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03：意识形态诗人郭小川

2026年01月27日 06:1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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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0年代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大概是指他的诗歌具有战斗性，或者说他将诗歌视为武器，他要用诗歌的武器向所谓的敌人作战。其实，郭小川的诗歌中固然有大量的作品堪称战斗之作，但是还有不少应该说没有太浓的火药味，比如他的《在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人民万岁》等。纵观郭小川的诗歌创作，我以为将他称为“意识形态诗人”可能更准确些。

所谓“意识形态诗人”，就是说诗人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且以其为指导思想来统率自己的创作。就郭小川的创作来说，自从登上诗坛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脱离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哪怕就是他的那些写于1970年代中期的《团泊洼的秋天》等具有一定反抗性的作品，也没有超脱。

郭小川之所以成为一名“意识形态诗人”是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本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张恩和：《郭小川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的郭小川虽说只是“小户人家”（第1页），能够成为留下几篇传世之作的纯粹文学家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的早慧的天资、富有激情的个性偏偏与1920到1930年代的政治相遇，进而决定了他投入到政治怀抱的命运。同许多作家的幼时一样，郭小川早在童年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因对出一位来自专署的官员的对联而显得身手不凡，从而被誉为“神童”。在他刚满10岁的时候，居然有人请他为镇上的国民女子小学题写校名。题写过后，他似乎觉得不过瘾，于是又在校门两侧的墙上写下了“反对妇女缠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当寄生虫”等标语，其中的政治激情已隐约可见。当时的郭小川虽然生活在比较偏僻的山沟里，但是他已呼吸到山外的文化气息。而山外的文化气息不只是表现为现代文化，更夹杂着党派政治，令郭小川产生了激进思想。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很快就将其铁蹄践踏到郭小川家乡土地，迫使不到14岁的郭小川离开自己的家乡外出流浪。郭小川随家人流浪到了北平，而北平并不平静，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发动大大小小的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本来就激情澎湃的郭小川当然积极参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之中。家乡的沦陷，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很容易让郭小川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于是他在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就“决心用诗歌为武器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并以此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第10页）当时，郭小川虽然还没有到延安，但是他已经在思想情感上融入到革命中来。虽然当时的共产党还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是其意识形态已经渗透进许多青年人的头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以侵占华北为跳板妄图吞并整个中国。郭小川所处的北平直接处于侵略者的枪炮之下，郭小川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与20多位学生离开北平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其情形与穆青等人奔赴延安大致相仿。参加了八路军以后，郭小川被分配到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稍后被调到宣传科任宣传干事。当时的他“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极高”（第15页）因而，他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受规训，使他的思想情感更加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若干年后，郭小川在《自己的志愿》中回顾了他当时的心态：“从我少年时代的末尾，/我就是党的/小小的一员，……很快地，我长高了，长大了，/能够像战士那样/用清脆的‘有’字，/回答首长的呼唤，/能够像干部那样，/独立地思索问题，果断地作出判断；/而斗争的职责/也越来越重地/；落在我的双肩。”“我，也许只有/极小极小的一点才能，/小得如同/云雾里的一粒水珠/你甚至看不见/它的踪影，/但是，就是这粒水珠/也要归属于/党的长河中；/我也许只能/发挥微薄又微薄的作用，/微薄得/简直无足轻重，/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但是，这颗螺丝钉/也足以贡献出/最大最大的忠诚。”（第15-17页）郭小川的回顾虽然是在数十年后，但是这些诗句仍然清晰地表明诗人明确的“志愿”——甘做“螺丝钉”，甘愿为党的意识形态而写作。

