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9：消失了的民间

2026年01月27日 05:19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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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民间的逐渐消失：1949年以前，许多知识分子是以民间的姿态出现的，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发表意见和主张，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民间日渐消失，他们被一步步纳入到体制内，开始充当别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柯灵的人生充分诠绎了这种变化。

柯灵，原名高隆任，号继舒，浙江绍兴人。他是靠个人奋斗与朋友相助成功地亮相于上海。人们最初认识他的是他的那支笔杆子。因为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他的作品洋溢着浩然正气，敢于说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进入30年代，上海可以说是左翼文化的大本营，柯灵虽然多多少少受其影响，但是他毕竟没有人云亦云，没有按照左翼政治的指挥棒跳舞。当时，在左翼政治的影响下，许多人的文章“调子越来越高昂，口径越来越统一，内容清一色都是反帝反封建”，（姚芳藻：《柯灵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74页）然而，柯灵当时引以为自豪的《龙山杂记》则不同，该算是“风花雪月、身边琐事”一类的文章。柯灵的意义当然不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左翼政治的影响，而在于他所写的是独特感受和独立思考，从而使他的写作具有民间的意义，也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

对于柯灵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左翼人士早就予以注意，并且将触角向他伸去。当他在电影公司担任宣传员的时候，中共电影小组就已经在他身边成立。许多左翼文化人成了柯灵的朋友。后来，柯灵转向影评写作时，他所在的宣传科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创办了《明星月报》，以左翼思想理论指导办刊。柯灵参加了影评小组，接受中共领导。后来有一件事令柯灵很不愉快。国民党拍了一部电影《心腹之患》，内容是剿共的。《申报》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求该报的增刊《电影专刊》写一篇吹捧文章。当时负责这个刊物的石凌鹤是中共党员，他不好写，就把这任务交给年轻的柯灵来完成。问题不在于这事让柯灵很为难，因为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怎么能写那种为国民党的电影捧场的文章呢？问题在于事后让柯灵背上了黑锅，特别是“文革”中这事成为红卫兵揪斗柯灵的一根辫子。因而，柯灵没有与左翼人士保持如胶似漆的关系，而是与他们若即若离。在思想上他虽然免不了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也没有全盘接受，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民间色彩。柯灵与左翼人士的这种关系，使他既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又不受政治组织的纪律的约束而拥有一定的自由。

柯灵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斗争。1931年冬，刚到上海不久，柯灵就遇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后来，日本人通过上海当局强行禁映中国民族电影，并且肆无忌惮地拍摄反华影片，更是激起了他的愤怒。同时，对于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表示不满。柯灵运用手中的笔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次，两位著名影星合拍游戏照，其中一个拿着枪对准另一个嘴；另一张则是两人拿枪指着同一方向。柯灵见了照片，灵机一动，借“照”发挥，在刊登这两张照片的同时，配上“何必枪口对内”和“还是一致对外”的文字，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上海，但是柯灵没有走，而是留了下来。他留在被日本侵略者炮火蹂躏的上海，当然不是当顺民，而是坚持斗争。作为文化人的柯灵以笔为武器，同侵略者进行勇敢的战斗。柯灵与鲁迅等人一样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的地方，编辑出版抗战刊物，揭露侵略者的谎言和罪行，号召人们投入到抗战中去，给抗日军民鼓舞士气。当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的时候，柯灵的处境日渐艰难。汪伪当局通过在公共租界设立的新闻审查机构加强对新闻报刊的审查，柯灵则利用租界的西方人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对于柯灵及其同仁的抗日宣传，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使出流氓手段，以扔炸弹来恐吓。使用流氓手段恰恰表明日本侵略者与汪伪当局的无计可施。公共租界虽然烙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印记，但是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恰恰给柯灵等人提供了言论空间。由于日本最初还没有与西方列强开战，因而对于租界里的抗日宣传虽然感到十分头疼，但是颇感无奈。敌人的恐吓没有吓倒柯灵，他英勇而顽强坚持写作，一篇又一篇地发表杂文，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抨击敌人的恐怖政策。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此时的柯灵不是单枪匹马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他利用手中的《世纪风》等刊物结成团队，形成巨大的力量。据《柯灵传》的作者姚芳藻所作的概括，柯灵主持《世纪风》具有三大法宝：一是“诚恳待人，把投稿者看作是支持者”；二是“从来稿中发掘一批青年作者”；三是“思想活跃，金点子多”。（姚芳藻：《柯灵传》，第119-121页）这些“法宝”在任何时期办刊物都是通用的。其实，柯灵当时能够坚持战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私人办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只要给老板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刊物内容即使有些出格也会继续办下去。因而，就在沦陷的上海“孤岛”，柯灵所主持的《世纪风》、《文汇报》和《万象》可以办得风风火火。这一方面得益于柯灵的勇敢和坚强，另一方面则有广大同胞的大力支持。柯灵主持的刊物当时主要在沦陷区发行，要让刊物办下去，必须有人愿意购买阅读。柯灵的文章和刊物得到了同胞们的共鸣和呼应。换句话说，柯灵的文章道出了同胞们的心声，或者说同胞们踊跃阅读柯灵的文章令他在对敌斗争中有了足够的底气。后来，柯灵被日本侵略者抓起来，经受了酷刑的考验，他也能够坚持下来，挺了过去，就在于他有着坚强的精神支撑。

