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0：为了自由而流浪的徐訏

2026年01月25日 06:4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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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就香港作家寒山碧的创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了自由而流浪——寒山碧创作论》（《前哨》2000年第10期）。其实，不只是寒山碧的人生与创作可以概括为“为了自由而流浪”，对于20世纪下半叶绝大多数香港南来作家来说，作这样的概括，应该都可以。作为南来作家的徐訏当然也不例外。吴义勤、王素霞的《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版。本文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所叙述的徐訏的几十年人生经历确实验证了这个说法。

马克思的信徒

徐訏1908年11月生于浙江慈溪，1921年，13岁的徐訏就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漂泊流浪的人生，最后客死于遥远的香港。早年的徐訏外出求学，奔波在北京与上海等地，后来他远赴巴黎，到法国留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有着这样类似的人生经历。只有早年走出家门，到外求学，后来才可能有所成就。这几乎是每个现代知识分子人生成长的必然定律。只不过，各人所到的地方，所学到的东西不同而已。徐訏的外出求学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者说他早年的外出求学，培植了他强烈的自由观念和思想意识。当然，徐訏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他最初所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徐訏后来回顾自己当时入迷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和情形时说：“不用说，那时候不相信这一套理论当然被认为是落伍的。我们还时时以自己是知识分子为可耻；恨不得自己父母是无产阶级。当时凡是在别种体系学说中得来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出入而怀疑之时，马上警惕到这又是自己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作祟。觉得以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算进步。这使我有一个时期几乎不敢亦不愿读别种思想的书，觉得想了解各种学说与思想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种处处提防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实在使我的心理永远有些可怕的综错。”（第41页）1927年，徐訏来到北京大学读书，他所读的是哲学。当时的北京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西方文化思潮都出现在这里，特别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积贫积弱而且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国更是被奉为圭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希望从马克思主义这里找到救世良方，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她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同样风靡全国。这样，青年学生一方面出于血气方刚的激进要求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出于赶时髦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从徐訏当年的情形看，信奉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就是强烈的排他性，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推到错误和反动的一边而加以排斥，动辄给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简单地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将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行为指责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加以否定。徐訏信奉马克思主义一度使他思想陷入迷误，产生偏见。当年，斯大林与希特勒媾和，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尽管并不理解，但是还是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用‘无产阶级祖国’的利益种种为苏联辩护。”（第43页）不过，徐訏当时仅仅在思想意识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从事革命工作，也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加入左联组织，从事革命宣传。因而，他没有被卷入政治漩涡，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

告别马克思

经历了大约10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徐訏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自由主义道路，实现了“由一个狂热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怀疑论和否定论者的思想转变”（第45页）。对于徐訏的这种转变，有人认为是“物极必反，狂热过后，有时便导致怀疑。”（第45页）这种说法表面上看很有道理，而且还可以举出林昭等由左转变为右的类似例子，但是，徐訏的转变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怎么狂热，其实他的意识深处怀有一定的理性，这使他与其他的狂热者不同，随着知识的积累而不断增长，他终将从狂热中冷静下来而回归理性，这是他实现转变的最根本的内因。从外因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了问题。首先是他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狄克等人的残酷整肃和清洗，引起了徐訏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怀疑，就像后来的林昭读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一样。梢后，徐訏读到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等书，进一步了解到真实的苏联，进而认识到苏联的独裁专制的本质。徐訏虽然对受到整肃和迫害的托洛茨基等人表示同情，但是他并不认同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因为“如果倒过来，托洛茨基当权，对斯大林派也一定会采取同样残酷的手段的。”（第46页）这是由其独裁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从这里开始，徐訏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并且扬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徐訏的外出求学，从北京、上海到法国巴黎，思想经历的巨大的转变，最终由知识理性推动他迈上了自由主义道路，让他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走向自由主义

