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19：自由李敖

2026年01月30日 07:0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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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6日，台湾作家李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32年来，我是台湾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很多人不屑做。但是我敢，我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我要在与官方不合作的大前提下，突破封锁的重围表达自己。”李敖的这段话相当“狂放”和自信，说的确是事实，他的处世和做人毫无疑问已经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他不只是在台湾，就是在整个当代中国也算是“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

个性突出

李敖是个个性特别强的人。他的言语和举动也只有40年代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当年的张爱玲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时候就在一篇应征稿件——《我的天才梦》中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表现出十足的自信心和引以为自豪的过人的写作天赋。与其相比，李敖尚在年幼之时便有次壮举，早在八九岁的时候，他就在他姐姐的纪念册上题写上“伟大惊人”4个字。这歪七扭八的字袒露了这个刚入小学不久的学童的远大志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李敖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谦虚”二字，总是锋芒毕露，说话做事一直咄咄逼人。遇事都是自己拿主意，不论别人说三道四，一旦自己认准的事，哪管他人品头论足，与张爱玲一样，向来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在台中一中读书时，尽管这里的教师中藏龙卧虎，不乏饱学之士，但是李敖就是不能忍受这里呆板僵化的教育，感到学校的教育窒息着他，于是毅然决定退学回家去自学。后来他居然依靠自学考入了台大。在大学里，李敖以长袍作为自己的标志，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他都要穿着长袍，显示出他不肯从俗的狷狂性格。1955年，李敖的父亲去世，他从学校赶回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痛哭流涕，悲痛欲绝，而是不顾师长们的要求，坚决改革父亲的丧仪：他不仅没有当众流下一滴眼泪，而且坚决拒绝传统的烧纸、诵经、拿哭丧棒、磕头那一套做给别人看的仪式。对于台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劝告，李敖以他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台大毕业走向社会以后，李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个性，他不是写文章就是打官司，就是那些社会名流或者学界先辈，他都不放过。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乃至台湾当局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都被他毫不客气地痛骂一通。

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辉煌灿烂的一面，但是对人的拘束和压制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中突出的两点就是崇尚谦虚和祖先崇拜的习性。所谓谦虚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它玩的是深沉和内敛，不仅压抑着人的个性，而且极容易令人在长期的谦卑中产生心理变异甚至某种程度的精神病态，导致人的虚伪，在刻意谦虚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野心和嫉妒；祖先崇拜则体现为必须对长辈的尊重和顺从。这样，年轻人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弱势地位，长期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一代一代下来，年轻人越来越麻木了，而且奴性越来越重；而老年人则往往倚老卖老，利用年龄的优势压制他人。这就导致了我们国民的人格存在严重缺陷。李敖将古人种种关于谦虚的告诫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不管他鄙弃谦虚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他对谦虚的鄙弃既拒绝了某种虚伪和装模作样，又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这正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展；李敖敢于抵制和反抗先辈和社会名流的权威的统治，固然有帮助他成名的成分，但是他的这种体现现代人的叛逆精神，保持现代人人格的独立自尊的意义，对于颠覆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意识是不可低估的。

