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22：走向祭坛的王实味

2026年02月01日 11:0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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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实味的研究，人们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将近60年前的王实味是怎样被处死的，又是谁下达处决命令的。这些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应该是，王实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祭坛的？像他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沦为阶下囚并被处死的？纵观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王实味之死绝非个别现象，比较具有普遍性。

黄昌勇的《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通过对王实味人生道路的描述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答案：王实味的“火暴脾气”与“性格中的孤僻、过度的自尊乃至多疑等”“负面因素”（第15页）；王实味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的个人交往使他被认定为托派分子；他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被判定为“反党行为”以及1946-1947年的战争环境；等等。从这些给出的答案来看，王实味的悲剧的酿成似乎主要在他个人的责任，还有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王实味的个性

将王实味的性格描述为“火爆”、“孤僻、过度的自尊乃至多疑等”“负面因素”显然是对王实味的某种否定；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实味的这些性格因素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他的“火爆”脾气可以被认为是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或者是血气方刚；他的“孤僻”可以被看作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秉性，是决不与××同流合污的表现；他的“过度自尊”，如果拿去前面的“过度”二字，恰恰是非常积极的评价；他的“多疑”乃警惕性高或者批判精神之体现。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全在于我们评价的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语境，而不是性格本身。王实味的“火爆”脾气最突出的一次是他在段纯代表组织粗暴干涉他个人恋爱的私事之时爆发的，另一次则是在延安他被冤枉为托派分子之时爆发的，他提出了“退党”要求。我们可以批评王实味不够冷静，不能克制。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矛盾的根源都不在王实味一方，而在于代表组织的段纯和康生等人。无论是段纯，还是康生等人在对待王实味时从来就没有冷静和克制过，而是有意无意地刺激王实味。再看王实味的“孤僻”，既有很少有人理解和体谅他的因素，又是有关领导者和组织部门出于打击王实味的目的而孤立他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实味的这些性格因素都是优点，而是说王实味的性格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环境给他的压迫和威逼所致。

王实味的委屈

从根本来说，王实味确实是死在自己人之手的，而且还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误伤误杀，而是他所追求的政治需要他作这样的祭品。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对王实味的人生叙述表明：王实味对于革命始终忠心耿耿，心无二意，他对革命的极大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革命是有组织的，是由具体的政党来领导的，这就意味着革命不仅需要满腔的热情，更需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需要听从上级的指示和组织的安排，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每个人成为其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中国的革命组织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一直强调服从组织和纪律。所有个人的东西在组织面前都不值什么。可是，王实味在参加党组织之后不久就与组织发生冲突。起因是支部书记段纯代表组织干预他的恋爱。本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私事，只要不影响组织生活和声誉，不给组织造成损失就不应该受到干预。然而，在革命的组织里，当时正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以为青年男女一旦恋爱就会削弱革命斗志，更有甚者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这些在巴金等人当时的“革命+恋爱”的小说中都有明显地表现。正是在这样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段纯粗暴地处理王实味向李芬求爱的问题，一开始就大声训斥王实味，把王实味追求李芬的正当行为痛斥为“干些无耻的勾当”。这当然让王实味不能接受，引起了王实味激烈的据理力争。王实味认为：恋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他人无权干涉。王实味的申辩是对的，所体现的正是五四时代精神。这样，王实味与代表组织的段纯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问题是作为组织代表的段纯虽然生活在曾经是五四文化中心的北大，却早已将五四文化精神忘却，没有尊重王实味的个人权利，而是表现出家长制作风，滥用组织权力，要给王实味以纪律处分。更为遗憾的是，在党组织会议上，许多党员虽然没有完全同意段纯对王实味的严厉指责，却也没有尊重和维护王实味的个人权利，甚至有人批评王实味的行为是“为恋爱胡闹”。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王实味。这样的冲突由于表现为组织与个人的形式，很容易让后来的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是王实味与党组织产生了矛盾，因而简单地批评王实味脾气不好，容易激动，甚至批评王实味组织观念不强，就是没有反思段纯与许多党员对王实味感情的伤害，没有看到王实味恋爱的权利遭到了无理的否定，这无疑都是站在组织立场上看待问题的，其中的偏差是显而易见的。

更为严重的是段纯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根本不可能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误和作风粗暴，反而因众人基本认同他的意见而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这就为他的工作继续粗暴下去推波助澜，进而将王实味与他个人的冲突看作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威胁要将王实味开除出党。这里且不说开除党籍对王实味感情的严重伤害，就这件事而言，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个人的权利在组织内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五四时代的民主精神日渐淡化；二是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内的领导人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而形成专断的作风；三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极易形成下级对上级的唯唯诺诺，轻易放弃自己的主见而盲目地顺从领导。从这里我们还应当看到，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整个组织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后来的历史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王实味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他绝对没有背叛组织，出卖同志，就是在白色恐怖的20年代后期，他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王实味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对党组织不利的事情，而且还在努力寻找组织，设法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就是在与朋友孟昭瓒等人的交谈辩论中他仍然坚定革命信仰，对共产党充满着信任，为共产党辩护。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女中教学期间，共产党员阎有训被捕，王实味不顾个人安危，在课堂上谴责和痛骂国民党，表现出极大的义愤。由此可见，他的情感和思想还是与中共联系在一起。也就在这一年，王实味经过组织的考验，终于回到了党内。