抗战胜利以后，柯灵同样喊出了全国同胞的心声：反对内战，呼唤和平；反对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1945年底。柯灵虽然参加创办了民主促进会，但是他的民间色彩没有退化。民主促进会，顾名思义，以促进中国民主为己任。成立之初，它既不站在执政的国民党一边，也不与最大的反对党共产党结盟，而是具有独立性，按照创建人之一郑振铎的话说：“民主告成，组织解散”。（姚芳藻：《柯灵传》，第257页）不过，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统治竟然使出流氓暴力手段，而共产党则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柯灵所在的民主促进会在国共的矛盾冲突中基本上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为，偏向于同情与支持共产党，但就其理念来看，柯灵所持的还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促进会成立时，柯灵主持的《周报》就发表了该组织的《对于时局的宣言》与《对政协的建议书》，“大声疾呼国民党应即无条件还政于民，无条件停止内战，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姚芳藻：《柯灵传》，第258页。）由此可见，柯灵当时既要求国民党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民主，又没有鼓吹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而是希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在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同时，柯灵在编辑报刊时同样表现出民主的理念。他于1946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叫《读者的话》，内设《街头人语》、《意见箱》、《社会服务》、《读者顾问》等小栏目。柯灵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明确表示：“有话大家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姚芳藻：《柯灵传》，第271页）显然这是以表达民间的声音为己任。1946年5月国民党上海当局决定自次月起实行警管区制，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于是遭到了柯灵的痛斥。他在《街头人语》中发表《暴风雨前奏》，表示决不能“保持可怕的沉默”，一定要发出民间的声音。（姚芳藻：《柯灵传》，第276页）对于柯灵来自民间的声音，国民党当局听到了肯定很不舒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除了利用权力审查和勒令停刊，别无他法。但是，柯灵可以采取游击战战术，你可以封掉刊物，我可以另行创办，而且还有一项保护性措施，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报刊社都可以“不会把原稿交出去”，从而保护了投稿人的隐私和身份，最有意思的是这不仅是报刊社的措施，而且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公认，就连行政当局也被迫遵守这项规则。因而，在民国时期，柯灵的言论自由是与存在着一定的民间空间密切相连的。

