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2：真情孙犁

2026年01月29日 09:5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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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家都是要通过创作抒发感情的，因此，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作家、艺术家的感情是不用怀疑的，然而作家、艺术家的情感并非都那么纯真，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作家表达真挚情感的实在不多。能够像孙犁这样保持真情的作家更是难得。

在许多文学评论家那里，作家性情往往被认为是他所生长的那块土地所赋予的，因而这些评论家往往要竭力挖掘作家家乡的乡土文化。这种联系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应该受到质疑的，因为就是同样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不用说其乡土文化完全相同，就是父母所给予的文化和精神遗传也应该是相同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性格、性情差异都可能大相径庭，鲁迅与他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差异堪称典型。在讨论孙犁真情的形成文化之根时，我们虽然看到《孙犁传》的作者郭志刚、章无忌在他们所撰的传记中确实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参见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10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孙犁童年的病患。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不尽相同的，而健康状况往往对人的心理与精神状况影响巨大，特别是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病患不仅影响到人的心理和精神状况，而且很可能改写人的命运。孙犁出生时，他的家境虽然开始步入宽裕，但是此前的长期贫困却仍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记。由于此前的贫困，孙犁的母亲没有奶水来喂养他，而且由于刚刚摆脱贫困，还没有足够的钱来找奶娘给他喂奶，因而家人只能将馒头干碾碎然后煮成糊糊喂他。这就造成了孙犁婴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其中最严重的疾病就是“惊风疾”（即抽风），并且造成了他的“幼年尪怯”（第13页）。这样的病患深刻地影响着孙犁，不仅促使他性格内向，多愁善感，而且还促使他往往以弱者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特别是从身边弱小的事物上看到自己的身影，进而产生同病相怜之感，进而养成怜悯同情之心。与此同时，病弱之人也往往产生一些幻想，通过浪漫想象，既期待得到平等、友善和真情的对待，又希望得到鼓励、支持和帮助，以摆脱现实的困扰，因而这种浪漫想象必然以真性情为根本。从某种意义上，疾病对于孙犁的影响很可能比地域文化和历史传承给予他的还要大。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孙犁的小说与散文创作何以如此纯情。他在小说和散文中极力挖掘人世间的美好情感，展现人性中的纯真和美丽。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犁的小说虽然与沈从文的创作存在某些显著的差异，但是他们在突出人性美这一点上是相通的。然而，在1930至19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虽说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那都是不同阵营里人的批评，而孙犁则不同，他的创作却受到了自己阵营里的领导和同志的批评。孙犁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革命出版物的影响，思想可是有了“朦胧的觉醒。”（第47页）从此，这位来自河北乡村的青年日渐扩大视野，广泛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鲁迅与苏俄文学作品，思想向左的方面转化。不过，孙犁的阅读并不限于左翼的读物，他同时阅读了刊载沈从文、朱自清、俞平伯等自由主义作家作品的《大公报》副刊《文艺》等，这就使孙犁以红色为底色的文化融入了比较复杂的色彩。于是，他在参加革命之后没有单纯地将自己的作品写成纯粹的宣传品。这样，孙犁的写作以其朴实、自然和真挚的情感来写他家乡与他一度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的农民，竭力写出他们的淳朴和善良，写得也很实在，从而使他的作品区别于那些充满说教的政治宣传品，因而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孙犁的写作令某些人不那么满意，他们根本不问孙犁长期以来在革命队伍中的摸爬滚打，在战火中奔波，竟然以他的家庭成分为借口来整他。孙犁家以前的贫困，那些人可不管，而孙犁出生时家庭经济略有好转则成为评定富农的依据，而且还牵连到孙犁本人。1947年冬天，在一次会议后，他因为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就“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第222页）还是在这一年，孙犁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一别十年同口镇》。这篇作品最后的几句话虽然“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第224页），但是不合某些人的口味，于是在冬天的土地会议上受到了批判。他的《新安游记》由于疏忽把一条大街的方向搞错了，竟成了把柄，“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第224页）。了解孙犁写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写作是非常实在的，根本没有那种空洞说教的问题，也没有文艺腔的问题，可是在某些人眼里，他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却成了天大的问题，竟然被当着反面典型进行批判。而写文章批判孙犁的人由此从通讯干事提升为《冀中导报》记者。一个作家搞创作是不应该拒绝批评的，问题是批评应该建立在对作家作品尊重的基础上，并且应该根据审美的基本原理进行批评。然而，在革命内部缺乏的恰恰就是对批评对象应有的尊重和审美的眼光。所谓的“批评”，其实不过是以特别敏感的嗅觉力图从作家作品中嗅出什么问题来。而且，更可悲的是，这种卑劣的批评居然还得到有关领导的纵容和赏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不过，孙犁毕竟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上面对于他的“批评”只是对他的敲打，以警示他不要偏离领导的意志，进而将他塑造成革命所需要的宣传员。于是在敲打过后将他调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的工作当然是搞宣传，利用各种渠道正面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辉形象，而党在宣传中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形象，是由最高领导层所规定的，下面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大小笔杆子听命行事。因而，宣传部所需要的是笔杆子宣传员，而不是作家。而这当然不会明说，至于每个人领会得如何，就看各自的政治觉悟和灵敏性了。孙犁虽然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他始终没有脱去知识分子的底色，换句话说，他的政治嗅觉不够灵敏。他是知识分子，然而又是乡下出来的，所以他的言行具有乡下人的朴实和真率。而与孙犁共事的许多人也基本上来自农村，他们和孙犁一样质朴而直率，所以他们与孙犁“都能谈得来”（第243页），相处比较融洽。孙犁在深县工作了半年，得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第243页）的“鉴定”。从表面看，孙犁似乎改造了思想，转变了知识分子对待工农的态度；实际上，孙犁根本没有变，他还是原来的孙犁。因而，孙犁得到的这个“鉴定”颇有意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孙犁与许多“解放区”的作家、知识分子一道进城了。孙犁随同他的战友进入了华北重要城市天津。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同时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孙犁当然感到激动和兴奋。进城后，孙犁被分配到《天津日报》负责主持副刊《文艺周刊》。在中国，报纸一直被认为是“党的喉舌”，负责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报纸的文艺副刊，刊发的虽然是文艺作品，但是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以文艺的形式——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曲艺等在内——作宣传，因而这些文艺作品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写作，即当时官方所要求的“为政治服务”的写作。不过，孙犁在这个副刊并没有发许多作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文学新人上。在他的培植下，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一批新人成长起来，并且步入文坛。看着这些新人的成长，孙犁感到非常欣慰。