既然是为意识形态写作，那么郭小川就得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求、指示与报刊和文件上的基本精神来写作，因而他的诗作大多为政治抒情诗。所谓“政治抒情诗”，360百科的解释是“用于歌咏重大政治题材的抒情诗。包括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它往往通过一个插曲，来强烈地触及时事，展示社会生活，深入开掘其中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把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比一般抒情诗更概括，更集中，具有强烈的激情，鲜明的政治色彩，抒情于理，抒情性和政治性融为一体。格调高昂，气势奔放，音节响亮。通常使用长句、错落的短句或阶梯式的句子。”（306百科http://baike.so.com/doc/6737641.html）对于360百科的这个解释还需作个补充，那就是政治抒情诗在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以诗的形式表达党派意识形态，或者说与党派政治保持高度的一致。1940年，年仅21岁的郭小川在当时政治的感召下创作了《我们歌唱黄河》。“从思想内容诗看，《我们歌唱黄河》多少有些空泛，这并非没有道理。这只能从郭小川当时的年纪、经历、认识、修养等方面去找原因。不过，这首诗，从气势、节奏、语句的合成和排列等形式上看，几乎孕育着郭小川后来一段时间内（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形态，初步显示了他写政治抒情诗的才华。”（第19-20页）大概从这首诗开始，郭小川的诗歌在不同的时期虽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思想感情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的跟随政治写作的特色则基本没变。可能是组织上发现了郭小川的这种潜质，于是在1941年将他调到延安学习和培训。“延安的学习生活对于郭小川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他除了从周围的同志学习宝贵的革命经验，从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氛围里锻冶革命情操，也从课堂里和书本上学习革命的理论，把自己的认识和生活感受不断升华到理性的高度。他学习和研究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又有专门的文艺理论。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和革命道理，他过去也有初步的认识，但总觉得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确定，更不用说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以理论为武器分析问题，指明方向。几年在延安的学习，为他的理论修养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不仅为他以后从事思想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他后来进行诗歌创作时加深对生活的理解、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有着直接的助益。”（第21-22页）确实如此，延安经历实现了对郭小川的思想规训，让他积极主动地按照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来工作、生活与写作。就在延安学习之中，郭小川所创作的《一个声音》、《草鞋》歌颂了革命烈士的英勇牺牲精神和革命战士的壮志豪情，完全符合延安的意识形态。而他同时创作的《晨歌》虽然不能说偏离了意识形态，但是多少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他在后来编《郭小川诗集》时竟然没有收录这首诗。张恩和先生在撰写《郭小川传》时表示“不知是何缘故”（第23页），可能是出于传记写作的严谨之故------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宜妄下结论。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妨根据有关情况作些推断。这首诗虽然不能说是爱情诗，但是它所书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遇见特别的事而引起了特有的感情”（第24页）“表现了年轻人恋情的骚动，或者说表现了年轻人一种特有的潜意识”（第24页）。而正是这样的情感由于属于私人的，与革命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不那么契合，那么与党的意识形态有些间隔。因而，即使过了若干年，作为意识形态诗人的郭小川显然不会看重这首诗，甚至在他的意识中早已将这首诗打入冷宫。而张恩和觉得这首诗在思想上不是“最差的”（第23页），在艺术上“有的诗比它更粗糙”（第23页），但是无论是郭小川本人还是他的家人都没有把这首诗收入诗集，这是可以理解的。

随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郭小川态度非常积极，“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报告，决心努力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第26页）既然有了这种政治思想觉悟，那么他必然心甘情愿地充当意识形态的写手，并且努力按照其要求去做。他在延安期间还写下了近300行的长篇叙事诗《老雇工》（原题《平原老人》）“精心刻画老雇工这样一位革命的老农形象，完全是身体力行地去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第26页）当然，郭小川这个时期的写作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还很有限。他的意识形态写作真正达到人生高峰的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1950年代初，郭小川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写作“思想杂谈”的杂文。按照现代文学传统，鲁迅等人的杂文虽然被称为“投枪”与“匕首”，但是很多文章是批判封建礼教与国民性劣根性的，并非完全为党派政治服务。然而，郭小川等人此时的杂文则是“结合青年学习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对青年们的思想修养指引了正确的方向。”