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5：知识愤青戴厚英

2026年01月29日 10:1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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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心目中，作家应该是睿智的思想者，因为他们不管怎样都算是知识分子。而知识与愤青看起来似乎不搭界，知识意味着思考、理性和科学，怎么会与非理性的激进的愤青联系在一起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偏偏就联系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向来就不乏愤青，尤其是在极左政治肆虐之时，愤青更是众多。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她在1949年以后差不多30年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愤青。

每一个成为愤青的人，大致都有相近的性格：叛逆、敏感、易激动、偏执。戴厚英的性格恰恰就包含了这些性格要素。就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在春节家族“团拜”仪式上，幼小的戴厚英被要求给所有的长辈磕头，但是她磕了一半就大哭起来，以头“磕疼了”为由，“死也不肯再磕下去”，这使祖父显得非常无奈，说：“这孩子脾气太坏”。（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祖父所说的戴厚英“脾气太怀”实际上是指她的任性和叛逆性格。同时，戴厚英的性格还表现为“敏感”，“敏感到一点点刺激都能使我大悲大喜，因此情绪多变”；（第18页）此外，“好强”与“倔强好争，不愿受欺”（第18-19页）等也都是戴厚英的性格特征。光有这样的性格并不一定成为一名愤青，问题是如果这样的性格与狂热激进的时代与思想观念相结合就很容易形成愤青。出生于1938年的戴厚英到了1949年便让“革命结束了”“童年”，（第21页）并且很快成为“革命的宣传员”（第24页）当时，戴厚英还是10来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由她这样的小学生去宣传革命，只能听从成人安排，而对于她们这些孩子来说，革命大概是非常好玩的，就像游戏一样。至于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会带来什么，她们这些孩子是不会考虑的，也考虑不了。“革命”，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经过精美的包装后描述出来，更是洋溢着浪漫的气息。“革命”带来了乌托邦想象，更是令人陶醉和向往。“革命”以其灿烂的光辉掩盖了极左政治的冷酷、凶残和暴戾。几十年过后，戴厚英叙述了这种情况：“一人长期以来一方面对我们进行革命理想灌输，另一方面隐瞒历史和现实真相，对我们进行蒙蔽的结果。如果仅有理想灌输，没有历史和现实真相的蒙蔽，我们早就不会相信那些教条了。反之，如果革命理想灌输，只有历史和现实的蒙蔽，我们也不会抱有那样的激情了。”（第92页）这样，戴厚英在兴奋与激动中投入到充满幻想的革命之中，进而被打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愤青。

作为愤青，戴厚英表现出非常犀利的斗争精神。早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年仅十四五岁的戴厚英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演出，她在剧中扮演一个大义灭亲的角色。这虽然是在舞台上演出，显然是在“培养”戴厚英这些青年人的斗争精神，将斗争意识埋在他们这些青少年的心底。随后不断进行的极左政治下的革命教育，逐步将戴厚英推向了风头浪尖上的愤青。到了50年代后期，“反右”运动中，成长为青年的戴厚英终于被发动起来并被培养成“积极分子”——“反右的‘笔杆子’”。（第54页）就在戴厚英走向“反右的‘笔杆子’”的途中，最终发挥推动巨力的是所谓的“交心运动”，其实质就是为他们“洗脑”，使他们思想意识完全纳入当政者预设的轨道，使戴厚英们心甘情愿地充当他们的政治炮灰和精神打手。于是，被发动起来的戴厚英“不再沉默”，在大学的班级和支部会上积极发言，开展斗争。渐渐地，她的斗争从班组会上延伸到远在老家的父亲那里，进而推进到社会上。在反右运动的后期，戴厚英的父亲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动员，给领导提了小小的意见，于是被打成了右派。戴厚英接到父亲的信，了解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根据组织的要求，“既要从思想上和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又要对父亲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并且写信给父亲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站到人民这边来”，（第57页）根本没有想到父亲的冤屈。