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08：怨而不怒的张雅文

2026年01月28日 06:3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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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相信，许多读者阅读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女性文学奖的黑龙江作家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新华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都是将其当着励志书来读的。他们一定从这位在苦难中拼搏和奋斗进而获得成功的女作家身上得到人生启迪，吸取到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无论是对于张雅文，还是对于出版者，乃至授奖者来说，都是期待中的回报与欣慰。不过，如果我们稍许换个角度来审视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或许可以感受到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借用孔子评论《诗经》的一句话：“怨而不怒”。

张雅文的“怨”来自于她几十年人生中的苦难和挫折不断。根据《生命的呐喊》的叙述，张雅文的籍贯应该是辽宁开原。在她出生前，父亲因与本家张大师的矛盾而吃了官司，从而使她的家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被迫远居深山避祸。贫困中出生的张雅文在她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很容易让人想到了东北作家萧红的代表性小说《生死场》。萧红的这部小说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她“以沉郁的目光注视着东北那片失去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生与死。……人们像牛羊等动物一样生老病死，混混沌沌，永远体会不到灵魂，这样只有用物质来充塞他们的生活，春夏秋冬，岁月轮回。”（程光炜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280页）张雅文的母亲在坐月子时，竟然“没有吃过一个鸡蛋，跟全家人一样吃着高粱米，”（第79页）而且在生下张雅文后的第三天就下地干活了，不能好好地休息，更没有东西补养身体。“母亲年岁大了，又吃不到营养东西，奶水不足，饿得我哇哇直哭。母亲只好将半熟的高粱米饭一口一口地嚼碎，吐到一块布里挤出高粱米汁来喂我，……可能因为在月子里给我嚼硬高粱米饭的缘故，母亲不到五十岁满口牙掉光了。”（第79页）这样的苦难，不只是张雅文一家的不幸遭遇，“那个年代的好多女人都经历过苦难……那时候，整个民族都处在民不聊生的苦难中，最底层的妇女更是过着非人的日子。”（第80页）苦难是非常不幸的，谁都不希望遭遇苦难，都竭力挣脱苦难，在许多人那里，苦难可能将人逼上绝路，也可能扭曲人的灵魂，造成人的心理严重变态，夺走人的尊严。但是，对于强者来说，苦难能够磨练人，铸造出人的坚强和刚毅。苦难中成长的张雅文与她的母亲一样，形成了坚执、顽强和不屈的个性。当年，张雅文的母亲为了救出陷入囹圄的丈夫，“不顾衙役的阻拦，拼着性命闯进了大堂。”（第73页）敢于当众痛斥贪赃枉法的“史官”，上演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轰动整个开原县城的英雄壮举。母亲的这种文化基因传给了张雅文，令她在后来的许多事情上都决不退却。1954年，年已10岁的张雅文提出了上学的要求，但是她的家在大山里，附近没有学校，只能到遥远的佳木斯去上，这一路路途难走且不说，而且还有野兽的威胁，父亲也坚决反对，但是由于她的坚持要读书，经过几天的硬磨，父母只好让步，同意让她上学。正是由于当年的坚持上学，张雅文终于改变了命运——走出了闭塞的山沟，走进了城市，乃至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相比之下，山里的其他孩子则一直稀里糊涂地活着，始终没有脱盲，只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中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因而张雅文后来想到自己当年要求读书，不惧艰险，坚持读书，感到非常“庆幸”（第103页）。因为，她自己的执着追求，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走出了大山的张雅文虽然初步改变了命运，成为现代城市里的一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人生一帆风顺。母亲不仅给了张雅文以坚强而执着的刚毅性格，而且还传给了她鲜明的个性。而这具有几分野性的个性注定了她后来的人生必然与现实体制发生冲突。1963年，19岁的张雅文与男滑雪队的周贺玉相爱了。他们爱得如胶似漆，然而这事使某些领导不高兴。本来，年青人进入青春期谈恋爱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二人都很坦然，都深切地爱着对方。可是体委的领导不是从爱护运动员出发，而是散布流言：“张雅文这个女孩很风流，早就跟冰球队的小伙子好上了。她不是跟一个两个，而是有一沓对象呢！”（第158页）十分卑劣地毁坏作为少女的张雅文的名誉。作为领导只能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但是没有权力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张雅文的恋爱是她个人的事情，任何人无权干涉，更不能损毁其名誉，然而这位领导却恶意地在周贺玉的父亲面前污蔑张雅文，可见这样的官员基本素质和法律意识了。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只是这官员个人的事情，然而非也！一是这样素质的人怎么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发生了这样诽谤人的事情，且不说法律严重缺席，也没有任何纪律来约束他，他依然安然无恙地高居他的官位，以后还可能干涉其他人的私事，污损他人的名誉。尽管周贺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这位体委主任的劝阻，但是张雅文的处境并没有好转，那位体委主任公然要求张雅文与周贺玉断绝来往，并且威胁她，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他将“在全体委大会上收拾”（第160页）她。或许张雅文没有意识到，权力之所以如此张狂，肆无忌惮地膨胀和扩张，显然是极权体制使然。只有在极权社会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张牙舞爪，疯狂地伤人、害人。好在张雅文没有屈服于领导的强大压力，坚持与周贺玉相爱，最终收获了美满的爱情——成为眷属。但是，这些官僚并没有放过张雅文夫妇，继续刁难和为难他们。其实，张雅文夫妇没有招谁惹谁，没有得罪谁伤害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恋爱、结婚和生活，然而为那些官僚们所不能容忍。若干年后张雅文意识到：“那时候不许个人奋斗，只讲‘螺丝钉’和‘砖头’精神，组织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得在哪里‘闪闪发光’，把你搬到那里你就得在哪里‘坚定不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第170-170页）当年这种大肆宣扬的所谓的“螺丝钉”与“砖头”理论，不仅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而且以迷人的幌子实现对他人的人身与精神控制。既然张雅文与周贺玉的恋爱超越了他们的控制，他们一定会找到各种借口进行报复与打击。1968年，张雅文的丈夫周贺玉遭到了佳木斯体委的批判，成为该市第一个被反省、挨整时间最长的运动员。周贺玉只是个运动员，既没有反党的言行，也没有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且还“是佳木斯成绩最优秀的运动员”（第184页），并且还有不顾生命危险勇于救人与拾金不昧的优秀品德（参见第184页），应该得到领导的肯定和尊敬，但是他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就是在张雅文怀孕与生孩子期间，周贺玉都不能在身边陪伴与照顾。就连张雅文去看望丈夫，也遭到“破坏革命”，要把她“抓起来”的威胁与恫吓。与此同时，体委的干部老B要求张雅文“抛开个人的感情，跟他（指周贺玉——引者注）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的问题……”。（第190页）但是，张雅文没有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体委的这帮人竟然逼迫已经有孕在身的张雅文从体委的房子里搬出去，根本不问挺着大肚子的张雅文栖身之处。从表面来看，体委的这帮人迫害张雅文的丈夫，为难张雅文，是“嫉妒周贺玉成绩好”（张雅文：《生命的呐喊》，第208页），实际上还是他们的行为不符合领导的意志，没有按照领导的话去做。于是，这帮家伙利用“文革”的混乱来整他们，将他们置于严酷的困境乃至绝境。张雅文回顾了她“文革”时代的思想情况：“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领导，热爱学习，崇拜伟人。我一直是伟人和领导的思想奴隶，从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我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理想与情操》，当作人生的至理名言，可他们全被打倒了。我爱看的许多书籍，爱唱的外国歌曲，爱看的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我自己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读海涅诗选，想成名成家。”（第183页）张雅文道出了当年的实情。她当年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也不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她喜欢读的那些书，唱的那些歌曲，看的那些电影也都没有违背当时的意识形态，至于后来被打成“大毒草”，那也是官方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张雅文根本无法预知的。然而她却遭遇政治的寒流，张雅文为此感到困惑与“迷茫”：“我发现我过去所追求所遵循的一切全都错了，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不明白，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就几个人是正确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第183页）这或许是张雅文后来追叙中的自我反思，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但是这些不过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整她，实际上还是她的个性越出了领导所设置的藩篱。

