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3：闻一多的政治朋友

2026年01月25日 09:4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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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品性

闻一多，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与朱自清并列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大大称颂了他和朱自清，赞美他们的高尚品格，并将他们树立为知识分子的榜样，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新中国一直都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据此，人们可能会作出这样的推断：闻一多如果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可能像郭沫若一样受到重用，得到重要的官职和很高的荣誉。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闻一多即使活到1949年以后，他就一定会长期受到当局的肯定吗？那也很难说。不用说闻一多，就是在1949年以后长期被神化并且被供奉起来的鲁迅，如果活到1950到1970年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十分美妙，落入悲剧性的结局不是没有可能的。闻一多固然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但是他的不少朋友都活到了1950到1970年代，那么闻一多的这些朋友命运究竟怎么样呢？朋友的命运当然不可能与其本人相同，但是众多的朋友的命运是否可以映射出其本人命运的某种走向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正如鲁迅那样，他的朋友在解放后大多不妙，他最信任的朋友胡风在19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冯雪峰、茅盾、聂绀弩等人虽然做了一阵文化官员，但也免不了被冷落和受批判的命运，瞿秋白虽然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文革”中仍然受到了批判，而鲁迅本人如果活到1949年以后又会如何呢？毛泽东表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第371页）鲁迅尚且如此，想来闻一多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时期，就凭他有过反苏与反共的历史，他的曾经的国家主义者的身份以及火暴的性格与理想主义态度，可以肯定他的境况不会比鲁迅好到哪里，甚至受到更严重的迫害都很难说。我们不妨看看闻一多晚年的那些朋友后来的遭遇。

闻一多是个非常富有激情的人，是激情将他推到了诗人的位置，又是激情把他推向政治的漩涡。晚年的闻一多从书斋里走了出来，投入到政治的风暴中去，这是为人们所称道的。当然，促成闻一多晚年的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身边的许多朋友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转向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国家由于长期战争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陷入经济困境。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闻一多生活水平也在急剧下降，一度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为了贴补家用，缓和家庭经济的困窘，闻一多不得不拿出许多时间和精力给人家刻印章。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不仅使人在社会生活中尊严受损，而且直接改变人心理情感和思想意识，将人推向批判社会现实和当局的方面。如果说经济困顿是促成闻一多左转的内因，那么身边的那些朋友则是促成他思想走向激进的外因。这两者一道发挥作用，于是成全了闻一多转变成红色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的朋友

闻一多晚年的政治朋友主要有华岗、吴晗、罗隆基、李公朴、尚钺、楚图南、张光年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可以说都是闻一多的政治朋友。朋友有许多种：既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朋友，又有常常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还有相互帮助和勉励的兄弟朋友，也有一同苦度难关的落难朋友，也有彼此理解、心灵相通的知音朋友，还有这种因政治需要走到一起的政治朋友……政治朋友常常是受组织派遣，利用各种身份来做某个人的思想工作。闻一多的这些政治朋友就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到身边的，秘密地引导他走向左的政治。史料表明，华岗，中共地下党员，他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的联络和统战工作。1944年暑假，他与罗隆基取得联系后组建秘密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负责做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楚图南的回忆，华岗当时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按照中共统战政策，到昆明做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楚图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华岗同志和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地促膝长谈。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文史哲》1980年第4期）尚钺也曾回忆过当时的情况：“一多当时住在昆华中学的一个小楼里。第一次，我和图南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去拜访他。一多说他是卖苦力的，是手工业者，靠刻图章过日子。我们约定以后再谈，并留下话，说以后再来给他介绍一个朋友。我们把谈话的情况向华岗做了汇报。华岗说，一多很热情，有爱国精神。第二次，我和华岗一起去看望一多，主要是一多与华岗谈，我没怎么说话。”（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21页。）吴晗的回忆文章《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叙述了他们当年统战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的具体情景，显示出他们交往的政治性和秘密性。华岗、吴晗、尚钺等人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本来就满怀激情的闻一多果然不负众人的引导和组织的期望，思想迅速左转。1944年夏，闻一多先后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与由楚图南、吴晗、周新民等人组成的“民社”。不久，闻一多写了以《八教授颂》为标题的诗作，对“标榜民主自由的个人主义”进行了讽刺和揶揄。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费孝通从美国讲学回来，闻一多见到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鸡足朝山记》思想消极，明确宣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费孝通：《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闻一多纪念委员会：《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11月版，第146页。）闻一多的这种政治变化非常显著，周围的人明显地感觉出来。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他虽然已经是40多岁，并且成为全国富有影响的大学者，但是他不像这个年龄的许多人那样老成持重，而是像青年人一样热血沸腾，“老当益壮”。（臧克家：《文化战士——闻一多先生》，《云南晚报》“夜莺副刊”，1944年9月7日）

