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8：“转蓬”高尔泰

2026年01月30日 06:5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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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高尔泰的散文集《寻找家园》（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了解到他的人生经历，我首先联想到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悬崖边的树》，他不就是一棵“悬崖边的树”吗？而高尔泰本人在回顾自己的漂泊人生时则称自己是“一株无根的转蓬”（第370页）。所谓“转蓬”，是指随风飘转的蓬草，比喻飘零无定。高尔泰的“转蓬”自喻，使我感慨不已，涂下了以下的诗句：“并非你把命运托付给了风/而是狂风肆虐/不由分说拔掉你的根/就连不知名的地方/都不给你一分一寸/恶风中不停旋转的你/何时才能找回你的故乡”。我了解到，每个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自己的行走或者驻留，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生活于20世纪中国的高尔泰却不能，他就像那转蓬被风拔去了根，只能由着风将他吹来吹去。

高尔泰似乎生不逢时，一出生就被迫逃离他的出生地。他于1935年出生于江苏西南端的高淳。在这美丽而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生活成长真是莫大的幸福。可是偏偏遇到了日本侵略，高淳沦陷，高尔泰一家不得不逃到了湖阳大游山，后来又转移到了山乡。在高尔泰的记忆中，年幼的他与妹妹是分别坐在父亲挑着的一前一后的两个箩筐里离开自己家园的。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年满10岁的高尔泰才随家人回到原先居住的淳溪镇。若干年后，高尔泰清楚地记得，他父亲在大游山避难期间刻了一枚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并且写下了“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第81页）的诗句，表达他“魂牵梦绕地想家”的情绪（第81页）。当他们战后回到淳溪镇时，这里已面目全非，“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第36页）他们家“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第37页）而且，“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第37页）面对着眼前的废墟，高尔泰全家人都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可能在心底冒出一个疑问：这是他曾经的家园吗？

如果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迫使高尔泰全家的逃离只是短暂的，比较安定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就在淳溪镇附近的山里躲避战乱，那么到了他在江苏师范学院毕业之后的漂泊则很少拥有自主性，而且他那转蓬式的人生则是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1955年，高尔泰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按照常规来说，他可以留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在苏州）或者回到南京(高尔泰家乡高淳属于南京)工作，但是他却被分配到遥远的甘肃工作。高尔泰之所以没有待在本省工作，而是被发落到大西北的甘肃，主要原因是他“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第64页）其实，“随便”与“自由散漫”算不上什么问题，只是他的性格有些特别，更谈不上什么罪过。但是，这在那个特别崇尚集体主义的时代，他就显得与大家有些疏远，于是被人看不惯。就被视为“包袱”。对于高尔泰的“自由散漫”，他们班那些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同学便做起了高尔泰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和帮助。其中有个叫唐素琴的同学确实帮助高尔泰做了不少事情，洗衣服洗被子，甚至还给高尔泰“寄钱”（第65页）。从本性上说，唐素琴是个好人，但是她对高尔泰的帮助，不是纯粹的人性善的表现，而是通过帮助让高尔泰感动，进而要求高尔泰“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第66页），明显带有政治目的。而她的政治目的还是建立在单纯基础之上的。因为，她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下形成了一切服从的思想意识，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人生自主意识，因而她在高尔泰心目中“正确得可怕”（第66页）。

高尔泰的所谓问题还在于他要求转学，原因是他对当时一边倒之下采取的苏联教学方法具有抵触情绪。而苏联的那套教学方法“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第67页）。苏联的这一套竟被尊奉为“最先进”（第67页）的，但是高尔泰却接受不了，于是要求转学。其实，年青的高尔泰根本不知道在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新中国”，哪里还有没被苏联模式覆盖的地方？对于他的要求转学，许多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从高尔泰曾经学习过的正则艺专的吕去疾老师，到他所在班级的同学。他的同学唐素琴对他作了严肃而恳切的批评：“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是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第67页）不仅如此，高尔泰的转学要求居然被视为“闹”，而且他的“闹”影响到整个班级的整体进步。后来，高尔泰由于被推到运动会上参加短跑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是产生了转业当运动员，再次遭到唐素琴的批评，而高尔泰的抵触情绪激发起他的叛逆性。他竟对唐素琴说自己“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第69页）。他“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第69页）他甚至和唐素琴辩论起来。其实，他们之间的辩论是无法展开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逻辑，彼此都不理解对方的话语。而且这一辩论将他自己推向了人们所认为的顽固不化。因为在新中国根本就不具备辩论的氛围，官方所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接受和服从。所以，当高尔泰还想说下去时，唐素琴“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第69页）