随后，戴厚英在同学中积极参加关于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激烈辩论。在辩论中，戴厚英不是以深刻的道理和和严格的逻辑去说服他人，而是特别强调“政治方向”，表现出“宁左勿右”，（第61页）只有显得特别的左，才能占上风，进而取得辩论的主动权，最终战胜对手。因而这样的辩论必然是以绝对化、抽象化和机械化的思维方式将人推向极端，根本没有理性可言，因而它并不在于如何澄清事实，辩明道理，也不是不同思想观念和观点主张的碰撞，而是培养愤青的一个重要途径。1960年，戴厚英走出了校园，来到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会员大会。她是由她所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派去的，组织上显然是要充分发挥她的愤青的斗争才干。按照戴厚英自己的说法，她与其说是来参加会议，不如说是来“参加战斗”（第67页）的，她要向自己的老师钱谷融开火。钱谷融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发表文章《论“文学是人学”》，此时，钱谷融的这篇文章成为批判的对象。戴厚英的批判显然不是通过严密的论证来推翻老师的观点，而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然而她“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历史简直一无所知”，（第67页）批判起来却理直气壮，因为她在政治的裹挟下“好出风头”。对于戴厚英的批判，翻译家罗稷南试图说服她改变这种绝对化的观点，但是她“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表示拒绝”，她还以极左的那套概念对帮助她改变看法的老前辈进行反驳，似乎她掌握着的就是绝对真理。戴厚英这次会上会后的表现令组织上十分器重她，于是她被分配到上海作协工作。在她临毕业时，年级党支部书记与她作了一次长谈，要求她以姚文元为榜样，将来不是当一名学者或者作家，而是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最后，这位书记特别送给了戴厚英三字“真言”：“准、稳、狠”。（第68页）这就是说要她将愤青的战斗精神坚持下去，将愤青进行到底。进入上海作协以后，戴厚英并没有按照作协的性质去给作家们做服务工作，而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当“哨兵和耳目”，（第69页）为上级部门展开对作家作品的批判提供靶子，从而充当了精神打手的马前卒。有时，她也跟在文坛大腕的后面向批判对象开火。“文革”之前的6年里，她参加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和50年代以来“鬼戏”的批判。批判文章发表后，戴厚英受到了周围人的称赞，不仅产生了“飘飘然而欲仙”之感，而且觉得“‘英雄’已经找到了‘用武之地’”，“‘心里愉快’”。（第70页）在这样心理的作用下，戴厚英变领导布置和安排为积极主动上阵，“努力朝把‘要我批’变成‘我要批’的路上走”，（第71页）于是做了后来令她忏悔的对刘澍德小说《归家》的批判。“文革”期间，作为愤青的戴厚英当然不甘寂寞，她先是在、跟在上海市作协新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后面亦步亦趋，对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作家学者进行批判。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戴厚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还是参加的上海市作协的造反派组织，卷入夺权运动中来。她和《萌芽》编辑部与比较底层的办公室人员联合，组成了“战恶风联合战斗队”，而且比较活跃的她在这个“战斗队”中担任了负责宣传的小头头。不过，戴厚英只担任了三个月的造反派头头，这期间她参与了所谓的夺权行动，与其他造反组织“大字报贴来贴去，唇枪舌剑地吵来吵去”。（第97页）所幸的是，戴厚英虽然目睹了打人的情景，但是包括她在内的单位里人没有参加武斗。或许由于她的积极表现，或许上级领导觉得她很有利用价值，作为非党员的戴厚英到了1968年被结合进了上海市作协“文革”领导班子，主成为管宣传的“四把手”，随后颇为滑稽的是卷入了“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这个领导班子虽然级别较高，但是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听到那么点风吹草动，就以为掌握了形势，事实上他们对高层的权力斗争一无所知。结果，不到12小时，戴厚英等人的行为就被判定为“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第103页）从此，戴厚英的愤青时代结束了。

