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7：主人翁舒芜

2026年01月30日 06:49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令许多知识分子格外兴奋和激动，他们怀着强烈的认同感满以为建立的新政权就是自己的，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升腾起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尤其是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这种意识更加强烈。这种主人翁心态不用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值得揣摩和琢磨。恰好最近出版的《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本文后面引用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比较细致地叙述了舒芜当年的主人翁意识，展现了他当时真实的心态，从而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心态提供了历史文本。

当时只有27岁的舒芜在他所处的广西解放之际，一下子就被主人翁意识所推动和激荡。这种情形过了数十年仍然令他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广西“解放”时，舒芜正在南宁师范学院任教。对于新旧政权的更替，他是欢迎的，因而他被奉为“进步教授”（第218页）。其实，“进步教授”并不是自己人，只是团结和统战的对象，不客气地说，根本不是革命的一分子，仅仅是革命的“同路人”。然而包括舒芜在内当时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进步教授”的光环着实给舒芜带来许多头衔：“市政协、文联、教育工会、中苏友协、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副会长”（第222页）等等。有了这些头衔，舒芜就可以常常“出席种种会议，作出种种响应、拥护、声讨、号召等等政治性表态，什么开幕式、闭幕式、合影留念这类的事情，整天迎来送往。”（第222页）虽然说起来，这些事情令他“最伤脑筋”（第222页），但是那种得到新政权的器重与出入高层社会、成为社会名流的荣耀是非常显著的。刚刚解放不久，舒芜就被任命为南宁高中的校长，虽然这是从大学来到了中学，但是舒芜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教师，而是一名官员了。校长当然算不上行政官员，但是多少有些权，更重要的是，这显示出新政权对他的重视。即使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至少给他这样的感觉，新政权没有拿他当外人，因而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自以为是主人。有了这种感觉，舒芜自然就要为其做事，并且为其着想。现在，新政权的“头等大事”（第217页）就是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那他不仅要配合，而且还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他要“带头检查思想”，并且认为“这才是我要唱的‘重头戏’。”（第240页）由于他“把政权看做自己的，所以对于思想改造没有一点逆反心理。从内心真诚地认为，确实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第240页）如果有人想不通，那他就要帮助新政权做那些思想上有疙瘩的人的思想工作。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舒芜所持的是积极的态度，而他的这个态度来源于他的认识，他当时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是绝对应该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迟早总要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第218页）由于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舒芜也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第218页）了。那么，当舒芜担任南宁市思想改造方面的领导工作之时，他的那些激动可想而知，那种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度也一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所以，他在领导思想改造工作时觉得自己应该“当仁不让”，而且“完全胜任”，并且对于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组讨论“已经轻车熟路了”（第218页）。此时的舒芜真可谓春风得意啊！

然而，如果深入地了解舒芜，就会看到他在春风得意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某种不安和矛盾，他虽然感到“主人翁和责任感很强”（第222页），认为“政权是我们的政权，忙是为自己而忙的”，但是他又感到“心理矛盾得很厉害”（第222页），竟让他“想干干不下去，不干又不忍心”（第222页）。到底是什么心理矛盾呢？其实，把他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恐怕只有他自己，别人可没那么看，胡乔木曾经就指责过舒芜只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虽然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这个指责总像一道符咒贴在舒芜的心头，令舒芜一直陷入其阴影当中。现在虽然进入了新中国的时代，但是他们当年在重庆的那场争论的阴影并没有被抹去，无论是在舒芜心底，还是在胡乔木那里，就连当时的在场见证人也可能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45年秋天，舒芜因发表著名文章《论主观》而引发了他与胡乔木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舒芜年仅23岁，不仅年青，有些血气方刚，而且只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胡乔木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到重庆来的，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虽然他们当时的争论相当激烈，甚至发展到拍桌子的地步，但是并没有浓重的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和血腥气。胡乔木当时虽然动了肝火，但是并没有说服舒芜，更没有令舒芜屈服，最后由于胡乔木忙于协助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事，他们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这场争论看似不了了之，但是舒芜不仅给胡乔木本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就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胡乔木的政治背景非同寻常，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组织。这就意味着舒芜没有给组织上留下很好的印象，同时也给他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或许就在他志得意满之时，这个阴影就可能飘起在他的头顶，令他心里有些忐忑。

