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21：走向革命的梁斌

2026年02月01日 10:5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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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还是叙述梁斌的传记，或者缅怀他的文章，都将梁斌定位为一个红色经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因而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给他的评价都很高。不少人将他的代表作《红旗谱》与《红日》《红岩》《创业史》并称为“三红一创”，并且还将其列在第一，因而对他顶礼膜拜，并且将他抬到了青少年励志与学习的榜样的高度。其实，如果我们跳出了意识形态的圈子，仔细考察他的人生，从他走向革命到他参加革命，再到他为革命而写作，进而成为革命作家，后来又受到革命的冲击，最终还是跳不出革命的思想意识，可以看出一个革命者兼作家的梁斌身上值得人们反思和思考的东西。

王洋、田英宣合著的《梁斌传》（天津出版传媒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将梁斌的出身定性为“大家庭”（第4页）。这个定性很机智，回避了可能令传主有些尴尬的阶级成分，就同梁秋川在《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中对其父亲的历史叙述一样，将其家庭出身模糊化。其实，按照这些作家的政治倾向和他们出身的“大家庭”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应该是地主。且看上个世纪初的梁家，在梁斌祖父的手上“不算很发达，那时有地八亩。”（第5页）这个时候的梁家虽然不一定算是地主，但是算是富农，肯定是铁板上钉钉的。到了梁斌的父亲“当家主事”（第5页）时，“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亩地，并有一头驴子”（第5页）。感谢王洋和田英宣真实地介绍了当时传主家的经济状况，让我们了解到传主出身的具体情况。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对于传主来说是很幸运的，富庶的经济条件可以使传主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可以让传主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充分的物质营养使传主拥有良好的体魄，从而为后来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应该看到，地主的家庭出身在后来梁斌追求的革命思想理论中是一种“原罪”，而他的将他培养成人的家人则成为革命和斗争的对象。因而，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对包括梁斌在内的所有革命者都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家人不仅给他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条件，而且还给他以呵护、关爱，并且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给他提供各种便利，甚至还会在他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他的家庭因拥有一定的资产而沦为革命的对象，按照革命理论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梁斌的情况来看，他的人性和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的情感还存在，他还记得家人对他的种种好处，这就决定了在走向革命，投入革命之中还是有所保留的。梁斌心里十分清楚：他刚一出生，就得到了“魁”的乳名和“维周”的学名。“魁”指为首，第一位，“维周”出自诗经，既有“维周之祯”（《维清》），又有“下武维周”（《下武》），还有“维周之翰”（《崧高》）。梁斌之所以没有像许多农家的孩子起名为“石蛋”“铁汉”之类的粗俗之名，而是得到如此富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还是与他家长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而家长的文化显然来自比较优厚的物质条件。就连传记作者也不得不感叹：“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能有这样一个大家庭也很让人羡慕。”（第18页）

