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3：“之”形人生贺敬之

2026年01月29日 10:0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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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以高唱主旋律而著称的诗人贺敬之的人生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其实他在几十年人生中也受到一些冲击。1957年反右运动中，贺敬之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由于“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发表过“严重的‘右倾’言论”（丁七玲：《贺敬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73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而遭到批判。而他因此笑称自己是“老运动员”（第173页）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著名诗人公木。高昌在《公木传》中叙述了传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也有这样的戏称（高昌：《公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多次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公木从1938年投奔延安直到“文革”结束也是一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然而就贺敬之来说，他的那点遭遇与艾青、丁玲、胡风等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人生只能说像他的名字“之”字那样有些曲折（贺敬之曾经在浙江的富春江边发出过“名之行之思之江”的感慨，表明他的“仕途之路也像走了个‘之’字”，第224页）。

贺敬之的人生起点确实就是从“之”字上面的那一点出发的，虽然《贺敬之》的作者丁七玲试图将贺敬之的人生开初的那一点移到顶端──让传主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苦家庭，但是难以回避的历史事实表明，贺敬之出身的家庭并非完全贫困。一方面，丁七玲称贺家永远的“主旋律”是“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第3页）；另一方面，她也交待了贺家还是个书香门第，单从贺敬之的祖父、父亲（分别是贺祖介、贺典谟）和他本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农民的名字大不相同。再看贺敬之的童年，他不仅能够进入私塾读书，而且还进了天主教学校、私立小学和兖州简师读书。虽然贺敬之的读书是他的大祖父替他出了学费，但是就贺敬之父母来说，毕竟没有让他辍学以充当家庭的小劳力。其实，有许多传记作家在叙述革命作家家庭出身时，都不由自主地将其家庭成分降低，有意识地渲染他们家庭的贫困以表明其参加革命的强大动力。《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作者梁秋川所叙述的他父亲浩然（梁金广）给人的感觉就是出身贫苦，其实他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只是与以前相比有些衰落了。王洋、田英宣在《梁斌传》（天津传媒出版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中没有交待传主的家庭成分，而是突出传主的父亲“是个厚道、本分的庄稼人。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地劳动，没有休息的日子……”（王洋、田英宣:《梁斌传》，第8页），给人的感觉传主父亲是个农民。其实，梁斌的家里不仅有“二三十亩地”，而且还“有一头驴”（王洋、田英宣:《梁斌传》，第5页）根据这样的家产，即使不算是地主，至少也算是个富农。而丁七玲没有学到梁秋川与王洋、田英宣的写作技巧──将传主的家庭情况模糊化，而是突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第13页），然而，贺敬之的父亲还有钱从集市上买回一头小黄牛──这在真正贫苦的家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为了写出贺敬之的苦大仇深与根正苗红，丁七玲在叙述历史时运用另一模糊的方法:将贺敬之诗歌中的某些叙述引到传记中来，与贺敬之本人的童年苦难放到一起，让读者一不小心就将别人的故事也可能是诗人的想象误以为是传主的经历。特别是读到“漆黑的大地”中的“仅有一只老母鸡”，稍不留神就可能将这里的老太太祖孙的不幸遭遇当成是贺敬之本人的经历。

从正统的意识形态来看，人生“之”字的这一点的位置很重要，它可以为传主后来参加革命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阶级性的政治基础，但是如果跨过血统论的栅栏，我们就会觉得这一点的位置虽然有点意义，但是并没有正统思想理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关键的是后来传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所作出的人生选择。

在贺敬之少年人生道路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天主教会所办的小学里读过书。在读贺敬之传记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贺敬之与天主教还有那么一段联系。据丁七玲的描述，贺家的后面就是天主教教堂，而且贺敬之的祖母和父母与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是天主教徒，因而，“少年敬之就是伴着教堂的钟声和教徒们的赞美诗长大的。”（第30页）于是，“天主教义里的仁爱、怜悯、平等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而信徒们领圣餐时缓缓前行的庄严肃穆也令少年敬之心驰神往。”（第30页）由此，丁七玲对贺敬之的这种少年时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还作了延伸：“对他（指贺敬之──引者）而言，那是一个没有欺压、没有痛苦的圣洁的国度，耶稣基督为救全人类甘心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悲天悯人的舍己大爱深深影响到他。在贺敬之以后的作品中充满对人民的热爱情怀，不能说没有受到来自童年的这股清风的影响。”（第30页）在这里，丁七玲将天主教的博爱与贺敬之后来所持的所谓阶级情感混为一谈，其实，所谓的阶级情感与宗教的博爱根本不能相比，如果他后来还有天主教的博爱，他就不会在反右斗争中向右派开火，就不可能对于大跃进之后造成的饥荒灾难视而不见。我愿意相信，贺敬之少年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后来的人生征途上，天主教的文化因子在贺敬之的身上基本上被冲刷殆尽。这可以从贺敬之后来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中基本上没有流露出一丝天主教的痕迹可以看出这一点。