作为愤青的戴厚英与当时许多愤青相比，还不算那么激烈、激进，她毕竟没有打人和武斗等暴力行为，她的举动基本上限制在当时所称的“文斗”范围之内，因而，她可以说是极左时代相对温和的愤青。戴厚英之所以没有走向极端，既与她性格中的某些因素分不开，又与她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就戴厚英的性格而言，她虽然有前面所说的叛逆、敏感、易激动、偏执等因素，同时还具有胆怯惧怕的因子。在她童年的时候，有一次，一架飞机被打落下来，虽然就在她的小镇附近，别人跑去看，她却不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地经常举行宣判大会，枪毙“犯人”，小学生们都被组织去参加宣判大会，观看杀人的场面。当“犯人”“脸色惨白地”从戴厚英面前经过时，戴厚英和她的同学都不由得“浑身发抖”，看到这样残暴的场面，她都“十分害怕”。（第29页）然而，对戴厚英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现实处境。戴厚英出身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这个家庭虽然在她幼小的时候可以给她提供比较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但是在新政权看来却是改造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后，戴厚英的父亲和叔叔虽然都尽力向共产党靠拢，有时还表现积极，但是到头却还是成为整肃的对象。戴厚英的父亲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对改造表示热烈拥护，要倾其所有为社会主义投资，走合作化道路”，（第38页）到了反右斗争中还是被打成右派。戴厚英叔叔在共产党当政下表现也很积极，他“首先表示拥护革命，‘参加工作’，当上了镇上的工商联合会的头目，整天在外面乐颠颠的”，（第30页）到后来还是被逼自杀身亡。就拿戴厚英来说，她虽然从小就接受革命宣传，积极很高，但是她并不是一直受到宠爱，而是在她的成长中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挫折。换句话说，成长中的戴厚英常常置于革命理想与冷峻现实冲突的尴尬之中。一方面，她为革命宣传所鼓动和激励，对革命的宣传深信不疑，进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政治中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现实常常将她置于冰冷的被动的甚至被斗争的位置。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戴厚英这些青少年就被组织起来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根据要求，戴厚英及其伙伴们得宣传寡妇有改嫁的自由。但是，戴厚英的祖父当时正想娶一个寡妇续弦，而这遭到了戴厚英的反对。于是，在宣传《婚姻法》时，戴厚英出于反对祖父续弦而改动了宣传内容，“把‘寡妇改嫁自作主’唱成了‘寡妇改嫁不要脸’”。（第35页）戴厚英这一出于个人情感的改动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动机，决不是要与政治过不去，结果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一风暴过后，团委书记找她谈话，在肯定了她的优点的同时，批评她“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不注意改造，将来要犯大错误的”。（第35页）后来她由于在初中二年级时就爱上了一个男生而受挫。这次恋爱可能与时代不协调，而且算是早恋，因而受到了批评。她的男友遭到了狠狠批评，而她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却也受到了开头批评。青少年的人生似乎是成人时代的演习。后来无论是反右斗争还是“文革”时代，戴厚英有时冲到了政治运动的前列，有时则受到运动的冲击，甚至成为运动的对象。这多少让她与她所向往的积极分子拉开了距离，甚至让产生某种程度的自卑，而不能以十足的自信投入到斗争中去。戴厚英在革命政治和现实的双重夹击下越来越困惑。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戴厚英参加政治运动是觉得好玩，怀着游戏娱乐的心态，那么到了读大学之后，她所想的是要求“进步”，是怀着一颗纯洁的心要跟共产党走，是为了国家美好的明天。可是，她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她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她所听到的政治宣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戴厚英终身难忘的是，在反右斗争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使用手腕和计谋，挑动学生批斗被怀疑是右派的人。