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97：现代农奴林希

2026年01月27日 05:09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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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度，但是我们对于农奴并不陌生，教科书上对其有过骇人的描述，因而在我们心目中，农奴制度是臭名昭著的。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虽然标榜为进入了“新社会”，建立了据说是非常“优越”的社会制度，但是却产生了一大批没有“农奴”称谓的现代农奴——被打成“右派”而后又被赶进农场强迫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作家林希的那段人生经历充分表明他一度悲惨地沦落为“现代农奴”。

如果说真正的农奴基本上由出身所决定，那么林希成为“现代农奴”则是非常荒唐的遭遇。林希原名侯红鹅，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也是大学毕业，所以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时，他读过《古文观止》，母亲给他讲过唐诗。读中学时，他就显示出突出的文学写作才能。如果在正常年代，他很可能成为优秀少年作家或者青年学者。但是他生不逢时，他少年时所显示出的文学天赋不仅没有让他闪射出光彩，反而招致祸害。本来，纯真的林希做着浪漫的文学梦幻——每个时代都有不少少年做过这样的美梦，但是他偏偏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一个极权专制的时代，他和许许多多天真烂漫的少年与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一样，根本想不到做着这样的梦竟然做出了罪来。他不过是因为拥有写作才华而得到诗人阿垅和胡风的赏识，于是与阿垅有了通信联系。本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经过七拐八绕，他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那个时候他才20岁。其实，不要说他这个接受了新中国教育的青年，就是从20、30年代走过来的胡风和阿垅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不仅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共产党，而且还都是对共产党绝对忠诚。况且，林希与阿垅所探讨的仅仅是文学创作问题，而且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也都是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再说林希与胡风根本就没有联系，仅仅是胡风在一封信里提到过林希而已，但是他却被打成了“胡风分子”。这不仅使林希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而且为这个所谓的“胡风分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一旦背上就卸不下来，而且随着极权专制越来越疯狂，他所背负的十字架也就越来越加沉重。1957年反右运动中，林希尽管没有参加过“大鸣大放”，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大字报，也没有给共产党提过一条意见，没有发过任何牢骚，也就是说，“任何人找不到”他“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林希：《百年记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13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但是他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振振有辞地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第113-114页。）既然被打成了右派，就成了社会的异类，就像是垃圾一样被清除出工作单位和城市。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折磨之后，林希于1957年被送到隶属于天津市河北区区委和区公安局的淀南饲养场，从而成为一名现代农奴。

说这些被送进农场进行改造的知识分子是农奴，一点都不夸张，他们这些人自从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农场，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政治权利，只能听从那些干部们的使唤，被迫从事各种肮脏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林希被送到了所谓的“饲养场”，根本就没有房子住，被安排住进了“篷帐”，而这“篷帐”位于荒草之间。“篷帐”“比人稍高一些”，“看着似库房，比库房简陋。篷帐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墙基之间，堆起半截土坯，土坯上半截拉着苇墙，顶子是用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泥草上铺着油毡。”就在这“篷帐”里，“地上躺着许多人，篷帐顶上有一盏灯，很暗，什么也看不清”。（第124页。）再看“篷帐”的里面，“中间一条走道，走道里烂泥巴，走道两边有两道砖头砌起来的矮台，类似马路行人道上的台阶，砖头后面，就是一个一个蚊帐，每一个蚊帐里面躺着一个人。蚊帐外面，青蛙在走道上跳着，还有一双一双的鞋子，放在烂泥巴里，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第124页。）这与牲口的棚圈没有什么区别，不是人住的地方，首先让人想到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的住处，甚至连那些包身工的待遇都没有，可是林希被安排在这里住了下来。进入这个饲养场，林希“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是“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第126页。）被迫从事垦荒劳动。林希在吃了两个窝头之后就被赶到田里当牲口拉犁，而且还可能随时遭到别人的辱骂。干了一整天的活，晚饭后林希和那些同样被发落到这里的人们不能休息，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通过读报纸、听报告，强行进行洗脑，再通过“讨论”和“帮助”，进行精神折磨，迫使人承认和接受所谓的“罪行”，并且对政府的“宽大”表示感恩戴德。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第二天还得照样当牲口去干活。如果说在封建农奴制之下，农奴由于没有土地而依附于农奴主，甚至被农奴主占有人身，那么林希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则被无故剥夺了各项权利而被关押于饲养场，他们同农奴一样没有人身自由，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且还随时可能受到侮辱和处罚。如果说农奴主们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那么5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那些用来“改造”“右派”的农场和饲养场则是利用专政机器，强迫被“改造”人员从事长时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然而得不到任何报酬，在这个号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里受到的剥削远远超过了农奴所受到的剥削。在封建农奴制那里，农奴主粗暴地控制着农奴的人身，不仅可以随意支配农奴，把他们出卖、抵押，或用来赌博、转让，而且可以对农奴任意施加刑罚，农奴生命毫无保障，农奴主还握有农奴的生、死、婚、嫁权力，农奴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在现代劳动改造制度下，像林希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们由于不属于某个个人，只隶属于一个政权，因而不能被出卖、抵押、赌博和转让，但是他们同样受到随意支配，人身受到严密控制，至于人权保障，对于林希他们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在这个饲养场里，主要饲养的不是牲口和家禽，而是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如果是牲口或者家禽，还可能受到一定的善待，毕竟这些动物没有被认为有罪，它们至少可以给场主及其主子们提供皮、毛、肉、蛋、奶等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不会遭到侮辱，而林希等人被发落到了这里，在场主的眼里已经是连牲畜和家禽都不如的罪人，是社会垃圾。他们不仅生活条件非常低劣，只能吃窝窝头和白菜，生活环境恶劣，总是受到蚊虫、狗蝇的骚扰，而且要当牲口拉犁拉车。当局之所以要如此对待被打成右派的林希，根本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有“罪”（因为当局从来就没有按照法律办事），而在于通过政治运动与政治迫害剥夺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的权利，目的就是要通过肆意地惩罚和侮辱令知识分子屈服和顺从，进而巩固其极权专制统治。于是，当局不惜罗织罪名，恶意栽赃，将稍许有点思想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的紧箍咒，将其作为行货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在林希被遣送到饲养场的前夕，天津市作协秘书长对他说：“你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做人，根本谈不到当作家。”（第134页。）秘书长的话看似很有道理，非常冠冕堂皇，实际上他的所谓“做人”并不是要林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有尊严的人，他所说的“人”恰恰不是“人”，是听话的。顺从的机器，是没有尊严、个性与思想的奴才，是为当局抬轿子吹喇叭的喽罗。成为这样的人，林希才可以提笔写作，当一个他们所希望的“作家”，然而这样的所谓“作家”又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只能是为当局歌功颂德为时代涂脂抹粉的伪饰之作，因而这样的“作家”与其说是“作家”，倒不如说是“宣传员”或者“传声筒”。现在，既然林希不能成为这样的“作家”，不是当局所希望的那样的“人”就必然要对其进行“改造”，让他成为“现代农奴”。