贺敬之的天主教文化因子的流失是从他进入北洛村私立小学插班读书开始的。他在这里遇到了崔宝之和梁吟鹤两位老师。本来，贺敬之是可以在天主教学校继续读书的，但是令人痛惜的是，天主教学校由于经费不足而不得不停办，这就使贺敬之不得不转学。他转学后所遇到的这两位老师不仅是来自胶东的抗日流亡青年，而且还具有左翼思想倾向，将贺敬之的思想引到左的轨道上去，使他渐渐地以阶级情感取代天主教的博爱。同时，在这两位老师的影响下，少年贺敬之热衷于颇具政治色彩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由此，他了解到了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等重大政治事件，从而开始接触政治。

贺敬之从北洛村私立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取兖州简师（山东省立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简称）。如果兖州简师照常开办下去，贺敬之或许还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不过历史不好假设。问题是，贺敬之入学不久，就遇到了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而且很快将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山东，迫使他所就读的学校南迁。这不仅激起贺敬之对侵略者的仇恨，而且在战乱中将这年青人推向政治。学校南迁后，贺敬之也不得不离开家乡在流亡中寻找母校与人生的出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无疑对贺敬之的心理冲击很大，使他既痛恨日本侵略者，又对国民政府产生强烈不满，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传说中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本鬼子或许就不会很快打到他的家乡来，而他也就不用背井离乡外出逃亡流浪了。

就在贺敬之逃亡流浪期间，共产党的触角伸到了他这里，一方面将他的思想感情继续引向左的意识形态上来，从而暗暗地冲刷掉天主教在他思想意识中的印记，另一方面通过可信赖的人物向他描绘延安的诱人的社会图景，将其引向通往延安的路途。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虽然就抗战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是他们之间依然明争暗斗，争夺青年。当贺敬之与他的伙伴们历经艰辛找到了迁到均县的母校后，他们接触到了许多从延安流传来的书刊，广泛阅读了《新华时报》、《群众周刊》与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歌。其中最令贺敬之等人激情澎湃的是田间的诗歌《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随后，老师看到时机成熟就动员贺敬之下乡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而这当然符合贺敬之的心理欲求，同时这也是对他的锻炼与考验。这次下乡搞宣传活动，贺敬之与他的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宣传任务，而且还另有收获，他们看到了官员的腐败，增加了对国民党的痛恨。特别是同学中有个叫小宁的，诉说南京沦陷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敬之听后也甚感错愕，他怎么也没想到政府竟然撇弃手无寸铁的百姓不管不顾，任由日寇宰割凌辱，这样的政府靠得住？中国还有希望吗？”（第57页）。就在投入抗日宣传并且接受关于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教育的同时，贺敬之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他“以笔代刀，写出对敌人无比的仇恨”（第61页）。而共同的诗歌爱好“把李方立和顾牧丁带进了贺敬之的生活”（第63页）。由于李方立也是山东人，而且比贺敬之年长6岁，所以贺敬之称他为“李大哥”。就是这位李大哥将贺敬之引上了投奔延安的道路。就在共产党接近贺敬之的时候，国民党也在设法拉拢他，学校的训育主任以老乡的名义找到了贺敬之，关照他不要跟着别人一起瞎闹腾，希望这个小老乡“吃国民党大锅的饭，别去吃共产党小锅的饭”。（第64-65页）且不说，训导主任的这番话软弱无力，根本还在于他不可能像李方立等人那样与贺敬之有着频繁的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本来在贺敬之的头脑中就没有好印象，更何况贺敬之与他所读的左翼书籍中产生了情感共鸣。因此，贺敬之理所当然撇开国民党投奔共产党。