特别让戴厚英感到困惑的是，在许杰教授与党委书记的冲突中，一方面是白发教授以自己的人格担保，说他帮助党整风是出于好心，党委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他的原意；另一方面，党委书记以党性作担保，称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意思。在这德高望重的教授与权势显赫的党委书记的对立中，戴厚英感到困惑了，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并对双方的对立极不了解。同样令戴厚英感到困惑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一批“忠贞正直之士”“在党内往往受到排挤和打击”，（第51页）而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钻营者却受到重用。戴厚英有一位同学，“学习成绩很差，却留校当了助教，后来很快入了党”，（第52页）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反右斗争中充当急先锋。大跃进时期，官方通过造神运动将人民群众抬到了很高的位置，他们“简直比任何神仙都具有神力”，（第63页）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戴厚英看到的则是他们的极端贫困，她的男友家一家三代六口人住的只是一间茅草屋，睡的所谓床铺不过是两个土坯垒起草堆，头下枕的不是枕头而是土坯。再看自己的父亲竟然被饿的患了浮肿病，路也走不动，一家人饿得卧在床上都不能起来，这不能不让她对革命宣传多少产生了怀疑——“我不懂为什么我家里人所过的生活和报纸上的宣传距离那么远”。（第73页）严峻的现实生活对头脑有些发热的戴厚英就是“一帖清洗剂”，（第72页）让她发热的头脑有所降温，令她不得不陷入思考。她多少意识到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巨大差距一定发生了什么，但是由于“身在此山中”，她寻找不到问题的答案。然而她所接受的教育与她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她不能像遇罗克、林昭和张志新那样深入地思考下去，她只能在困惑中徘徊和彷徨。因而当外界的鼓噪与狂热将她包围的时候，她无法冷静下来继续自己的思考，不时激动起来行使愤青的角色。就这样，戴厚英在1949年后的二三十年里被政治运动的风暴吹来卷去，她很想在斗争的风浪中冲到最前列以显示其英雄气概，然而政治的旋涡却裹挟着她时进时退，令她无法自主。

戴厚英毕竟只是个知识愤青，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从政治运动中捞取到个人的好处，她虽然有时浮上政治浪峰，比较显眼，那也不过是跟在人家后面助威、起哄和叫阵而已，而她自己则成不了首脑人物。既然如此，她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当她可以被利用的时候，她就会被置于过河卒的位置，让她冲锋陷阵，可是当她表现出桀骜不驯或者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她就被一脚踢开，甚至还被踩上一脚，她始终钻不进权力的圈子，也成不了要人的心腹亲信，因而始终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在掌权者那里，戴厚英只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她的行为只能在掌控之中，一旦她的思想、行为有可能超出其掌控，那就要对她进行敲打敲打，无论她怎么努力，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表现积极，她“还是被视为‘个人主义者’”。（第77页）她“想做‘党的女儿’，遭到拒绝”。（第81页）当掌权者觉得戴厚英可以利用的时候，她则被委以一定重任，不过当人家目的达到后，她就被抛到一边。在1967年的夺权斗争中，戴厚英虽然一度担任了“战恶风战斗队”队长，其实不过是一个“发言人”的角色，因为她“有激情，口才好，讲义气”，（第96页），但是她这“官”只当了3个月，“‘夺权’之后，我就不再当造反派‘头头’”，（第96页）她好像“被人踢到一边去了”。（第97页）由此可见，戴厚英虽然是个大学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作为愤青往往只有激情而缺乏权谋，既不会使用各种手段和计策，也不能识破他人的诡计和圈套，因而她只能充当别人的炮灰。

