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6：晚年的金庸与中年的金庸

2026年01月30日 06:41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人的一生本来是一个整体，如果将其分成几个阶段，大致考虑的是年龄或生理的变化，也可能以某段人生经历作为分水岭。我在这里将文章的题目拟为《中年的金庸与晚年的金庸》，并不是出于金庸的年龄与生理的考虑，而是由于中年的金庸与晚年的金庸，一个令人敬佩，一个却莫名其妙，其变化之大几乎让人判若两人，而这种变化本身更让人莫名其妙。

金庸的名字在全球的华人世界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之所以知道有金庸这个人，首先是因为他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15部影响盖世的武侠小说；其次是因为他创办的《明报》从白手起家发展到跻身于香港华人重要传媒的报业集团。而这两大成功都是他在中年之时创造的令人不得不惊羡的奇迹。

靠武侠小说起家

50年代的金庸，正是30出头的年纪，非常了不起，他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横空出世，让人看不出一点铺垫，一下子就向读者捧出了《书剑恩仇录》这样的惊世之作。据了解，就因为1954年香港武术界的太极派与白鹤派之间摆了一场生死擂台大赛，引发了香港人对于武打武侠的浓烈兴趣，出于报人的敏锐的直觉，金庸所供职的《新晚报》立即组织人马写作武侠小说以维持和扩大报纸的销量。起初，金庸并没有参与其中，只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连载引起了火爆，这使梁羽生忙得应接不暇。为了应急，报纸负责人找到金庸，请他加入武侠小说写作的行列。谁知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金庸，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居然一炮打响。虽然金庸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需要，但是他的武侠小说却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的同时远远超越了商业的价值，走进了民族精英文化的殿堂，令先于他创作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大为逊色。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金庸当时并不是心无旁顾地专心创作这些武侠小说，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身兼小说家、电影剧作家、报人和社评家数职，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金庸常常是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就像台湾名人余光中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那样。此时的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以精彩的叙事非常吸引读者，常常造成洛阳纸贵而成为《明报》飞速发展的左车轮，他所写的社评文章由于秉持“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656页）的方针，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自由、独立（‘不党、不盲’）”的精神，而且论述切中肯綮、见解新颖独到，颇具预言性而深受文化精英和政界的关注，因而成为《明报》飞速发展的右车轮。

相比较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人们对于他的社评的写作了解与研究得不够。不过，在我的心目中，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固然突出，然而他的社评更是成就卓著。他那对于大陆的权力斗争与政治走向的预测神乎其神，几乎是百发百中。早在1966年3月1日，金庸根据当时国内的种种迹象，预感到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大胆地预测大陆行将开展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而此时距中共《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还有2个半月。后来他在《郭沫若认错求饶》中指出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从吴晗等人挨整，彭真受批等现象中发现权力斗争正指向给“三家村黑店”发“营业执照”的中共中地位极高的人物；他还预测到陶铸被重用，林彪的得势与犯忌，根据红卫兵的言行进而一语道破其运动本质和目的——毛泽东利用其来打倒刘少奇；从江青出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判断她将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在江青炙手可热的时候又预言她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不知往哪儿躲”；就在邓小平被第二次被打倒之际，他根据邓小平的个性特征与政治智慧看出邓小平必将“东山再起”。对于这些精彩的预言式的社评，每个读者不得不承认金庸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政治预言家。而金庸社评的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发表见解不仅独特，而且深刻透彻，极具说服力，从而使他的报纸成为从一般普及性的读物提升为具有学术含量并为知识分子所青睐的期刊，进而在中国香港新闻史上书写下光辉的篇章。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按照他自己的总结是因为他“客观、公正和独立，抗拒利诱威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民主与自由：金庸成功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中年的金庸创造辉煌的人生，固然与他个人的天资聪慧和勤奋努力密切相关，但也归功于香港这块热土。香港当时虽然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她却为包括大批华人在内的居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自由和独立。试想如果金庸在50年代初来到大陆并按照他的愿望当成了外交官，那么以他的个人不喜拘束的自由品性，他也不太可能在外交舞台上有所作为，极有可能还没等他施展自己的才干就已从外交舞台上消失，后来很有可能因思想问题而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改造思想，根本不可能像他在香港从《大公报》跳出那样自由选择工作单位，更没有机会独自办报。“文革”期间说不定因为家庭成分而遭受迫害。等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右派平反时，他已经是朝60岁跑的人，过不了几天就要退休在家养老了。不能说金庸没有可能像巴金、王蒙、艾青那样逃过劫难而成为归来派的重要作家，但是这种假设的金庸就决不是现实历史走过来的金庸了。对此，清醒的金庸还是心知肚明的。他表示：他的成功，“那绝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胆、更富于正义感、观点更正确；只因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54页）。正是有了香港这块自由土地的庇护，金庸才能够独立自主地报道60年代初的难民潮事件，才能够自由地批评大陆的“裤子与核子”问题，才有足够的勇气与力量与当时的报界巨鳄《大公报》展开激烈争论，才能够无所畏惧地面对极左派的围攻与恐吓，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因此，是香港的民主与自由成全了金庸，铸造了他的英雄侠气。