1940年春，贺敬之与李方立、吕西凡在中共地下党员程芸平的带领下经西安前往延安，从而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贺敬之与他伙伴刚到西安时就对八路军印象很好，特别是吃饭不要钱，既出乎他们的意外，又令他非常感动。多少年来，贺敬之很少吃饱过肚子，就连教会或者慈善机构施舍的饭食大概也很少遇到，现在能够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填饱肚子，他怎么能不感到激动呢!他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不仅可以放开肚皮吃，而且面对的还是温暖和煦的目光，这让他怎能不把延安当做自己的家？”（第79页）其实，不仅是贺敬之，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也都感到了家的稳定和温暖。与在国统区比较，青年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靠自己的拼命工作才能勉强得到解决，而且时常因不能拿到工资或者稿费而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有时因贫困而不得不向别人借债度日。他们来到了延安之后，虽然衣食不那么充足，条件也比较简陋，但是毕竟不用为吃了上顿愁下顿，居住条件虽然不够宽敞，但是毕竟不用为交房租犯愁。更何况延安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骚扰，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在战乱年代享受这样安逸而无后顾之忧的日子，青年知识分子们内心的那种温暖感当然油然而生。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还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与周围的许多人相比还比较优越，内心多少都会产生些荣耀感和优越感。所以，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执政者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像贺敬之这样出身贫苦农民（虽然不一定十分贫困，至少是由盛到衰的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感激涕零，觉得自己翻身了，做了主人。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特别是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多少还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看到了“温暖如家”的延安表象背后存在着某些问题，而贺敬之等人则看不到。

贺敬之一到延安“就兴奋不已，感觉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他仿佛到了真正的家，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自己就像新生婴儿一般地新鲜、干净，过去自己努力去追求这些是值得的。”（第81页）他“彻底摆脱掉童年的寒冷感、窒息感，人人都称他同志。”（第82页）此时的贺敬之可以说达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更令他激动的是，贺敬之还被录取到延安最重要的大学之一──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从而既圆了他的大学梦，又可以让他零距离地接受何其芳等著名诗人的教诲。