到了高尔泰毕业的1955年，全国掀起了肃反运动，高尔泰在毕业前夕竟然被肃反办立了案。本来他就在人们心目中印象不好，而他不以为然，还说了些很不合时宜的话，被人传抄并且在同学中传阅。于是，他被叫到了肃反办公室，接受大家的“喝问”（第71页）。对此，高尔泰以为这是他个人想的事，别人管不着，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于是，他被严厉地责问：“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反革命的一边”（第71页）？此时的高尔泰幸亏得到了院党委书记的帮助，他的案子才被肃反办撤销，否则真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被惩罚性地分配到了数千公里外的甘肃工作。

来到了甘肃，高尔泰又被分配到位于兰州郊区的第十中学教书。与他一道分配到这所中学工作的还有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上海与南京等地的11名远离家乡的大学生。但是，高尔泰在这里工作时间并不长，仅仅过了两年，他就被打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并被送到位于河西走廊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去劳动教养。高尔泰究竟犯下了什么大罪，被流放到夹边沟去劳动改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1956年写了一篇《论美》的论文。当别人“都以马列为指导”，“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第102页）时，他居然“不认同”，并且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由此推断出，美是“主观的，是表现性的”（第102-103页）。在写作这篇论文时，高尔泰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富于创见而倍感兴奋，他还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挑战权力意志”（第103页）1957年2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发表。而该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被学术界所接纳，而是被人家当着批判的靶子树出来。文章的发表不仅招来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善意的来信警示，而且还遭到了宗白华、侯敏泽等众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文章异口同声地批评高尔泰的是“唯心主义”（第105页），进而将批评高尔泰上升到了“唯心与唯物的斗争”乃至“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第105页）的高度。这场所谓的“批评”其实应该是一场文化围剿，由一群政治化了所谓文人对没有被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围攻。那些名气响当当的文人在围猎高尔泰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在一个理论平台上展开争论，而是占据意识形态的高地责问高尔泰:“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第105页）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而是以所谓的多数来压制对方。然而，真正的学术讨论是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并且以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说服人，而不是以人数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来压人。不仅如此，这些“批评”的人还要求高尔泰“得跟上时代才行”（第105页）。这个所谓的“时代”，实际上并非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潮流与趋势，而是官方的政治，是要求高尔泰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纳入到官方规定的政治轨道上来。对于那些政治围剿，高尔泰缺乏政治敏感，以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认识，以为只是学术争鸣，于是写了《论美感的绝对性》作为答辩，再次发表在《新建设》上来。那些家伙见到高尔泰没有屈从，于是提高嗓门，不仅将高尔泰发文章上纲上线，而且直接将其置于政治死地，其中甘肃的《陇花》杂志就发表了对高尔泰诛心的文章：“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第106页）随即有人给高尔泰扣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第107页）的大帽子，直接将他定性为敌人，将他置于对立面。置身于这种险恶的处境，高尔泰的心头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惨痛，他由此处境联想到了“桀骜不驯的烈马”。它被“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绳子同时一拉，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骑，不行再摔，一次次摔，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从地上翻腾起来，颠倒跳跃不肯就范，鬃毛飞扬如黑色火。一旦甩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立起来，颤巍巍一阵哀叫。看着它，我想，到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肯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那并不好些。”（第107-108页）此时的高尔泰其实就是权力所要驯服的烈马，而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但是被权力及其附庸视为洪水猛兽，他成为等待时机围猎的猎物。

