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1：真假丰子恺

2026年01月29日 09:5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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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想到：1949年以前的丰子恺是那样一个率真而平淡的人，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党什么派，他对发生在他那个时代里的各种主义之争，学派之争，口号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等，就好像置身事外。非但不参与，而且在他留下的几百万字中，几乎看不到多少对那些影响文坛的争论和思潮的议论，他对那些主张或思潮，认为对的也不为之摇旗助阵，认为不对的也不口诛笔伐……”（刘英编著：《丰子恺的缘缘情愫》，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3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可是到了1949年，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来了个悄悄的转身，无论是他的为人还是他的行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得让人惊愕。

到了1949年以后，丰子恺“一改过去疏离静观的生活态度，对新社会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颂。”（第185页。）进入“新社会”，丰子恺的心情似乎也特别晴朗，特别幸福，他在给海外的朋友信中写道：“祖国气象全新，与昔年大异，我等在新中国生活均甚幸福，真可谓安居乐业。”（第185页。）他向海外朋友描述的所见所闻也都是太平盛世的景象，1958年，中国的“粮食钢铁产量大增，富足可喜”；1960年，“瞻观一年来十大建筑，十分宏伟，足证祖国事业，一日千里，进步不息”；1962年，“国内今年春节供应丰富，万民同乐，颇有升平气象”。（第186页。）丰子恺的这番描述和他的心理感受与当时的巴金也基本相同。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读了这段文字还真的以为那是一个极其幸福的年代，极其强盛的年代，然而那恰恰是历史教科书里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的中国果真像他笔下那样的繁荣和“富足”吗？丰子恺不仅在书信中这样表达，而且还在诗文中同样以激动而兴奋的文字表达他的幸福感。他在1959年欣然作画《庆千秋——建国十周年盛典》并题词一首，他写道：“六亿狂欢，看十年盛典，壮丽无边。翻看红旗蔽日，队伍连天。笙歌鼎沸，奏钧天观礼台前。呼万岁声闻霄汉，从今带砺河山。此日金吾放夜，有琼花万朵，照耀云端。华庭佳宾满座，玉盏频传。上寿称觞，庆千秋国泰民安。应记着：年年跃进，人人快着先鞭！”（第186页。）与此同时，他还另作一词，同样显得激情满腔，激昂慷慨。他写道：“六亿同心，千钟奉祝，万岁中华。十年建设，灿烂胜云霞。处处笙歌鼎沸，红旗展舞影参差。抬望眼河山带砺，瑞色无涯。美景正堪夸。多雨露，欣欣万卉含葩。东风着力，吹放满庭花。展卷琳琅满目，神奇处飞动蛇龙。看今后：春红秋艳，岁岁增加。”（第187页。）他在1961年的新年前夕写的《新年随笔》中给人描绘的是“君子国”的盛景，在他看来：“万恶的旧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地狱已经变成天堂了。”（刘英编著：《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第188页。）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经过批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诚信与道德遭到严重摧毁，人与人之间因政治恐怖而缺乏信任，因而，丰子恺这里所写的“君子”司机虽然不能否定其真实性，但是绝对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因而在这个时代仅仅是个案而不具有典型性。到了1963年，丰子恺在《新年试笔》中再次表示：“解放以后，这黑暗社会变成了光明世界。我心中的忧患恐惧也忽然消散，变成了欢欣鼓舞。……同时我的身体也就由虚弱变成了壮健。新中国的建设一年胜似一年，人民生活一年好似一年，我的身体也一年年强似一年，真正是‘返老还童’，前途光明。”（第188页。）其实，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批判运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知识分子已经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人民也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虽然饿死人的现象开始消失，但是温饱问题远没有解决，为人民讲真话的彭德怀被罢官受迫害。这样的社会怎么能说是“光明世界”呢？除了写下这些诗文，丰子恺一改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惯，经常出头露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他在给朋友夏宗禹的信中做了比较后谈到了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你说我解放后动起来里，我自己也觉得如此。我觉得现在参加人群，比以前自由得多，放心得多。以前社会上那些人鬼鬼祟祟，装腔作势，趋奉富贵，欺凌贫贱……那些丑态我看不惯，受不了，所以闭门不参加一切团体。……现在出门，大家老老实实，坦白率真，衣服穿得破些也无妨……，说话讲得真率些也无妨，实比从前合理得多，放心得多。所以我的私生活也已‘解放’了。”（第189页。）在这里，丰子恺说的旧社会大致是那么回事，而他所说的新社会，大家都“坦白率真”就很难说了，经过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看到说真话的挨整，谁还敢“坦白率真”往枪口上撞！丰子恺写了这些诗文，说了这样一些给那个时代贴金的话，于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因而不仅得到了许多职务，受到领导的宠爱，而且还有条件到许多地方旅游观光，探访名胜古迹，过着比较悠闲的生活。