激动中的贺敬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而他的创作自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纳入到革命文学的轨道。然而，他此时的创作一方面表达的是廉价的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则鼓动阶级仇恨，而且距他当初的抗日要求则愈行愈远。他在鲁艺（即鲁迅艺术学院）读书时写作的《铁拐李》以诗歌的形式叙述的是穷苦人李铁匠的悲惨故事。诗歌突出的细节是，铁匠要给他亲人唯一的一丝温暖，但是家里没有柴火，而且外面又风雪交加，居然卸下自己的腿放进炉灶。为了煽情，贺敬之不惜胡编乱造，且不说铁匠是如何忍着剧痛砍断自己的腿，就是连血带肉的人腿（不是假肢，以李铁匠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能力配上假肢，而且事先也没有交代李铁匠腿部残疾）怎么可能“在锅底下燃起火苗”!这样的完全不合情理也不合生活逻辑的诗歌居然还受到肯定和热捧，贺敬之因此还被称为“鲁艺的小‘马雅可夫斯基’”（第87页和93页），实在是不可理喻。不过，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环境中，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突破情理和常识藩篱，竟然形成了常态，那么后来在权威喉舌上出现水稻亩产十多万斤的荒唐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受到了肯定，贺敬之自然不会将《铁拐李》中的荒唐情节视为败笔，还可能当作成功的妙笔呢。那么他就不可能以此吸取经验教训，这就使他在荒唐的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黑鼻子八叔》中，贺敬之塑造了一位所谓的“英雄”形象。诗中的八叔给人放羊，他却将人家的羊搞丢了一只，他因此而遭到毒打，羊主赵大爷固然不该将人打伤，但是八叔毕竟是有过失的，他在丢了羊之后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不一定赔得起），更没有求情。后来八叔居然偷食人家的高粱青米，原因是他肚子饿。肚子饿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不能使其偷盗行为合法化。且不说他能否通过劳作挣得钱填饱肚子，即使饿了，也应该向人家借钱或者乞讨，总不能偷人家庄稼。庄稼主人来抓他，他居然“奋起反抗”（第99页）。至于反抗结果怎样，丁七玲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很可能是重伤了抓他的庄稼主人。不仅如此，八叔后来更进一步，“结果了赵明法──赵大爷的儿子，‘联庄会的大队长’”，并且“把他的血抹在七块大石头上”（第99页）。对于八叔的“奋起反抗”和暴力杀人，贺敬之将其当作英雄之举予以礼赞。如果说八叔的“反抗”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那也只是赵大爷因八叔丢羊而将其打伤，然而他的“反抗”不仅是以暴抗暴，而且是杀人凶犯。如果我们指责贺敬之缺乏法律意识，那就可能被人指责为没有看到诗人所处的是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但是他对于八叔的不负责任和偷盗行为没有半点反思，是值得现代人反思的，显然阶级意识已经遮蔽了他的眼睛，令他看不到人物身上出现的问题。而且像贺敬之的这种写作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当时最走红的作家浩然在代表作《金光大道》中写到高大泉在旧社会因为不慎损坏了地主家的财物而受到责罚的事，意在谴责地主对待高大全的凶狠。这种叙事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贺敬之这里。然而，在贺敬之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歌剧《白毛女》。这部戏虽然说是贺敬之与丁毅合作的作品，但是主要是由贺敬之创作的，据张庚回忆：“举办是集体创作的，先由邵子南写了一个诗剧脚本无法排，后主要由贺敬之执笔写，写到快完稿的时候，贺敬之病了，又由丁毅写最后一场。”（张庚：《我在延安的戏剧活动》，《延安文学》1988年第4期）而这部戏之所以受到许多红色文化人的热捧，主要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了人”的政治性主题与成功的煽情。其实，这部戏存在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可以躲在外面而拒还。就杨白劳所借的债来说，不是一次所借，而是三次，每次借债时他肯定知道需要还本付利息，而且“去年又（借了）一个三块整”（第131页），原因不明。他没有还清旧帐，又来借新的债，到后来就可以赖账吗？就黄世仁来说，他本来就不是慈善家，他放债收取高利息肯定有些问题，但那也是杨白劳同意和接受的，否则人家不会借钱给他，后来也就不用索债。而杨白劳则涉嫌恶意借债不还，不仅如此，他还为了躲债居然将大闺女喜儿一人放在家里，实在是对女儿不负责任，而且黄世仁在杨白劳外出躲债之际也没有趁人之危抢走喜儿，他是在杨白劳拒绝还债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让喜儿顶债。贺敬之为了强化阶级仇恨，突出了黄世仁逼债致死杨白劳，强奸喜儿的罪恶，而完全淡化甚至抹去了杨白劳自身的责任。而作品最大的问题则是，作家在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之时摧毁了传统文化中“欠债还钱”的道义、诚信与责任，从而为借债不还寻找借口。至此，贺敬之已经完全背离了天主教所赋予他的博爱，而且此时国家仍处于抗战之中（《白毛女》创作于1945年春），他的创作也与他当初所追求的抗日基本上没有关系。本来全民族抗战，需要的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他却在民族危亡之时，煽动阶级仇恨，制造社会分裂，与抗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在延安的岁月里，贺敬之的人生基本上是很幸福的，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就在这幸福的时候竟然一下子跌落下来，这不是说他沉溺于幸福之中而做错了什么或者堕落了，而是组织上所搞的政治运动不小心波及到了他。1943年冬天，康生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竟将贺敬之卷了进去。贺敬之被要求“写检查、写交代”（第111页）他被莫名其妙地怀疑特务。他当然感到很委屈，“之前流亡吃了那么多苦，贺敬之都没流过泪，可那次说着说着他竟然哭了。”（第111页）不过，贺敬之的这点委屈与许多人遭受的刑讯逼供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很快过去。对于他来说，相当于菩萨给取经的唐僧师徒所设置的那些灾难，只是一点磨练而已。所以，很快就会过去，没有留下什么阴影。丁七玲认为：“贺敬之本性善良，或许是从小被天主教教义的熏陶让他拥有一颗饶恕的心，对人性的弱点他很宽容。”（第111页）丁七玲的这个说法无法令人认同。从当时贺敬之在创作中渲染和煽动阶级仇恨来看，很难谈得上“本性善良”，他自从投入政治的洪流，天主教在他身上很快消失殆尽。在延安，贺敬之虽然因创作《白毛女》等作品而扬名，但是他仍然不过是“红小鬼”（因为他很年青，1943年才19岁），所以没有资历和资本去宽恕别人。至于说他所“饶恕”的是“人性的弱点”也值得商榷，延安当时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是整风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环节，属于政治运动，并非个人问题，只不过是个人的人性弱点被权谋者们所利用，而这也是贺敬之无力“饶恕”的。不过，丁七玲随后写道：贺敬之“把这次事件当成人生中的一次政治锻炼。也许我们遭受的种种痛苦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了。”（第111页）丁七玲这段话符合贺敬之当时的思想和情感逻辑，但是忽略了“变得更好”的前提，那就是对于痛苦根源的思索和本质的反思，否则只能重蹈覆辙。事实上，贺敬之恰恰缺乏这样的一个前提，重蹈覆辙就不可避免了。