对林希的“改造”，首先要做的不是让他明白道理，而是摧毁他的人格尊严。然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人格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强烈的自尊意识。这样的人格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不祥之物，而这样的人格自尊一旦与现代思想意识相结合则可能影响到其意志的实现，这就有必要予以摧毁。与全国的那些劳动改造农场一样，天津的淀南饲养场首先将林希他们这些右派与那些小偷小摸、地痞流氓关押在一起，让这些右派分子丧失知识分子的清高感，意识到他们与那些小偷小摸、地痞流氓一样，都是社会渣滓。接着，通过训话、批判和斗争，对他们进行“精神威慑”。（第135页。）在斗争中，场方的那些人找不到林希攻击共产党的证据，面对着林希“拥护党，热爱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表态，不是表示欢迎，而是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并且“吼叫了起来”：“你有什么资格拥护党？你有什么资格热爱毛主席？你有什么资格走社会主义道路？”（第137页。）这就像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一样，认为阿Q不配姓赵一样。就在林希挨训的时候，其他右派分子一个个“早吓破了胆，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第139页。）看来，批斗林希，还不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杀鸡儆猴。而那些右派分子在暴力的威胁和蹂躏下早已失去了意志和自尊。而林希在也被斗得晕头转向，他“抡起胳膊狠狠地打自己”，他“恨自己怎么沦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沦落成了一个罪犯，成了一个任人羞辱，任人唾骂的罪人。”（第139页。）他的耳边一直缠绕着一个可怕的声音“你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搞糊涂了，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当局所需要的，当一个人被斗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已经不由自主，这就离精神缴械不远了。

经不住再三折腾，右派们纷纷精神缴械——争取摘帽，他们千方百计地竭力表现自己，一方面视人格尊严如粪土，痛贬自己，将自己骂个猪狗不如；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向当局献媚邀宠。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这是“脱胎换骨”。为此，这些右派分子“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第142页。）于是，右派分子们的精神发生了可怕的病变，有的人劳动时拼命地干，根本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进而晕倒；有的人不仅狠命地批判自己，似乎觉得还不够，进而批判自己的父母，父母生养了他也成了罪过；有的人检举揭发他人，踩倒别人给自己踏出一条改造的路；……这样，在饲养场里，现代农奴们上演出一出出荒诞滑稽的悲喜剧。那些“表现”得到饲养场方面认可的右派可以被提拔为班长，于是有了权，这就可以向其他学员“借”钱和饭票，就可以随意地欺侮和羞辱他人，他自己仿佛一下子高大了起来，自己当班长变得神圣起来。而那些没有当上班长的右派分子则对他非常羡慕，并且以他为榜样，灵魂变得越来越委琐，其“表现”越来越让人觉得可怜，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些洋洋自得。经过几年的改造，林希虽然没有像某些右派分子那样得到饲养场领导的认可和宠爱，但是他已经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因为他在“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自尊，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也感觉不到失望了”，于是他“不再尊重自己，他也不再尊重他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第144页。）到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人也就不再是人，改造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知识分子，消灭具有良知、个性、思想和人格的人。