就在柯灵与国民党当局周旋之际，共产党再度将触角向他伸来，而且这次可以说是与他零距离接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恋爱对象陈国容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5月，国民党在内战中由进攻转向防守，面临着溃败。估计到国民党政权可能狗急跳墙，疯狂镇压民主人士，柯灵在黄佐临的帮助下逃离上海，漂泊到香港。到了暑假期间，柯灵的恋人陈国容也来到了香港与他会合。不久，陈国容向柯灵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作为民主促进会会员的柯灵感到有些意外，他觉得自己不宜加入中共，理由是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此时加入就是“投机”，就是“采摘胜利果实”。经过一番动员工作，柯灵同意加入中共，当然那是1949年9月他来到北平参加新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随着他加入了执政党，柯灵的民间身份也就自行消失了，他不再是一名民间文化人，而是中共的文化战士。从民间文化人到一名文化战士，柯灵的恋人陈国容与朋友冯乃超、夏衍等人起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当柯灵还待在香港的时候，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春城花落》还得到好评。但是当他根据石华父的舞台剧《海葬》改编同名电影剧本的时候，他要按照“时代精神”，将作品改编成“被压迫的渔民翻身作主，向渔霸讨还血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姚芳藻：《柯灵传》，第301页）之作。为此他几乎另起炉灶，并且到实地采访调查，搜集素材，但是结果仍然失败，“他很想采用原著中的一些情节，可是融合不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使两者统一起来。”（姚芳藻：《柯灵传》，第301页）这一次在左倾思想观念扭曲下的写作既给他带来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又令他搁笔了几个月，写不出任何东西。对于这种创作问题，柯灵深感痛苦，但是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没有意识到他可贵的民间性正在逐渐消失。不过，柯灵的这种痛苦只是暂时的，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与中共新政权的建立相比，更显得微不足道。随着他来到北平，柯灵与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激动和兴奋。而激动与兴奋往往容易忽视正在失去的东西，往往对眼前的现实产生某些错觉，也容易悄悄地改变过去的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柯灵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意味着对组织的忠诚和顺从。由于他是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社会影响巨大，共产党觉得他还可以在该会继续发挥作用，于是决定要他保守秘密党员的身份。按照常理来说，执政党的党员除非是搞情报工作的，其身份不用保密，但是在中国特色之中，执政党居然存在着一批秘密党员。而这些秘密党员基本上都在与其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对于这样的安排，柯灵最初“颇感意外”，但是经过协商后，“他还是服从了党的安排，高高兴兴地”（姚芳藻：《柯灵传》，第304页）出席有关会议。与此同时，他产生了与当时巴金等人同样的感觉：“热血沸腾，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对毛主席的话坚信不疑，为自己全力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得以在祖国大地实现而感到无比幸福。”（姚芳藻：《柯灵传》，第304页）1949年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奋力追求民主与自由，现在因为加入了执政党，并且参加了由执政党主持的政协会议，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于是便以为实现了自己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如果这不是错觉，那就是其政治理想不仅幼稚而且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和认识也一定出现了偏颇。

就在柯灵以为自己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已经实现之际，柯灵与他的老搭档徐铸成却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俩可是具有极其丰富的办报经验，曾经将《文汇报》办得生龙活虎，非常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而且有了党的领导，可以在“新社会”里大显身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追求的理想的新社会里，办报却是如此棘手，新闻转轨真是难于上青天。他们对自己的本行变得一筹莫展了。”（姚芳藻：《柯灵传》，第308页）为什么呢？原来他们遇到了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必须按照新社会的要求去做。过去，他们根据自己的思考、理解和认识来面对社会，现在他们得根据“新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作宣传。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在“旧社会”里，柯灵他们都是个人办报，面向的是广大读者，只要说出读者想说的话，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报刊的发行量可观，那么报刊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因而报刊的根基就在民间。没有民间就没有柯灵的报业生命。现在到了“新社会”，个人办报的私有性质与“新社会”的公有制发生了矛盾。对于这个矛盾，官方的解决办法就是变私营为公营。这一改变令其民间性质变换为官方喉舌。当年，《文汇报》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拥有“民间报”的桂冠，而今改变了其民间的性质，显然是抽掉其精神支撑。对此，柯灵与徐铸成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是没有疑虑，他们“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姚芳藻：《柯灵传》，第308页）但是他们这种忧虑很快被当时的政治气氛给冲散，他们“以为自己本来就是追随党的脚步走过来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姚芳藻：《柯灵传》，第309页）接着，他们就像挨煮的青蛙终于感到了水温渐渐提高，以至发烫，于是除了苦闷之外已经束手无策了，前面的道路越走越窄了。不久，他们的报纸受到了批评。接受批评本来与报刊批评社会一样，这是与报刊的权利对等的义务。但问题是此时的批评不是平等的对话，而是政治行使着话语霸权对报刊言论自由的警告。与此同时，官方对于整个新闻界提出了具体要求：“不刊载社会新闻”；“不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导和作品”；“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等等。（姚芳藻：《柯灵传》，第309页）这个要求对于《文汇报》来说意味着改弦更张，对于柯灵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徐铸成由于对官方的政策不能理解，面对着稿纸只能发呆，不知如何下笔，倍感“万般无奈，态度十分消极”，（姚芳藻：《柯灵传》，第309页）《文汇报》总编辑蒌立斋则颇有个性，不久便愤然离去。而身为中共党员的柯灵当然不能效仿，只得身兼副总主笔和总编辑。此时的柯灵非常忙碌倒不用说，最令他担忧的是报纸出政治性错误。尽管他格外细心和认真，但是报纸还是出了“问题”。有一次，副总编辑郭某编好了稿子就去睡觉，不料就在即将付印的时候，传来了上面的指示，其中的某稿不得刊用，结果闹出了“开天窗”。在“旧社会”，报刊“开天窗”是用来对付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而今是“新社会”，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此时的柯灵所考虑的不是上面指示的正确与否，不是报刊刊用稿件的权利是否受到粗暴的侵犯，“新社会”的报刊审查是否合理合法等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出现“政治性错误”的问题。民间性的消失直接令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变化造成了他民主自由精神的严重流失。由于民主自由精神的严重流失，柯灵不仅在办报问题上力不从心，当年颇受读者欢迎的“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栏目在“无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指导下无疾而终，代之以“上海新语”和“文娱杂谈”，由于思想受到了限制，这些新设的栏目自然“有气无力”，（姚芳藻：《柯灵传》，第310页）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与此同时，报纸副刊连载的师陀小说《历史无情》不知得罪了何方神圣，竟然被“腰斩”（姚芳藻：《柯灵传》，第310页）了。他利用自己的情面向郭沫若约来《抗战回忆录》给报纸连载，竟然也遭到了与《历史无情》同样的厄运，害得他不得不通过郭沫若的夫人向对方赔礼道歉。过去，国民党审查之下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柯灵总是非常富有智慧，巧于应对。而如今他已经是执政党的一员了，对于报纸的艰难处境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无可奈何。