果然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贺敬之再次遭殃。他从东德访问一回来就被叫到张光年的家里。张光年“非常严肃且严厉”（第171页）要求他交代清楚他与胡风的关系，其情形大致与那次“抢救失足者”运动时相仿，简直是历史在重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年的他当场哭了，而今他没有哭，而是为自己“辩解”（第171页）。对于贺敬之的“辩解”，张光年不仅没有听，反而“大声斥责”（第171页）。另外，贺敬之这次挨整还在于在《人民戏剧》上发表文章《谈作品的思想性》“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第172页），他所创作的歌剧《节振国》被指责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倾向’”（第172页）。不过，这次运动中，贺敬之所受的冲击并不严重，不过是受到“斥责”和“批判”，并且“莫名其妙地被关了半年多”（第173页）而已，并不是丁七玲所夸张的“炼狱”（第170页），既没有像胡风等那样被投入监狱，也没有像林希等人那样被送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他只落了个“党内警告处分”（第173页）而这样的挫折在当时算是十分轻微的，而他则“笑称自己是‘老运动员’”（第173页）同样是夸大自己的人生灾难。丁七玲接着继续夸张：“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贺敬之受到的打击仿佛是在炼狱中被熬炼一般痛苦”（第173页）。对于贺敬之所受的痛苦，我们不能怀疑，但是并没有他本人和传记作者说得那么严重，至多像现在某些人所说的“洗了一把澡”，只是水略微烫了一点，还不至于烫得脱皮。而他们之所以那么夸张，原来是要突出贺敬之的“隐忍、坚韧、聪慧和宽容”（第173页），是在替他脸上抹粉。

正因为受到伤害不是很重，而且灾难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贺敬之能够忘却这些痛苦，很快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他的“放声歌唱”。他对前面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似乎看得很开，想得很通，“他以大局为重，始终记得自己是祖国和党的儿子，不记恨党和祖国母亲的疏漏”（第183页）。贺敬之的这种看法无论是在五六十年代还是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今天都还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八十年代的著名演说家曲啸教授当年就是依靠这个主题的演讲而红极一时。这个观点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局”。这个“大局”到底是什么？丁七玲没有说。但是，我以为，中国的“大局”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自由与幸福，是全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然而，贺敬之所理解的“大局”与此没有关系，因为贺敬之所经历的从1940年代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到19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再到他“放声歌唱”时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运动，都不仅没有给全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没有推动全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而且还摧毁民族文化，将全国人民推进大饥荒的灾难。既然如此，贺敬之心目中的“大局”到底算什么！再看贺敬之“不记恨党和祖国母亲的疏漏”，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和误导！贺敬之在运动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根本不是党的需要，更不是祖国的需要，无论是党，还是祖国都没有必要伤害贺敬之。因为这些政治运动既没有经过全体共产党员同意，也不代表所有共产党员的意愿，只是极少数掌握重大权力的党内官员为了一己私利而冒用全党的名义所发动的，许多共产党员对于这些运动并不同意和支持，只是在权力的胁迫下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想制止这些运动，但是由于权力极其有限而无可奈何。同样，贺敬之所受到的挫折与祖国母亲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整治贺敬之的也只是具体的人，他们与贺敬之一样都是祖国母亲的儿子，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祖国母亲的授权，他们凭什么代表祖国母亲呢？祖国母亲为什么要替这些儿子们背黑锅呢？