到了1957年，一张网悄悄地向高尔泰撒来。先是甘肃省委给高尔泰发来请柬，邀请他出席座谈会，对高尔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他们还给高尔泰看毛泽东动员人们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讲话的文件，试图麻痹他，给他造成政治环境非常宽松的错觉。然而高尔泰已经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与《工人说话了》等文章，深知反右运动的集结号吹响了，隐约感觉到有一个套子在等着他钻。因而，他不想参加座谈会，但是有关方面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强调“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第109页）；另一方面派车来接他，还让新校长等人“一同满面笑容”（第111页）邀他上车。会场上，省委书记特别问道：“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第111页）唯恐高尔泰从陷阱口逃脱。在甘肃省和兰州市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高尔泰表现得非常冷静，“始终没开口”（第111页）。官方看到大型座谈会没有开出应有的效果，于是在大会之后开小会，并且将高尔泰留下来，为了调节气氛，官方动了不少脑筋，以上等的香烟、茶叶、水果等招待与会者，书记真是煞费苦心，“坐到我的身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第112页），一再动员高尔泰给党提意见，而高尔泰就是不上钩，一再“坚持说我没意见”（第112页）。然而书记还是不肯放弃这个机会，显示出非常诚恳的样子，“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第112页）但是，高度警惕的高尔泰仍然没有入套。接着，兰州市教育局通知要教师开会“鸣放”。尽管有不少人纷纷入了圈套，但是高尔泰坚持不表态，就是有人请他帮助抄大字报或者要他签名，他都一概拒绝。这就是说，“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写。”（第113页）根本就没有上当。然而，官方铁下心要整高尔泰，在没有抓住把柄的情况下，仍然将他打成了另类──“右派”，并且鼓动那些或者不明真相的或者急于积极表现自己的同事对他进行严厉的精神围剿。他们给高尔泰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并且对高尔泰展开了猛烈的批斗，进而将他定性为“极右”（第114页）。这样，他这个拥有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似乎比血债累累的希特勒法西斯罪恶还要严重。

被扣上“极右”帽子的高尔泰随后被开除公职，被送到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去劳动教养。在去农场的路上，高尔泰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沙皇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沙皇当年将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其实与中国古代的充军或者贬谪官员到偏远蛮荒地区比较相似，所不同的是，沙皇的流放与中国古代的充军都是有衙役押送的，而高尔泰则是由他独自前往的，而且充军虽然苦难不少，但并非全是蛮荒之地，而官员的流放虽然比较偏远落后，然而并不像高尔泰所到的夹边沟那样与世隔绝，非常荒漠。这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在茫茫戈壁之中，高尔泰在路途上所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景象：“又一辆卡车拉上我们，颠簸着驰出城外，穿过荒凉的田野和一些相距遥远的小村，向茫茫大戈壁中开去。卷起的阵阵黄云，拖得很长不散。须臾，望中就杳无人烟了。戈壁滩的地貌，无非砾石组成的平面，车行几百里，都是那个样。使人困倦，使人丧失时空观念。走了不知多久，冉冉地，戈壁滩变成盐碱地。荒原上出现了一些淡咖啡色的水洼、白色的碱包和灰绿色的芦草。偶尔会碰到一株低矮的沙枣树，灰不溜秋，和芦草同色。大戈壁雄浑莽苍的阳刚之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不死不活赖兮兮的味儿。”（第120-121页）人处于这样荒漠而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每个人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展开想象。虽然在夹边沟农场还有不少与高尔泰一样在这里被劳动教养的人，还有一些农场管理人员，但是他们处于这低人一等的境地，内心的凄凉与孤独是可想而知的。