然而，就在进城后不久，孙犁很快又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发现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质朴和坦率，变得微妙复杂起来：“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不着感同身受。他留心到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第279页）这就使他非常怀念战争年代在平原地区农村的生活。越是对过去的怀念，越是感到寂寞和苦闷，孙犁于是看望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作家赵树理，而作为他镜像的赵树理，在40年代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脍炙人口的小说，而今进了城，赵树理“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第282页）。孙犁意识到这一点，他当然不甘像赵树理那样“暗淡”下来，他要努力挣脱历史的宿命，试图通过创作延续他这朵花的生命色泽，他“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第297页）但是，孙犁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既是一个极权专制时代，又是一个庸俗的时代。作为体制内的作家的孙犁长期以来又生活在革命的队伍里，极权政治一时没有与他过不去，因而他感受不到极权政治对他的束缚。但是，庸俗的时代出现的一些事却让他哭笑不得。有位所谓的评论家，根本不懂文学，却批评孙犁的作品存在着“世界观”的问题。因为孙犁在作品中写到一个女孩被问到是否愿意嫁给八路军，而她则说：“我不愿意。”对于女孩的东方式的含蓄，这个“评论家”竟然一点都不理解，而他凭借着话语权却可以挥舞起批评的大棒。“批评家”的庸俗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孙犁《荷花淀》中的某些人物言语同样不理解。对于这些学生的不理解，孙犁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予以耐心的解释。然而，偏偏有人不接受，他们给孙犁寄来“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第302页）无知并不可怕，拒绝常识、道理和逻辑才是最可怕的。那些给孙犁写来“詈骂”信件的人，兴趣根本不在文学上，而是通过文学上的事在说他们庸俗的政治。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们无疑是一群白蚁，无情的啃噬着孙犁文学的根基。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同时也是令孙犁“感到隔膜”和“苦恼”（第303页）的现实。