即便贺敬之忘却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与反胡风运动给他造成的某些痛苦，即便他鼓起喉咙为那个灾难年代“放声歌唱”，然而，到了“文革”期间他仍然没有逃脱挨整的命运。这一次他被当作“黑帮”（第212页）关进了社会主义学院（丁七玲在传记的第211页写的是“社会主义学院”，在第212页写的是“社会学院”），而且遭到了批斗。他的爱人、著名诗人柯岩“被戴上修正主义黑苗子、反动权威、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登九顶帽子”（第213页）。这一次运动中，贺敬之还被造反派头发给剃光了，就连眉毛也没留，极大地侮辱了他。但是，就整个“文革”来说，贺敬之的遭遇同样没有伤筋动骨，既没有像老舍那样遭到红卫兵的羞辱和毒打，也没有像乔典运那样被整得死去活来，而且就在他挨批挨整的时候，他还得到了某些人的暗中保护，甚至出现柯岩“法场劫夫”(第214页)这样令人难以想象的举动，更重要的是，仅仅到1969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贺敬之获得了“解放”。这说明贺敬之在“文革”中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他的挨批挨斗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跟着带灾而已，所以“文革”的风暴对他没有形成严重的伤害，相比于那些被批斗得伤痕累累和送掉性命的人，贺敬之应该感到幸运，更对周恩来的及时伸出援手相救充满感激之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文革”结束后仍然保持正统的思想，他虽然在平反文艺界冤假错案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仍然保持某些专制的思想意识。比如在1979年讨论文艺方针的时候认为：“假如只强调为人民服务，将会出现一些低层次、庸俗化的东西去潜移默化地腐蚀人们的心灵。”（第224页）在这里，所谓的“低层次”和“庸俗化”的作品到底由谁来定?评定的标准是什么？其实都很模糊，结果只能是某些掌权者说了算，就同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样，权力一旦对某些作家作品不满，就会给其扣上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对其展开批斗与批判，将其打入冷宫。话再说回来，某些作品就算“低层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吗？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庸俗”，常常是见仁见智，未必统一。还有一些人以“庸俗”为借口来封杀他所看不惯的作家作品，这都是专制的表现。

至于贺敬之在1980年前后在“朦胧诗”的论争中到底持什么态度，可惜丁七玲回避了，没有叙述，就同孙晨在《世纪诗星——臧克家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回避臧克家在“朦胧诗”的论争中的表现一样，事实上，臧克家在《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朦胧诗”》，表明过他的态度。贺敬之作为全国著名诗人，而且还担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在当时影响全国的“朦胧诗”的讨论中不可能保持沉默。那么他到底持何态度呢？如果贺敬之表现出开明而包容的态度，丁七玲就不用回避了，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材料对传主大加赞颂，现在丁七玲没有叙述，看来是在为尊者讳，这就如同她避开叙述贺敬之数十年来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中的表现一样，人们同样可以推断出，作为那样一个一度走红的诗人，多次活跃于极左政治暴虐的时代，肯定会在这种斗争中表现积极。只是我们对于这种表现的具体详情不了解而已。

贺敬之的“之”字形人生表明他的人生遇到一些波折，具有一定的起伏，这从某种意义上是有些不幸。但是如果将这些不幸化为创作的源泉，根据这些不幸创作出动人而且引人深思的作品，倒也不枉当年遭受的苦难，然而他既没有吸取历史的深刻教训，也没有思索政治运动的本质与根源，更没有以他少年时接受的天主教影响而产生的宗教情怀去面对全民族浩劫和苦难，这就决定他的创作不仅严重偏离现实，而且无视他和组织上所声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象所遭受的不幸，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放声歌唱”，为真正的人间地狱粉饰太平。他满以为自己是在“热烈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第193页），还有不少文人也很赞同，其实他所看到那些“真、善、美”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他所竭力歌颂的官方树立的道德楷模，其实掩盖不了由于长期极左政治的肆虐导致全民族道德的严重溃败，当他跟随“大跃进”之风不断书写“五千年的白发，一万里的皱纹，一夜东风全吹尽”（《东风万里》）、“看不完的麦山浪海，望不尽的铁水钢花”（《十年颂歌》）、“一天——二十年的行程，十年——一个崭新的天下”（《十年颂歌》）、在新中国，人们看到的是“望不尽的——东风——红旗——朝霞似锦”，“大道……传统……鲜花如云”（《东风万里》）这些空洞而虚假的表象时，他到底还有几分真诚?还谈得上真吗？以夸饰和造假写出来的东西表面可能令人眩目，但是当这些假象背后的真相暴露在人们面前时，还有什么美可言！如果说那是五六十年代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十年代，贺敬之又给读者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呢？他除了发表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讲话之外，就是写些不痛不痒的还有点闲情逸致的旧体诗，根本没有巴金、老鬼等人那种对于历史的深刻解剖与透析，也没有邵燕祥、牛汉等人敢于直面惨痛的历史。这就决定着他的“之”字形人生在很大意义上只是重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惜。

2015年9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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