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09：摇摆于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戴望舒

2026年01月28日 06:4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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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王文彬的《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本文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过程中，我先在书页空间写下了“摇摆于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戴望舒”，稍后又在另一页写下了“跟着艺术走的戴望舒”。后来我一直很纠结，要给戴望舒写文化随笔，究竟用哪一个作标题比较恰当？坦率地讲，前者有些刺眼、敏感，尤其是在当前，不太适宜；后者则比较温和，而且确实反映了戴望舒的某些真实情况。只是在阅读到该著的后面，了解到传主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觉得还是用前者更合适，于是以其为标题，顾不得其它了。

正如王文彬的书名所示，戴望舒进入我的视野是从他的代表作《雨巷》开始的。而《雨巷》给我的印象，诗人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即使人们对其阐释染上某种政治色彩，但是我仍然将其视为纯诗，传达出某种带着古意的忧郁的情绪。不过，后来读到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多少感受到某种政治色彩，然而他的这首诗所透露出的在日寇侵占大片国土的情形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接着，在了解戴望舒的人生经历时，我惊讶于他曾经还加入过共青团，追求过革命，与我先前的认知形成了差异。现在读了王文彬的这本传记，觉得诗人在追求艺术的同时也与革命相纠结，他在某些时候钟情于艺术，而在某种时候又为革命所吸引，情不自禁地憧憬和向往革命。

1922年，年仅17岁的戴望舒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同时还结交了一帮包括张天翼、杜衡、施蛰存、叶秋原在内的文友，踏上了追求艺术的文学之路。此时，年轻的戴望舒与他朋友们的创作“表现了对家国兴亡的关切和爱国的热情”（第22页），流露出一定的儒家式的政治情怀，表明他和他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艺术和革命（政治）的情结。于是他表现出“政治、艺术多元理念的萌蘖”（第25页）。1923年，戴望舒来到了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与当时上海的许多大学不太一样，政治色彩浓厚，是革命左派的大本营。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施存统、恽代英、萧楚女、蒋光慈、陈望道、沈雁冰、田汉等都曾在这里任职任教。因而，按照王文彬的说法“这所‘弄堂大学’也有当时其他高校所没有的东西：一是宣传进步和革命的思想……”（第26页）。戴望舒进的是文学系，同时也兼听社会学系的课程。这样的学校教学虽然也令学生大长见识，拓宽视野，却也同政治关系密切。恽代英在上大演讲时居然“要青年们‘不要做小说诗歌’”（第30页），“他甚至认为小说诗歌是有产阶级的游戏，与改造社会无关，青年不应该浪费有用的时间去研究它”（第30页）。恽代英的演讲固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生的赞同，但是对上大的一些学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上海大学还聚集着大量的“进步青年”（第27页），后来成为左翼作家骨干的丁玲也成为戴望舒的同学，并且与戴望舒有着一定的交集。也就在上海大学，戴望舒“接触和参加了一些实际政治斗争”（第34页）。不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古训在戴望舒这里并不完全对，虽然上海大学许多学生后来投向革命，就像丁玲那样，但是戴望舒的心头却没有荡起革命的激情，“从他隐秘的灵魂中流泻的一脉诗泉里，并没有跳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的声响和色彩”（第34页）。其实，不只戴望舒，沈从文、郁达夫、施蛰存和杜衡等人也都如此，沈从文虽然有一段时间和比较激进的胡也频、丁玲相处甚密，但是也没有投入革命，而是以他的方式投入文学搞创作。