如果单从“文革”时期那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认识张雅文当时所交的华盖运，那么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她应该走上人生的坦途了。但是，实际并非如此。“文革”结束时，已经30多岁的张雅文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银行会计，转到了文学上面来。银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那里收入不仅稳定，而且比其他许多单位都要高一些。但是，张雅文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丰裕，她更追求精神的充实与富有。她要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于是决定调离令人羡慕的银行，来到佳木斯文联工作。然而，对于张雅文的到来，文联的某些领导并不欢迎，他们看到张雅文只上过小学，文化底子薄，不可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因而歧视她，刁难她，给她设置种种障碍，甚至当面打击她：“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告诉你，你一年发个一两篇露露脸就行了！从今往后，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老老实实当好你的编辑就不错了！”（第239页）其实，这帮家伙自己也未必有多高的学历，未必有多高的文学才能，但是当自己居于权位，就以为自己了不得，明目张胆地歧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当张雅文请假要求参加修改电视剧本时，那个掌权的家伙就是不批准。然而张雅文不想放过机会，于是留下一张请假条走了。结果招来了批评，她被斥责为“无组织无纪律，名利思想严重”（第240页），并且召开党员大会来“帮助”她，并且责令她做检讨。一次检讨没通过，还要做第二次检讨。对于这事，张雅文想不通，她的丈夫告诉她，这是“人人都有嫉妒心”（第240页）的缘故。其实，这当中固然有嫉妒心理在作祟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张雅文虽然人在体制内，但是她在无意中令自己的个性与体制发生了冲撞。说到底，张雅文的文学创作没有被纳入到领导的规划当中，而是她的自行其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官员的嚣张与跋扈，同时也规约着每个人，要求下级无条件的臣服与遵从。至于下级创作出的作品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即使从现行意识形态来看），他是不问的。既然张雅文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那就是他所批评的“无组织无纪律”，就必须予以惩罚，至于惩罚是否有依据，是否合乎情理，他是不用向受处罚人交代清楚的，也不用向任何人负责的。