1938年初，徐訏从巴黎回国。此时，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当他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上海已经沦陷，徐訏只好栖身租界，从事他的文学创作和编辑。他的创作与当时一般的“孤岛”文学不同，如果说于伶等人的写作以以古讽今的手法表达抗日的思想，如果说陈汝惠等人的写作通过写实反映沦陷区与“孤岛”青年的迷惘与投身抗日的壮举，那么徐訏的写作则通过对异域生活与他族人物的描写和叙述表达对自由的追求。他的《吉布赛的诱惑》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自由的诱惑，追求自由是作品的灵魂”。（第141页）就他的为人来说，他“生性坦率，耿直，‘似乎是一个落落寡合，孤高自处的人，一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他是一个‘非组织的人’，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第146页）如果是在和平时代，没有加入某个党派，尚且可以，然而在战乱时代，就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因为在战乱岁月里，个人总是特别脆弱的，加入某个党派，可以得到党内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精神上有个依靠。然而，徐訏宁可忍受孤独，也没有加入某个党派，即使是与他同在上海“孤岛”的那些《鲁迅风》的老乡们先后加入了某个组织，他也没有；即使是他与这些老乡们发生了笔墨之争，他也没有想到通过加入某个组织以得到支持，哪怕是孤军奋战，他都坚持他的自由主义秉性。他的浙江同乡巴人（王任叔）写文章，给他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骂辞颇多”，而且“出口伤人”，他都没有以牙还牙，“保持风度，不与之抗衡”，（第150页），显示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者的深厚涵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租界，徐訏赖以栖身之地没有了，为了不至于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文人，保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徐訏被迫离开上海，辗转于大后方。他冲破重重阻拦和封锁，历经艰辛，先逃难到浙江金华，但是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逼近金华，于是他又不得不逃难到湖南，再由湖南奔波到广西，随后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这里他才稍许安定下来。在重庆，徐訏仅仅生活了短短两年。然而，就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的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他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一经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列为1943年“全国畅销书之首”，因而这一年被人称为“徐訏年”（第180页）。与那些通俗文学作家不一样，徐訏作品的畅销，不是以媚俗赚取读者廉价的追捧，不是以色情和低级趣味以迎合某些读者的口味，他以深厚的哲学底蕴与深刻的心理分析从而创作出那个时代的“经典”。（第180页）

1944年秋，徐訏跨越浩瀚的太平洋来到了美国。然而，当他踏上美国国土的时候，他最深刻的感受却是强烈的思乡，进而令他严重失眠。帮他克服漂泊他乡思念故土的是他在美国遇到了北京大学的同学与来自国内的著名作家。胡适、汪敬熙、林语堂、老舍等人与他频繁来往令他在异国他乡有了些许的精神抚慰。在美国的思乡失眠是很痛苦的，但是也给他带来了诗的灵感。孤独和寂寞是难以忍受的，但是给他可以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自由，他至少不必为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所困扰，可以自由地抒写自己的情怀。因而，他在美国写到那些诗作没有染上政治的色彩，专致地表达他心底的声音。在美国待了两年，徐訏回国了。

流浪海外

徐訏从美国回到上海，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这个平静很快被国共内战打破了。随着国民党的颓势日益显现，中共在内战中节节胜利，徐訏越来越感觉到属于他的时代即将过去，当上海被“解放”的时候，徐訏不像许多作家感到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而是“蜗居在上海的家里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与冥想之中。”（第214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虽然存在着“文化围剿”和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徐訏毕竟可以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里，像他这样脱离了成为新政权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能够继续发表自己的作品吗？此时的徐訏怎么能不与沈从文等人一样感到焦虑、迷惘和困惑呢？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曾经制定了拯救知识分子的计划，将一批愿意跟着到台湾的著名学者教授用飞机接到了台湾，但是这名单里没有身在上海的徐訏。因而他只好待在了上海的住所里。当时的徐訏常常晚上“一人独自坐在书房里，点着烟，思索着社会的变迁和命运的无常。我所信仰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此时在新中国的阳光普照下，显得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而自己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又被弃之一边，没有人理解，也无人惠顾。”（第215页）更令他感到提心吊胆的是，他觉得有一天他可能受到审判和政治迫害，未来的前途实在难以预料。他这个被左翼文人斥为“黄色作家”与“逆流”作家的人到了新社会还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沈从文就因为这种严重的焦虑和对未来的绝望而自杀（未遂），徐訏此时怎么能不感到惧怕和担忧呢！

让徐訏等人深感侥幸的是，上海刚刚获得“解放”之时，有关当局正忙于解决战争的后遗症和国计民生的许多大事，无暇顾及徐訏他们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就给了他们一定的空隙，于是他和张爱玲等人正是利用这个空隙离开了大陆，来到了香港。