戴望舒之所以没有像许多青年那样受到浓烈的革命氛围的感染，主要是他的性格，他既不是那种激情澎湃，容易激动的人，也不是那种仇恨心理强烈的人，他比较平和，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特别钟情于艺术。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戴望舒“最接近”（第29页）的老师是后来叫“茅盾”的沈雁冰。茅盾虽然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是左翼作家，但是他也是一个平和厚道的人，与革命若即若离，在艺术创作上虽然与戴望舒走的不是一条路径，但是都在艺术上进行自己的探索。与此同时，田汉也与戴望舒关系密切。田汉是戏剧家，当时他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创作出不少“缪斯”（艺术）加“玫瑰（恋爱）”的作品，虽然后来也成为左翼作家，但是他的人生重心还是在追求艺术。而戴望舒当时创作不少“以爱情为契机的个人哀愁”（第31页）与田汉的《获虎之夜》《咖啡店之夜》和《名优之死》等感伤式的浪漫主义颇为接近。性情相投使他们二人成为友情极为深厚的师生。他们“情怀浪漫，心心相印，谈到佳处，相忘尔尔，可见师生之间融洽”（第29页）。因而，我们看到，戴望舒与同时期的郭沫若都写诗，而且郭沫若写诗比戴望舒早，而且名气也比戴望舒大，但是到了1920年代的中后期，郭沫若的创作日渐陷入政治的泥坑，标语和口号入诗导致其诗作艺术质量大幅度下降，而戴望舒已创作出经典之作，而且比郭沫若的诗歌耐读。王文彬对于戴望舒此时的诗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戴望舒把表面上看来是不同向度的艺术因素协调起来，在创作中开始显露出自己特有的风采：倾诉中有节制……”（第35页）。人们常常以为环境可以改造一个人，这在整体上没有错，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环境的复杂性与层次性，首先作用于人的应该是微环境，然后是中环境，最后才是大环境，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人的性格与性情，虽说性格与性情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但是坚强的性格可以抵御环境的干扰，尽管这个干扰并不彻底，但也不可忽视和小视。

当年的上海大学学生却有不少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戴望舒和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则在艺术的吸引下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在上海大学学习了3年，戴望舒进入了法国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法文班进修法语，以便将来进入该大学的本科读书。这为他后来到法国留学打下了基础。在震旦大学，戴望舒与梁鋆立、刘灿波（呐鸥）成为同班同学，而且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谈人生，谈文学，多有共鸣”（第39页）。在震旦大学，戴望舒在樊国栋神父的指导下研读法国浪漫诗人雨果、拉马丁和缪塞等人的经典作品，这不仅为他后来创作出经典之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他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艺术追求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审美情趣，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创办了《璎珞》旬刊，走自由主义文学之路。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不同于政治奴役下的工具文学，淡化文学的功利性，以审美作为文学的追求目标，而不是将文学当作战斗的武器，因而自由主义文学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政治团体和权势。因而，文学史上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大多是非工具的独立之作。如果戴望舒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就可能创作出更多的经典性诗歌。

问题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生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坎坷的，甚至是离奇的。况且人所生活的环境既错综复杂又变化不断，时时对人的命运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挺进上海，激发起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上海的天空政治弥漫，年轻的戴望舒与他的同伴坐不住了，他们停办了《璎珞》，“走出了文学圈子，投身到实际斗争中来”（第45页）随即，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由老同学陈均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戴望舒还担任了团支部负责人。随后，他们又根据党组织的要求，“‘跨党’加入国民党”（第45页）。于是，戴望舒投入了革命怀抱，一度将缪斯弃于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他和他的同伴“常常怀着激动和不安到马浪路（今马当路）共青团支部所在地的一幢民宅，参加秘密会议。他们三人住在一个宿舍，团的工作的一切通知，都由一个交通员送来。交通员往往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望舒他们面前，有时悄悄地塞给一份通知，一份简报，有时又送来一叠要散发的传单。”（第45页）戴望舒当时对于政治究竟有多深刻的认识，仅从王文彬的这部传记很难判断，但是从以上所引的叙述可以看出，尚处于秘密状态的革命工作充满着惊险刺激和神秘感，对青年人很具有吸引力。戴望舒可能就是由于身边的政治氛围和秘密工作的神秘刺激而参加革命。革命终于给戴望舒带来牢狱之灾，所幸的是他只是作为怀疑对象而被抓的，虽然吃了点苦，但还不算严重，后来在朋友父亲的帮助下很快获释。被捕与随后而来的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遍及上海，合力改变了戴望舒的人生道路，将他推离革命，进而使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的中国诗坛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在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的苦闷和抑郁之中，蛰伏于浙江施蛰存家中的戴望舒重返文学，通过创作和翻译诗歌，倾诉内心的郁闷和感伤。此时，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正契合戴望舒的心境，因而戴望舒从翻译中宣泄了内心的忧郁和烦恼。于是，沉浸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之中的戴望舒找到了生命的寄托，从而使他渐渐地淡化了政治，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也慢慢地疏远了，或者说进入了蛰伏状态。1930年，左联成立，戴望舒不仅成为其第一批会员，而且还出席了成立大会。表面上看，戴望舒似乎摇摆到革命的一边，人们还可能拿他发表的讴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诗篇《流水》和《我的小母亲》来证实，其实这只是表象。对于这一点，王文彬看得很清楚，这时的戴望舒“一方面，表达他对革命文学的礼赞，另一方面，显现他的艺术情趣仍盘旋在象征诗派的忧郁而瑰丽的王国里”（第75页）此时的戴望舒虽然可能有一时的冲动，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冷静的，或者说他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已经远远超过对政治的兴趣。他在法国诗人保尔·福尔、耶麦、果尔蒙等象征诗人那里找到了艺术形式美的所在。当然，蛰伏的革命情结有时也会浮出水面，令他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让他在两者之间摆动不已。于是就在他沉浸在法国象征诗歌的艺术之美的同时，他也不时关注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理论。受环境压抑的他同许多革命者一样幻想着通过革命改变现状，于是在感情上认同革命文学和普罗文艺，这就促使他花出时间和精力去“编译不少普罗文学理论书籍”（第78页），介绍苏联文学和其它国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或许就是他在革命与艺术之间的摇摆，使他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解也不同于他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是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融入其中，从而显现出他的某种独立性。比如说，他强调革命文学内容的“纯粹”（第78页），他还强调革命作家出身的“纯粹”（第79页）。尽管他的这些主张未必让那些革命者和其它左翼作家们接受，但是他已将象征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融入了革命文学理论，从而令他的观点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左联成立以后，许多作家在组织的号召下，常常忙于上街游行集会，抗议示威，散发传单，到工厂车间去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工人，组织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进而将文学置于一边，由文学家转变为革命家，甚至表现出对于文学的歧视，乃至反对从事文学创作。然而，戴望舒却由于摇摆而没有放弃文学，即使有时翻译和介绍左翼文学，阐释文学主张，也没有离开文学，更没有完全转到革命方面来。

