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4：“只跟古人为伍”的姚雪垠

2026年01月29日 10:0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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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怨言

“我只跟古人为伍。”1996年8月2日下午，著名老作家姚雪垠在与中组部一位姓田的领导的谈话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许建辉：《姚雪垠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380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后来，他又对时任他的助手许建辉女士说，他“既非右派又非左派”，并引用丁玲的说法，他是“独立大队”（许建辉：《姚雪垠传》，第381页）。事实上，姚雪垠虽然读了不少古籍，研究了不少中国历史，与数百年前古人打的交道着实不少，但是并没有脱离过现实，并没有中断与当代人的交往。且不说他长期担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后更名为“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就是在说这话的前后，他还在茅盾故居里面对着摄象机侃侃而谈，乃至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规定的10分钟。1996年7月18日下午，在与徐小斌等人交谈时，又兴致勃勃地谈到崔嵬、梁信、祝希娟、杨在葆、许还山和冯小刚等人。就在他说自己是“独立大队”之前，他还与“革命诗人，左派诗人”朱子奇谈了很长时间。稍后，在五届作协会议期间，他与著名诗人曾卓热情交谈。由此可见，姚雪垠并不是一个只与古人打交道的人。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自己“只与古人为伍”呢？如果联系到姚雪垠当时的说话对象是领导以及说这话的背景——五届作代会召开前夕中组部官员前来征求他关于新一届作协领导人到意见，就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内心无疑充满着悲凉感。自从参与与刘再复的争论之后，姚雪垠内心的悲凉感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现在说话没人听了，于是自称一直钻故书堆，“只跟古人为伍”。

论战中败阵

1985年，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等系列论文，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引来了陈涌的强烈批评，于是就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争论。本来，姚雪垠没有参与争论，但是陈涌在争论中“招致众多白眼”（第329页），很快就招架不住。这时，《红旗》杂志编辑陆荣春想到了颇有名望的姚雪垠，于是将他拉进来为陈涌助阵。姚雪垠最初并不想参与，但是经不住别人的再三恳求，只好匆忙上阵，狠批刘再复“不是偶然写一篇两篇论文，而是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第329页）。写作这篇批判文章的时候，姚雪垠虽然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是却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热血沸腾起来”了，胸腔中涌动的是“思想文化界澄清玉宇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随后，陆荣春会同林文山、丁振海、《红旗》副总编马仲扬等人拜访姚雪垠，他们在“一场热烈的交谈之后”，“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第330页）。此时的他们，与其说是作家、理论家和学者，倒不如说是即将出征的战士，非常豪迈。

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姚雪垠在《红旗》杂志上向刘再复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既批评对方“不肯虚心地研究古代、现代和当代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又指责对方“只能依靠一堆非科学的名词术语来建立他的理论体系。”同时，姚雪垠还把矛头指向“许多中青年”，指责他们“极厌倦多次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内乱，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认识，所以一提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产生简单的逆反心理……”（第330-331页）凭心而论，姚雪垠是由于“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战斗的，其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在这社会转型期，姚雪垠毕竟是为数不多的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他以一股英雄豪情和顽强的斗志投入了这场战斗，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惨遭失败。按照许建辉的说法，姚雪垠“真是败得一塌糊涂。”（第330-331页）姚雪垠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仅一贯以治学严谨而著称，而且还“既是‘老作家’又‘有威望’”（第325页），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遭到了失败，这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当初，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战斗第一线的姚雪垠为什么会遭如此惨败呢？姚雪垠自己没有好好地反思，却将这归咎于“中央抓马列主义思想建设不力”（第331页）和“自由化思潮”的“涌动”（第332页）。其实，姚雪垠自从一出场就不知不觉地犯了错。从战术上来讲，按照兵法常识，“不打无准备之仗”，而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充分准备，人家一来拉他，他就匆匆上阵。他的《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从与马仲扬等人热烈交谈到文章在《红旗》上发表，只有短短的“半个多月”（第330页）。我们不怀疑姚雪垠的才华过人，但是从交谈到写作，到交稿，再经过编辑，排版，校样等等程序，直到杂志出来，20天不到，是不是太急促了，况且当时他可能没有电脑，更谈不上电子邮件，基本是靠手工操作。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仅仅靠才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对手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准对手的软肋下手。

