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0：“摘桃派”季羡林

2026年01月28日 06:4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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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桃派”是著名学者、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曾经的自称，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写道：“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张光璘：《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季羡林的这段话真实地展现了他经历了1950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后的心态，而且这不只是他一个人当时的心态，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在当时的季羡林看来，新政权建立了，而他没有参与打江山的革命，现在革命成功了，自己就有了坐享其成的感觉。与此同时，他还觉得自己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游学欧洲做学问“无比的羞耻”。其实，季羡林当时的这种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首先，他不是什么“摘桃派”，他虽然没有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但是他在德国学习与工作是有特殊情况的，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固然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但是作为人类的文化传承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至于他没有参加国共内战，并非没有作为，他是大学教授，不是党派成员，就是在新政建立时乃至到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也不是政府官员，更不是党政干部，因此谈不上“摘现成的桃子”。作为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业只要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服务，为推动人类的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就是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然而，季羡林却自称是“摘桃派”。

季羡林的这种认识不是天生的，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形成的。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人们或许可以将其追溯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固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是知识分子主动提出来的。1951年6月1日，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过了3个多月，北大新学期开学不久，马寅初就写信给周恩来，表达了汤用彤、张景钺、杨晦等12位教授的意见，在北大发起教员学习活动，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大来给教师们作指导，意在“把旧北大改造成新北大”（第152页）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动要求或许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建设新国家的形势的需要，然而其间难免不包含着季羡林的“摘桃派”的意味。所谓的“摘桃”，往深里细究，带有浓厚的自卑和原罪的色彩。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精神劳动，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所以知识分子要获取生活资料就必然仰仗社会的重新分配。如果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很清楚一个社会应该存在着各种分工，社会通过法律、税收、商务和契约等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极权专制社会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则总是以为自己的物质财富来自于统治者的赏赐。于是，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是端君主皇帝的饭碗，由此产生错误的观点：自己就得效忠皇帝君主，否则就是砸自己的饭碗。在中国，发生在20世纪初的政治思潮中，由于受到苏俄的影响，“劳工神圣”的口号特别响亮。本来，尊重劳工是应该的，其实，社会上的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职业都应该值得尊重，只是劳工处于社会底层容易被忽视，受歧视，强调“劳工神圣”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问题出在强调“劳工神圣”走向了极端，在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同时却轻视与歧视脑力劳动者，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这样，知识分子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这一激进的思想由于来自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因而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思想，因而为不少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当他们面对着国家的贫困落后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急迫地要求改造社会，急躁的情绪非常强烈，于是将苏俄的思想拿来当作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灵丹妙药。当知识分子接受了苏俄激进的思想理论之后，自卑心理便悄悄产生。促成知识分子自卑心理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在苏俄思想理论中，人的家庭出身分为不同的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经济条件比较优裕，因而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出身，于是他们也就成为了所谓的“不劳而获”者，现在要改造社会，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并且将其消灭，那么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罪。早在延安时期，艾青等人经过了思想教育之后，在与农民相比之时就特别自惭形秽，急切地要求改造自己。现在，北大的校长与季羡林等人进入了“新社会”，在与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相比中，同样产生了这样的心理。如果说马寅初等人主动要求得到最高领导人进行思想政治的指导，那么当时并无政府官职的季羡林则在思想改造运动兴起之时“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第154页）。

思想改造，或许在季羡林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还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就是通过自觉地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改造自己落后的思想意识，进而放下包袱，参加到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来，以推动国家的文明与民族的进步。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后，他们可能感觉到原来这场运动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场运动在统治者那里，显然与知识分子的想法很不相同。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是有尾巴的，如果不敲打敲打就会翘上天，知识分子就是由于读书太多而很愚蠢，根本没有工人、农民干净，因此必须令他们脱裤子，割尾巴，让他们洗洗澡，将他们娇嫩的皮肤烫一烫，把他们思想与灵魂深处的“污泥浊水”彻底洗干净。实际上，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第155页）因此，这场运动令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被洗掉的不只是五四时期所形成了民主、自由、科学、反封建、反专制与个性解放等思想意识，还包括做人的尊严与健康的心理。通过“洗澡”，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人格，心理发生了严重的畸变，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病态与变态。“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道洗过多少遍，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的过去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第155页）《礼记·儒行》中有句常常为人称道的名言：“士可杀，不可辱。”然而，这句话到这时候完全失效了，而且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知识分子不仅完全接受了他辱，而且还不以为耻地自辱。这倒让人想到叶挺《囚歌》中的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这些知识分子为了通过那过关之洞，不惜抛弃人格尊严。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泼污秽着实卑贱低劣而且可怜，而与此相伴的则是他们心理的阴暗和龌龊。当别人在被“洗澡”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群众”其实就是他们的同类──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以整人为乐，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将自己的安全和快乐建立他人的痛苦与出丑之上。那位“洗大盆”的教授之所以过不了关，并不是他不够诚心，也不是他的问题非常严重，而是这些所谓的“群众”故意刁难。知识分子的这种种丑态大概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当知识分子在“洗澡”（无论是接受“洗澡”，还是帮他人“洗澡”）中走向令人痛心的堕落的时候，他们必然失去了理想信念而乖乖地跟在统治者的后面听其使唤，成为统治者役使的驯服的工具，即使有个别像顾准那样的狂狷之士，不仅显得非常孤立，没人尊敬也没人同情，更没人推崇和响应，而且可能被搞得臭烘烘的，结果必然成不了气候。