不过，令戴望舒十分纠结的是，1932年杜衡与左翼作家鲁迅等人之间爆发了关于“第三种人”的论战。杜衡是戴望舒的老同学与好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与杜衡的文学趣味相投，文学观念比较接近，而鲁迅则是文坛领袖，更是戴望舒所敬仰的人，现在他们之间就文艺是否自由与独立进行激烈的论战。“论争双方的观点鲜明，甚至措辞也不误尖锐之处”（第83页）。在中国文化中，如果发生争论或者矛盾冲突，周围的每个人都需要选边站队，根据的不是理，而是情，即根据亲疏与利益关系决定自己的态度，至于是非和逻辑则可能不闻不问。如果取理而疏情，则成为异类，就可能陷入孤立的境地。戴望舒则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也是一个平和之人，面对着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他颇感左右为难，因而不想纠缠其中，于是选择了沉默，不发表意见。

1929年，戴望舒出版了诗集《我底记忆》，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这部诗集收录了诗人自1922年以来创作的诗作，都是戴望舒的青春之作。而这一时期，戴望舒一直在革命与艺术之间摇摆，然而诗集中作品基本上都是比较纯粹的诗歌，很少涉及政治或者歌颂革命的。即使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的作品也很少见到政治的影子。那么，戴望舒此时的诗作是非全与政治无关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戴望舒在提供诗稿时注重的则是艺术探索之作。这就是说，戴望舒即使不时涉足革命，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所看重的还是艺术，这是他安身立命之所。他在探索诗歌艺术时，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还表现在理论建立，他的《论诗零札》对诗歌中的音乐问题的探讨显示了他醉心于艺术。

1932年，戴望舒应未婚妻施绛年的要求去法国留学。在法国留学期间，戴望舒一方面翻译法国诗人诗作，另一方面“看画”、“访书”（第143页），同样醉心于艺术。当然，他也与法国不少左翼作家“密切接触”（第143页）。同时，积极参加国际作家反法西斯运动。1933年3月21日，他还应邀出席了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召开的大会。会后他为会议写了一篇报道发表。不过，相对于他的创作和翻译，他的这些政治活动只是他在留学期间的小小插曲，所以没有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戴望舒也很清楚：“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的左翼，文艺上的自由主义。”（第149页）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按照革命理论，一个作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就会写出什么阶级的文学作品，像戴望舒和施蛰存这样的政左文右，革命作家是不会认同的。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只是戴望舒的“左”是不会得到革命者认可的。当然，别人认可不认可并不重要，那是别人的事情，关键是自己如何处理妥当两者的矛盾。从戴望舒的情况来看，他在20-40年代这二三十年里处理得还算不错，虽然有些纠结，但是没有出什么问题。