不与当局合作

李敖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反抗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他的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的不恭的态度，到底给他惹了祸，把他送进了监狱。别人坐牢不是因为刑事犯罪，就是因为鲜明的政治信仰或者组建反对党派企图颠覆政府。而李敖的牢狱之灾却与这些都没有关系，他只是因为决不与当局合作的态度而被捕入狱。这当然有台湾国民党当局令他讨厌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严重地压抑着人的自由，压制人的个性的发展。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天性。只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压力不断压抑着，进而导致对自由的忘却和疏远，以致在现实生活中扭曲自己，委曲求全地生活。李敖幸运的是他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他的父亲李鼎彝于五四期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深受自由与民主思想的熏陶，那个时代的个性解放的热潮和对于民主的热烈追求都在李鼎彝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根，所以，当在中学读书的李敖与“制式教育”发生冲突的时候，父亲毫不犹豫地支持李敖休学在家自学，使他避免了在失去自由中消磨掉他那特立独行的品性。1954年，李敖以高中二年级肄业的身份考入了著名的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尽管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他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毅然主动退学。过了1年，他居然再次考入台湾大学，如愿以偿地进了历史系。父亲的理解、宽容和支持不仅给了李敖以巨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而且将他心灵深处自由的因子传给了李敖，让自由的意志在李敖的思想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再加上先辈叛逆反抗基因的遗传，培养了李敖的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性格。台大毕业后，李敖没有选择就业，而是进了军营。从军在许多报章的宣传中都被鼓吹为爱国主义或者报效党国，可是李敖的从军却并不在此，他只是为了接受军营的磨练。在他看来，军营的艰苦生活可以将他锻炼成“男子汉”。李敖在军营里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给了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非常优秀，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加入国民党。但是，李敖就是不买帐，干脆拒绝。然而，国民党或许珍惜他这个人才，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长期坚持不懈地软硬兼施，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让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出面笼络李敖，并向李敖示意蒋经国要见他，试图将他拉进党内，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加入当时在台湾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国民党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因为加入执政党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某种庇护，而且可以捞到别人得不到的许多好处。李敖却以为耻，进而藐视国民党，决不与这些乌合之众同流合污。况且，政党都是有严格纪律的，尤其是这种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出于其专制独裁的本性必然严厉地管制包括其党员在内的所有人，党内的民主和自由往往也遭到无情地剥夺。因而，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这是李敖所不愿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与李敖突出的天才相比较，国民党内愚蠢、昏庸之人实在太多，而精干之材却很少见，这就使得李敖不愿与那些蠢材为伍。对于李敖坚定地拒绝入伙，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竟然拿他没有办法，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掌着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总是企图一手遮天，没想到他那粗大的手指并不严丝密缝，而是留下了很大的空隙，让李敖自由地在其间滑来滑去。国民党当然容不得李敖这样滑来滑去。既然不能将李敖拉来入伙，那么就不能让李敖活得自在，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于是寻找种种借口给李敖制造麻烦，利用各种机会来围攻李敖，甚至采取种种手段封杀李敖。最先代表国民党做出这样举动的是李敖所一度供职的文献会的陶希圣，这位国民党的要人在拉拢李敖不成的情况下转而写文章《保全台大的名誉》，指责李敖是台大的“不肖的学生”。接着又发表《谤书》，批评李敖的《胡适评传》“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对此李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对手，他竟利用国民党统治的粗疏，与其玩起了老鼠戏猫的游戏。最初，国民党没想到小小的一个文人李敖能有多大的能耐，打算同李敖玩一玩政治游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李敖并不是好惹的，而且是个非常难缠的家伙。他的奇才怪招和高超的辩术竟然搞得国民党不仅灰头土脸，十分尴尬，而且非常头疼，却又颇有几分无可奈何。到了这地步，国民党只好退出游戏，不再与李敖玩下去，于是笨拙地给李敖安了个“台独”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然而颇为滑稽的是李敖本来就反对“台独”。

遭遇厄运

就在李敖与国民党玩游戏的过程中，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是李敖的那些反击文章连同后来痛骂国民党的文字居然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频频露面，搞得堂堂的国民党大丢面子。这样一个独裁专制了几十年的国民党何以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李敖呢？这固然有李敖机敏过人的原因，更有国民党所建立的体制的因素。国民党给李敖气得咬牙切齿，他很想一举将李敖彻底封杀。然而，国民党执政几十年，直到退守到了台湾，仍然保持着20-40年代在大陆实行的社会政治体制，没有学会将知识分子统统纳入到自己的体制之内——只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最好控制，——也没有控制所有的社会物质资源——这样可以切断所有反对者的物质供应，令其无法生存，——更不懂得拉拢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精神打手去严厉打击另一批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智谋从精神上控制知识分子从而使其在关键时刻与所要打击的对象划清界线。总而言之，当时的台湾虽说是党国的天下，但是解决问题还都是试图走法律的途径。尽管这种法制存在着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是毕竟使得当政者的胡作非为受到某种程度的拘束——就像一只野兽被装进了笼子，只是这笼子虽然还不太严密牢固，不过有笼子总比没笼子好些，——而且也给李敖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我们确实不必夸大20世纪50-70年代台湾法制的功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总比同时代的另一些专制者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开明得多。正是由于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就连跟踪李敖的特务撞坏了李敖的车子也不得不忍痛放血，赔偿李敖的损失。由于法律的作用，民间人士创办出版物只要申请即可，这就给李敖这些体制外的人士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便利。如果换了某个地方，所有出版全为当局所垄断，可以设想，哪怕是稍许越轨的言论都决不可能变成铅字与读者见面，更何况李敖的那些嬉笑怒骂式的反“党”言论。而李敖本人不仅会遭到全面围剿式的批判和攻击，而且一定会被送到劳改营去服苦役，在肉体的折磨中令其改造思想，或者接受精神打手和流氓痞子的“文功武斗”，直至不明不白地丢掉性命。但是，李敖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尽管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尽管国民党可以封掉李敖的《文星》（还需蒋经国亲自下令），可以给李敖套上个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台独”的罪名将李敖关进监狱，但是他毕竟没有被送去劳动改造，也没有遭到从肉体摧残到精神折磨的“文功武斗”的惩罚。因而，我们在佩服李敖的傲气、才气和骨气的同时，不能不看到李敖之所以为李敖是与台湾那种疏漏式的独裁和专制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化社会里，李敖无论怎么批评当局以及最高领导人都不会遭遇牢狱之灾以及其他各种厄运的。