(第45页)显然，郭小川的这种写作已经不只是自己归顺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要做青年人的领头羊，通过写作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将他们领到意识形态的路途上，让他们的思想在意识形态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他在担任中南局文艺处长期间，“开始认真钻研和思考党的文艺政策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文艺问题”（第45页），他还特别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该收入工农兵生活。”（第46页）他还表示：“艺术家的工作，从本质上说，是思想的工作。中国革命艺术家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艺术教育人民。”（第46页）郭小川的这些认识与其说是在替别人背书，不如说他虽为诗人，但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一个利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宣传的人，而且还给青年人充当这方面的榜样。

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一场又一场大批判接踵而至。许多文艺界人士不幸中枪，纷纷交上了华盖运。作为意识形态诗人的郭小川最初并没有恐惧感，而是非常积极地投入到残酷的斗争当中，他虽然没有成为武斗的健将，却是文斗的好手，成为“文艺战线上的狙击手”（第48页）实事求是讲，郭小川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并没有什么动作或者言论，张恩和觉得可能是郭小川很可能是“思想不那么敏锐”（第49页），也可能是他“对问题特别是学术问题不好把握，形不成一种明确的认识”（第49页）。可是到了批胡风的时候，他则冲锋陷阵，“不但是直接卷入了斗争，而且是处在斗争的中心和前线”（第49页），充当“重要的狙击手”（第49页），“他必须根据命令，瞄准目标开枪射击。”（第49页）此时的郭小川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以充当精神打手为荣，以剿灭批判对象的精神感到自豪。可悲的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已经距诗歌的意义和诗人的价值越来越远。就是作为“狙击手”，郭小川不仅参与整理和发布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而且既写杂文又写诗歌去“‘揭露’胡风们，对他们‘声讨’、‘痛斥’”（第50页）。其实，被郭小川围剿和“狙击”的胡风根本就不是敌人，原来也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第50页）这当然不是郭小川的误判，也不是他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完全信任党，信任自己的领袖，怀着满腔的阶级义愤”（第51页）的结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具有敏锐的感觉、深邃的思想和满腔的激情，而郭小川虽然戴着“诗人”的桂冠，但是既缺乏敏锐的感觉，又没有深邃的思想，只剩下满腔的激情，而他的满腔的激情便为意识形态所操控，或者说为他人所利用，成为他人手中的武器乃至炮灰。到这个时候，他激情愈是强烈，那么他的行为就愈是荒唐而可悲。

1955年秋，郭小川奉命调进中国作协工作，随后他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很快达到了高潮，他的不少诗作“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第53页）。这不奇怪，一方面，郭小川的意识形态写作表达了官方的意志，另一方面那个时代需要郭小川以这样的写作来作表率，来教育和鼓动人参加各种斗争，而且对于全国民众来说，他们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熏陶下产生了对郭小川写作的高度认同。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诗人注定在那个时代要走红，郭小川如此，贺敬之如此，魏巍更是如此。郭小川以高昂的激情写作的《致青年公民》，虽然在标题中出现“公民”这样的颇具现代色彩的词语，但是他所表达的并不是现代社会中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而是突出“青年公民”的“战斗者和建设者”（第54页）的身份。他在作品中所洋溢着和表达的“激昂的情绪，坚定的意志，热切的愿望”（第54页）正是那些“青年公民”的心声和愿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郭小川的这些诗句基本上是以诗歌的形式阐述领袖的思想，以一个阶级或者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的身份向全社会发出号召，其中的“我”当然不会是诗人自己那个“小我”，而是主流意识形态化身的“大我”。为了适应意识形态写作，郭小川特别学习借鉴了苏联御用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的形式。这种诗的形式“喜用长句，不注重章节的比例和句式的整齐，虽然大体上押韵，但节奏短促，每每将一个长句按节奏分成几行呈不规则的形状排列。”（第62页）郭小川迷恋于这种楼梯体，并不是出于诗歌形式的探索，同样是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一是195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的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政策，那么郭小川在诗歌形式上当然要到“老大哥”那里去取经，而且这样的“经”比什么都强；二是这样的诗歌形式可能很适合于朗诵诗，既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又能够表达慷慨激昂的情绪。对于郭小川钟情于楼梯体，张恩和是肯定的。他认为：“这种‘楼梯式’或曰‘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式，对表现郭小川当时的这类思想内容总的来说是合适的。”