如果对季羡林的“摘桃派”作深入的透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意识深处对于新政权的强烈的认同，与舒芜当时所持的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完全一样。问题是他们虽然可能一时受到礼遇和重视乃至重用，经济待遇一时也很优厚，但是他们是否在新政权中成为真正的主人则非常可疑，他们充其量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是可以装点门面的花瓶（用官方的说法是“统战对象”），那么他们那种认同感显然是自作多情。在季羡林这里，他的“摘桃派”之说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人们看到他在1949年之后的多次组织运动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而且还加入了执政党，被授予一定的官职，便更确信他已经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事情确实给了人们这样的感觉和印象。北大被解放军接管后不久，季羡林就担任了北大校工会主席，几乎同时担任了北京市人民代表，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参加出国访问代表团。特别是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风文艺思想，再到反右斗争，季羡林虽然没有积极投入这些斗争当中，但是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直到“文革”初期，季羡林都是太平无事，这段时间的他与冰心十分相似，而且季羡林还加入了中共，给自己涂上了红红的政治保护色。大概是有了这些优裕的待遇，季羡林渐渐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融入到统治集团之中，对于官方的任何宣传都深信不宜。1958年，官方为了将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中心，以便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显示其实现全盘苏化，照搬苏俄模式建立的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提出了“赶英超美”的豪迈口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各行各业竞放“卫星”。季羡林所在的北大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在大跃进强劲“东风”的鼓舞下，向系里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了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第185页）就这个东语系在刚刚建立的1946年也就6名教师，而且学生更少，“比教师人数还少”（第110页）这就是说，整个东语系在刚建立时也就10个人左右。到了大跃进时期，虽然人数可能有所增加，但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而且落实到朝鲜语专业，师生人数那就更可怜了。然而就凭这区区几个人，要在7天时间内完成百万字的词典编纂，怎么可能！且不说查阅资料，就那几个人单单在7天之内誊抄百万字都几无可能。显然，所谓“放卫星”就是竞相吹牛，虽然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国人常常将“实事求是”的口号挂在嘴上，但是谁都没有反对吹牛，更没有人对吹牛提出质疑。作为知识分子，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应该养成严谨求实之风，具有足够的理性，然而此时经过思想改造早已烟消云散，不由自主地跟着大跃进之风起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这股风的鼓噪之下，把持不住自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鼓吹粮食产量可以达到数万斤一亩，而且还以所谓的“光合作用”理论进行像模像样的论证。作为出生在农村并且在农村生活了6年的季羡林，作为曾经长期留学与工作在以严谨而著称的德国的季羡林，这时候，头脑也跟着发热，对于眼前的各行各业所放的各种“卫星”，“都深信不疑。”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叙述了自己当时的情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还在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第185页）不仅如此，季羡林每年国庆节都要“按照惯例”“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足够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第185-186页）季羡林由于其学者身份，因而他的这些文章起到了许多官方文章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对于不了解国内实际情况的海外侨胞来说更具有迷惑力和欺骗性。不仅季羡林如此，著名作家丰子恺当年也作过类似的文章，给海外写过类似的信。他们的真诚与否可能不尽相同，但是这已成为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现象。如果说一般的庸众由于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理性和质疑精神而头脑发热倒也罢了，像季羡林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到欧洲留学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也表现出如此无知，实在令人吃惊。而这种现象的背后不只是官方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面，不只是反右斗争中将知识分子打趴下的一面，更有大量知识分子与季羡林一样持有“摘桃派”思想的人对于这些运动的迎合与支持。更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与“牛鬼蛇神”而挨批挨斗，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都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第232页），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熬不过政治迫害而自杀时，“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第232页）对于这种现象，《季羡林先生》的作者张光璘觉得“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第232页）。其实，这当中有三个原因：一是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由“摘桃派”而延伸出的原罪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同时对于领袖的崇拜与迷信基本上摧毁了他们的理性与智商，将领袖的指示与采取的所有决策、措施和政策都视为绝对真理，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在遭到打击迫害时仍然感激涕零，感恩戴德的情感逻辑；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毛泽东所说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基因，国家发生的所有灾难与个人遭遇的所有不幸，都是奸臣当道的问题，而皇帝永远是伟大英明的；三是有些知识分子可能看穿了“文革”的实质，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熬不过这场漫长的浩劫，选择了自杀，但是他们考虑到亲属还得活下去，尤其是子女还得生存，只好极力掩饰内心的不满，以这种方式为亲属和子女的未来留一条活路。