经过这番批评“帮助”，身在体制内的张雅文不得不面对着民间所说的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深知以她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领导抗衡的。其实不只是张雅文，在整个中国，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在领导面前都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除非你走出体制。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哪里还有体制外的空间呢？就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体制外的空间仍然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作家，都还生活在体制之内，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不得不听话，不得不克己自律，作出某些牺牲，包括自由、个性，甚至做人的尊严。但是，张雅文毕竟是张雅文，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党内的“帮助”，尽管“内心斗争很激烈”（第241页），但是她不愿再“乖乖地听命，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因而当她再遇到文学事业需要请假离开时，她既没有按照领导的意志安分守纪，也没有直接向领导请假，而是找个借口请假离开。但是这只是权宜之际，因为她与领导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她“和领导的关系也像越来越冷的冬天一样，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越来越僵，最后完全结冰了。”（第244页）而这导致她不得不多次放弃文学学习和交流的机会。1983年，《新体育》邀请张雅文去哈尔滨采访全国运动会，约她写一篇滑冰题材的报告文学。张雅文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但是领导偏偏就不批假，而且还要“写信告他们”（第244页），迫使张雅文采取特别措施留下一张纸条毅然前去采访。此时的张雅文豁出去了，即使背上处分，她也不能放弃这个宝贵的采访机会。

不过，张雅文并不是一个完全莽撞的人，她知道她的问题还得在体制内解决，好在她的写作与现行体制并不矛盾，而且她的个性也并非与体制完全对立，因而她找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帮助解决。省委宣传部的官员确实同情张雅文的遭遇，并且介入了她的问题，但是张雅文的问题并没有到底解决。她继续被“批评教育”。佳木斯文联的领导不仅再次批评她“无组织、无纪律”，而且还指责她“从小就名利思想严重！”（第247页）从常规来看，上层领导介入的问题应该非常顺利地得到解决，那么到了张雅文这个问题上就失灵了呢？很可能是省委的领导介入不力，也有可能是省委领导的介入是有保留的。张雅文虽然是个作家，具有一定的名气，但是她毕竟只是一个作家，个性太强，还是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需要敲打敲打，通过这些挫折让她吸取教训，改弦更张，从而归顺。

但是，张雅文对于官场的这些潜台词根本没有弄清楚。1950年代，比她张雅文名气大得多的丁玲不就是个性太强而遭到严厉整肃吗？丁玲当年被扣上了“拒绝党的领导，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6-39页）等罪名而受到大批判，说到底还是她的个性没有收敛，还像10多年前在延安乃至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那样。现在张雅文虽然不是生活在1950年代，而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社会发展进步了许多，政治气候也宽松了不少，但是中国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官场的潜规则也没有得到根除，反而更加隐秘而且复杂。对于自己的遭遇，张雅文“终于认识到：其实，这位领导（指佳木斯文联负责人——引者按）和体委主任都是时代造就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没读过几年书。他们对自己所管辖的部门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是，他们身上存在着僵化的极‘左’思想。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党的化身’，当成说一不二的‘家长’，对手下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第252页）张雅文的这种认识是准确的，但只揭示了这种现象，如果再深挖一步，那就是这些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为什么对待同样是出身于底层的张雅文竟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为什么党的多年教育和培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强化了他们的这种独裁、专制和严酷无情？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具有普遍性？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吗？对于这段经历，虽然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最终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变为好事的坏事——“是他‘逼着’我走上一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文学道路”（第253页）。