（第63页）张恩和的说法是对的，最主要的是，郭小川与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都是官方意识形态诗人。虽然不能说形式完全与内容合二为一，但是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是不可否定的。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郭小川的写作渐渐地陷入了怪圈，一方面他跟着政治运动和官方的各项政策写作所谓的诗歌，另一方面他根据广播和报纸上的报道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写作。195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不久，郭小川便一连写了4首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诗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户农民的决心》。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郭小川“不但没有到过毛泽东著作所指的那三户农民的住地，甚至那一年他也未下到农村，没有置身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旋涡中”（第68页），就是这样没有生活经验与感受的郭小川，居然去写农民的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和斗争。此刻的郭小川完全违背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作家创作的根本要求------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表现生活，反映生活。对此，张恩和虽然指出了郭小川脱离生活的问题，但是却又认为“他却能很好地把握农民的脉搏，准确地传达他们的心声”（第68页）。如果说郭小川此时的写作传达出农民的心声，那么到了1970年代后期小岗村的农民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分田到户搞承包呢？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郭小川根据政治形势需要，配合这场运动，写下了火药味非常浓烈的《射出我的第一枪》、《星期天纪事》、《语言的子弹》、《瞄准反党分子》、《保卫我们的党》等作品。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兴起，郭小川又难以按捺不住激动，写下了激情澎湃的《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爆竹两三声》、《揭音破晓》与《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遇》等作品。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郭小川写下了配合形势的作品《十年的歌》与《天安门广场》。其中的《十年的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贺敬之的《十年颂歌》，读过这两首作品的人可以从中发现，虽然这两首诗的语言有些差异，但是其思想内涵基本上一致。到了1960年代初，郭小川虽然深入到工厂、矿区“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但是他仍然忘不了高昂的基调，写下了《两都颂》等作品。1963年，毛泽东发表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批示，郭小川以敏锐的感觉及时写下了《昆仑行》。他在诗中“突出强调‘听毛主席的话，唱毛主席的歌，读毛主席的书，’”（第152页）。以前，我们总以为林彪在为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题写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他的原创，谁知道林彪还是从郭小川这里“借用来的”。看来，郭小川在推动领袖的个人崇拜方面还是作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如此，郭小川还将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全诗嵌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且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毛主席呵，/献给你红心一颗。/想当年，阅尽人间春色，从今后，投入战斗旋涡。挣脱白雪黑云，披挂红花绿果。我昆仑山哟，/要为新时代而活。”（第153页）如果将这样的诗句单独呈现在读者面前，绝大多数读者可能觉得这应该出自“文革”时期红卫兵之手，然而谁能想到这竟是“文革”爆发前3年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大作。1965年，毛泽东对徐寅生的文章《如何打乒乓球》作了批示，郭小川又以其“政治上的敏感”（第157页）赶往中国乒乓球队进行采访，接着写出一篇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他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积极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战士甚至‘专家’。”（第158页），而且，他的急迫心情已经让他觉得，他舍诗歌而写通讯报道，可能就在于通讯报道比诗歌更能够发挥歌颂作用。此时的郭小川头脑发热，似乎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了。更让现代许多人感到可笑的是，就在这一年8月份，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军垦战士》，他应邀撰写解说词。他在写作时发现该片竟然没有战士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镜头，于是要求立即补拍这个镜头，为此他还批评人家，给人家扣上“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突出政治”（第158页）等大帽子。他被邀请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不仅激情澎湃地写出了《毛泽东颂》与《常看不懈》等歌词，而且还称颂毛泽东为“世界的领袖”。由此可见，郭小川就同刘少奇、李广田等人一样在神化领袖、推动个人崇拜方面极其卖力，而历史非常具有讽刺性，就在他们将领袖推向神坛的以后，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只是各自受害的轻重有别而已，所幸的是郭小川没有被迫害致死，比刘少奇与李广田的遭遇幸运一些。