也许，姚雪垠以为刘再复这些中青年学者没读过几本书，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应该不堪一击，然而他太大意了，看轻了对手，结果反被对手一个反转身，出其不意地抓住了软肋，一下子给攻垮了。刘再复机智地将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与当年的样板戏和《金光大道》联系在一起，指责他的《李自成》描写古代的阶级斗争，是极左政治的产物，而且批评这部融注了姚雪垠几十年心血的长篇小说“后来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写愈差”，最后将其原因归结为“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第334页）。与此同时，刘再复敏锐地发现了姚雪垠“对新的文学潮流的不满和对新一代作家的强烈拒斥”与“自我吹嘘和自我膨胀”的毛病（第334页）。刘再复的反击虽然改变了论争的话题，而且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准确地击中了要害。按照许建辉的说法：“刘再复的确身手不凡，他一开口，就先从政治角度宣判了姚雪垠的死刑，再从逻辑层面‘剥夺’了姚氏的‘商榷权’继之从文学艺术角度全面否定了《李自成》。然后抓住姚雪垠狂放骄纵的致命弱点，几句话便将其钉在了‘新的文学潮流’和‘新一代作家学人’的负面位置上。”（第334页）刘再复这一狠招将姚雪垠激怒了。

到这时候，作为学术争鸣应有的理性没有了，愤怒之中人的言语和行为往往十分情绪化，很难从学理上讨论问题。姚雪垠一方面写成文章《〈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读后》并发表在《文汇月刊》上，一方面声言要委托律师控告其诽谤。愤怒使姚雪垠一时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只有他的朋友江晓天和戚方等人出来替他接招。非常遗憾的是戚方的文章在批驳刘再复时竟然出了差错。他认为刘再复给姚雪垠扣上“传统犬儒主义”的大帽子是“犯了常识性错误”（第335页）。在戚方看来，犬儒主义并“无贬损之意”（第336页）刘再复用它来指称姚雪垠是无知的表现。其实他没有注意到现在人们运用“犬儒”一词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意义，而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在1957年，著名作家黄秋耘就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犬儒的刺》，对“犬儒”现象进行了嘲讽和批评，然而戚方究竟是没有读到，还是忘记了，竟然对这个词语语义的变迁一无所知，怎不给人留下笑话！难怪刘再复没有反驳。出了这样错误的文章还值得一驳吗？既然江、戚二人的文章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经过短暂沉寂之后，姚雪垠的怒气稍许消了一些，逐渐冷静下来，决定不去追究刘再复的人身攻击的法律责任，但还是亲自出马，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不要以诽谤代替争鸣——答刘再复君》、《深入健康地发展文艺界的百家争鸣》。这两篇文章显然不再是那种猛烈的攻击，语气虽然还是长者教育青年人的口吻，但是明显地透露出求和的信息。既然如此，刘再复也就不纠缠这事。对于这次论争，姚雪垠败走麦城的原因，许建辉在她的《姚雪垠传》中认为：刘再复“更清楚地知道：一个社会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反叛，需要有若干个公众发泄愤懑的‘导流口’。惟其如此，他才巧妙地编织出一顶‘极左’的帽子扣在姚雪垠头上。”（第337页）许建辉这话说对了一半，刘再复确实机敏地发现并利用“公众发泄愤懑的‘导流口’”，但是说他给姚雪垠编织了一顶帽子未免太简单化了。试想，经过了“文革”的暴风骤雨和好几年的改革开放，作为知识分子，随意给人戴上一顶什么帽子已经行不通了，最关键的是刘再复并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没掌握着生死予夺的大权，而且从名望来看，刘再复显然没有姚雪垠那么大，社会地位也没有姚雪垠那么高。早在30年代，姚雪垠就以《差半车麦秸》享誉文坛，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度被打成右派，但是由于毛泽东亲自保护他创作《李自成》，而且该小说获得巨大成功而使他名望如日中天；相形之下，刘再复只是在80年代因出版《性格组合论》并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才出了点名，他怎么能与文坛宿将姚雪垠相比！以刘再复的身份，只是简单地给姚老扣一顶大帽子，能为人们接受吗？况且，中国是一个具有论资排辈传统的国度，以一个小有名气的人批评一位声名显赫的长者谈何容易！显然，刘再复仅凭扣帽子并不能让人们信服。他能够击败姚雪垠，还在于他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或许姚雪垠后来意识到这一点，他劝刘再复“切不要把争鸣当成意气之争”（第336页）。其实，姚雪垠在当初上阵之时，他意气用事，一下子就想从政治上将对方击垮，而不是从学理上驳倒对方。他还没有仔细研究刘再复与陈涌论争的理论偏差和逻辑相左的问题，尤其没有对刘再复的理论观点作深入地思考和琢磨，一开始就认定他们的论争是“许多年来思想战线上一次最深刻和特别值得重视的理论斗争”，并且站在陈涌一边给刘再复扣上了“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大帽子，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猛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正如许建辉批评刘再复时所言，“先从政治角度宣判了”对手的“死刑”，从而剥夺对手的“商榷权”（第334页）。实事求是讲，刘再复的做法确实不够厚道，他那反驳姚雪垠的文章也经不住推敲，但是他对付姚雪垠恰恰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失于偏颇