舒芜到底还是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而这种意识则源于他青年时的思想左倾。舒芜本来出身于书香门第。他是安徽桐城人，而且姓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朝著名的桐城派领袖方苞，但是他否定了自己是方苞的后裔。他虽然自称自己家族应是“猎户方”，但是，他的先辈大多也都是非凡之人。他的曾祖父就是很有文化的人，担任过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僚，还著有《俟命录》等多种著作。舒芜的祖父则继承了其父亲的学问，既是诗人，又是当地知名的书法家。舒芜的父亲则是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等著作，长期执教于华南第一高等学府中山大学。另外，舒芜的外祖父出身于“翰墨世家”（第5页），著有《桐城耆旧录》，后来进了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任过教习，后来还担任了清史馆总纂。这样的家庭出身，再加上他的聪明颖慧与勤奋用功，完全可以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舒芜偏偏生不逢时，一方面就在他到南京报考中大（中央大学）附中之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的全面侵华将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另一方面舒芜从他表哥那里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读本，稍后他又从安庆的书店里读到大量的“进步书刊”，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斯大林传记《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这两者将他推向了政治。由于抗战，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都在积极活动，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青年学生。就在舒芜就读的安庆中学里，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演讲、讨论会、读书会、歌咏会等各种活动吸引青年学生，而且舒芜在他的表哥姚圻的引导下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舒芜的家乡桐城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徐伊复竟然还是秘密共产党员，因而他所管辖下的桐城的政治环境则“比别县宽松得多”（第47页）。当时的舒芜虽然还很年青，只是十几岁的小青年，但是他在表面上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表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但是他与他的伙伴们“没有忘记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没有忘记蒋介石十年反革命的历史”（第48页）。舒芜如果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他应该很快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而成为一名革命者，但是人生的道路是非常复杂的，路途中也常常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本来，舒芜如果顺利的话，他完全可以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直接奔赴延安，直接接受革命大熔炉的冶炼，从而成为一个比较纯正的革命者。但是他在日本侵略者溯江而上踏上安徽的土地时，舒芜既没有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也没有前往重庆为抗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而是逃亡到了桂林。桂林是个大后方，距前线比较遥远，虽然不时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而且还受到日军攻击的威胁，但是毕竟没有受到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来自沦陷区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来到了这里避难或者宣传抗日。但是，在这些抗日宣传中，夹杂着党派的政治宣传，因而舒芜在桂林的书店里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这本著作确实与抗战关系密切，而马克思的著作则与抗战基本上没有关系。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年青的舒芜基本上确立了革命思想，表现出对共产党和革命的认同。

然而，舒芜作为流亡青年，他虽然接触到一些革命者，但是遇到了最根本的问题——生存，问题是组织上没有安排他到延安去，所以他必须找到工作，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然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桂林，作为一个知识青年，舒芜要找工作就不可避免地找到文化、教育和行政部门，而这些部门绝大多数是由国民党控制的。这不仅意味着舒芜必须将自己搞得“灰色”一些，不能显得太红，而且为他后来的某些政治审查留下了一定的后患。舒芜在桂林首先进入了省民政厅当雇员，主要工作就是“坐办公室，抄抄写写”（第66页）大概是舒芜工作比较出色，省民政厅厅长雷毅看中了他，将他调到了厅长办公室工作，专门替厅长代写应酬信件及文件。当时的舒芜物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是精神上颇为压抑，一方面“爱读的书不能读了，爱看的戏不能看了，爱听的讲演也不能听了”（第66页），另一方面他对“这位厅长暗中很有戒心”（第69页）。到了1939年，由于桂林危急，舒芜只好和母亲逃亡到了重庆。在重庆，舒芜经朋友的介绍到了中学教书，后来还进入了国民党的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其生活情形在精神上与在桂林时差不多，但在物质上则差多了。舒芜进入国民党的党务学校工作虽然怀有被要求加入国民党的警惕，而且也没有同流合污，但是在某些革命者那里却始终被视为人生的污点，到了“文革”期间，他因为这事“挨了平生惟一的一个耳光”（第107页）

当时的重庆虽然是民国陪都，成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但是由于抗战，共产党在这里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相当活跃。因此，舒芜可以经常跑到“进步书店”去读书。他当时所读的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中共抗日救国理论纲领的书刊”（第83页），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理论熏陶，并且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胡风，此外还有路翎、阿垅、陈家华和胡乔木等人。就是在路翎关于“个性解放”的观点的启发下，并且在胡风的大力支持、鼓励和帮助下，舒芜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后来引起重大争议的长篇文章《论主观》，还有《论因果》、《论中庸》等。舒芜在写这些文章时，他是非常真诚地以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他的写作出发点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发展”（第126页）。在舒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全部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者”（第126页），所以他发自内心地崇拜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要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舒芜虽然身处重庆，但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写作中去，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要为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添砖加瓦。可以说，舒芜可能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此时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很可能把自己看作是中共党员。他的一言一行也都是从共产党的思想和利益出发。