或许不少人觉得前面所谈的都是郭小川不太入流的写作，应该看看他的那些被认为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作品。如果谈到郭小川的最高成就的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列出他的《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叙事诗和《望星空》、《团泊洼的秋天》等抒情诗。《深深的山谷》是郭小川创作于1956年的叙事诗，该诗虽然写到了爱情，但是批评了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原因是这个知识分子“坚持个人主义”（第80页），“其意是在‘抨击一个类似丁玲的叛徒’”（第80页）。当时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对丁玲的批判和斗争正在展开，因此这首诗是为配合批判丁玲而写作的。且不说这诗具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就其内涵来说，也是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否定所谓的“个人主义”。《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其时正是反右斗争全面展开之际。这场反右斗争在全国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被错划成右派，因而不少人感到非常委屈。郭小川通过这首诗的创作来教育那些感到委屈的人:只要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应该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都必须坚信“真金不怕火炼”。他当时就告诫夫人杜惠：“我们要像王金（《一个和八个》中的主人公------引者注）那样，经受各种严酷的考验和误解，而不忘自己肩负的革命任务。”（第84页）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郭小川的这首诗同样是为配合政治需要而写作的。1957年9月，反右斗争接近尾声之际，郭小川创作了又一首《白雪的赞歌》。这首诗虽然同样写到了爱情，但是并非直接歌颂爱情，而是以爱情作铺垫，“赞美革命者，赞美共产党员，赞美他（她）们的理智，赞美他（她）们的人情”（第97页）。同样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写作的范畴。至于《将军三部曲》，更不用说，“堪称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诗，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第110页）创作于1959年的《望星空》被认为是郭小川的力作，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其实这首诗虽然在发表后不久受到了批判，但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在这首诗里，诗人以饱满的热情极力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首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歌颂伟大的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斗争。一句话，即歌颂我们生活的人间天上。”（第111页）写于“文革”后期的《团泊洼的秋天》一度受到不少学者的赞扬，但是这多少与他受到一定的政治迫害有关，而这种经历常常令人凭添几分敬佩之情，他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人们对于这首诗作的积极评价。其实，他的这首诗依然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他虽然对“四人帮”表示不满，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和话语方式与“四人帮”所控制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

郭小川虽然积极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写手，但是仍然没有逃过政治迫害，而这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可分割。他的激情与诗人气质注定了他必将为他所追求的理想所戕害。早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郭小川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是他所爱恋的妻子杜惠却无辜被怀疑为特务，受到关押和审讯，受到一定的折磨，直到两年零五个月之后，爱妻才回到了他的怀抱。对于这样的不幸，郭小川虽然精神上“受着痛苦的熬煎”（第36页），但是他就同《一个和八个》中的王金一样，认为这是组织上的政治考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接受这样的考验。这样，个人的权利遭到侵犯与政治迫害带来的重大伤害于就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虽然没有伤及到郭小川本人，但是他的爱妻再次受到冲击，好在问题并不严重，同样很快就过去了。真正受到火烧的是郭小川创作了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本来郭小川是想表达革命者应该不怕被误整，误批，误斗，坚持理想信念，并且在经受严峻考验中显示其高尚的品格与情操，但是他的苦心孤诣却得不到理解与认可，居然受到了批判。这倒不是说郭小川的写作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周扬等领导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偏差。