柯灵由民间人士转向体制人士是一个痛苦而矛盾的过程。当他走完这一过程之时，痛苦与矛盾便渐渐地淡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心情有所好转，接着便代表体制或者为体制讲话了，于是他开始根据“宣传部布置的配合当前政治形势”（姚芳藻：《柯灵传》，第315页）写作，充当别人的喉舌和传声筒，从而失去自己的灵魂。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悲哀。他的写作似乎江郎才尽，“他绞尽脑汁编了一些故事，却因缺乏艺术力量，不得不一一加以推翻。……过去，写一部电影剧本只需二、三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进入情节构思。”（姚芳藻：《柯灵传》，第330页）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而在于他虽然努力按照上级的意思来写，但是往往分寸实难把握，稍出差池，就可能犯错误。“新社会”的文化专制越来越收紧他写作的空间，令他难以适从。他在征得茅盾同意后将茅盾的小说《腐蚀》改编成电影，但是在对待女主人公赵惠明的态度上很难把握，“只要逾越一步，就是立场错误。”（姚芳藻：《柯灵传》，第321页）尽管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格外小心翼翼，谨慎了再谨慎，但是电影在放映之后没几天就传来“停映”的命令。而且，为什么停映，有关领导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理由。由此看来，柯灵虽然将自己视为组织上的人，可是人家没有这么看，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当然，这不只是他个人问题，还包括他与朋友们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文汇报》，也成为某些人必欲铲除的对象。1953年，《文汇报》经过公私合营被改变为教育专业性报纸，并且将社址由上海迁到北京，不久便悄悄消亡。而《文汇报》的消亡本来就是统治者有计划地采取各种步骤的结果。有位被派到《文汇报》来的领导干部就公开扬言：“我进《文汇报》就是为了消灭《文汇报》。”（姚芳藻：《柯灵传》，第324页）1938年诞生于上海孤岛的《文汇报》历经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而不倒，而今却被“消灭”了。1949年以前如果遇到汪伪当局或者国民党政权如此蛮横和刁难，柯灵首先的反应可能是反抗，哪怕是坐牢上老虎凳，他也不曾屈服；而今他根本想不到抗争；即使想到抗争，他也无力抗争，作为体制中的人，与领导的抗争就不是对某个具体领导的态度问题，而是与体制的矛盾，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头脑中出现这一闪念，也会很快以“反动”的罪名而赶紧加以遏制，不能丝毫流露出来。对于体制中人而言，如果与体制抗争，不用说其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就其性质来说无疑是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因而，柯灵不得不在新的痛苦中经受煎熬。