问题是这只是舒芜的一厢情愿，人家没有将他拉进到党内来，让他光荣光荣，也没有让他主持或者协助搞什么工作，而是看到他身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并且要敲打敲打他。比如他在国民党的党务学校工作过，他非常崇拜非党人士黄淬伯，他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的墨子，等等。所以，胡风在他的《希望》上给舒芜发表《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第146页）的。这就是说，倍受舒芜尊敬并且被奉为自己师长的胡风原来在搞“阳谋”，他“自始至终关注着、指点着”（第137页）舒芜写作文章原来是要引出错误的观点，以便树立批判的靶子。《论主观》发表后，胡风积极鼓动舒芜写《论中庸》，然而，《论主观》发表不久很快遭到了批判。《论主观》是在1944年底发表的，仅仅过了十几天，舒芜就接到了胡风一封措辞“含糊”（第145页）的信，舒芜得知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人向《论主观》“开炮”（第145页），“有人想‘闷死’”舒芜。胡风向舒芜透露这个消息，并不是要舒芜提高警惕，而是为了进一步“引蛇出洞”，他找到一个借口，说有人想“闷死”舒芜并借此“‘闷死’刊物（指的是胡风创办的《希望》——引者，第145页）”，意在鼓动舒芜“抓紧准备迎战，再接再厉”（第145页）。后来，舒芜了解到，向《论主观》开炮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于1945年1月25日举行的“谈话会”。这个“谈话会”虽然只有十来个人出席，是一个内部会议，但是级别很高，并且有茅盾、叶以群、蔡仪、冯雪峰、侯外庐等文坛大腕到会并作批判发言。这个会议过了不到10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召集和主持”了“规格更高”（第145页）的会议，进一步对《论主观》展开批判。由于胡风的含糊其辞和误导，舒芜根本不清楚挨批的内情和实情，因而不能正确应对，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批判者所认定的“错误”，更谈不上改正这些“错误”，反而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对于舒芜的批判就由内部转为公开，或许在组织上看来，他对待批判的态度不可接受，这才不断加大批判的力度。在这些批判中，黄药眠的文章《论约瑟夫的外套》倒是让舒芜觉得“帮了我的忙”（第147页）。所谓的“帮忙”并不是帮助舒芜脱围，而是为舒芜的反批判提供了靶子。当舒芜反批判文章写出后，胡风一直觉得不合意，“他反复指出一些地方不够有力，气魄不够大”（第148页），“他主张要写成一种像打囚徒的鞭子那样的文章，用橡皮包着铁丝，打伤了人还看不出伤痕”（第152页），唆使舒芜坚决反击。看来，单靠批判，解决不了舒芜的思想认识问题，于是中共派出理论家胡乔木找舒芜谈谈，于是有了那场持续一天半的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胡乔木并没有占上风，他除了搬出领袖的的话来压舒芜别无他法，但舒芜还是没有被说服，到了这地步，胡乔木“沉不住气”了，“陡然激动起来，一下子站起身拍着桌子大声吼叫：‘你这简直是荒谬！’”（第155页）一个理论家因辩论而激动到拍桌子发吼的地步，显然与其身份极不相称。这种严重失态表明其既失去理性又严重失败。后来冯雪峰被派来与舒芜交谈。冯雪峰颇为策略地肯定了舒芜的观点，并指出了舒芜的某些不足，这才结束了对舒芜的批判。当时的这场批判可以说以失败告终，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共理论家和领导接受这个结局，而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只能如此，两者之间的裂隙也没有消除，只是潜伏着而已。就舒芜来说，他一方面非常信任胡风，另一方面他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和幼稚，使他尽管受到了批判，仍然感觉这是自己人之间的问题。

舒芜出生于1922年，虽然多少受到过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也接触过黄淬伯等大师，但是他毕竟还很年青，对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比较单纯，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造对于知识分子的产生的负面影响，看不到其实质就是剥夺知识分子思考的权利，铲除被认为是异端的知识分子思想严重后果。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可能看出了问题，但是迫于各种强大的压力而只能闷在心底。