闻一多朋友们前期做了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接下来的就是水到渠成。1944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浩在张光年的陪同下前来看望闻一多。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间的友情叙旧，而是趁热打铁做工作，动员闻一多加入中共友党民盟。而闻一多本来的意愿是加入中共，因为他先前已经阅读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思想基本上被纳入到中共意识形态上来，于是明确向吴晗表明加入中共的态度。对于闻一多的这个要求，中共当然表示欢迎，但考虑到他加入民盟将更有利于对国民党的斗争，可以更好地为其工作，便安排他加入民盟。闻一多终究加入了民盟，不仅如此，他还动员自己的师友、学生入盟，以扩大民盟的阵营。此后，闻一多的言行与中共党员的言行基本一致，然而比一般的中共党员的影响更大。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勇敢的态度坚决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去。

闻一多以其勇敢的斗争和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民主斗争的行列而成全为红色“民主斗士”，以国民党特务的枪杀而成就英名，成为为人称颂的革命烈士。然而，那些促成他投向革命的朋友们后来究竟怎么样呢？

闻一多的朋友华岗

朋友的下场

我们先看华岗。华岗当年与闻一多交往最密切，对闻一多思想的左转发挥的作用可能最大，应该算是闻一多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华岗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后来还到高级知识分子中做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不久，席卷全国的反胡风运动蓬勃兴起，同是胡风朋友的华岗因此而落难。早在1937年，华岗就与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搭档办报刊。当时，华岗在武汉任《新华日报》总编，他邀请同在武汉的胡风为《新华日报》的“团结”副刊编稿每星期天出版一次，并且取名“星期文艺”。胡风很快就编好了第一期稿子，还写了“致读者”。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一共编了4期。后来，胡风还把自己主编的《七月》的稿子中的部分优秀文章转到“星期文艺”来发表。后来，由于战乱他们的合作一度中断，但是一旦形势好转，联系方便，他们便又相互支持，一方面，胡风积极支持华岗主办的《新华日报》，另一方面华岗对胡风主办的《七月》经常予以大力支持，他们共同为宣传左翼文化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想到到了1950年代，胡风竟然被诬陷为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不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还被关进了监狱。对于胡风问题华岗一直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他既不为与胡风关系密切而回避胡风身上存在的问题，又不为胡风受到批判而人云亦云甚至落井下石。他非常坦率地指出胡风存在的问题，并且鼓励胡风继续写文章，建议他去挖掘鲁迅思想。在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风运动中，华岗虽然写了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但是仍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没有按照某些人的要求写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