夹边沟农场本来是监狱劳改农场。当高尔泰来到这里时，这里已经变成了劳动教养农场，虽然没有荷枪实弹的狱警、高墙与铁丝网，但是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中，农场周围根本没有人居住，因此，官方根本不用担心来这里劳动教养的人会逃跑，因为他们单靠双腿是无法走出这茫茫无际的戈壁滩的。有一个高尔泰不知其姓名的人，逃跑过，结果他回来了，“他不是被捉回来的，没人去捉他。他是自己回来的。不是思想通了自己回来的，是跑了两天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中间的脚印回来的。”（第132页）再说，即使逃脱了夹边沟，但是在这天罗地网般的中国也无处藏身，无人收留。统治者编织的罗网十分严密，因为所谓的人民群众全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再被灌输了斗争观念，哪还有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的立锥之地!

而夹边沟农场简直是人间地狱。著名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和叙述。高尔泰对这个地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高尔泰的记忆中，夹边沟这地方首先是狞厉的风。刮风前，“灰黄色的、不透明的天空，像脚下的戈壁滩一样沉重地压在头上，越压越低，终于和大地结为一体。看不到远方，也分不出个上下前后，像被包在后被里一样的窒闷，越来越难受。”（第134页），风刮起来，那是“一阵紧似一阵，吼声夹杂着啸声，如同无数的飞机掠过低空。风力除了尘沙和盐碱，还有石头。小的像高粱，大的像黄豆，揍打在裸露的后脖子上，很痛。”（第134页）其次是空旷感和荒漠感。如果说狞厉的风作用于人的肉体，极力抹平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那么戈壁滩的空旷与荒漠则作用于人的心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产生渺小而无助的感觉，由此不仅感到格外孤独，而且走向绝望，人也趋于“精神崩溃”（第143页）。在劳动休息时，高尔泰感到的是，“天大地大，没有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的、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第145页）“天，是一大片空白。”（第146页）人的心理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同化，当生活在郁郁葱葱的环境中，人的内心便会焕发出生命活力；如果生活在夹边沟这样的环境中，人就可能精神萎靡，振作不起来，当看到身边的人像“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时，这个人的心理也就在无形中趋向于“破布垃圾”。在夹边沟的盐碱地和戈壁滩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人就会变得特别“憔悴、褴褛和衰老”，“皮肤吹了碱风，会枯槁。脚泡了碱水，会皴裂。衣服蒙上了碱粉，会褪色和腐烂。”他们这些人“在这里泡久了都分不清谁是谁了。”（第158页）可以看出，就在他们心理趋向于“破布垃圾”，他们的身体更是如此。统治者之所以将像高尔泰这样的知识分子驱赶到夹边沟来就是要摧毁其精神，使之无法从事独立思考和学术研究，就可以消除对其指导思想和统治方式的质疑。再次，是疲劳与饥饿。在夹边沟农场，高尔泰等人被劳动教养，当然得从事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强度未必很大，但是时间漫长。数十年后的新世纪，高尔泰仍然忘不了当年的劳动，“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第154页）与此同时，饥饿袭击着他们，他们饿得偷吃生麦子，生麦子吃了之后，他们便普遍拉稀。当人被迫从事漫长的体力劳动，让整个身体处于疲劳状态时，人的精神就会退回到躯体上而不可能去想其它事情，如何减轻劳累后的酸痛，让自己的身体稍许舒服一点便成为此时的最高要求。这就是说，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与身体舒适度中，心理的聚焦点就会不同。如果人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或者身体感到严重不舒适乃至酸、痒、疼、饿时，其注意力就会从其它地方收回而聚焦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因此，漫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与饥饿虽然袭击的是人的肉体，但是作用于人的精神，让人的精神从高地上撤下，退回到动物的状态，而且其身体由于疲惫、饥饿而变得羸弱，无法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不可能去思考眼前之外的许多问题，更不可能想到什么学术，因而非常有利于统治。