到了“解放”之后，舒芜怀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并不奇怪。不过，他对当年的批判和争论大概还记得一些，每每记起这些，内心的忐忑不安可想而知，或许正是这种忐忑让舒芜感到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和急迫。于是，当他1950年9月到北京开会见到老朋友路翎和胡风时谈话的主要话题不是叙旧，不是各自的生活状况，而是思想改造问题，探讨的是“我们的思想应该怎么样改造”（第224页），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应该改造”（第224页）。不过，舒芜的这两个朋友中，胡风城府比较深（似乎与他后来挨批挨斗时的表现并不一致），而路翎的表现则让舒芜感到很不满意。舒芜“对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很有些看不惯。”（第226页）尤其当他看到路翎的“那种调侃嘲笑的态度”就“觉得很不舒服”。（第226页）既然看不惯别人的揶揄思想改造的态度，那么自己当然非常虔诚地对待思想改造。舒芜从北京回到南宁之后，他就在思考怎样改造的问题，并且总结出联系自己、联系政策等“四个联系”（第228页）的经验，他要把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写成文章，“开始在做自我批判”（第229页）。经过思想改造，舒芜的思想认识果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同老朋友绿原的辩论中，批评了绿原的怀旧情绪，当然也在表明自己试图与过去告别，而他自己“不能觉得自己处在挨整的地位不改造不行，而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政权，理所当然应该特别地保持步调一致，不应该留恋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前进队伍中了，表示拖在后面，不改造怎么行呢？要落伍了。”（第229-230页）这是多么的可悲！主人翁意识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而沦为别人的附庸。

对于思想改造的态度，不只是舒芜是这样，舒芜的朋友胡风也基本如此，他还觉得：“被领导所需要、所信任、所理解，比什么都重要。”（第230页）一个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失去了自己的“主观”，完全由领导来决定自己的好恶乃至自己的命运。在对待多年前的批《论主观》的问题，胡风则干脆认为这是一段公案，要求舒芜“由被动变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要“深入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第230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胡风在教导舒芜时思想非常“进步”，而轮到他自己面对着批判时实在不够“进步”了。然而，正是他的这一不够“进步”把他送上了时代的祭坛，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祭品，也成就了他在悲剧中的悲壮。再看绿原，他在舒芜的批判和影响下，用那个时代常常说的一句话，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之后立马给舒芜提了两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流为‘民主人士’”（第230页）。这里的“流”字用得非常妙，突出了绿原的主人翁意识可能走到了舒芜的前边。著名诗人艾青的主人翁意识与舒芜、绿原等人相比毫不逊色。他明确表示：“文艺工作是宣传工作，必须要宣传共和国的领导思想，也就是工人阶级思想。……文艺界自由主义空气浓厚，见面不谈原则，不谈对共和国有重大责任感的问题，这种风气应该结束。”（第233页）不仅如此，他的讲话中“一口一个‘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模范，自己怎么还能慢吞吞地前进呢’”（第233页）这话如果出现在某个领导干部之口，毫不奇怪，出自艾青这个诗人之口，出自一个曾经到西方国家留过学的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一个曾经挨过整的文人之口，出自一个持有“超现实主义”（孙德喜：《准则——政治风暴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第177页）人生态度的人之口，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诧。且不说艾青是否看到了共和国之名与现实状况的严重偏差，就他本人在领导的心目中是否被视为自己人都十分可疑。

就在舒芜积极参与甚至领导一个区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之时，他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不知不觉地沦为官方的宣传工具，起到了官方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他一从北京出席中苏友协会议回来就立即贯彻会议精神——倒进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并且配合官方，“投入了抗美援朝的宣传”（第227页）。分明是金日成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发动并吞南韩的战争，而舒芜却将他们支持“抗美援朝”的“南宁市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改名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委员会”），完全做了官方的传声筒。经过思想改造，舒芜一方面按照官方的政策决定自己的言行，他认为：“最有感觉的事，就是每天听取内部政策和指示的传达，然后去贯彻这些政策和指示。然后再汇报贯彻落实的情况”，并且“坚信政策是最高、最实际、最终极的真理”，而他自己则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政策的化身”（第235页）；另一方面，他由于被任命为某个领导职务，便觉得“组织上没有把我当做‘民主人士’看待”（第235页），进而非常得意，也感到非常荣幸。思想改造将舒芜推向了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反面，他开始否定了自己过去在《论主观》、《论中庸》等文章中所“公开呼吁”的“个性解放”（第237页），并且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个人主义的’东西”（第237页）。至此，舒芜在思想改造中不仅与一代人所追求的五四精神背道而驰，抛弃了他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而且心甘情愿地充当别人的工具，听从别人的使唤，