尽管梁斌的父亲是个小地主，但是无论是传记作者，还是梁斌本人对他的印象都还不错。当然，作为一个人也有某些缺点，但是总体评价不低，在王洋和田英宣的叙述中，他是一个“勤劳干练，刚健倔强”（第8页），“厚道，本分的庄稼人”（第8页），他“勤俭持家”（第8页），“重情重义”（第8页）。虽然梁斌的父母不时产生一些矛盾，而且梁斌也都有所目睹，但是幼小的他依然“不时感受着严厉而宽厚的父爱与温暖”（第8页）。不仅有父母疼爱，而且他的兄长待他也很不错。说实在的，像梁斌这样的享受着父母呵护与温暖的人能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确实很不容易，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坚定和勇气。家庭之外，梁斌在家乡的生活同样是一种享受。幼小的梁斌虽然也常常参加一些田间劳动，但是并不感到辛苦，反而得到了乐趣，正如传记所引用的诗句“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第16页）。那么，到底是什么将梁斌推向革命呢？梁斌生于1914年，20年代中后期正是他的青春年少的成长关键时期。可是当时的中国正为各种政治所笼罩，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席卷全国，特别是在苏联的巨大影响下，革命的思想理论日渐兴盛，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向社会各个方面极力渗透，将其触角伸向以青年为主的社会各个阶层，可以说是无孔不入。1926年，尚在读高小的梁斌就已经接受革命思想理论的张化鲁老师和宋老师（传记没有给出名字）通过文学和绘画向年青的梁斌传输革命思想。在这些老师的深刻影响下，梁斌以青年人的极大的好奇心接受了革命思想理论，进而幻想“城里没有资本家，乡村里没有地主”（第50页）美好的社会。其实，梁斌的头脑里的“资本家”和“地主”都还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和“资本家”都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就出身于地主家庭，从来就没有感受到地主的“残酷”与“凶恶”，只是盲目地听从对于地主如何反动的宣传，也就信以为真了。至于资本家，梁斌那时候基本上也没有接触，更谈不上了解。因而，梁斌头脑中的地主与资本家都是别人灌输给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认识也就非常简单，满以为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世界就非常美好了，就很理想了。他根本没有去思考，首先，地主与资本家的财富究竟是完全剥削来的，还是靠几代人努力挣来的；其次，没有了地主与资本家，农民到哪里去种田，工人又到哪里去工作挣钱？再次，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谁来提供生产资料？又有谁来组织生产？最后，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农民和个人就可以摆脱剥削了吗？社会就完全公平公正公道了吗？当然，要求还很年青的梁斌作这样的思考是不现实的，而且也超越了他所处的历史语境。然而，数十年后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样的思维逻辑将梁斌推向了革命。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梁斌于1927年在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从而投入到反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当中。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件也与梁斌发生了一定的联系，令他感到“压抑和悲愤”（第53页）。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伤害”（第53页），于是在他的心头埋下了“复仇”（第53页）的种子。此时的梁斌虽然对家庭并不反感，而且还很得到父母与兄长的宠爱，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就同他的老师张化鲁一样。与此同时，梁斌在老师的激发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他横跨政治和文学两界。不过，真正的文学家往往因文学而受到政治的排挤甚至迫害，而梁斌则是将文学当作手段，从而通过文学来宣传政治，他后来的写作所走的也基本就是这条路子。

最令梁斌一辈子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他在保定第二师范上学时，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当时的梁斌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当然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一方面连夜将反割头税的传单贴遍全村，另一方面极力动员家人投入到反割头税的运动中来。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于是，不仅传记中多次强调和提及这场运动，而且梁斌本人也十分重视，将其浓墨重彩地写进他的代表作《红旗谱》。这是梁斌投入革命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运动。由于这场运动以维护农民的利益而得到称赞。因此，梁斌引以为傲。他后来的小说写作也一直以农民作家自居。不过，仅仅过了大约30年，一场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在农村掀起，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和损害。这个时候，不知道梁斌在哪里，也没有听说他要维护农民的利益，要替受到伤害的农民发声。

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不仅有反割头税事件令梁斌终身难忘，而且还是梁斌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他在这里不只是读书学习，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广泛地阅读了革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艺观也完全革命化，而且保定二师当时还是“革命的摇篮”（第77页），尽管国民党势力不小，但是共产党的秘密活动也很活跃，因而，梁斌在同学朱瑞祥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从此秘密参加革命工作。就在梁斌就读于保定二师之时，这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这也成为梁斌“刻骨铭心”（第78页）的记忆。保定二师的这次学潮是从驱逐校长张陈卿开始的。表面上，驱逐校长的最大理由是他的“贪污”（第79页）。然而，学生们并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真实原因应该是校长对于师生中“革命”势力的压制，给校长扣上“贪污”的罪名不过是政治问题经济化。在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驱逐校长和老师并非个案，全国各地时有发生，闻一多与杨荫榆等人也都被驱逐过，而且被驱逐的人都很狼狈。尽管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居然也都成功了。而且，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驱逐运动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也没有经过议会或者参议员们的讨论，更没有给被驱逐者任何申辩的机会，完全是情绪激愤之下的非理性行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这些驱逐运动就是“文革”时期批斗并剥夺走资派权力的预演。数十年后梁斌自己在“文革”中遭受冲击时，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与他参加的驱逐校长运动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然而，梁斌的所谓“刻骨铭心”与前面所提到的反割头税事件都是他的荣耀和革命的资历，所以也是他作为极其重要的小说素材被多次叙述。