看到这些，我们很容易将他看做与冰心一样开始充当新社会的花瓶，或者可能将他视为与巴金一样轻信别人进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果当我们更加细致深入到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丰子恺，我们就会发现，丰子恺其实就是丰子恺，他既不是善于做花瓶的冰心，也不是轻信组织和领导的巴金，他只是制造一种假象。丰子恺确实是个坦白率真的人，但是他并不天真幼稚，并不莽撞盲目。他深知1949年建立的新社会与此前的社会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不是简单地改朝换代，而是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49年以前，丰子恺的人生如果不是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那是非常舒适而充满诗意的。他的家乡桐乡石门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十分富庶。他所出身的家庭虽然说不上是名门望族，却是书香人家。他父亲是个秀才，醉心于读书，他的祖母也识文断字，因而让他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幼小时的丰子恺虽然并不像大户人家的孩子格外受到宠爱，却也比较幸福，当时他交了不少朋友，童年生活充满了乐趣，而且画画的天赋得到了表现。特别令人羡慕的是，丰子恺后来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虽然不是什么大学，仅仅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学校，但是就是这么一所学校，却汇聚着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就是许多大学也难以望其项背。这所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经留学日本，而且还是现代教育家。学校教师中有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李次九、王更三、单不厂、姜丹书、姜伯韩、鲁迅、许寿裳、马叙伦、叶圣陶、陈望道、朱自清、俞平伯、刘大白、李叔同、夏丏尊等硕儒名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四前后的中国，除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几乎没有一所学校的文科能够与他的师资力量相比。进入这样的学校读书，实在是一种幸运，因而这所学校必然会走出优秀杰出的学生。丰子恺来到这里读书，得到了单不厂、夏丏尊和李叔同等人的指点，写作和绘画水平突飞猛进，将他造就成一位现代中国难得的作家和艺术家。后来，丰子恺经过上海的谋生生活和短暂的留学日本，来到位于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春晖中学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一样，没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她还不在大城市里，而是在乡村，但是却像一个世外桃源，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景色优美，更重要的是云集着一批名家，校长还是由经亨颐担纲，朱自清、朱光潜、王任叔这些后来名震文坛的大家都曾在这里任教，不仅如此，还有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张闻天、吴稚晖、沈泽民、俞平伯、刘大白、李叔同、张大千、柳亚子、黄宾虹、叶圣陶、胡愈之、陈鹤琴等一批名士大家到这里来讲学和考察。说当年的春晖中学是另一个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一点也不夸张。如果说北大在蔡元培的执掌下“兼容并包”，那么小小的春晖中学倡导的则是“学术救国，研究自由”，这是多大的气魄！据描述，当年的春晖中学校园内，“老师中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穿列宁装、中山装，有的着飘逸宽松之长衫，个性色彩浓厚”，（第63页。）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里的“教师之间无‘门户’之见，师生之间亦无‘心墙’，大家沐浴在宽松、自由的新思想、新风尚、新气象之春风中。”（第63页。）春晖中学虽然不能说是人间天堂，但是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是非常难得的，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创造出梦幻般的人间传奇。在这样的校园里吟诗作画写文章，那真是现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天赐。丰子恺非常幸运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在这里生活与其说是工作倒不如说是艺术的享受，人也浪漫而充满诗情，性格率真淳朴。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到了1924年，春晖中学因政治的渗入而变色，迫使一大批名家离开了她。