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4：无意为官的朱自清

2026年01月25日 09:5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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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迁以来，皆未能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此乃极严重之现象。每日习于上午去学校办公，下午访友或买物，晚则参加宴会茶会；日日如此，如何是好！

这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的一则日记。日记里流露出的是他所担任的各种职务给他带来的焦虑和烦恼。自入滇以来，朱自清就一直担任着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召集人、贷金委员会召集人等职务。然而，除了一直关注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牵挂着自己的家人，朱自清心里最大的苦恼就是由于担任这些职务而带来的许多繁杂的事务。于是，他极力想辞去这些职务，很想轻松地按照自己意愿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是结果他只辞去两个“召集人”的官职，继续留任系主任。然而，朱自清并没有感到轻松，心中还是充斥着无限的烦恼。眼看着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官职的应酬上而无法静下心来致力于他的学术研究，内心一直焦躁不安。

这使朱自清显得与许多人不同。在中国，做官不仅可以获得其他人所难以得到的种种好处，而且人生价值也大多体现在这里。于是，自古至今，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是以做官为读书动力和最终目标的，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但为读书人做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而且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起到了不断强化的作用。历史上固然不乏陶渊明这样脱离官场的读书人，但是他这是在担任了一段时间县令之后，由于在官场的倾轧争斗中惨遭失败，最后只好退隐山林，在清贫之中享受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乐趣。历史上也有蒲松龄、吴敬梓等读了一辈子书而没有做官的，但是他们的实际情形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他们没有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真正像朱自清这样，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放弃官职的知识分子即使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不多见。

朱自清的性格确实具有不少不适宜做官的成分。早在五四时期，朱自清积极参加各项组织活动，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发表多场演讲，但是其中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是没有份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朱自清似乎不具备当领导者组织者的素质。就他的性格来说，朱自清性格内向，不善交际，除了在知识文化界有几个朋友之外，基本上不与社会上的各种人打交道。他的那种从传统知识分子那里继承来的嫉恶如仇，蔑视权贵、坚守气节的清高的秉性更是官场上的大忌。朱自清对于自己的这些特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放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这在官本位意识相当浓厚的中国不能说不是难能可贵的。

既然当不了官，就意味着固守清贫，因为在理性社会与文明政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中国，当官的可以利用手中很少受到制约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捞到实惠，更不用说腐败所带来的财富之巨大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在党天下的时代，要做官（特别是大官、要官）就得加入其政党，所谓的“党”到底是什么呢？朱自清看得非常清楚：“一切权利属于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无不归于政党，就连个人生活都得党化，“党的律是铁的律，除遵守和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忍。”（《哪里走》）朱自清早就预料到他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立场与天性使他与政党保持距离，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待在政党政治之外，这样他可以“超然”一些。他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清贫，经济上常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但是他感到非常自在，精神上所受的拘束少得多，所以比较洒脱。

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朱自清由于德高望重、学养深厚，创作成就突出，因而被器重承担一些职务。从校方来说，让朱自清担当一定的职务，既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对他为人的敬重，同时又是众望所归。职务任命的决定往往是很复杂的，但是在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高校里，被任命者的高尚品德和高超的学术造诣应该是令人折服的。这也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但是，从现代管理学来看，任何职位其实都不过是社会若干行业的一种，它需要的是管理技术和才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管理者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是其权力总是有限的，而且必须受到有效的制约，置于授权者的严厉的监督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让朱自清这样不具备管理素质的人担任官职是不宜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整个中国又有多少占居官位的人具有现代管理者素质呢？当时的社会机制与行政体制又有多少能够给管理者提供施展科学管理才能的空间呢？回到这样的现实中，让朱自清这样的教授担任一定的官职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无法推脱，朱自清只好就任系主任等职，尽管大学里与社会上的官场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他还是日渐觉得自己不适应官场的应酬，同时觉得在处理各种事务过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值。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天天地荒废，每每想到学术，他倍感痛心疾首，禁不住时常向朋友诉苦：“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32页）他在给朋友吴组缃的信中同样诉说着内心的烦恼：“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麻烦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敢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这就是有着自我追求的朱自清，他厌恶做官，哪怕是大学里的职务。所以才有力辞之举。

朱自清不恋官职，并不等于他不问时事。他绝对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夫子。他虽然身处象牙之塔，但是他的目光还是常常投向十字街头，在他的身上，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时闪耀出夺目的光彩。他在辞去中文系主任之职后，朱自清仍然非常关心中文系的发展，就在中文系应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他与继任主任罗常培发生争执。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中，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朱自清就投入到社会活动中来，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三一八”事件中，他与青年学生一道到北洋军阀政府前请愿示威。抗战胜利以后，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朱自清与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一样表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同时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和残杀。直至1948年，他身患重病，仍然对于美国扶持日本的政策深表不满，坚持不领美援“救济粮”以示对美国抗议。纵观朱自清的一生，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脉搏始终是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一起跳动的。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但是人们从他的瘦弱的背影中看到了继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傲然屹立的形象。

2004年10月15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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