“摘桃派”让季羡林产生了自己成为新社会主人的错觉。作为新社会的主人，季羡林理应做出一番事业，在学术上大显身手，然而，几年下来，他盘点一下自己，都感到十分汗颜。季羡林后来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那些年的工作作了盘点：“这一段（指1950到1956年间──引者），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称得上学术论文的位置，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第173页）这种错觉让季羡林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对于环境的变化几乎失去了知觉，等到发现这种变化，为时已晚，除了嗟叹而颇显无奈。

由于像季羡林这样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纷纷交出了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围绕着权力的指挥棒跳舞，那么全国的所有大学就被改造成一座座思想的集中营。此时，没有一所大学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己任，当年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和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人之魂都被统统摧毁。在这些所谓的大学里，除了声嘶力竭，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疯狂斗争，还有多少人类文明的踪影呢！当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堕落到没有信仰和理想，没有人格尊严，没有人文精神，没有道义与精神守望，陷入到无止境的相互撕咬的斗争泥淖之中时，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季羡林的主人幻觉终于在“文革”中破灭了，他在1967年终于被“揪”了出来。其原因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就是由于他一不小心得罪了被称为“老佛爷”的聂元梓，进而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本来，季羡林在“文革”初始阶段只是一个“逍遥派”，他在1964年被派到农村去搞“社教”运动。当“文革”爆发时，他被召回了北大。他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感到困惑，尤其是看到他的不少领导、老师和同事相继遭到了批斗，看到了北大校园里的“打人、骂人、推搡、揪头发、撕衣服、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第228页）行为，看到一些著名的人物经受不了折磨而自杀身亡，更感到不知所措，所以他没有直接投入到“文革”的造反中去。而那些革命小将们则忙于夺权斗争，也就一时没有顾及到没有掌握大权的他。然而，季羡林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既然那些无限忠于领袖的人都因挨整而自杀，他虽说也很忠于统治者，但是他毕竟曾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留学与工作，而且还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说不定哪天灾难从天而降。因此他只能暗暗地作些准备，以便到时能够应付。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灾难终于降临了，他在受到对立的造反派争取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加入哪一方，“犹豫了很久”（第249页）才作出选择，然而无论他怎么选择，他都会得罪必须放弃的那一方。问题还在于，季羡林虽然选择了“井冈山”派，却在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的时候根本没有得到自己所在一派应有的保护，人家根本就没有拿他当自己人，正如统治者长期以来就没有拿知识分子当自己人一样。季羡林就因为加入了“井冈山”派而冒犯了“新北大公社”的头儿“老佛爷”聂元梓。于是他被聂元梓一派的人视为仇敌，从而惹来灾祸。而“老佛爷”聂元梓又不同于一般的造反派，她受到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青睐的造反干将，因而在“文革”中可以长期横行无忌，而这意味着季羡林在政治上投错了胎，坠入了漫长而极其黑暗的炼狱。

就像1949年以后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季羡林面对着灾难的降临，没有选择坚决的反抗──其实，在那个时代能够毅然反抗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十分罕见，只有林昭、张志新、顾准等极少数几个──,而是在恐惧中表现出十分顺从。当季羡林看到革命小将们“勒令”他交出人民币3千元的告示时，他首先注意到告示上没有给他扣上“走资派”或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大帽子，心里还感到几分“惊喜”（第238页）接着，他就“诚惶诚恐加以执行”，“满脸堆笑地，把钱呈上”（第238页）。当这些革命小将出乎意料之外地拒绝接受他的钱时，他又“敬谨遵命”。此时的季羡林已经将自己的命运朝着最坏的方面设想，一旦现实略高于他的想象，他便知足了。“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仍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第241页）季羡林的自述虽然略带夸张、调侃甚至幽默的成分，但是这应该是他当时真实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或许就是现代许多人所推崇的“知足常乐”的乐观表现，有助于他度过漫长的灾难岁月，但是多少有些阿Q精神的味道。经过“文革”的挨整挨斗，季羡林受尽了折磨和侮辱，他已经变得“非人非鬼，亦人亦鬼”（第294页），“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第295页）。早在延安时期就流行开来的歌剧《白毛女》表达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了人”的主题，然而生活在新社会，并且身为共产党员的季羡林却沦落为“非人非鬼，亦人亦鬼”的境地。如果说当年的喜儿变成了“鬼”，那不过是外形上的，她在精神上仍然是人，甚至被无产阶级奉为“复仇女神”；而季羡林不仅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被视为丑恶的“鬼”，而且他在精神上也变成了没有尊严，不知生死的“鬼”。当然，不只是像季羡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变成了“鬼”，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临死之前都被整成不具人形的“鬼”。更有大批的青少年和知识分子受那疯狂的政治裹挟、挑唆与蛊惑从而变成了狰狞凶恶的整人作恶的厉鬼。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文革”浩劫之后，季羡林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而这个春天在他这里具有多重性:首先，就在1976年那个秋天，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肆虐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倍感兴奋和激动，他借用杜甫的名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随后全国的政治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样令他激动和兴奋，于是他按捺不住高兴之情，写下了散文《春归燕园》。1962年，季羡林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春满燕园》，现在所写的这篇散文是与前面这一篇相呼应的。在《春归燕园》中，季羡林“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春光’。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第318页）“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第319页）同时，季羡林还比较了写这两篇文章时的心情:“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一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吗？”（第319页）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深入地探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太容易满足了。早在延安时期，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折磨之后，毛泽东富有表演性的一个道歉与敬礼就将公木等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痛苦和羞辱一扫而光。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马上就激动起来，误以为春天真的就来了，没料到，仅仅过了1年多时间，他们就被一场巨大的“阳谋”打进了十八层地狱。如今一个“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整个中国似乎就光明一片，所有的问题都随之烟消云散。