丰子恺也离开这里前往上海。在上海，丰子恺与友人创立了“立达学园”，创建“立达学会”，继承早年春晖中学的优秀传统。只可惜经济窘迫，工作环境远没有春晖中学那样的宽敞而优美。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1932年，日本发动的“一·二八”凇沪战争中，立达园被毁，成为废墟。就在上海工作期间，丰子恺根据李叔同的建议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缘缘堂”。过了几年后（1933年），丰子恺在他的家乡师门湾建了一座二层小楼，从而赋予他的“缘缘堂”以实在的形。这个“缘缘堂”可以说是丰子恺的精神乐园，他在这里过起了闲居生活。石门湾“缘缘堂”的这段生活大概是丰子恺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妙的时光。他“和孩子们一起享受着人生的至真、至爱和至乐。”（第90页。）他“在自己营造的宁静的世界里，享受着恬淡、闲适和自由的乐趣。他不闻显达，从不与官场中人往来。”（第92页。）此时的他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雅致和风度，却不似陶渊明的贫困窘迫，人活到如此境界还有什么企求呢？就在这家乡的“缘缘堂”里，丰子恺迎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他的写作硕果累累，据了解他在这短短四五年“缘缘堂”“闲居”期间（1933年-1937年底），先后写了16本书，平均每年写3-4本书。然而，好景不长，1937 年底，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丰子恺的家乡，进而焚毁了他的“缘缘堂”，迫使他逃离家乡，过着漂泊流亡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回故园。1946年秋，丰子恺踏上石门湾故土，寻找他的“缘缘堂”时，这里早已是人是物非，眼前只是杂草丛生的荒凉景象。继而他又在美丽如画的杭州西湖之畔再次过上了写文作诗的赋闲生活。他还认可了记者送给他“三不先生”的诨名：“三不先生这诨名倒也雅致，好比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之类。……我不教书，不讲演，实在是为了流亡十年之后，身体不好，学殖荒芜，不得已而如此。或有人以为我已发国难财或胜利财，看不起薪水，所以不屑教书，那更不然。我有子女七人，四人已经独立，我的负担较轻；而版税画润所入，暂时足以维持简朴的生活，不必再用薪水，所以暂不教书，这是真的。至于不宴会，我其实是生怕宴会之苦。希望我今生永不参加宴会……‘三不先生’的资格，我也许不能永久保有。但至少不宴会的‘一不先生’的资格，我是永远充分具备的。”（第162-163页。）就这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人生来看，虽然有时遭遇流浪逃亡之苦，有时比较贫困，但是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由的，惬意的，闲逸的，诗意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的《缘缘堂随笔》的日语翻译吉川幸次郎称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第114页。）

到了1949年以后，社会不同了，时代不一样了。他可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新旧社会的不同来。过去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他毕竟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获得一小块比较自由的乐土，过着半隐居的闲居生活，然而到了新社会，天下一统，那种像他家乡“缘缘堂”那样的精神乐园已经不再存在，主流意识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向社会各个角落延伸，知识分子隐居的世外桃源很快为政治覆盖，不再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天地，他们都被赶了出来并且进行思想改造。享受到半世人生自由的丰子恺刚刚进入新社会，就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当然有些不适应，他最初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他在1952年甚至写了长达4千余字的《检查我的思想》，对自己进行批判。对于这种不适应，不同的作家采取不同的态度，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果说沈从文选择了改行，艾青选择了改换创作题材，巴金选择去抗美援朝的前线“深入生活”，萧乾选择了改唱颂歌，那么丰子恺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要他丢掉自己的艺术，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去工农兵，他做不来，也不忍心自毁“武功”，然而坚持原先的创作在这个新的时代明显不识时宜，轻则可能不许发表，受到批评，重则可能遭到批判，乃至招致政治迫害。这真是两难啊！不知道丰子恺当时的矛盾心境具体如何，但是他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他得化解这个矛盾，努力缓解个人与新时代的紧张关系，否则他就可能成为胡风第二或者郭沫若第二，但这些都不合他的意愿，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思考和个性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以一个迎合新社会的虚假姿态掩盖他真实的自己，而这个真实的自己就是由依然保持自我的本色。