在革命思想理论的驱使下，梁斌投入了文学创作，其作品的思想意识也很革命化。且看他的《农村的骚动》这段描写：“人之流，汹汹涌涌，灌满了街筒子。一群红眼睛的暴徒紧紧握着拳头，赤着膊。情绪激昂了，喊着骂着咆哮着。烟囱上停止了炊烟，孩子们都站在门口看着。这是一件大事。‘走啊！快着，这会儿还没出村……’老德在前面跑，飞跑。全部武装起来，锄，铁锹，木棍，俨然像一个队伍，一个暴动的队伍……”（第103页）坦率地讲，梁斌的这段描写还是真实的，问题在于作家对于暴动的赞颂，虽然他在文中使用了“暴徒”一词，但与郭沫若的《暴徒颂》所取的都是正话反说，表明他对暴力的赞美，对于暴乱的歌颂，其间表达的是仇恨意识。大概受传主的影响，传记作者也对这种暴力持赞成的态度：“比较成功地再现了农民暴动中那种雄壮、宏大的气势”（第104页）。殊不知，梁斌在“文革”中所遭到的暴力对待其实就是他曾经歌颂的暴力发展而来的，梁斌可能没有意识到，可惜的是，到了21世纪，传记作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所歌颂的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没有人性和道德的制约，每个人都可能深受其害，成为其受害者。再看梁斌的另一篇小说《芒种》。小说主人公是个农民，就是由于这一身份，他借了地主的债，无力偿还。他先前还比较胆怯，害怕人家要债。可是后来他居然抡起胳膊，暴力抗债。在这个农民看来，人家必须对他要有慈悲心——免除他的债务。梁斌的这篇小说与后来的《白毛女》十分相似，以阶级身份强调其暴力抗债的合理性，并且肯定其反抗精神，其实这不仅违背了最起码的“欠债还钱”的民间伦理，而且将无赖视为正义。如果梁斌想到村里的农民都到他梁家借钱借物不还，他那富庶的家庭还能存在吗？人需要有慈悲心，但是慈悲应以自愿为基础，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自己慈悲，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特别令人回味的是，就在梁斌写下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将“梁斌”作为自己的笔名，对于这个“斌”字，《梁斌传》特别作了说明：“‘斌’字源出于《论语》‘质胜文则已，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记述，用‘斌’为名表达了梁斌为人。”（第106页）对于梁斌的为人，暂且放到一边，单就梁斌的创作来看，他所崇尚的暴力与他的名字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也形成了鲜明的讽刺。再看梁斌文章《狗》中的语言也与“文质彬彬”完全相悖。

梁斌参加革命以后，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就是换妻。早在十二岁的时候，还是懵懂少年的梁斌就已经有了一段“情意朦胧”（第41页），然而又是终身难忘的事件。这事发生在他这一年夏天回家度暑假期间。少年梁斌在老乃叔的金瓜地里遇到了乃叔的侄女蕊珍。这让他一下子就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而且“他的心里充满着一种现身的渴望”（第43页）。再说蕊珍对梁斌似乎也有意思，不仅经常出现在梁斌的眼前，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的“两小无猜的玩耍”（第44页）。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梁斌自己却“不敢越雷池半步”（第44页）。传记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将其归结为梁斌“所承受的封建传统势力的压力”（第44页）。其真实原因也很难说，而传记只是说梁斌既“憧憬”（第44页）着虚幻的未来，又“抑制”（第44页）着心底的爱恋。很可能梁斌的母亲觉察到儿子的心思，就在姑娘的母亲亲自来提亲的时候，梁斌的母亲却“对小儿媳的要求很高”（第44页）。其实，这不是什么理由，完全是托词。后来，梁斌的娘还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但是梁斌“却怎么也张不开嘴表态”（第63页）。梁斌的这个态度据说造成了他娘的“误会”（第63页），进而“铸成”了梁斌“终生遗憾的错事”（第63页）。是这么回事吗？只有梁斌自己心里最清楚，然而当事人都已作古，而且无法考证，只能说这是一件悬案。