如果说在“文革”之前孙犁所感受到的现实很像煮青蛙的温水，他虽然感到水有些烫，但还是不那么严重，他仅仅感到的是“隔膜”和“苦恼”而已，那么到了“文革”期间，现实之水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几乎沸腾了。不少作家、艺术家经不住熬煮而命落黄泉。孙犁虽然没有在“文革”中丢了性命，但是他也在这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中脱了一层皮。“文革”的祸水首先冲毁的是他的那些藏书，进而一步步向他逼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第347页）孙犁就是受到书报刊物的激发起来的正义感而参加革命的，而且多年来他追求革命，投身革命，忠诚革命，然而革命到头来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年的那些理想，反而倒过来毁灭那些帮助他成长的那些书，他怎么能想通呢！或许这是他们这一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困惑，到底是革命背离了最初的革命理想，还是这些书危害了革命？这是令这些知识分子想破脑袋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不管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有没有想通，反正孙犁所收藏的“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许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第348页）以及他的那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都迫于恶劣的形势而被他妻子“投进了火炉”（第348页）。既然他们想不通这些问题，那么孙犁等人就被编进的“学习班”“学习”，通过批斗、羞辱等方式折磨他们的精神，以扭转他们的思想和态度。面对着红卫兵的“百般凌辱”，孙犁感到那是“奇耻大辱”，于是在当天夜里“触电自杀”（第352页）（未遂）。孙犁是个性情平和的人，既真率，又淡泊，如果不把他逼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他是不会以死抗争的。

孙犁以诚待人，然而人都未必真诚待他。这并不是说有人故意与孙犁过不去，而是在极权体制下，人并不都像孙犁那样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原则，许多人在现实的威逼和利益的诱惑下，或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做人的原则，不断突破道德的底线，沦为极权政治的帮凶和戕害他人的凶手。孙犁曾经劝告一位老朋友不要再做别人的炮弹。这位老朋友则解释说：“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第354页）如果说这位朋友所作的解释颇有几分无奈，那么孙犁另一位同事则是以栽赃陷害孙犁以邀功。这家伙在天津郊区的干校里某一天见到孙犁睡下就跟孙犁说，他要将镰刀与绳子放在孙犁的床铺下，孙犁觉得这个人平时对自己比较尊重，于是同意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这家伙却揭发说他从孙犁的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第357页），这个分明是自己借地放镰刀与绳子在孙犁铺下的家伙，却在众人面前栽赃诬陷孙犁，人心变得如此险恶，令人难以想象。

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坏人遭恶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好人未必得好报，坏人也未必会受到惩罚，我们的社会倒更像北岛所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孙犁的真诚直率得到的却是劫难不断。1970年春天，与孙犁同甘共苦数十年的妻子不幸因病去世。妻子的去世虽然是患病所致，但是根本问题还是孙犁所投身的革命。孙犁的妻子本来是个强壮的农村妇女。抗战时她既侍奉公婆，又带着孩子下地劳动。就是面对着日本鬼子，她都能冷静应付，孙犁认为她是个“乐天派”（第366页）。但是到了土改时候，孙犁家竟被划为富农，成为敌对阶级。于是，家里的房子被拆，牛被牵走，到后来竟然去搬她的嫁妆。这令孙犁妻子感到痛苦和困惑：孙犁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是革命干部，为什么革命还要与她以及这个家过不去，她虽然十分信任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不能不“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第367页）。而孙犁对于这一切同样无法回答，而且这也是许多许多与孙犁一样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样感到难以解答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犁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不断深入而改变处境，他的命运总是滑向不幸。到了“文革”期间，孙犁的家居然被抄了六次。不仅如此，过了不久，孙犁被逼搬出住了十几年的多伦道的大院。更为恶劣的是，造反派的那些人还在他们搬进来的佟楼一间小南房的墙壁上凿了一个洞，以便监视他们，而且房间里的小灯泡也被摘走了。这样的折腾不仅造成孙犁夫妇的生活的严重不便，而且折磨他们的精神，结果严重摧残了孙犁妻子的身体，最终，“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第368页）妻子的去世，给了孙犁以沉重的精神打击，他在很长时间里就像巴金“怀念萧珊”一样沉浸在哀痛之中，过了七八年，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他才写了那篇寄托自己哀思的文章《亡人逸事》。