单单是给姚雪垠扣帽子，刘再复是不能扣上去的，问题在于进入80年代以后，姚雪垠思想观念没有随着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仍然以过去的眼光看待现实，于是出现了本来是很正常，然而他却看不惯的事情。1984年，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提出了“创作自由”问题，决定抛弃过去的文化专制那一套，努力营造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同时鼓励作家解放思想，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来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姚雪垠理应表示欢迎，但是他却表示“忧虑”。他担心创作自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他由通俗文学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而全面否定，认为它“实质上是新文学运动史上出现的逆流”，“集合起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粗制滥造的、甚至沉渣泛起的货色，形成一股浪潮，向着社会主义文艺阵地猛烈攻击。”（第324页）因而，他由对通俗文学的否定进而怀疑“创作自由”的口号。固然，通俗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能全盘否定，熟稔古代文学的姚雪垠应该知道，古代文学中的不少经典之作本来都是通俗文学，比如《诗经》中的“国风”，两汉的乐府诗，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等，本来都是通俗文学。再看那些非通俗文学也决非都没问题，“四人帮”治下的帮文艺特别是样板戏，虽然十分精致，但那种鼓噪阶级斗争，鼓吹个人崇拜不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姚雪垠在这里将通俗文学存在的某些问题加以夸大并且上升到政治高度。在这个问题上，姚雪垠的忧国情怀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他没有看到通俗文学的盛行不是靠行政命令推销，不是靠官方的大力宣传，而是因为读者的欢迎，借用过去的一句话，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而这些读者决大部分都是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群众，不是反动派，不是封建势力，也不是资本主义势力。如果通俗文学真正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粗制滥造的”，虽然会得到一些人的追捧，但是会遭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抵制和唾弃的，是没有市场的。毛泽东当年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姚雪垠应该相信人民群众不是可以随意哄骗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判断力。通俗文学虽然不能说没有缺陷，虽然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凭其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就可以肯定它具有人民性。因而，姚雪垠在否定通俗文学之时，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极容易给人以错觉：他在为“创作自由”担忧就是在维护过去的文化专制，具有极左的色彩。而姚雪垠偏偏没有意识到。

与此同时，姚雪垠“非常坦率地批评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混乱局面”（第326页）。姚雪垠的这一批评源于他对现实的严重误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抛弃了过去的阶级斗争极左政治，实行改革开放，不仅为作家、理论家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大大推动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对于造成民族灾难和浩劫的“极左”政治的深刻反思。与此同时，西方思想文化也被引进国门，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打破了过去文化专制下大一统的局面，推动着文学的兴旺发展。作家和理论家们也可以积极探索，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在碰撞和交融，初步形成了人们多年来所期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虽然可能存在某些错误和缺陷，但是通过争鸣和商榷，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最后，错误终究会被认清和抛弃，缺陷最终会得到修补。无论如何，出现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观点主张总比万马齐喑要好。可是，姚雪垠却将这样的状况视为“混乱”，难免不让人想到“文革”时代的思想钳制，难免不让经过“文革”时代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人们极为反感。正是由于姚雪垠对于现实的误判导致他的批评让人产生误解，将他与“极左”挂上钩，这样，当刘再复批评姚雪垠“极左”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他的“混乱”论，自然也就认同了。