1934年，戴望舒参加了法国群众要求撤销支持法西斯组织的法国总监希亚布职务的游行示威。这是戴望舒人生中最显著的一次，他在其中的表现超出了往常的自己，令人不敢相信竟是他所为。他“和一些示威群众将停放在街旁的小卧车推翻，放火焚烧，看见警察追过来，才混入熙熙攘攘的群众队伍。”（第158页）这次行动与戴望舒平时给人的印象相差很大，一个平和的人居然也会有暴力行为。可见，人在群体事件中不仅很容易为激烈的气氛所裹挟，失去理智，做出令人吃惊的事情，而且此时的胆量也特别大，顾不得危险，也不会考虑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对于这次行动，戴望舒后来没有忏悔，或许是他去世时还比较年轻的缘故，所以给他“留下来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第158页）。这个说法很模糊，到底是以此为荣，还是意识到此事不妥，牢记于心，我们不清楚。幸好戴望舒只有这一次，否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能改变了他，使他沉入犯罪的渊薮。30多年后的许多中小学生也就是这样成为红卫兵与造反派的，他们犯了罪还满以为是正义之举。另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戴望舒当时是在法国，如果是在国内，他会不会在激进之下非常冲动地要求加入政党，也未可知。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戴望舒即使加入了某一政治组织，他也只是别人利用的工具，很快因为他的自由主义的艺术追求与组织纪律发生冲突而受到整肃，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多了。

对于戴望舒的左右摇摆，革命组织以及左翼作家当然不满，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意见，但当他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比较反感，即使戴望舒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表现出相当激进。这种反感在抗战胜利之后很快通过特别的方式发泄出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作家几经周转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而戴望舒没有去延安，他居然去了香港，尤其是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他也没有离开，一直呆在抗战结束以后，据称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在等待与他分居的夫人穆丽娟归来。当然，穆丽娟还是没有归来，他后来与比他年轻许多的杨静结了婚，这就使他的所谓等待显得有些可疑。由于身陷敌占区，戴望舒不得不屈辱地生活，不得不在日伪主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就是有人利用他的名字发表某些不该发表的文字他也无法公开声明和谴责，更无法追究盗用他名义的人的罪责。况且，他的朋友也是他妻兄的穆时英在日军占领的上海担任伪职，而戴望舒仍然保持与其联系。于是这些就成了某些人抓到的把柄。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何家槐、黄药眠、怀湘等21人联名举报戴望舒为附逆文人，他们向重庆的“文协”总部递交了《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无视戴望舒遭到日军关押监狱并遭受日军酷刑等事实，根据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得到的材料给戴望舒扣上汉奸的帽子。何家槐等联名举报者基本上都是左翼人士，而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第294页）集体行为。这不仅在于戴望舒的左右摇摆，还在于他曾经翻译、出版和介绍了纪德的《从苏联回来》。纪德原是法国著名的左翼作家，他在1936年应苏联最负盛名的作家高尔基之邀到苏联访问。本来苏联方面以为这位来自西方的左翼作家在访问后能够很好地宣传一下苏联，以提升苏联的国际形象，没想到尽管苏联方面作了周密的安排，纪德还是从苏联人的穿着、家庭布置以及日常语言中发现了精神上的“一律化”（第207页），他还“报道了苏联的思想文化的禁锢政策”（第211页），指出“告密是公民道德规范的一部分”（第211页），更令苏联难堪的是，纪德居然将他的发现写了下来，公开在世人面前。戴望舒将纪德的《从苏联回来》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本来应该是换个视角看世界的正常之举，然而在30年代的中国却是不合时宜之举。由于苏联深刻影响着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就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而且一直推崇和敬拜苏联，视苏联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以苏联的所谓成功经验为圭臬，用来拯救中国，而且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基本上就来自苏联，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苏联引进的，所以苏联是中共乃至国民党的偶像，就在30年代初共产党甚至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现在，戴望舒翻译介绍打脸苏联的纪德的著作，当然左翼政治势力十分反感。对于可能引起的麻烦，戴望舒还是清楚的，“起初，戴望舒还是有顾虑的”（第214页），于是他要“以学术研究的方法，把批评纪德的两篇文章，纪德到苏联前后所发表的短文，演讲，信件和电报，都附上。”（第214页）试图减轻这事引起的震荡。显然，纪德发表《从苏联回来》，既得罪了苏联，又在中国不受欢迎，戴望舒明知却偏要出版，他以作家的良知认同了纪德的观点和看法，事实上苏联的历史也充分证实了纪德的判断。此时，戴望舒出版纪德的这本书是冒很大风险的。或许由于日本咄咄逼人正准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该著出版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10年过去了，戴望舒的此举并没有在左翼人士的记忆中消除，况且今非昔比，革命的力量比以前强大多了，而且即将与国民党展开激战，就必须敲打敲打那些可能会发出不利声音的人。于是，戴望舒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而戴望舒所以成为他们敲打对象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滞留在那里，而且有些风传的材料可以被利用；二是他曾经是共青团员，并且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居然出版有损苏联声誉也不利于中共的图书，有背叛革命的嫌疑，有必要对他提出警告。至于戴望舒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清楚，只知道他的反应是给文协港粤各个会员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诬。他在这封辩诬信中指出：“诸君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质问；在私人之间，诸君也没有向我表示过怀疑；就是在诸君对我提出检举之前，也并没有向我查明事实真相。”（第294页）戴望舒虽然作了辩诬，但是他的这个辩诬信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这事对戴望舒当然是一个警告，不能再发表不利于对共产党的言论，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一个警示。