戴厚英是个知识愤青，她当然不会像别的愤青那样头脑简单，永远被人利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随着她不断遭受到一些挫折，戴厚英渐渐地褪去了愤青，并且日渐向正常生活回归。但是，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一个人要想回归正常生活谈何容易！戴厚英在初中之时爱上了同学张忠礼。1961年被划为右派的男友张忠礼在同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工作，而戴厚英却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没有分手，而是立即结婚。从此，他们夫妻就像牛郎织女那样天各一方。1968年，戴厚英因暴露过工宣队进驻自己有“当了俘虏”的感觉而受到了批判。此时，正处于严重危机中亟需精神慰藉的戴厚英却遇到了雪上加霜，她的丈夫向她提出了离婚要求，戴厚英非常珍惜这个婚姻，她想很可能是夫妻长期分居生活不便，导致夫妻感情淡薄，于是她想通过调动解决这个问题，以弥合夫妻感情，但是组织上没有批准这一调动，1969年，戴厚英还是与丈夫离了婚。这使她的正常生活的愿望落了空。1970年，戴厚英与著名诗人闻捷恋爱，试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再次遭到无情阻拦。当她打报告要求结婚时，工宣队以“无权过问”为由不予受理，并且要她去征求市委领导的意见，同时还要将她下放到吉林劳动，就是要将她与闻捷拆开，特别恶劣的是这帮左棍们捏造所谓的“以恋爱为名腐蚀造反派”的罪名对闻捷进行批判，最终导致闻捷自杀身亡的悲剧。闻捷在自杀身亡后，左棍们仍然没有放过他，还要对他进行批判，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声称“大叛徒闻捷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第136页）闻捷自杀身亡的悲剧给了戴厚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她“沉沦了很久”，（第140页）不过，戴厚英并没有就此颓废下去，她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但是，在“文革”这样的时代，在极左政治肆虐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戴厚英，可以说是狼奶喂大的，她怎么能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的事业呢？她在寻找中却又不知不觉落入了极左政治的圈套。到了1972年她被张春桥看中而利用，在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下工作。值得肯定的是，此时的戴厚英的工作与以前的大不一样，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愤青，在政治斗争中以其犀利的言辞充当精神打手，“用沉默对抗了‘批林批孔’和‘批邓’”，（第149页）只是在充当了极左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为那个时代，为极左政治摇旗呐喊，追捧帮文艺。这样变化虽然不值得夸耀，却也表明戴厚英着实有了一定的进步。1974年，张春桥给戴厚英等人写了一封信，并且提到了戴厚英本人，希望他们帮他了解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此时的戴厚英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比较平静，她根据领导要求确实给张春桥写了信，但是她没有向张春桥表忠心，顺着杆子往上爬，而是真实反映了人们当时对“四人帮”所搞的“样板戏”的不满。对于戴厚英反映的问题，张春桥给她回了信，而戴厚英由此感觉到最高层紧张的权力争斗，因而没有再给张春桥写信，显得比较冷静。到了9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戴厚英总结道“赤贫生活是我灵魂的清洁剂”。（第154页）其实，戴厚英的“灵魂清洁剂”还应包括她从50年代以来到“文革”这20多年里所遇到了人生挫折，特别是她与闻捷恋爱的受阻与闻捷的自杀身亡，也包括她的亲人的苦难和不幸。自己的贫困与挫折和亲人的苦难与不幸这两大“灵魂清洁剂”帮助戴厚英洗褪愤青的底色，唤醒了她良知和人性，让她的喧嚣的政治狂热中开始冷静下来：“我心里永远不会忘记贫苦的人民，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在人民的苦难面前漠不关心。我不会昧着良心高唱颂歌，更不会甘作鱼肉人民的败类。”（第157页）

走出“文革”和极左政治的阴霾，站在历史的废墟上，戴厚英头脑清醒了，恢复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她开始反思历史，特别是她个人的愤青史。她像巴金、周扬等人一样为自己的愤青时代所犯的过错表示忏悔和歉疚，她在90年代撰写的《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做人·作文·我的故事》与《心中的坟》（这三部著作由吴中杰和高云编入了《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认真清理历史，总结历史教训，既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文本，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极左时代一个知识愤青的历史，又通过悔过来救赎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