晚年金庸的否定

可是到了晚年，进入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金庸竟然悄悄地变了，对他的中年几乎作了否定。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预测过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也无从知晓他是否预言过1992年春天邓小平必将发表南巡讲话（这些在我所见的两本传记中都没有记载）。然而，尽管大陆对他的武侠小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于1994年组织策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将其列为继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的第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仪式上的发表贺词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然而，金庸似乎并不领情，在北大他既没有讲他的武侠小说创作问题，也没有以北大表彰他的“新闻学家”的身份讲他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新闻事业，而是扬短避长地去讲“中国历史大势”，其结果并“未见大的反响”，原因主要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地发挥。”（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27页）尽管如此，2000年他在湖南的岳麓书院依然讲的是“中国历史大势”。在他的家乡，浙江省最高学府浙江大学不仅聘他为教授，而且还让他担任博士生导师，可是他的名字还是固执地列在历史专业，他令人匪夷所思地要招“中外交通史”和“唐史”方向的博士生，其实他并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学术专著，也没有发表过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他这种顽固地回避自己的专长，并不仅仅是一种谦虚的姿态，而是应该具有某种相当深刻的意味，而这意味到底是什么呢？看来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前半世人生奋斗的一种悄悄的否定。

当然，这个否定毕竟只是一种臆测，而真正的否定还是在他的言行之中。1999年10月26日，金庸在杭州召开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研讨会上发表数千字的谈话，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新闻观——否定和批评曾经培植他的西方式的新闻体制与新闻观，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只是老板的自由，大力主张新闻媒体应该“听党和政府的指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应该“忠于组织”。且不说他金庸如果真正按照他此时说的去做，能否在新闻业有所作为。他的这番观点不仅在香港招致包括他的老朋友董桥在内的严厉批评，就是在大陆也受到经济学家张五常等人的批驳，就是近来的大陆媒体也日渐行使自己的监督职责。在这次讲话中，金庸犯了个并不高级的错误，他在谈到所谓的“老板的自由”时只看到老板解雇记者、编辑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记者、编辑同样可以炒老板鱿鱼的一面。他忘大约记了自己当年从《大公报》跳槽的事，更没有看到一个专制、独裁的老板必然垮台的事实，因为专制和独裁必定压抑人才，容不得人才，而一个没有人才的报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将如何生存呢？更何况任何媒体的老板为了生存都得考虑读者的接受，而香港的读者是最具自由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所以媒体老板的自由必须与富有自由思想的读者相协调，否则，这个老板必将为读者所抛弃。可是，长期生活和奋斗在香港这块自由土地上的金庸居然忘记了自己数十年的人生体验和成功经验，轻易地否定成就他侠义形象的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真是不可思议。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金庸晚年自称信奉了佛教，但是他的行为却与之相距甚远，他的频繁出入官场场所并出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以及他的晚年新闻观、文字官司等等都有悖于佛家的六根清净的思想。最先对金庸的信佛提出尖锐质疑的是台湾文化名人李敖。这个敢于直言的李敖严厉批评“金庸式伪善”（李敖《我是“善霸”我怕谁》）。晚年的金庸实在是不可理喻。

聪明反被聪明误

人生的转变不可一概否定，如果是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的思想观念越来越体现现代精神，那么这种转变必将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赞赏。然而像金庸这样变得越来越糊涂乃至昏庸就难免不让人觉得遗憾。但遗憾之余，人们更感到奇怪的是金庸的这种变化与50-70年代的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的类似变化不同，他没有大陆知识分子当年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生存威胁，因而，中年的金庸是如何一步步蜕变成晚年的金庸，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即金庸蜕变的内外原因究竟是什么？傅国涌与孙宜学的金庸传记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钟晓毅、费勇、彭华、赵敬立、艾涛、冷夏等人所写的金庸传记都没有读到，当然不好随便地下结论。总之，金庸的这段人生变化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过，晚年的金庸虽然罩上了一层佛教的面纱，但是仔细看他的为人，不难看出他似乎越来越趋向于某种功利，当然他的这种功利心的表现毕竟不像许多人那样赤裸裸，而是显得非常的高明。对于他这样的亿万富翁来说，金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名垂青史才更迫切。然而，如何名垂青史呢？金庸以其衣锦荣归为基点，先在家乡浙江造势，将自己塑造成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名流，继而扩大到全国。但是要在整个中国制造出金庸神话，到底还存在着某种阻隔，为了打破这种阻隔，金庸极其聪明地走上层路线。谁知，他这么一走，竟将自己的一世英名给毁了，实在是得不偿失。或许这再次验证了中国一句古语“聪明反被聪明误”。

从中年的金庸到晚年的金庸，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遗憾，更是人生的一面镜子，照出人性中某种脆弱的东西。

2004年8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109：摇摆于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戴望舒

名人透视108：怨而不怒的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