回绝了蕊珍的亲事之后，梁斌的母亲接受了媒人说介绍的郭家姑娘，而且据称没有再征求梁斌的意见就定下了亲事。然而，梁斌对于他和郭家姑娘结亲没有表示反对，就连异议都没有。他在家人的安排下，与郭家姑娘结婚了，还说是为梁斌生病了娘冲喜。婚后，梁斌虽然没有与郭家姑娘产生深厚的感情，不久就离开家庭到外面求学并参加革命去了。而这时候的梁斌妻子就和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原配夫人一样，在家过着半守寡的生活，她们名义上都有自己的丈夫，但是都过不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过，梁斌与这个原配妻子至少生了两个孩子。当梁斌在外因生病需要休养或者因参加革命而遭到挫折时，梁斌就回到了家里与妻子同居，一旦身体康复或者形势好转，他便离开了妻子和孩子，又去闹他的革命去了。就在临走的时候，梁斌除了简单地安慰几句，留下的只是妻子的孤寂和苦苦的思念。对于梁斌有负于原配妻子，《梁斌》传非常轻松地以革命的名义为传主作了开脱：由于“革命在前，心中有事，梁斌放不下他的文学事业。尽管家道维艰，已为人父的梁斌也无法太多顾及妻子和亲情”（第117页）。好一个“无法太多顾及”！给人的感觉梁斌还是很重夫妻之情的，但是从他后来义无反顾地换妻可以看出他是否有了一定的“顾及”（而不是“太多顾及”），或者是否迫不得已，还是有所冷待。这一点，梁斌和他的这位原配夫人也是很清楚的。

由于忙于革命，梁斌在1939年春节都没有回去了，但是不久就有一个叫萧林的女子爱上了梁斌。萧林当然远远赛过梁斌的糟糠之妻。她毕业于开封师范，还到抗大学习过，不仅有文化，年纪轻，而且嗓音甜美，“令人陶醉”（第183页），人也很聪明。最重要的是“性格开朗活泼，思想开放”（第183页）。到底谁主动，传记没有交代。据叙述，他们俩在一次谈话中“无形中拉近了距离，两个人似乎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从此，两个人就经常有意无意地凑到了一起”（第184页）。于是，梁斌渐渐地和萧林恋爱了。不过，当他爱恋萧林的时候，他那原配夫人的身影是否在他眼前浮现呢？《梁斌传》没有叙述，很可能是梁斌本人没讲。不过，他们的恋爱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但是，梁斌没有退却，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自由恋爱过，已有的婚姻也是误会的结果”（第185页）梁斌的这个说法不具说服力。且不说与蕊珍的青梅竹马算不算自由恋爱，就他与原配夫人的婚姻，表面上是家长包办，实际上他也没有反对过。他不仅和原配夫人生育了孩子，而且在生病和出狱后都还是回到妻子那里。就他出来求学或者闹革命也没有提出与夫人离婚，哪怕就在与萧林相爱时，也没有决定与原配夫人离婚。他在婚外寻求所谓的爱情实际上是经不住质疑的。最终萧林另有所爱，才中断了这段短暂的爱情。至于萧林为什么移情于他人，大概不属于传记所要交代的内容，不过最大的可能是，萧林不想做小三，她要做正当的妻子。再说梁斌并不想退出，只是组织上的干预，才迫使他放弃了这段所谓的恋爱。至于组织上干预梁斌“恋爱”的原因，我猜测既可能是组织考虑周围人的议论，为梁斌的声誉着想，又可能是战争环境下，革命工作繁重而忙碌，梁斌又是得力的干部，不能让他因恋爱而耽搁了工作。