刚刚踏进新社会的门槛，丰子恺就给呛了一下。1949年7月，在上海市一个宣传工作大会上，丰子恺应邀发言，他认为文艺固然需要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也不能抛弃。丰子恺的看法并没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决没有挑战意识形态的意图，但是他当场遭到了严厉的斥责，指责他“迷恋过去的老一套，迷恋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第195页。）这一当头棒喝着实让人头脑发晕。后来他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的一群羊往前走，竟然被斥为否定党的领导。在这样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面前，丰子恺曾经拥有的那种自由和独立空间几乎被挤压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委曲求全，1952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向上面递交了《检查我的思想》。（第196-202页。）在这份检查中，他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首先否定自己的过去，批判自己的思想，检查所谓的“错误”，随即表态，一是为过去的行为“忏悔”，二是表明改造思想适应新形势的态度，向新的时代，新的政治，新的意识形态低下自己的头。丰子恺做出这样的姿态显然有损于他的形象，也有悖于他一贯的做人的原则，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不也这么做了吗？为了掩护另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在作踏和自虐自己的同时还要做出一种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姿态：“反复阅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阅读《资本论》，学习政治和整风文件，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第205页。）甚至向领导递交《决心书》，（参见第205-206页。）将自己漂染成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鲜艳的红色。

有了红色的掩护，丰子恺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即使这样，他还得小心翼翼，格外谨慎。他从头学习俄语，居然很快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随后他与女儿合作一鼓作气翻译了柯罗连科的百万字巨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从1951不到1956年这6年时间里，丰子恺先后翻译了十数种7艺术教学资料、短篇小说、民间故事等，同时还出版了字帖。在与女儿合作译完《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之后，他独立翻译了日本著名长篇小说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特别可贵的是，丰子恺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并不仅仅搞这些翻译，他还写下了包括《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先器识而后文艺》与《李叔同的爱国精神》等文章，绘制《护生画集》，编写了《李叔同先生传》与《李叔同先生小传》，宣扬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的佛性和艺术。丰子恺的这些写作虽然并不有违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毫无疑问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就是这样的写作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丰子恺在1952年的检查书中表态，“要用马列主义清除李叔同和佛教对他的影响”。（第215页。）有了这个表态作掩护，他就可以减少了许多麻烦，以便抽出更多的时间，拿出更多的精力搞他想搞的东西，写他想写的东西。当时，丰子恺的这些东西在内地无法付梓，他就托人带到海外出版，以保持他的精神品质。与此同时，丰子恺在1949年以后10几年里，仍然继续写作他的“缘缘堂随笔”。然而，此时已经不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了，他要想让自己的随笔得以发表与出版，就不得不做些技术处理，在通常的写作之外“狗尾续貂”，“画蛇添足”。有了这些迎合时代的“貂”与“足”，他的文章就可以比较顺当地发表与读者见面。现在，如果去掉这些所续之“貂”与所画之“足”，这些随笔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神采和丰韵，其中，《爆炒米花》、《耳目一新》、《南颖访问记》、《阿咪》等都是颇有韵味的美文。显然，这样的技术处理只是丰子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虚与委蛇的一种手段。