舒芜思想改造后的积极主动使他不知不觉中卷入了胡风集团案之中，并且成为受人诟病的人物。对于舒芜在这个案件中所充当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不想就此发表意见，只想根据舒芜本人的自述发表点议论。舒芜确实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开始否定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觉得过去与自己持相同或相似认识也一定错了，需要认真清理和清算。他这一清理和清算就搞到了当年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的胡风和路翎这里来了。而当年胡风的支持、鼓励和帮助都不过是表面的，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至于现在的事是否含有报一箭之仇的因素，看来要作仔细考证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胡风事件中，舒芜有了“反戈一击”的举动，于是得到了非常现实的好处——从非常偏远的南宁调到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工作。尽管舒芜否定了这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但是真实情况如何，相信会有人作出符合实情的考证。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舒芜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给他造成了严重的错觉或者说令他产生了严重的幻象，他将新政权视为自己的或者说将自己视为新政权的一分子完全是他的自作多情。因为就在他以共和国主人自居的时候，他大概有些忘乎所以了，居然写杂文批评他所认为的不良现象和错误倾向了，居然对代表组织的单位领导王任叔（巴人）怀有满肚子意见，并且还认为“全社对他的意见都大得很”（第274页），于是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舒芜一直很糊涂，直到20多年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才知道自己当年所谓的向党进攻的罪名原来不过是“对王任叔提意见”（第362页），而且他的这一举动还被上纲上线为“篡党夺权”。既然被打成了右派，舒芜立即被扫进了另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专政。他虽然以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在大家的监督下工作，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那种被监视的味道，实在不好受。政治上的歧视、压制、侮辱……思想上就更加不用说了。”（第279页）此时此刻，舒芜不再被称为“同志”了，就连“称‘舒芜先生’也不配了”（第283页）。在那个时代，“同志”的称呼就意味着政治上没有问题，应该是“自己人”。一个人被称为“同志”则表示信任，因而感到光荣。其次是“先生”的称呼。一个人在那个时代如果被称为“先生”，就说明他是可以统战的对象，是可以团结的，虽然有些距离，但毕竟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不是斗争的对象。而舒芜自被打成了右派，他就与这两个称呼无缘了。这对于一向主人翁意识强烈的人来说，内心的失落感和羞辱感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不仅仅是失去了两个称呼这样简单。既然被打成了右派，成为斗争的对象，那么毫无疑问地交上了华盖运。舒芜先是被弄到八达岭长城去接受劳动改造，接下来被下放到山东沂蒙山区劳动锻炼。到了“文革”时期，他沦落到“牛鬼蛇神”的行列，被游街示众，接受批斗，再后来就被清理到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去修理地球。他的妻子陈沅芷在“文革”中因他受到牵连，死于非命。舒芜以他的人生起伏和遭遇演绎着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历史，以他的心理演绎着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变迁。

在遭遇苦难的初期，舒芜头脑中的主人翁意识使他将自命运的不济归结于自己，他尽管已经被打入另册，但是他与周围的许多人一样，“在政治方面，都还抱着积极的态度，拥护上面的每一项政策，感到毛泽东思想总是在往前走，我们都跟不上，我们要努力跟上去，不能掉队”（第310页）。这个时候的舒芜，虽然感到跟不上的迷茫，但是潜意识中还是对眼前政治的无条件认同，自己的思想完全被别人所控制，只能埋怨自己的驽钝和落后，其“精神奴役的创伤”显而易见。不过，到了1971年秋冬，舒芜开始有所觉醒了。一方面“文革”爆发以来所遭遇的苦难让他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使他不再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听从别人的奴役；另一方面，林彪事件无情地打碎了个人崇拜所塑成的高大偶像，令其神像上的油彩剥落了，露出了破绽。因此，舒芜在一次与难友黄爱的交谈中找回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他“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怀疑，对毛泽东开始怀疑，一切的一切，我们在谈话中全部敞开了胸襟，那真是把我思想上的一些根基性的东西给打碎了。”（第351页）怀疑让舒芜摆脱了精神奴役，令他从主人翁意识所形成的精神幻象中走了出来，使他的知识分子灵魂得以复归。虽然他在历史浩劫之后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自己行为的认识未必令人满意，但是他毕竟能够认清了过去的一些问题（比如他终于对“组织观念”进行的深刻的检讨，进而认为：“所谓的‘组织观念’，实际上是扭曲的，是完全实用主义的，里面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第234-235页）。特别应该值得肯定的是，舒芜晚年所作的《回归五四》及其《后序》既检讨了自己的认识，又表明他重新接上了五四文化精神的血脉，代表了他们一代知识分子在走过弯路之后重新进行精神探索的努力。

2014年9月30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109：摇摆于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戴望舒

名人透视108：怨而不怒的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