妻子去世后不久，孙犁获得了“解放”，但是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欣喜，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从历史上的司马迁、班固开始思索，直到眼前的现实和自身的遭遇。经过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审视，孙犁认为：“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放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入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堂皇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而斗争。文学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第378页）孙犁的这番话确实很有道理，表明他已经不再按照别人的思想来看待问题，而是找到了自己的思路。不过，或许当时的环境使他还有一层意思他没说出来：作家的不幸固然有其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一面，还应有极权专制惧怕作家暴露现实，扼杀作家自由，钳制作家良知与正义一面。从理论上说，一个作家在封建社会遭遇不幸尚可理解，那么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在革命队伍里，仍然遭遇不幸，那就实在令人费解。孙犁是否想到这个问题，尚不得而知，他也可能思考到但不能说出：难道我们的革命到头来竟然与封建专制一样？同时，孙犁还思考到：“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第379页）孙犁的这番思考相当深刻，他通过对外国历史的反思，发现其存在的尖锐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是那么相似。接着，孙犁又对自己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进行思考：“在那样残酷的年代，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然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第380页）孙犁将思考引向了对于极左政治的深刻批判。

孙犁在“解放”后的思考，让他搞清楚一些问题，但是他却陷入了严重的苦闷之中。他在“书衣文录”中记下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参见第390至392页的有关引述）。孙犁当时的苦闷是很复杂的，既有对人生的感慨与感伤，又有对现实的严重忧虑，更多的是“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第390页）的痛苦。在孙犁的苦闷中可能还包含这样的意味，他在长期思考中有所认识和觉醒，而在这个时代，能够像他这样善于思考并且一直觉醒的人并不多，还有许多顶着知识分子名称的人仍然与庸众并无区别，这就使得觉醒了的孙犁倍感孤独和凄凉。或许孙犁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一直感到困惑。这同样令他苦闷。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苦闷或许是命定的：为问题所困扰而苦苦思索，找不到答案，他痛苦；找到答案而发现与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很少有人理解，他怎能不陷入更严重的苦闷！

“文革”结束后，孙犁没有像许多曾经被难的知识分子那样欣喜若狂，十分激动，他转向了沉寂，离群索居，既沉默寡言，又谢绝他人造访。其传记作者郭志刚和章无忌的解释是：“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第417页）这里的解释前两条并不十分重要，最后一条才是关键。他深知，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然而真正理解他的人并不多，倒是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替他“立言”，改写他的思想，甚至将他拖进某种旋涡之中。还有可能是，孙犁觉得需要在安静中进一步思索他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与现实矛盾冲突的根本途径。孙犁晚年的这种离群索居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有些绝情，但是郭志刚和章无忌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孙犁“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第419页）我是倾向于郭志刚和章无忌的这个看法。孙犁是个相当真诚的人，这一点他始终没变。只是他的痛苦，人们却很少理解。1995年，孙犁病愈出院后，他的精神状态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他不再读书（书原是他“生死与共之物”）；不再写作（他曾说过：“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不再接待客人（包括很熟悉的朋友）；他甚至不拆来信，更不回信。他不理发、不刮脸，每天对着天花板枯坐。（张学正：《观夕阳》，《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这是怎样的情景？我看到这样的描述，心灵不禁为之震颤。当年孙犁怀着满腔热情和崇高理想投身革命，然而革命究竟给他带来什么？给这个国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就他个人来说，正如他在《残瓷人》中所说的“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如果说前面的“残破”是日本侵略者和战争所为，那么后来的“文化残破”与“道德残破”是多么令人痛心啊！他手头的小瓷人“残破”，可以用胶水粘贴修补，可是“残破”的文化和道德就不那么容易修补了。每每想到这些，孙犁的内心一定充满着痛苦，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到头来怎么会是这样？或许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不解之谜离开这个世界的。

2012年6月2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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