问题不在于偏差本身，而在于在这偏差中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高，谁掌握着话语权。相比之下，郭小川处于下风，自然只有挨批的份。当周扬等人批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像诗中的王金那样坦然面对，经受住考验。不过，从紧接着创作《白雪的赞歌》来看，他似乎没有沮丧，也许是他的这次挨批只是毛毛细雨，根本没有伤筋动骨。不过，郭小川稍后写作的《望星空》发表后招来了“猛烈的批评”（第114页）而批评的最主要意见是他的这首诗“和时代精神很不相称”（第114页）因为，这首诗所“主导”的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在读者中散发了腐蚀性的影响”（第115页）。这些批判言辞相当严厉，火药味也很浓，但是基本上只是对他诗歌的否定。而真正对他个人进行否定的则是1959年刘白羽等人对他的批判。本来，郭小川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都是充当精神打手的，始终冲在最前面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成为批判的靶子。其实，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即使他的诗作受到批评，但那也只是作品问题，问题不大。那么，他是怎么变成批判的靶子的呢？这主要在于他书生气太重，虽然热衷于政治，但是他根本就不懂政治，缺乏对政治的敏感，更缺乏对官场的了解和认识，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他的这次挨批完全是他与刘白羽的冲突造成的。他自从成为刘白羽的下级，对刘白羽怀有意见，看不惯刘白羽的工作作风，竟然不接受刘白羽的批评，甚至敢于向刘白羽“拍起桌子骂了‘混蛋’”（第121页）然而，他哪是刘白羽的对手，他很快被刘白羽抓住小辫子，并且被上纲上线，进而被扣上了“对党组织的一个抗议和对他批评的反批评”（第122页）的大帽子，但是，郭小川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竟然不把这当回事，于是在1959年底的作协党组党员扩大会议上，他被安上了两条罪名：“同党闹对立和个人主义”（第123页）。这次对郭小川的批判持续时间不长，主要是他所在的作协忙于筹备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而放了他一码。况且后来又由于毛泽东替他说了话，他才逃过这一劫。而郭小川对于自己的挨批挨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有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整人，而且整错人之后居然没有追责，而且安然无恙，照样做他的官。这一次，郭小川确实逃过了一劫，但是到了“文革”中，他还是没有逃过去。这同样不是他有了什么不当的言行，他对于“文革”虽然心里感到紧张，但是他一再告诫自己：“对于运动，要时时想到端正态度，不要有一丝一毫表现自己的情绪。”（第165页）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忠诚和虔诚，同全国千千万万的人一样表示“要走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道路，永远生活、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不断改造自己，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力争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成为毛主席的一个朝气蓬勃的战士，假如战争发生，那就力争使自己成为一个冲锋陷阵的革命士兵。”（第165页）然而，郭小川还是交上华盖运了，他曾经挨刘白羽整的那笔帐没有完，当年中断的批判现在继续，就像延安时期挨整的丁玲、艾青、罗烽、萧军等人到了反右斗争中遭到“再批判”一样。这次郭小川不仅挨斗，而且还被“投进了黑帮集中的地方------文联大楼地下室”（第164页），后来又将他流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好在他的态度比较端正，而且积极配合改造，到了1971年，他的境况有了一定好转。但是他没想到，仅仅过了3年，他在1974年又一次被揪了出来。其实，这次同样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被江青瞄上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江青看到郭小川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于是勾起了她多年前对郭小川的不良印象，郭小川的命运于是发生逆转。他不仅被重新遣返对咸宁向阳湖继续劳动改造，而且还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后来，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撤销，郭小川被转到天津的团泊洼干校继续劳动改造。一个主流意识形态诗人遭此厄运着实令人唏嘘感慨，但是在这个非理性的极权政治之下，除了最高统治者又有谁能够保证安全呢！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上旬，“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总算结束了。所幸的是，郭小川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在他得知这一喜讯后的一个星期，他意外地丧身于一场火灾。而他当时年仅57岁，年龄不算大。人们可能感到惋惜的是，如果他能再活个10年或者20年乃至30年，或许可以深刻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写作。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但是历史无法假设，身在天国的郭小川能否转变思想观念，脱去意识形态诗人的身份而转变为真正的诗人，只能说永远是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

2014年12月5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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