1956年春天，中国的政治气候显得有些宽松，文化专制略有收敛，知识分子们以为春天真的来了。柯灵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精神振奋，在领导的安排下开始了新的创作。这一次他接受的是李维汉通过夏衍交待的任务——写一部反映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电影剧本。此时，柯灵刚刚带着在最高层举行的宴会上见到领袖的激动和兴奋，投入创作。但是当他了解到某些情况后很快产生了疑问：“这些私营业主，前两天送上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儒家他们激动地接过大红喜报，颤巍巍地贴在自己工厂的大门上。一张薄薄的红纸，一下子就把他们的财产吞噬了，这对他们是生死悠关的大事，他们真是这么坚决拥护吗？”（姚芳藻：《柯灵传》，第334页）前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这些资本家还被批为“五毒俱全”，怎么一转眼就摇身一变为“爱国的，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先进人物”？（姚芳藻：《柯灵传》，第334页）他“什么素材也抓不到，是真是假，难以捉摸。”（姚芳藻：《柯灵传》，第334页）这些疑问令柯灵感到十分迷茫。好在此时政治气候比较宽松，所以他还能进行一定的思考，进而根据自己的有限理解，成功创作了《不夜城》。但是他不幸误闯禁区，结果挨整。

对于《文汇报》被消灭，高层似乎觉得不妥，可能感到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决定在1956年国庆节复刊，不久还传来领袖爱看《文汇报》的消息，更是给了编辑记者们注射了兴奋剂，大家受宠若惊。同时受到当时宽松政治气候的影响，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进而捅了马蜂窝，于是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首当其冲被最高领袖定性为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受到严厉指责。作为《文汇报》副总编辑与中共党员的柯灵自然只有等着挨整挨批，别无良策。如果单单自己挨批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他还被要求写文章批判他的十几年朋友石挥。柯灵虽然不是那种靠整人批人起家或者顺着杆子往上爬的人，但是要他与朋友划清界线，对朋友上纲上线，他实在是痛苦。但既然现在思想中的钙质已经随着民间的消失而流失，柯灵即使再痛苦也得完成领导交个他的任务。“新社会”里的柯灵实在可怜！但是，他还是没有被放过，到了十年“文革”中遭到了更严重的灾难。他不仅遭到了红卫兵的猛烈批斗，而且还被抄家，乃至被关押起来，再次遭遇牢狱之灾。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的国家政权竟然专了他的政。当然，受难的还不是他一个人，包括他的许多朋友和爱戴的人，他所尊敬并且曾经引导他夏衍也被投进了监狱，他的朋友傅雷不堪忍受侮辱而含冤自杀身亡。遥想当年，作为民间人士的柯灵，一旦遭到牢狱之灾或者陷入某种困境，他都可以得到其他民间人士的营救和帮助，而今民间消失了，每个人都被纳入到体制内，一旦受到政治迫害或者被捕入狱，已经没有人实施营救，予以帮助，只能由个体独自应对，而个体的精神力量各不相同，有些可以挺了过来，有些只能含冤自杀。

“铁窗风味迫使柯灵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追索造成这场大悲剧（指‘文革’）的来踪去迹。”“他必须找会自我，必须独立思考。”（姚芳藻：《柯灵传》，第391页）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通过思考他提出了某些真知灼见。他认为：“民主究竟是争取来的，还是恩赐的？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从来是争取来的，而不是恩赐的。……如果民主是恩赐的，那叫什么民主，颠倒下一，叫‘主民’还差不多。”（姚芳藻：《柯灵传》，第394页）但是，无庸讳言，由于仍然待在体制之内，没有回到民间，他的思考难免不受到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要真正认识到他这几十年来的人生遭际，认识到他的辉煌与灰暗，就必须回到民间。唯有走出体制，回到民间，进行独立的思考。唯有独立的思考，才能摆脱条条框框的限制，实现精神的解放，走向思想的自由。

2011年7月19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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