1950年，战争年代结束了，干部们纷纷开始了换妻。其实，换妻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悄悄地流行，但那时对于绝大多数干部来说，革命尚未成功，换妻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如今这些干部进了城，而且是以一个时代的胜利者面目出现的，换妻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梁斌虽然是一个作家，但是他这个时候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革命干部不仅功成名就，身世具有传奇性，年龄虽大，却显得更加成熟，而且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具有许多青年所不具有的优越条件。而这些革命干部过去所娶的老婆不仅文化程度低，缺乏见识，而且人老珠黄，大多是乡下的“土包子”，已经配不上这些拥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了。这些干部之所以能够名正言顺地换妻，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过去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夫妻之间没有爱情，现在他们突然都懂得爱情的，需要爱情了，于是找到了既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城里女青年谈起了所谓的“恋爱”。而那些城里颇有气质的女性大多出身成分有些问题，她们与干部谈了“恋爱”，结婚组成家庭，可以洗白家庭成分，从而在政治上有了依靠。虽说她们与干部的结合包含一定的爱情，但是现实中的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不可否认。《梁斌传》替梁斌作了这样解释：“梁斌的第一次婚姻是一场误会而致。婚后又因战争而离多合少，每次难得回家，却又与前妻与家人不尽如人意的关系搅和得家中龃龉不断，无幸福可言。梁斌饱尝了无感情的婚姻带来的痛苦与无奈。”（第271页）上面这段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既然梁斌与郭氏没有感情，那他为什么还要回家与其生活在一起，而且还生育了子女？至于家庭矛盾总是难免的，就是爱情之下的婚姻家庭难道都“尽如人意”？就在梁斌回到家里时，他怎么不说在家“无幸福可言”呢？既然“无幸福”，为什么不早点离婚呢？当然，梁斌的婚姻与爱情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任何人都要在这个问题上接受良心的拷问，自己的换妻是否对得起原妻？是否造成对原妻的伤害？就是鲁迅在“结婚”后从未与朱安过过夫妻生活，仍然造成了对朱安的伤害，况且梁斌还与原妻有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梁斌这次爱上的女子叫散帼英。散帼英当时只有17岁，而梁斌已经36周岁了，年龄超过了散帼英的双倍。在爱情面前，年龄差距从来就不成问题，至于身份、地位、籍贯、习惯、性格，乃至于种族、宗教信仰等等都是可以逾越的，然而这种爱情一定是纯粹的。对于梁斌和散帼英的恋爱，《梁斌传》自然又是一番赞赏。不过，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散帼英的身世中看出某种不寻常的味道。散帼英的父亲是个老军人，参加过武昌起义，而且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他后来逃回家乡，隐姓埋名，当起了搬运工。问题就在这个“逃”字，尽管是为了躲避迫害，但是无疑是革命的逃兵，是一个脱党分子。到了新中国成立之时，散帼英的家庭成分也就成了问题，那么非常聪明的散帼英这个时候爱上比她年长近20岁的干部梁斌，是不是很纯粹呢？读者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叙述梁斌和散帼英的恋爱时，《梁斌传》特意介绍了那时的社会环境：“解放初期，自由恋爱还是新生事物，有文化的年轻人追求自由婚恋是很时髦的事情。”（第274页）这就是说梁斌此时的爱恋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大概是在爱情的兴奋和激动之中，梁斌在小说创作中“以勇气和灵感去热烈地描写爱情，赞美生活”（第276页）却成了问题，因为“在解放初期革命题材作品忌讳爱情描写”（第274页）。“解放初期”的年轻人到底有没有“追求自由婚恋”的时尚？如果形成这一时尚，为什么文学作品中却要忌讳爱情描写？如果没有这一时尚，梁斌这些革命干部怎么可以自由“恋爱”起来？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某些隐秘的东西。这就是说，“恋爱”并非年轻人的权利，也没有形成他们的时尚，而是革命干部们进城以后换妻的时髦，也可以说是他们革命的一大收获吧！如果年轻人都从文学作品中学到了恋爱，哪有那么多女青年既要供给干部们换妻，又要让年轻人与她们恋爱呢！梁斌在“恋爱”中一激动也就忘记了当时的禁忌。

换妻，这或许在梁斌当初参加革命时没有想到的一大收获。即使有些老干部这样想，也不会说出来，别人更不好乱猜。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老干部们参加革命的理想都是高大上的，姑且不说其是否真假，但都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也姑且认同。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当他们革命成功后，他们的革命理想是否变成了现实？再退一步说，他们当初的革命理想在数十年后且不说给全人类、全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最终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什么？梁斌最初的革命理想是受苏俄思想的影响，想象着将来应该是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的社会（参见第50页），换句话说，就是在将来的社会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稍后，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将其具体化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第51页）后来，梁斌又从“十月革命”受到启发，进而将自己的理想扩大为“解救劳苦大众”（第76页）。然而，革命成功之后，说是帝国主义被赶跑了，但是新政权的“一边倒”政策表明仰仗鼻息于苏俄，千方百计抹去苏俄霸占中国领土，分裂中国，唆使外蒙独立的历史记忆。说是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但是工人和农民还是生活于贫困之中，尤其是农民，在1959年到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居然饿死数千万，农民长年累月劳作生产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辛勤劳作一整年，为什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作为书写农民的作家，梁斌应该很清楚1949年之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是他为农民发过声吗？他又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吗？与他情况相近的作家赵树理就曾经替农民说过话，反对大跃进中盛行的浮夸，后来遭到了政治迫害，也没见梁斌替赵树理说句公道话。既然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问一句：革命成功了，当初的革命理想是不是完全改变了？既然改变了，为什么不说清楚？革命的理想又是因何而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究竟是进步还是恰恰相反？