然而在饲养场，林希最大的收获绝不是被改造成非人，而是他从大刘那里了解到革命背后的秘密。大刘曾经是个老革命，他自幼参加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大刘为革命历经了枪林弹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对右派分子的遭遇略表同情而被打成右派，结果被送到淀南饲养场，与林希一道接受劳动改造。他告诉林希：“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会议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军心。其实上级也没有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第146页。）原来，这个政治集团如此看待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如此戒备，视为异己。知识分子既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又是创造者，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者，任何社会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革命却对知识分子格外警惕和排斥，这到底是怎样的革命呀？革命的口号确实响亮，而且具有很大的感召力，然而排斥知识分子的革命难道真像它所声称的那样“解放”人了吗？现在革命胜利了，执政者对知识分子更是充满敌意和仇恨，尽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承着历史上儒家文化传统，对革命充满期待并且将革命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忠心耿耿，赤诚相报，但是还是遭到被改造的厄运。林希从这革命背后的秘密中发现：“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马列主义的传播，但是中国的这一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更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才要引蛇出洞，引狼入室，然后再一举围剿，把知识分子树为反面教员，以维持至高权威。”（第147页。）中国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最初发动革命、鼓吹革命，参与革命，到后来竟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想到革命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变异。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遭到嫉恨呢？为什么没有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呢？这不是知识分子长有反骨，而是因为知识分子有一颗善于思考的头脑，他们拥有知识和理性，不会盲从，有主见，因而会将统治者的言行纳入自己的思考，尤其是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可能以民主精神、自由个性和独立人格行事，可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而这与极权专制格格不入，因而为独裁所不能容忍，如何解决知识分子呢？统治者以革命的名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然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又不是轻易能够放弃的，于是通过现代农奴制来对付知识分子。

现代农奴制摧毁知识分子的精神，消磨知识分子的思想，扭曲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而将中国推入了更严重的灾难深渊。一个民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智慧和理性，不仅失去了灵魂和脊柱，而且必将走向疯狂，“执政党陷于盲目的狂热，言路遭到封杀，才使错误走到最远”，（第148页。）这样，争放卫星吹牛、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写民歌这样荒唐的事像狂风一样席卷全中国，接下来以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痛悲剧让国人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尽管如此，灾难的惩罚还是没有唤醒我们的国人，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的少数如林昭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被关押起来，进而从肉体上消灭，而且被妖魔化，声音被完全封锁。接着，比三年大饥荒更严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降临了，这次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又一次经受空前的苦难。“文革”的灾难不只是绝大部分的国人经受了社会搅肉机的炼狱之灾，肉体与精神留下累累伤痕，更严重的是人性的空前病变和恶化，将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变成了没有理性和良知的野兽。此时，拥有五千年历史和优秀文明的中国大地上呈现的是这样疯狂而荒诞的景象：“中国就像过重大的节日一般，每一个人、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窗口，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躁动。成千只高音喇叭在放送着歌颂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疯狂歌曲，一队一队游行队伍，高声地喊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革命口号，在一队队游行人群中间，走着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涂着黑脸，穿着纸糊的衣服，扛着中国传统祭祀死人的纸幡，游行的人们把一切可以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牛鬼蛇神们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走着。”（第220页。）在这个时代，就连普通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都被训练成暴徒和流氓，特别是那些情绪高亢的红卫兵，竟然“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第220页。）此时，这些野兽化的人还自以为是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

任何野蛮和疯狂都不会长久的，一个民族不会在野蛮和疯狂中灭亡。因为，文明以其持久的坚韧性必将战胜野蛮，疯狂终究为理性所替代。“现代农奴”制必然随同那个疯狂时代的终结而终结，随着淀南饲养场这样的思想改造场所走进历史，林希终于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更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当年，大刘泄露的革命背后的秘密以及多年的磨难最终没有让林希变成没有思想和尊严的猪狗一样的动物，反而在他的体内渐渐产生了对于疯狂政治迫害的抗体，他“以自己的直接经历悟彻到了一些道理”，（第149页。）从而让他在史无前例的巨大浩劫中坚挺过来，并且在粉碎“四人帮”迎来新时期化为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