徘徊于政治和写作之间

1996年，姚雪垠在见了左派诗人朱子奇之后对自己作了判断：他“既非右派也非左派”（第381页）。我们相信这是真话。从他走过来的人生道路来看，他也没有理由成为左派，当然他也不是右派，尽管他曾经被打成右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迫害。从许建辉所写的《姚雪垠传》来看，姚雪垠在他的一生中与政治基本上是若即若离，他既不像郭沫若等人那样完全政治化，也不像沈从文那样基本上不过问政治。早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时，他开始接触政治，“在白色恐怖下的开封他所能找到的所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籍”，尽管当时他并不完全理解，但还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第29页）地读下去。当然，他当时所读的也不都是红色政治书籍，同时他也阅读包括梁启超与顾颉刚等人在内的学术著作，并且对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文学和史学成为姚雪垠的安身立命之本。于是，姚雪垠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史学学习和研究与文学阅读和创作之上，但是他又不时为窗外的政治所吸引。况且，自20世纪中国的大学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就一直在大学的校园里游荡，在大学师生的胸中激荡，特别是风起云涌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大学校园更是不断掀起政治风暴。大学预科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姚雪垠自然不会关起门窗一心读书。当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河南大学的校园时，“他没有丝毫犹豫，而是迫不及待地纵身跃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第32页）他非常积极地参加游行，发表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几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为此他被怀疑是共产党，遭到了国民党西北军的逮捕。但是，由于得到军队中河南老乡的帮助，姚雪垠转危为安，又由辛亥革命老人保释，姚雪垠脱离了危险，后来这位叫王庚先的保释他的老人将女儿嫁给了姚雪垠，成了他的老泰山。获得保释以后，姚雪垠又回到了河南大学继续读书，然而由于他“不肯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又被确定为“危险人物”（第34页），遭到了学校的开除。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准备逮捕他，姚雪垠不得不开始逃亡。随后，姚雪垠来到北平求学与谋生。在北平，虽然大学校园里仍然不断掀起学潮，但是姚雪垠已经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也没有参加政治组织和各种政治活动，他虽然没有与政治脱钩，但是他将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读书和文学创作上来。他一方面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一方面他要靠笔杆子赚取稿费，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日三餐问题。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与才华过人，姚雪垠很快在林语堂等人创办的《论语》和曹聚仁创办的《芒种》上崭露头角。但是，姚雪垠不久患了肺结核，需要修养和调理，于是在1933年离开北平来到河南杞县的大同学校。这所学校由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创办，学校里没有国民党特务，却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里，姚雪垠与梁雷、赵伊坪等地下党员交往密切，建立“课外文艺小组”，创办《海鸥》文学杂志，宣传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暴发后，梁雷与赵伊坪先后离开大同学学校，奔赴抗日前线，而姚雪垠由于身体健康问题没有与朋友们一道前往。在大同学校，姚雪垠在教学之余，做的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家乡的方言土语，进而为他后来在文学语言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身体多病是不幸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姚雪垠因此没有成为一名到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倒是促成了他走上了文学道路。

经过几年努力，姚雪垠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七月的夜》、《M站》、《援兵》、《生死路》、《雕堡风波》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当时文坛左联作家的那种标语口号化的缺陷，也没有以阶级斗争的理念先入为主地预设主题，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苦难，表现了作家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因而颇受读者的欢迎。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姚雪垠经过一番漂泊奔波，来到了开封。在这里，姚雪垠和朋友一道创办刊物《风雨》，宣传抗日。由于他们的努力，这本杂志很快就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影响又与姚雪垠比较科学的抗战文学观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许多人仅仅将抗战文学视为宣传，于是他们的作品标语口号化相当严重，而且主题直奔抗日，缺乏耐人寻味和令人深思的东西，更缺乏艺术性；而姚雪垠则强调“对敌人谩骂侮辱并不能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还是把敌人的暴行多多揭露”，“作家们不应该把视线都集中在‘抗战’呀，‘咆哮’呀，‘雄壮的行进’呀，而应把建设民主政治和改善大众生活作为两种紧要任务。”（第58页）根据这样理念创作的作品显然比那些直截了当为抗战服务的作品更有分量，更有思想内涵，也更能够打动读者。