不仅如此，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教养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官方的训导下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异:一方面对这种样子侵犯自己权益，剥夺自己人格尊严，伤害自己身心的劳教制度表现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为了自己极其可怜的改善待遇和现实处境的卑微愿望，沦为撕咬别人的疯狗。当来了外地参观团时，这些地狱里的人们在官方的规训下，非常配合当局，“活跃工地的气氛，表现出幸福感”（第174页）。他们积极响应当局的号召，写下了《驳“党天下”谬论》、《何为“政治设计院”》、《啊！夹边沟！我新生命的摇篮！》和《驳“劳教不如劳改”的谬论》等滑稽可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这些可怜的劳动教养分子批判道:“有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因为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劳改是对敌人的专政，劳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对我们的宽大。不设刑期，是为了有利于我们改造。改造不好，出去了会再犯错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正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不知感恩，还要抱怨，真是天良云云。”（第175页）世间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就是这帮生活在地狱里的人，“白天加强互相监督，晚上揭发批判”（第176页），相互撕咬，都试图以他人的血泪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在这人间地狱夹边沟，那些被送到这里来的劳动教养分子纷纷熬不住而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且不说那些身体本来就羸弱的知识分子，就连郭永怀、张元勤这样身体比较强壮的军人出身的人也都挺不过去，在这个地方命入黄泉。随着1960年前后全国大饥荒的到来，夹边沟的劳动教养人员死亡达到了高潮，“天天死人”（第147页），到了1961年夏天，这里的人剩下的“不到一半”（第147页）。至于当时死人的惨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与《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都有相关的描述。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虽然没有细致描述，但是也有一定的叙述，“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第147页）高尔泰还从熟人那里了解到，“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方二百米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第149页）由于死的人太多，就连距离抛尸很远的兰新铁路列车上的乘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第147页，另见第292页）。到了1980年代，兰州医学院要用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就让组织农民到当年的夹边沟去挖尸骨，那些农民“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第149页）只是由于死人太多，夹边沟农场到了1961年10月被关闭。

所幸的高尔泰没有在夹边沟沦为孤魂野鬼。这不是当局对他开恩，也不是他的身体特别棒因而熬过了那里的苦难，而是他有被官方利用的某种价值，也就是说，高尔泰虽然幸运地走出夹边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转蓬”人生。那是1959年春，高尔泰被甘肃省公安厅的警察带到兰州，让他为迎接国庆十周年作画。当时的甘肃省委要举办一个“十年成就展览”，需要人画几幅大型油画，于是找到了美术系毕业的高尔泰。高尔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替官方掌了脸，于是被认为“表现很好”（第184页）。高尔泰的待遇因此而略有改善，再加上夹边沟农场死人太多，濒临消失──他被调到了另一家劳改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到了1962年春，高尔泰被解除了劳动教养，可以获得了人身自由。可是此时的他究竟可以到哪里去呢？此时的高尔泰就像张贤亮小说《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一样，人虽然被释放了，可是哪里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家”呢？他感到十分茫然。高尔泰也是如此。他就像被吹吹离故土的转蓬，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因为，“家里人都被‘专政’，万万不可还乡。异乡更无人缘。”（第191页）况且，“当时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第309页）不过，高尔泰没有像章永璘那样到他劳改的农场相邻的另一农场，随遇而安，而是谢绝了场长的好意挽留，选择了流浪。他要离开这个令人感到屈辱的地方，寻找机会。随后他与敦煌的常书鸿取得了联系，来到敦煌，进了莫高窟工作。