既然没有认识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就不可能消除仍然存在的矛盾，只是当张雅文换了单位之时，她的这个矛盾就可能一度潜藏着，待到一定的时候变换着方式爆发。张雅文的创作依然根据自己的发现和认识来选择题材来写作，这就决定了她与体制的冲突没有结束，即使她换了单位，也没用，这种冲突以各种方式向她袭来。1984年，张雅文发现了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的题材，觉得绿川英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决定为其写一部传记，但是当她请假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原单位同样的障碍。这迫使她去找李俊光部长请求支持和帮助。李部长尽管与她“素昧平生”，但是非常看重她，然而没有跟她谈请假的事，只是谈到文化局的领导班子要调整，希望将她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以官职将她规训为合乎体制规则的知识分子。而张雅文“却对仕途不感兴趣，几次谢绝了她的好意。”（第256页）或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她的朋友看得倒是很清楚：“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没有职务，即使你出十本书也不行！”（第256页）一个没有当官欲望的人，在当今的中国虽然不一定寸步难行，但也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官本位的社会，尽管打着非常迷惑人的幌子，喊出非常漂亮的口号，但是只有权力畅通无阻，为所欲为，一旦疏远了权力或者为权力所疏远，那肯定会障碍重重，举步维艰。一个对当官不感兴趣的人，显然不了解官场的潜规则，也不会合乎体制的规范。因而张雅文虽然可以因为一时的成功而获得比较宽松的自由环境，但是她仍然逃脱不了各种困扰。她辛辛苦苦创作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为出版的事一波三折。虽然看过书稿的编辑“都说书稿不错”，但是“几次报批都没有通过”（第321页）。就其书稿来说，既不存在政治问题，也不触及敏感的禁区，更没有泄露国家秘密，也不会引起外交纠纷，为什么就是不批呢？张雅文没有找到其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她的这个选题不是官方给定的，是她自己选定的，因而官方对她的写作搞不清楚，因而不予批准。即使张雅文后来找到外交部的领导，问题解决得也还不那么顺畅。将她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折腾来折腾去。

然而还有更折腾人的事呢！1995年到2000年，张雅文花了数年时间，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自费到万里之外的比利时去实地采访，然后精心创作完成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然而这个挫折不在于艺术上的问题，而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耗费了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最初这个电视剧是打算给央视的，但是央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本子，而是要求“另请他人修改”，“否则不予立项”（第34页）。央视的这种“要挟性”（第34页）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张雅文于是和湖南的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了剧本转让合同。但是，令张雅文意想不到的是，央视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手伸了过来，背着张雅文弄出了个非常神秘的赵女士肆意作踏张雅文的剧本。到后来，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不仅将张雅文的编剧署名给弄没了，而且将剧本改得惨不忍睹，令人不能接受，好端端的一部艺术品给央视和赵女士这帮人作践得面目全非。他们这些“改编者对原剧本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一律不直接使用，而是千方百计地改变它。……改编者把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好情节、好人物全部删掉，被霍夫曼妻子改成完全相反的人物。……改编者砍掉了原剧本中比利时人民反抗法西斯这条主线，加上大量叛徒、婊子、强奸犯等媚俗的戏，把金玲写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把纳粹将军霍夫曼写得很窝囊。”（第40页）这样的所谓“改编”不仅令张雅文感到非常愤慨，就连看过张雅文原剧本的编辑都禁不住要问：“她（指赵女士——引者）修改你的剧本，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应该尊重你的原著。这人却处处在跟你唱反调，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谁给她的权利？她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第41页）电视观众对于央视所拍的这部电视剧也很不满，“《盖》剧播出后，观众一片骂声。导演不得不就片中的硬伤向观众道歉。”（第60页）作为中国宣传机器的大哥大的央视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人才济济，由它接手拍摄的电视剧应该精益求精，结果却弄出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艺术”怪胎，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公然剥夺张雅文的作品署名权，暗渡陈仓。对于这种恶劣行径，张雅文与其作了多次交涉，但是她就像鲁迅所说的陷入了无物之阵，对方的虚与委蛇，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这就迫使她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自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大讲特讲“依法治国”，有关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普法教育，然而中国的现实却是，真正想通过法律解决问题，那未免太天真了。张雅文的法律诉讼让人们看到中国要真正落实“依法治国”，路途还很遥远。从2002年到2007年，张雅文的法律诉讼花费了数年时间，而且还闹出了现代版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荒唐剧。HN省高院居然不依据国家现行《合同法》与《著作权法》，而是根据已明令废止的所谓《故事影片各类稿酬的暂行规定》判案，而且在审理判决过程中，所依据的只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单方面所提供的所谓“‘事实’、‘观点’、‘发条’”（第352页）。HN高院的这种枉判有失公正和公平，严重地亵渎了法律，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存在着某种猫腻，因为给人的感觉它仿佛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马仔，其所作所为完全凭着江湖意气。张雅文对此不服，她只好向有关部门不断地申诉，并且“成为千千万万个‘上访’大军中的一员……”（第353页）值得庆幸的是，张雅文毕竟是体制内的一员，她虽然与体制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但是毕竟没有发展到严重对立的地步，而且她与那些被体制完全抛弃的“上访”者不同。那些背负着各种冤案与受到各种侵犯和伤害的人们举目无亲，可怜无助，投诉无门，为了虚无缥缈的希望而长年累月的消耗生命，而且还可能面临着被保安公司抓进黑监狱的危险。而张雅文毕竟是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而且结识了一定的上层人士，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当她遇到了委屈的时候，她可以向中国作协和中国妇联求助，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申诉，可以“向媒体开口”（第63页），还可以与给央视台长赵化勇写信。张雅文的怨愤引起了体制内高层的关注。2004年6月29日，中国作协诸位领导来到张雅文家里看望她，慰问她，安抚她。令张雅文“感动”的是，金炳华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对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这也是文艺腐败的一种表现……”（第349页）领导的这番话让张雅文感到的是温暖，她心头的伤痛在领导的抚慰下缓和了许多。