只是后来中共河南省委受极左思想影响，强令刊物左转，导致《风雨》越来越“红”，随即杂志的撰稿人不断流失，发行越来越萎缩。面对这种情况，姚雪垠感到困惑和迷茫，于是写文章表达出来。然而有关方面负责人不仅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对姚雪垠进行惩罚性地调离开封，令他到故乡去搞地下工作，其实是将他往虎口里送。这是姚雪垠第一次遇到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而且他成为极左势力整治的对象。尽管当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但是这种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他必须服从命令的打击报复方式也显示出一定的残酷性，而且面对着打击报复，自己还不能申诉和辩驳，感受到权力的专制。姚雪垠颇感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离开开封。离开开封以后，姚雪垠既没有按照组织要求回家乡去做地下工作，也没有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那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而是来到徐州附近的台儿庄，来到国民党军的三十军进行采访，同时找当地的游击队员进行座谈，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不久，他创作了著名小说《差半车麦秸》。小说因成功地塑造了抗日游击队员形象而得到包括张天翼、周斯畲等人在内的许多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此间，姚雪垠辗转各地，又接触到一些中共干部，然而这些干部不是趾高气昂，就是颐指气使，甚至通过突然提问来考验姚雪垠政治立场，让姚雪垠觉得根本就不信任和尊重。这样，姚雪垠心底的独立意识被激发了起来，他不惜付出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的代价，然而这对他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他毕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不再受人摆布。随后，姚雪垠为了宣传抗日，他进入第五战区采访与写作。此间，国民党想拉他及其他文化人入伙，但是被他拒绝了。尽管如此，国民党军营里的不少人还是非常敬重他，原因是他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差半车麦秸》之后，姚雪垠相继发表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和《金千里》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进一步奠定了姚雪垠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国民党特务机构了解到姚雪垠的共产党背景，又一次试图逮捕他。但是有趣的是国民党的军官们却竭力保护他。李宗仁将军竟特派人给他送来“手谕”，让他顺利地通过一道道明岗暗哨，安全离开险境。随后，姚雪垠来到了安徽金寨，又受到了身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韦永成的庇护，并且得到了比较优越的写作条件。韦永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姚雪垠创作有了很大的名气，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希望得到姚雪垠珍贵的墨宝。“正是因为韦永成的支持与保护，姚雪垠在山中度过了一段十分惬意的日子。”（第88页）而这种日子在后来的50-70年代中都是难以得到的。除了韦永成给姚雪垠提供庇护和优越地写作条件，后来，冯玉祥还盛情邀请姚雪垠到他的府上为他讲授《小说原理》。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附庸风雅，但是他们对于文化人的尊重还是真挚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无论如何都比那些以革命的名义侮辱和迫害知识分子文明得多。与他受到国民党军政人员欢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中共这边受到了冷落。重庆文化界的“姚雪垠热”竟莫名其妙地降温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三家出版社对于姚雪垠著作的出版极为冷淡，中共重要报纸《新华日报》在刊登新书广告时居然删去了姚雪垠的名字。由于他与韦永成、冯玉祥等人非同寻常的关系，姚雪垠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而且这一怀疑居然持续许多年，成为他一根常常为某些人揪住不放的无形的辫子。随着对姚雪垠的冷落，他的作品也被某些左翼人士冠以“色情”的罪名受到否定，特别是胡风等人对他的严厉批判。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1949年6月，上海市刚刚获得解放，市文化艺术界召开了规模庞大的座谈会，他却被排除在外，随即他申请《报告》杂志复刊的报告被枪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姚雪垠虽然心向共产党，但是他仍然被边缘化，一方面他根据领导的旨意创作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失败，另一方面他的创作设想得不到承认，“他的创作道路与文艺思想都与‘无产阶级’要求格格不入。”（许建辉：《姚雪垠传》，第139页）与之相联系的是，在1953年的供给制向工资制转化时，姚雪垠的工作被定为最低的文艺六级，住房分配也比别人差，被安排住进了距公厕只有一丈之遥的小屋里。处此环境中，姚雪垠一方面深感压抑，另一方面感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时，姚雪垠不过43岁，还是人生的中年时期，根本谈不上老的问题，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岁月蹉跎。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姚雪垠根据领导的旨意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创作了《携手》（后又根据政治要求改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捕虎记》）。这种按照阶级斗争套路创作修改的作品当然不会成功。姚雪垠由此渐渐意识到按照官方要求创作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非常低劣的政治宣传品，照这样下去，自己的未来一定全毁了。于是他将真正的文学创作转入地下。可惜的是他的地下写作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发现，接下来自然是受到嫉妒和批评，然而姚雪垠并不服气，性情梗直让他与领导辩论起来，其结果可想而知。愤慨之下，姚雪垠一怒之下将他的文稿付之于一把火，文化专制与官僚主义给当代文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为此他犯了头晕病。不过，命运并没有扼杀姚雪垠，1956年他发表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令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的这篇文章被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看到了，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与肯定。毛泽东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很讲求艺术技巧”，并且称赞他“很会写文章”，还要求作为文学权威和宿将的周扬与茅盾等人“找来读一读”（第147页）。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姚雪垠存在着“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众人皆醉我独醒’……”（第147页）毛泽东的赏识与批评既给姚雪垠以鼓舞，同时给他以警示。但是好景不长，在随后到来的反右运动中，姚雪垠遭到了全面批判，随即就被打成了“极右派”。实际上，姚雪垠与当时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一样，向来对中共忠心耿耿，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梗直了，另一种说法就是他“狂放骄纵”（第334页），特别是与他所在的武汉作协的领导关系没有搞好，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报复。逆境之中，姚雪垠受历史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鼓舞开始了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希望以此填补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空白。他利用劳动改造的空隙时间写作。《李自成》是一部鸿篇巨制，计划写作150字，到了最后全部完成时达到了300多万字，成为到上个世纪末为止文学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到了1961年，《李自成》第一卷完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63年问世，由于他严谨的创作态度，扎实的史学功底与深厚的文学造诣，小说第一部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那文化比较荒芜的时代深受读者欢迎，一下子就印了几十万册，一时洛阳纸贵。这为他后来的继续创作确立了信心，也为争取得到最高领袖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提供了条件。