从靖远夹河滩农场来到敦煌莫高窟，高尔泰确实有了从地狱来到天堂的感觉，且不说他到这里就不再是劳动教养的对象，拥有了人身自由，而且他能够生活在他所热爱的艺术之中，从事古老的壁画艺术的学习与研究。然而，莫高窟毕竟是在远离都市和人群的沙漠之中，到了这里无疑是一种离群索居。他可以沉浸在丰富的壁画艺术的世界中，但是他毕竟还是生活在现实之中，因而他的内心仍然时常感到深深的孤独。他“常在山顶独坐，默对宇宙洪荒。看茫茫沙碛上蓝色的云影不息地奔驰，听这些石头无声的话语。它们告诉我……无限时空中这一瞬有等于无，告诉我没有刹那没有永恒，物与我都是虚幻的流影。……它们要坚持存在，挑战绝对零度。”（第201页）他只能在孤寂中与古老的自然展开对话，感悟人生。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听觉特别灵敏，他甚至可以听到“那些较大的沙粒从悬岩上落下，打在窟檐或楼道上的细微沙声”（第206页），而这声音“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第206页）。初到这里的人只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然而，高尔泰不久就感受到了这里人心险恶。在极权专制的社会里，尤其是现代，根本就没有世外桃源，统治者以各种运动给人们洗脑，将其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哪里还会有精神的净土！就在莫高窟这个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有那善于表演和告密的段文杰，他连高尔泰在阅览室看报纸的先后次序都要向领导汇报。当然，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善于表演和告密的不只是段文杰一人，还有贺世哲、窦文海、施聘婷等许多人，在学习王杰和焦裕禄等英雄人物时，“大家又都哭”（第215页）。好个“又都哭”，不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表演来求得生存条件的改善吗？然而，这对于“想学学不来”（第215页）的高尔泰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充满着各种危机的环境中，任何人都失去了安全感。到了“文革”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虽然地处十分偏僻，但并非避风港，政治风暴照样波及这里。高尔泰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的脑袋，”他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大毒草”（第218页）。接下来，他的境遇可想而知。他这颗早就断了根转蓬再次被政治狂风吹得晕头转向。

不过在一阵晕头转向之后，高尔泰倒是觉得平静了，“文革”初期那些夺权斗争的人转眼之间自己也沦为斗争对象。而他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似乎变成了死老虎，没人过问。于是他就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这样，高尔泰就与窟中的壁画为伴，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像达摩那样“面壁”（第238页）。“面壁”久了，高尔泰“有时恍惚里，真不知今夕何年。”（第139页）。就这样，高尔泰在恍惚之中度过“文革”那苦难的岁月。

“文革”结束以后，高尔泰被落实了政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先是来到了甘肃最高学府兰州大学工作，后来，又调到了北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借调。他与当年遭到迫害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得到了解放，命运大有好转，他们那种转蓬人生似乎也得到了改观。但是由于高尔泰直率的性格，在借调北京期间撰写并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关于人的本质》和《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等“不吐不快”（第333页）的文章，不识时务地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理论，于是在1982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赶出了北京”（第334页）。当他回到兰州大学时，他的哲学系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他还被停了课。所幸毕竟是在新时期，再加上胡乔木给甘肃省委书记打了招呼，他才得以恢复上课。但是，高尔泰已无心再在兰大待下去了，于是自己联系调到了四川师范大学。但是在申请调动时，仍然遇到了阻力，“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的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第366页）不过，兰大的领导并没有竭力阻拦。这样，高尔泰得以离开兰州，来到了四川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在调动高尔泰的过程中确实非常卖力，肯定令高尔泰十分感动。但是他后来渐渐感到“地方越偏僻，学校越闭塞，越是不安全。往哪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钻。”（第377页）。正在此时，家乡的南京大学盛情邀请他回江苏工作，于是他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南京虽然不像成都那么偏僻，是在沿海省份，但是并不比成都更安全。他怎么都没想到，1989年秋，他在南京居然被无辜地抓了起来，一下子被关押了138天，后来他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又被释放。随后他被遣回成都。高尔泰因此不得不做出决定：“捉放一场，如同儿戏。但生活的根基，已经连根拔起，我们已经准备走路。”（第392页）1992年，年近6旬的高尔泰最终选择了出国，到了远离祖国的太平洋彼岸安度他的晚年。晚年的高尔泰生活比较平静，但毕竟是异国他乡，他的根似乎在中国，但是这个根早已断了，到底是什么一次又一次斩断他的根呢？到底谁该为一个知识分子沦为“无根的转蓬”负责呢？

2015年5月12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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