离开大陆到香港，对于徐訏来说是十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一方面，这些年来他将家安在上海，他有妻子葛福灿和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本来可以甜甜美美地生活在一块，但是他现在必须离开上海流亡海外，而且不能带着爱妻和爱女一道出走。而他要去的香港此时还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来到香港后究竟如何生活，未来的前途怎样，都还难以预测。更重要的是，他这一离去，由于大陆与香港社会制度的不同，相互之间很难来往，因而他更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上海去看望他的妻女，何时才能与他们团聚，何时才能够回到他的家乡浙江慈溪去看一看。但是，他为了自由必须出走，试想当徐訏从深圳跨过边界来到香港之际，他的内心是庆幸、激动和兴奋，还是痛苦、忧愁和悲哀，心头的滋味一定十分复杂，难以言说。后来，葛福灿虽然到香港来探望徐訏，并在港逗留了数月，但是回到上海之后，她还是与徐訏办理了离婚手续。徐訏的这次离婚并不是他与葛福灿之间出现感情危机，而是大陆越来越严酷的政治形势迫使他们夫妻分离。徐訏当时之所以主动提出离婚，是因为一方面葛福灿到香港来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则是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可能给葛福灿带来很大的麻烦，让她受到政治牵累。对于徐訏的良苦用心，葛福灿还是理解的，同时她也考虑到漂泊在海外的徐訏孤身一人，生活很不容易，因而希望他能够有人相陪相伴，照料他的生活，于是同意与徐訏离婚。尽管如此，到了疯狂的“文革”时期，葛福灿还是为他与徐訏的夫妻关系而受苦受罪，她还是被认为是“反革命家属”，是“黄色作家太太”，不仅遭到了抄家，而且还“经常挨批斗”，吃了不少“皮肉之苦”。（第214页）就在葛福灿为他所牵连而受苦受累之际，徐訏当然也在牵挂着她们母女。这就是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迷惘中孤独

从大陆来到香港，对于徐訏来说，确实得到了自由，免却了受到政治迫害的苦难，但是香港并不是天堂。且不说他刚来香港时内心深处的迷惘，也不说他首先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他对香港社会的适应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在商业化和政治化双重压迫下如何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的问题。50年代的香港，一方面严重的商业化给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留下的空间十分有限，当徐訏和朋友创办刊物时就面临着保持刊物的纯正的文学性还是走向世俗的问题，而且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社会里，人情世薄，人际关系比较冷漠。当年在上海，徐訏以自己的创作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耀，而今来到香港却颇受冷落，因而失落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化虽然不像内地那样极左而疯狂，却也有被政治所利用的陷阱。就连声名显赫的张爱玲来到了香港，为了生存不也为金钱所诱惑可悲地写作反共的“绿背文学”吗！在这样的环境中，徐訏感到的是社会的冷漠，所以常常自嘲自己是“难民”。（第226页）直到来港20年他才将“难民”的帽子脱掉。所以他在来港后的小说创作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强烈的“流放感”。（第228页）徐訏来到香港后，不仅要抵制这种金钱的诱惑，而且还面临着某些政治势力的攻击和“围剿”。由于他的创作“与当时香港、台湾文化界文学界浓烈而狂热的‘反共’气氛格格不入”，他在香港最初“不受欢迎”。（第233页）特别是他的《马伦克夫太太》出版后被人批为“没有‘反共意识’、‘缺乏时代意义’”，甚至还有人将他贬为“黄色作家”。（第234页）这次“围剿”让徐訏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直接影响到他对香港和台湾的文化认同，他内心深处压抑感之沉重可想而知。如果说50年代对徐訏的“围剿”主要来自政治的压迫，那么70年代徐訏再次遭到“围剿”则主要来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时，徐訏因写了悼念曹聚仁、吉诤与唐君毅等人的文章而不慎得罪了某些人。徐訏的得罪人主要在于他“敢说敢当、不为贤者讳的性格”。（第237页）他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与认识，写出自己心中真实的看法，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理性的表现，也是自由主义者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里，一方面坚持理性，追求真理；另一方面以其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立足于世，决不屈服于人，也不受利益诱惑而取媚于人，敢于讲真话，表现出凛然正气。徐訏曾经就他为人处事谈了他的原则：“我是一个憨直的人，说的都是我自己的真感实觉，如果我的真感实觉是错的，有人指正我，我是会感激的。我是看不起昧着良心，口是心非，人云亦云，讨好于世俗而说假话的人。”“我并不强人相同，我也不喜欢有人强我相同。但有一点，我可以向老友说，我是民主主义者，在思想上主张百家争鸣，那种要把某种学派定于一尊的主张者，我觉得其本质上往往是褊狭专横与独裁的，而最后总是不允许别种思想发展的。”（第237页）正因为如此，他长期受到排挤，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都不为主流文坛所承认和接纳。徐訏的这种状况正如寒山碧先生所撰写的挽联中所说：“左不逢源，右不讨好，文章数十卷，当代竟无人评说！春葬落花，秋葬枯叶，笔耕卅余年，后世自必有公论。”（寒山碧：《〈鬼恋〉——一个迷途者的悲歌》，寒山碧编著：《徐訏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尽管香港的人文环境如此恶劣，但是徐訏还是以其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勇气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这不是由于他的妥协让步，而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和独立自尊的为人终于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景仰。