然而，这样的抚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文艺腐败”并没有因为金书记的这一番话而有所收敛，更不用说根除了。张雅文的作品被侵权问题即使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帮助和全国人大的关注，但是解决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湖南高院既没有知错即改，更谈不上因判决不公而向张雅文道歉，反而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戏。更何况这样的案件并非个例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一位资深编剧就对张雅文愤愤不平地说：“影视界本来就处于一种无法、无序、无德的状态。没门没窗的就像孙子似的，只能被人宰割，编剧根本没有地位！交剧本时，你明明是独立编剧，等播出来一看，你他妈居然变成小三了。这哄事太多了。……影视界的侵权问题，涉及到当前的文艺体制、法律不完善等诸多原因。”（第61-62页）这位编剧道出了影视界的实情，也说出了问题的某些症结——“文艺体制”和“法律不完善”。其实，这话并不完全对，从张雅文的诉讼案来看，已经不单纯是文艺界、影视界的问题，也不是“法律不完善”的问题，而是有法不依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雅文的丈夫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要对法律抱有太大的希望！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法官也是人，同样生活在充满诱惑的社会里，同样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第63页）张雅文丈夫的话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当法官受到各种诱惑和利害关系影响而失去公正、公平与公道的时候，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纠正和处罚？为什么司法机关制造了错案给人以伤害，就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为此而道歉？文艺界和影视界侵权成为普遍现象和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究竟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身在体制内的张雅文也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同样，张雅文了解到：北京出现“那么多上访者”，“屡屡发生当事人在法庭上有过激行为的事件”（第355页），但是很遗憾的是，张雅文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或许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体制内的作家，张雅文不可能对现行体制发出质疑，她可以问她的丈夫：“你们在法庭上审判别人，可谁来审判你们这些法官？”（第357页），但是她没办法再问下去，到了这里，她不由得往回走，甚至还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为这个体制辩护：“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很遥远。它的遥远并不仅仅是司法独不独立的问题，不独立都不能公正审判，司法独立岂不更糟吗？”（第357页）中国距离法治确实很遥远，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还不就是司法不独立吗？正是因为司法被某些人玩弄于鼓掌之间，才会出现荒唐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张雅文以为司法独立了就等于没人管，法官更可以无法无天地随心所欲的乱判，其实这是对司法独立的误解误读。司法独立的意义就在于司法摆脱个人和集团的控制和操纵。在司法独立的同时，张雅文没有看到还有立法机构的制约和媒体对法官的监督。如果发生法官胡乱判案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那么这个法官不仅会被剥下法袍，而且还可能承担法律责任，乃至受到法律的严惩。张雅文由于没有追问下去，这就决定了她无法搞清楚所有问题的根子之所在，因而她泣血含泪创作的《生命的呐喊》只能是怨而不怒，也就是说她只能在作品中诉说心中的不平和哀怨，对于一次次运交华盖，她只能责怪命运，包括她对许多不幸者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她无法对给予包括她在内的许多人坑害的根源表达愤怒和抗议，更不可能提出改革这样体制的强烈要求，因而她的《生命的呐喊》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连获数项文学大奖，真是皆大欢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