物欲横流，使多数人们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这就比钢制的屠刀可怕一万倍。”（第301页）他直接恐吓人们：“这种人（指‘加入了共产党却并不信奉马列主义’的人-------引者注，第334页），一旦爬上了共产党的高位，就会首先对准共产党开刀，最无情地打击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逮捕他们，迫害他们，审判他们。直到把整个共产党搞个稀巴烂，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个稀巴烂!”（第335页）魏巍的这些话让人似曾相识，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就有人告诫人们，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而，就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确实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但那不是什么人屠杀的，而是活活饿死的。“文革”当中尽管红旗高高飘扬，但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或者在武斗中被打死，这些时候他魏巍的眼睛和耳朵哪里去了，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再看他所认为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和东欧，除了齐奥塞斯库这样沾满人民鲜血的大独裁者被杀之外，究竟有多少人被杀？他魏巍能够给出具体的数字吗？魏巍更应该比较一下，苏联与东欧究竟是在巨变之前被迫害杀死的人多还是这之后的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魏巍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一位哲人说过，/‘人不如猪’，/猪拱到墙脚就会拐弯，/人却往往不会拐弯。/不会拐弯，不会拐弯，/头破血流也得拐弯。”（第302页）魏巍警告别人，以为别人“不如猪”，其实他根本没想到，这恰恰是他的自画像，他就是在冷战思维中拱到了墙脚而“不会拐弯”，而他还自以为得意。这是多么可悲！

可悲的不仅仅是魏巍的“不会拐弯”，更在于他偏偏还以会“拐弯”来引导教育别人按照他的方式行事，他的可悲还在于他是一个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而总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魏巍看来，“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攻垮了，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攻垮了”（第320页）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少数几个“叛徒”所为。为此，魏巍还找到大量的“证据”来加以证明，事实上他的这个结论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因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相矛盾，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基本观点。而且，魏巍的观点有时还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指责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为苏共的垮台兔死狐悲，如丧考妣。就魏巍自1980年代以来的这些火药味非常浓重的写作来说，既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相悖，又与邓小平所发出的反“左”讲话相背逆，既不符合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与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相抵牾。作为一个党员在思想和言论上不与所在党的领导核心保持一致，肯定不是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

魏巍的写作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其实他的作品充斥着的都是陈词滥调，他所捡起的都是数十年前别人丢下的牙慧，不是“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不是“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指责别人“腐朽，没落”，就是要人们严防“渗透”和“颠覆”……等等。他不仅在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创新，就是在语言上也基本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究其原因，很显然，他自从成为“文艺战士”以后，他的精神早已被人牢牢地控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怎么可能有勇气去创新！他早已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充当别人的精神炮灰。如果他仅仅是自己甘于沦落，那也不过是他个人的事，关键是他以“文艺战士”的身份一再要求统治者加强对人的精神控制，让大家同他一样沦为精神奴隶，框在他们所筑的“精神长城”之内，这才是非常可怕的，对此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2014年10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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