更令梁斌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这个老革命，居然也受到了冲击。1967年，他被“隔离审查”（第364页），并接受批斗。最严重的是，他被勒令站在高脚凳子上挨斗，居然有人一脚踹翻凳子，使他“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第365页）。《梁斌传》同许多传记一样，在叙述传主在“文革”中的经历，基本上都突出他们的刚正不阿，铮铮铁骨与抗争的机智。其实，当他们按照要求被迫戴着高帽，站着接受批斗，甚至跪在砖头与石块上时，几无反抗，根本没有人的尊严，哪来“铁骨铮铮”？而传主与家人出于对传主的保护与别人斗智斗勇，确实显示出一定的机智，但这种机智只是小聪明，其实十分可悲。真正的智慧应该是深刻地思考，寻找陷自己、亲人、朋友和整个民族的灾难的根源何在，并且富于智慧地表达出来。如果说在当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将这种智慧发挥出来，那么到了新时期，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深刻地反思历史。然而，形势一旦略有好转，梁斌的心情就立即晴朗起来，他没有看到苦难仍在继续，自己还没有走出来。1969年，梁斌仅仅被下放到唐庄农场劳动，他可能觉得不再接受批判了，便“不以为苦反而从中寻找到许多乐趣”（第370页），给人以乐观的感觉。这或许有助于他挺过那段苦难岁月，但是其稍松即安的心态显而易见，而且多少还有点精神胜利的意味。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文革”中给梁斌精神打击最大的是，他的同学和战友远千里自杀身亡。虽然梁斌没有“痛哭几场”（第374页），但是他的内心却“隐藏着巨大的痛苦的”（第374页）。我相信梁斌内心的巨痛。然而，他也仅仅是巨痛而已，他没有将这种痛苦化为对远千里自杀身亡的反思。他本来可以追问，是什么导致老朋友的自杀？为什么在“文革”中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自杀？究竟是这些自杀的人背叛了革命还是革命背叛了这些自杀者？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这样的自杀悲剧的再次发生？可惜梁斌都没有这么去思考。

他在受难或目睹悲剧时没有思考，而是盲目地“坚信”“总有一天会还你一个公道的”（第376页）。这就像是人们常常说的“正义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然而，“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人生是极其短暂的，如果正义不能及时出现，那么个体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没有办法获得补偿。当一个人等待所谓的“总有一天”时，他必然要在漫漫等待中让生命流逝，而这个“公道”遥遥无期，谁也无法确定何时来临，说不定最后等待的只是虚无。

不仅在当时没有思考，就是在历史进入了新时期，梁斌也没有去反思。“文革”结束后，梁斌渐渐复出，他所做的就是修订和出版《翻身记事》。单从小说标题就可以看出，他所写的是农民的“翻身”，如果说是在“解放”初，谈到农民翻身解放，似乎还有一定的依据。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乃至“文化大革命”，实在看不出数亿中国农民究竟翻了什么身？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地主压迫和剥削了，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吗？他们就连栽几棵树，养几只鸡都做不了主，还能够在全社会“当家做主”吗？他们的农村户口决定了苦一辈子既没有养老保障，也没有任何奖金福利，所有衣食住行都是由自己解决，他们的“翻身”究竟体现在何处？其实，梁斌心心念念要出版的这部小说与他的代表作《红旗谱》都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写作，都是在作革命宣传，然而革命在这几十年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早已与他们所宣称的南辕北辙，早已不在是向全国人民许下的庄重承诺。

与此同时，在回顾“文革”这段历史时，梁斌给人的感觉似乎很豁达大度，很乐观，他“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恩怨”（第394页），而且他还开导别人：“怨气的话还是少说吧。‘文革’中咱们是受难了，可是党也受难了，百姓也受难了。”（第394页）梁斌的这番话与丁玲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大致相同，表现出一种高姿态，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对于历史，确实不应计较个人恩怨，但是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既然给包括党在内的全民族造成祸害，让全国人民受难，就必须认真对待，必须作出深刻的反思，寻找造成灾难的根源与阻止这一悲剧再次发生的方法，同时还需要思考，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错？革命为什么会朝着与人们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梁斌轻轻松松地卸下了作为作家的历史责任，继续沉迷于过去的创作。梁斌在晚年花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近40万字的自传《一个小说家的自述》。我没有读过这巨著，但是从王洋、田英宣的《梁斌传》中没有看到有关历史反思的介绍和叙述，再联系他在1979年以后写下的那些作品，可以看出，梁斌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他晚年的行为配不上他所遭受的苦难，更有愧于作家的身份。

2022年11月1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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