离开大陆的徐訏由于得到了香港的自由的庇护，他可以回过头来客观冷静地返观内地，对内地的文艺及其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5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都曾弥漫着浓郁的反共政治气氛。在这当中许多人都是出于对中共的仇恨而将中共简单地妖魔化，在反共的方式上也大多流于说教和口号式的谩骂。对此，徐訏表示反对，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学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来观照内地的社会制度和现实状况，对内地的文艺现状和文艺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揭开了极左政治面纱背后内地文艺及政策的真实面目。他的《十八年来之大陆文坛》以科学与理性精神充分分析了大陆文艺及其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他创作出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小说《小人物的上进》（短篇小说集），《康悌同志的婚姻》与《悲惨的世纪》等作品。就在内地作家们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下被迫按照阶级斗争观念写作，纷纷粉饰太平之时，徐訏的这些作品则能够让读者看到当时中国大陆真实的社会现实，看到人性的异化，更看到“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徐訏在香港的恶劣的人文环境中仍然异常艰难地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深刻挖掘人性中的丑陋，在表现可怕的人性的异化的同时也表现人性中的爱与美好。相比之下，当时的香港文学在严重的商业化社会里已经“像是卖淫的妓女，打扮得越来越俗气，份越搽越厚，但越显得可怜憔悴与空虚。”（徐訏：《门边文学》，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1年版，第264页）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徐訏的创作更是难能可贵，他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具有当代中国史的价值，而且以其独立的姿态显示出文学的尊严和力量。特别是长篇小说《江湖行》出版后震动文坛，受到了司马长风、赵聪、陈纪滢和萧辉楷等人的高度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香港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

漂泊在海外的人，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身心总是免不了疲惫的。徐訏孤身一人来到香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打拼，同周围的冷漠与“围剿”作战，多么需要精神的依靠和灵魂的依托。1954年，徐訏与张选倩结婚，这使他在长期的漂泊中终于有了精神栖息的场所。妻子的体贴照顾，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和抚慰。“人们从那时徐訏的脸上看不昔日忧郁与落寞的神情”。（第256页）更可喜的是女儿伊白渐渐长大，与他关系相当融洽，父女“二人宛若兄妹”。（第262页）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汪曾祺与儿子的关系，他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融洽的父女关系当然给晚年的徐訏以极大的抚慰和幸福。然而女儿后来离开了香港到美国发展事业并安了家，这多少让徐訏有些失落。幸而结识了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进而结成了干父女关系，从三毛那里找到了又一份女儿的爱。仅仅有这些爱是不够的，徐訏和需要精神的寄托，到了晚年，他专心思考人生的境界，探讨存在的本质与人生的意义，追询超越此岸奔向彼岸的途径，最终他在天主教这里寻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终于让这个漂泊数十年的灵魂得到了安妥。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就在他病危之际，长相最与他相似的身在大陆的女儿葛原来到香港，来到了他的病榻前陪伴他度过人生最后的一程。

徐訏人生几十年在外漂泊流浪。自从1921年他13岁外出求学时他就远离家乡，成为一名游子，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很少回到他的家乡。如果说他早年的在外游历培植了他的自由之魂，那么后来的30余年他则为保持自己的自由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主动走出故土，那么他后半生的出走则实在是无可奈何。这可以说是20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

2011年1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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