1955年8月，华岗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反党罪名被逮捕。196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华岗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以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的三条罪名为其定罪：一、发表反动文章，帮助敌人进行反革命宣传。二、秘密投靠军统特务。三、包庇反革命分子。就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的党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刑。判决之后，华岗被押到山东济南单独关押。刑满之后，他虽然获释，但是他的几乎所有亲人都受到牵连，他的儿子也被捕入狱，从而迫使他再度步入监狱，与一批刑满而无处可归的人挤住在一起。此后他虽有一段时间被遣回青岛的家中，低劣的生活条件与恶劣社会环境让他的精神失常，后来又重返监狱。1973年，华岗终于不堪折磨而离开了人世。一向对党忠心耿耿并且努力为党工作，为革命的理想和事业奋斗的华岗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为他的组织和同志所残酷迫害，并且送掉了性命。

再看吴晗，他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更是比华岗惨得多，他虽然一度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并且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但是1965年姚文元的那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下子就把他从官位上拉下了马，他曾经受领袖之启示创作的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他本人则被莫名其妙地定性为“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在“文革”中，吴晗从肉体到精神惨遭摧残，1968年3月，他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不仅如此，他的妻子袁震早在1969年3月18日就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后来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当年吴晗参加革命，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革命成功了，他却落得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然而他没有对革命抱有一丝一毫的二心，这究竟是为什么？吴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概是不会想清楚这个问题的。

闻一多的朋友罗隆基

罗隆基，与前两人相比，命运似乎要好一些。罗隆基当年与闻一多的亲近，与华岗、吴晗还不太一样。华岗、吴晗、尚钺、楚图南、张光年等人与闻一多的交往显然是受组织派遣，也就是说他们与闻一多交友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罗隆基就与闻一多是同学，彼此有了一定的交往。1920-1940年代，罗隆基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严重不满，他不仅对中国人进行人权和民主意识的启蒙，而且为维护中国人的人权而大声疾呼，四处奔走，于是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和镇压。这激起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抗和抨击。这与1940年代中期思想左转后的闻一多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一定的共同点。更何况闻一多虽然思想左转，但是由于曾经与罗隆基一道留学美国，在新月社时期接触过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脑中多少还存在着自由主义思想意识，而罗隆基在1941年与同仁在重庆秘密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而民盟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也在左转，进而与中共结成政治同盟，同时罗隆基本人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左转，他曾明确代表民盟表示：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044页。）于是，罗隆基和闻一多便有了共同的语言，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正是他和吴晗将闻一多介绍加入了民盟。新中国成立之初，罗隆基担任过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7年春的大鸣大放中，罗隆基仗义执言，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失误与偏差，并且要求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他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撤消了所有的领导职务，工资也作了相应的降级。中共领导人为了消除他的影响，曾经要求他流亡他国，但是他没有答应。随后他在寂寞与荒凉度过了晚年。所幸的是他没有遭遇牢狱之灾，1965年他以“右派”戴罪之身离开了人世。他去世时，身边没有妻子和子女，孑然一身，不过他避免了“文革”中的残酷批斗与迫害。

尚钺，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专心搞学术研究，很少过问政治，但是政治却不肯放过他，原因就在于他的学术观点与毛泽东对于历史的看法有些出入，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则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因此受到严厉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撰写的大量批判他的文章。他的学术观点被扣上“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大帽子。于是他被剥夺了讲课和发表文章的权利。“文革”中他在被批判的同时还遭受到肉体上的折磨，被罚以繁重劳役，蹲牛棚……。更悲惨的是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尽管他远离政治，只是潜心搞学术研究，但是他同样在血腥的政治中未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

闻一多与他的那些政治朋友一样，决没有想到这些政治朋友后来命运来竟然这样悲惨，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到头来竟然吞食了自己乃至自己的妻儿。而闻一多本人虽然在47岁的中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固然是非常不幸的事，但是如果他没有被枪杀，而是活了下来，活到了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也未必幸运。以他的个性，以他的思想，以他对政治的认识和态度，他到了这年份命运决不会比他的那些政治朋友好，相反很可能更加悲惨。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倒是成全了他的烈士英名。他的家人在他的英名的荫庇下避免了华岗、吴晗和尚钺的家属所遭受的那些政治蹂躏。

2009年7月26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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