让恩惠蒙住眼睛

应该看到，姚雪垠所受到的迫害基本是在基层，没有上升到高层的专政对象。因此这为他后来写信向毛泽东求助并得到恩准，特批他将《李自成》写下去留下了余地。毛泽东批准他将《李自成》写完，对姚雪垠来说是极大的恩惠，他得到这一御批，自然会激动和感恩戴德。这在50至70年代是十分正常的；如果不是作家和知识分子而是一般的人，哪怕在80-90年代仍然感激在怀也很正常。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姚雪垠让个人受到的恩惠蒙住了眼睛，仍然感戴毛泽东，他根本没有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30-40年代，他的写作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保护，为什么到了50-70年代，他写作《李自成》这样一部与当时意识形态并不发生冲突的历史小说居然还需要最高领袖的恩准，居然需要庇护。他根本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看不惯他的人为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打成“极右派”，进而肆意批斗他，惩罚他，侮辱他？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为创作一些作品竟然要转入地下？本来，姚雪垠可以像巴金、张贤亮、杨绛、牛汉等人那样深刻地反思5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可以寻找造成他个人不幸，更造成民族灾难和浩劫的根源，然而他却没有。如果说他只是一门心思继续创作他的《李自成》倒也罢了，可是他却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斗争中来。当然，关注政治，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没有错，问题是他并不了解政治，更没有改变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给文艺界文化界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总是凭借文化专制时代留下的思想意识看待现实，自然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出现严重的对于现实的误判，这样他就不自觉地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偏向了极左的一边，然而他给人的感觉确实具有浓厚的极左色彩，这样他理所当然一下子就被刘再复所击败。其实，他的失败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没有醒悟过来，他当然感到自己与这个时代相左，自然有孤家寡人的感觉，自然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其实，时代是不会抛弃任何人的，只是人可能背弃了时代，没有认识到时代的本质并且顺应这个时代，进而与这个时代发生冲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代的走向就一定正确或者合乎情理。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总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姚雪垠感受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意见观点得不到大多数人特别是中青年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只有退回到内心，“只跟古人为伍”。其中当然充满了悲凉感，然而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意味着他在从30年代到70年代受极左政治的骚扰与迫害完全白白随历史流去，他实在是对不起这段人生与历史，对不起知识分子的身份。

2010年4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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