潇洒坐牢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迫害，李敖决不屈服，以牙还牙，毫不妥协。他在表现出坚强、勇敢的同时，将自己的机警和聪明发挥到了极致。有一段时间，他被关进了监狱，虽然吃了一些苦头，但是由于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与监狱当局周旋，搞得监狱官员们哭笑不得。即使在牢狱之中，他也能想出办法搞到监狱方面禁止拥有的镜子、刀片、剪刀、订书机这些工具，可以搞到别人无法买到的糨糊、塑胶带、白纸、长尺等文具。因而别人坐牢，都是感到孤独寂寞，漫长的刑期非常难熬，而他却能够沉下心来写作，并且及时地传出来让报刊发表。别人坐牢是特别痛苦的事情，而李敖却从坐牢中获得了乐趣。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时调整坐牢的心态。他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坐牢时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仁人志士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孙尘《李敖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63页。）他甚至还总结出坐牢的5大好处。（参见孙尘《李敖新传》，第367-369页。）这与其说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倒不如说是李敖对待苦难的独到的感悟。他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心灵却不为之困扰而获得自由，他还为我们正确面对各种困境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率真顽童

李敖做人非常坦荡，光明磊落。他总是将真实的自己直截了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李敖对待女性的态度和方式那种直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李敖在文献会做雇员的时候，当时的领导陶希圣和罗家伦到他的宿舍参观时见到的竟然是play boy（《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大幅裸体女人的照片，这让两位领导非常尴尬，进退两难，而他却神情自若，仿佛没有这回事，甚至还在心里偷着乐，暗笑两位领导的道貌岸然的狼狈样。后来，李敖的出名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美女裸照。人们知道他的这一特性，就与他开起了玩笑。在他过66岁生日的这一天，一家电视台的“心灵投手”频道出了个奇招，派一位身材“惹火”的裸女，捧着“阳具大蛋糕”，送给“特别佳宾”李敖，同时还献给他热吻。这个场面还被电视台录像播出，李敖都坦然接受，没有丝毫的不自然。更有意思的是李敖最乐于欣赏美女的大腿和丝袜，并且写成文章《大腿上的丝绸之路》，直截了当地讨论他的美女观，真是惊世骇俗。许多名人对于桃色新闻惟恐躲之不及，更不敢因为沾上情色而毁掉自己的声誉和前途，可是李敖却大胆地袒露自己的胸襟，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超人的胆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郁达夫就以大胆的暴露“自我”而蜚声文坛，不过，郁达夫所暴露的“自我”虽说有着自己的影子，但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毕竟不能等同于郁达夫本人。而李敖就不同了，他是赤裸裸地站在读者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遮挡，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涩。他把性和性爱看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江河总要流向大海一样，他的心灵并不因为亲近女色而显得猥琐，反而因其无遮无挡而显得十分率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本真和纯粹自然的天性，难怪人们称他为“老顽童”。

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在西方现代思想的激荡下开始了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一大批文化先驱对于自由作了深入的探讨，自由的思想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对于现实生活中扼杀自由的种种独裁和专制予以深刻的批判，产生了不少反抗暴政，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勇士，也出现过许多追求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壮举。不过，像李敖这样将自由的思想意识化为日常的生活行为和处世准则，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行事，毫不妥协地反抗社会和文化强加给他的种种束缚和禁忌而达到“狂放”境界的着实不多。他的独立自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徐开垒在《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版）中评述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一段话：“他……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甚至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予，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第100页）我们当然无意将李敖与卢梭相比，但是从有关李敖的传记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两者的某些相似。总之，自由使李敖潇洒地行走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并且成为历史悠久的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敖在中国已经成为“自由”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