季羡林的激动或许不只是自己获得了解放，除掉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更在于他又一次受到了重视和重用，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回到了他最初“摘桃”的状态，而且还比当时更加辉煌。到了1980年代初，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第319页）。这些职务有实有虚，其中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简直数不胜数，随这些职务而来的是各种荣耀和待遇，其情形与同时代的冰心等人十分相似，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的人生应该说功德圆满。

要说季羡林真正具有意义的春天，应该是他迎来了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的春天。自从进入新时期以后，季羡林的学术研究主要成就在于：“重建比较文学”（第342页）；“还胡适以本来面目”（第348页）；“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第354页）；“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第362页）──“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第363页）、“”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第363页）、“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364页）、“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366页）、“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第368页）、“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第369页）──；“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71页）；“投身中国书院建设”（第372页）；“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第375页）；“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6页）；“主编《传世藏书》”（第377页）等等。对于季羡林的这些成就，我认为意义最大的应该是“重建比较文学”，其他的有些或许是因为他权威的地位而挂名，有些则是具有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意义，而由于缺乏创新未必能够纳入世界学术理论谱系之中。尽管如此，对于他们这一代经历了若干次政治运动与历史浩劫的人来说，当年龄已经到了古稀之年，能够做出这些成绩确也不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季羡林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确实不为过。

不过，我最看重的还是季羡林在新时期的散文写作，他的《朗润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辈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应该说是他在第二春里开出的最鲜艳的花朵。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牛棚杂忆》与《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在这两本散文集中，季羡林真实地记述了1949年以来自己的精神史和曲折的命运，特别可贵的是，季羡林将他从“摘桃”心态到逍遥旁观再到绝望中想到自杀的心路历程准确地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及已代知识分子在那个灾难岁月里荒唐的表现和丑陋的表演也做了深入的解剖与鞭挞。他对1950年代批判《武训传》、俞平伯、胡风文艺思想，直到批判到他的恩师陈寅恪，都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与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第159页）当他听说将来粮食多得吃不完，同样没有丝毫怀疑报刊上的报道，反而为这种忧虑“佩服得五体投地”（第187页）。在“文革”当中，季羡林“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指陆平──引者）。”（第206页）当他在别人闹串联搞批斗而一时没有搞到自己头上时，季羡林因为“被恩准呆在临界线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精神振奋。”（第242页）对于那些造反派“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那时候的季羡林“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第249页）经过长期的折磨，季羡林发现自己发生了“异化”，他回顾当年的自己，倍感沉痛:“上面所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指捡吃发霉的馒头与到厕所里捡钢蹦的事──引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一个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去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第295页），由此，季羡林就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发出了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第296页）到了1973年，季羡林得到了部分“解放”，可以恢复了党组织生活，然而他还得到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面对着这个政治尾巴，季羡林大胆地质问道：“由于我反对了那位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看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第306页）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后记中交代了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记录那一段非人时代的历史，既检讨非人的自己，又深刻地反思那个时代。他在《后记》中写道：“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谋、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吵架。”（第337页），季羡林在反思这一文化心理时，也在深刻地解剖自己，“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第337页）他觉得那些年里“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第338页）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虽然未必像张光璘所说的那样：“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文学历史的新局面”（第349页），却也是可以与巴金的《随想录》相媲美的佳作，因为它表明季羡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摘桃派”的心理误区。

2015年2月25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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