然而，丰子恺这样的技法到底能有多大的成效呢？知识分子的这点把戏对于非常精干的统治者来说其实只是小儿科，况且丰子恺无论如何还是一芥文人，尽管他竭力伪装自己，但是他的真性情还是不时有所流露。1956年，丰子恺大概受到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双百”方针的鼓动，居然在报纸上发表一幅画着三个奇形怪状的女人的漫画。1962年，丰子恺在上海市第二文代会上作了题为《我作了四首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要求给小花和无名花生长的权利，并且反对对花的生长进行干涉。他的这些作品和言论给他带来了祸患，让他受到了批判和政治迫害。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丰子恺的红色招牌不再管用了，他被揪了出来，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一顶顶骇人的大帽子，他的作品也都被冠以“恶毒”、“攻击”、“污蔑”、“鼓吹”、“丑化”等罪名，他“那五寸不烂之笔，只能被迫写一份又一份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十七年来的辛勤终成徒劳，十七年来的歌颂反而换取罪状一条又一条！”（第226页。）随着政治运动越来越疯狂，丰子恺受到的精神折磨越来越严重，抄家、斥骂、隔离、逼供……轮番扑来，令他几乎难以招架。在恶浪的冲击下，丰子恺禁不住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但是，丰子恺毕竟是李叔同的弟子，马一浮的高足，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处变不惊、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他很快醒悟到，在这灾难岁月里，一个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从此他横下一条心，对一切冷眼旁观，处之泰然，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无论多么残酷的折磨，都不再触动他的心灵。”（第228页。）尽管他的肉体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不管别人怎样侮辱他，谩骂他，殴打他，他都不放在心上，根本不再把这些当回事，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想吟诗就吟诗，想喝酒就痛饮，仿佛一切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与他无关，他已经高度超脱了。面对着苦难，他甚至谈笑风生，不失幽默风趣。1969年深秋，丰子恺不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女儿丰一吟去看望他，见到他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头发又长又乱，脸色憔悴，神态萎靡，两眼泪汪汪的，胸前挂着一只破旧的棉花袋”，再看他的住处，那是“低矮的农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和蚊帐，屋顶上还有个很大的洞，门口的河浜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看到这里，女儿不由感到鼻子一酸，流下泪，她在为年老的父亲生活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而感到十分痛心。此时，丰子恺看出了女儿的心疼，便幽默地对女儿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第232页。）这是怎样的风范啊！天底下究竟能有多少人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呢！

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丰子恺努力在那个政治狂暴的间隙寻找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他被关进牛棚后，虽然大量时间被迫用来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思想汇报和劳动改正，但是他还是设法找回一两个小时在微弱的台灯下读书作画，他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转到了地下，以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显示他不屈的生命意志。1970年2月，丰子恺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可以回家休息了，他没有被病痛所困扰，反而很高兴，他在给儿子的诗中写道：“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第233页。）回来后，他并不完全在养病，而是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干起了“私活”。他在重读《红楼梦》之后些下了三十多首《红楼杂咏》。到了1971年，丰子恺的身体渐渐好转，他的地下写作也在不断地加强。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画画，感觉自己的“笔力比前健”，而且“最近的画实比往昔者为胜”。（刘英编著：《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第234页。）1971年，他在秘密状态中翻译日本僧人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1972年，丰子恺为纪念他的恩师弘一大师（李叔同）开始绘制《护生画集》第六集。这些书后来交由海外出版。与此同时，丰子恺还以《往事琐记》为总题写作散文随笔，算是“缘缘堂随笔”的延续。在这些文章中，“丰子恺透过他人的命运对自我的一种观照，而且也是他在‘文革’中处变不惊的一种精神支柱，使他在沧海浮生中保持了自我的达观、坚韧和独立品格。”（第243页。）此时的丰子恺可以说不再像1950-1960年代那样拉起红色的大旗作掩护，他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展示他的独立自由的生命。他在生命的晚年重现自己的坦诚、率真，显示了本我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