戴望舒此后确实接受了教训，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且鉴于他在诗坛上的巨大影响和声誉，革命方面觉得他还可利用，于是委派夏衍和潘汉年与他接触，给他以抚慰，大家也不再提及“建议书”的事。这一风波总算平息了。随后，戴望舒来到上海谋生。但是，在上海他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第318页）而被诬告为汉奸。这样，他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好重回香港。国民党方面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将戴望舒推向左的一边，而共产党方面给他的抚慰则让他感到了一定的温暖，于是戴望舒的政治态度便有了明显的倾斜。

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国共两党的大决战胜负已见端倪，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倾向于共产党，卞之琳等人则从国外回来投奔共产党，滞留在香港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也都看好共产党，于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纷纷北上，来到解放区。戴望舒受到这种形势的感召，也乘船离开香港北上。他到了北平，当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还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他当然非常高兴，于是长期蛰伏于心底的革命情结再度高昂。首先，“他的文学观发生了向革命诉求的根本性变化”（第342页），批评一些人的诗作“小资产阶级趣味太浓”（第342页），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经典之作《雨巷》的成功。他还表示“为革命心甘情愿地奉献了那么多――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诗歌”（第342页）。与此同时，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信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343页），动员家人投入到革命的工作中来。他生病住院时，仍然“惦记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第345页），并且向来看望他的人“郑重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45页）。很可惜，戴望舒很快就因病去世了。这确实是遗憾的事，此时他才45周岁，算是英年早逝。

不过，戴望舒的后事由组织上安排料理。入殓时，他被穿上了灰布干部服，“以示他的革命干部身份”（第346页）。同时，《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追悼会上，代表组织的胡乔木发表了“最为感人”（第437页）的悼念演讲。这表明戴望舒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表现不错，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要求进步，可以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对于戴望舒的此时心态，王文彬在第346页的注释中先是交代了戴望舒女儿戴咏素的采访，表明共产党在“建议书”事件之后一直与他亲密接触，帮助他妥善安排北上的行程，到北平后的住处与工作，解决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令他非常感激。在此基础上，王文彬作了精彩的概括：“望舒由香港回到北平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有关部门和高层领导的关注。这对于从年青时就参加共青团，一直追求进步的诗人来说，从不被理解、认同到被认同、受尊重的巨大变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他的对于‘知遇之恩’的回报。嗣后，他的忘我勤奋地工作，也是发端于此。”（第346页）

戴望舒那么年轻就去世了，确实是件憾事，却又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他是在1950年去世的。此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正忙于巩固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展开，严酷的政治运动还没有到来。如果戴望舒活了下来，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必须深刻检讨他20来年的思想动摇，必须痛骂自己出版和发表纪德的《从苏联回来》，必须否定经典之作《雨巷》等诗作。在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他还必须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地行事，即便如此，他也很难逃过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劫难。到了“文革”期间，他的日子未必好过。他的同学丁玲曾经被国民党关押并软禁南京，即使一度被奉为座上客，后来还是被人指责为“叛徒”，一直揪住不放。而他的那段滞留香港的经历毫无疑问都是别人随时可抓的辫子。与此同时，戴望舒的写作也可能与郭沫若、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一样，只能写出比中学生作文好不了多少的恭维之作，要么改行不搞文学。不仅如此，他还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逼写下检举、揭发和批判他人与自泼污水的文字。由于他去世得早，这一切他都避开了。不过，后来的人们对于戴望舒的认识和推崇是与他的《雨巷》和《我底记忆》等诗作分不开的，而那个感激和表态的戴望舒于人们是陌生的，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

2019年4月19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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