王实味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他又是一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具有自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而党员则是组织中的一员，必须一切听从组织，服从组织，特别是在思想上更要与组织上保持一致。这两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克服这样的矛盾？三四十年代乃至后来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也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各人都在性格的控制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许多人抛弃了知识分子的秉性而投入到政治的怀抱，以求保全自己或者升迁乃至捞取许多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人生性倔强，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思想认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王实味就是后面这一类的人。他根据自己对于社会现实和革命的理解，根据自己对环境的认识去行事。这样，王实味必然会惹来灾祸。

王实味的批评

黄昌勇的《王实味传》这样叙述了王实味来到延安一段时间后的感觉：“王实味带着理想来到革命根据地，随着世界的推移，现实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渐渐在他的面前凸现。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就毫不留情地攻击。他越来越与现实产生距离，初到延安时的心境在慢慢改变，忧虑似乎又回到他的心中，表现在他的脸上。”（第100页）从王实味这方面看，他对待现实的态度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总是根据应该有的样子来看待现实，要求现实，因而，现实中必然有许多令人不那么满意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是，在一个现代的民主文明的社会里，王实味的这个弱点是可以包容的。问题是他的这种性格，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里，是在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的这些方面在领导人那里可能就意味着麻烦。

可惜的是王实味当局者迷，看不出这一点。他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认识撰写文章，先后分发表了《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野百合花》以及《政治家，艺术家》等等。实事求是讲，王实味发表这些文章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他在文章中既没有反对革命，也没有攻击共产党以及延安的政治制度，他只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写文章，表达自己的对于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意见，正如巴金在新时期所提倡的那样：他一直在“讲真话”或者说他是凭着良心和热情说话。然而，他的这些话与延安的主流的声音却显得不那么协调，不那么一致，在领导人看来也就不那么入耳，不那么中听，进而引起了最高领导人的震怒：“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第181页）。与此同时，还有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也都在民主意识和文化启蒙意识的作用下和王实味一样，不同程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现实中的阴暗面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这种状况在领导人看来可能是一种警示：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威信和权力的巩固。至于是否说的是真话，是否是事实，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有必要通过整风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实味的牺牲

在这场整风中，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先后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积极配合官方的工作，按照最高领导人的要求去做，因而，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天地，在思想感情上开始走向工农，亲近工农。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惟有王实味实在是太顽固了，他竟然没有丝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丝毫没有改正“错误”的意思。特别是组织上派了许多人对他展开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错误”，但是他就是不改。在王实味这方面，所有的批评、教育和“帮助”都缺乏说服力，没有从道理上说服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往往认定的是强有力的道理，而不是强权。可是，现实恰恰相反，陈伯达、周扬等人在对王实味的争论、批评和教育过程中，不是凭借事实说话，以道理说服对方，而是动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上纲上线，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对王实味大加挞伐，甚至侮辱王实味的人格，刺激起王实味的倔脾气。这就将王实味与组织的矛盾推向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既然王实味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那么就必须拿他做靶子，给他以沉重的打击，惟其如此，才能震慑住其他知识分子，同时让那些刚刚转向的丁玲等人引以为戒，进一步吸取教训，就必须将王实味送上祭坛。如何才能在精神上置王实味于死地呢？当局在批评、教育和“帮助”失效之后，将王实味抓了起来，并且给他罗织了“托派分子”的罪名，进一步指控他与潘芳、宗铮、成全、王里四人组成“五人反党集团”，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严格说来，退一万步讲，即使王实味是个“托派分子”，也不能逮捕他。所谓“托派”，只是在思想上对托洛茨基的认同，其本质仍然是探索革命的道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只不过与斯大林式所想像的革命道路不同而已，但是，斯大林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无情地迫害托洛茨基等人，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本来是苏共内部的矛盾斗争，却被延安的领导人继承了过来，于是“托派”在中国也就成了“反革命”，在革命的阵营中遭到无情的迫害和残酷的打击。至于“托派”的思想及其行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完全是真理，不必在这里讨论。即使他们的思想理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决不能说他们就是“反革命”或者“反动派”，真正具有民主意识和宽大胸怀的就应该允许别人以不同的方式探讨革命问题，探索革命道路，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革命同志”。再说王实味是“五人反党集团”头目，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是无稽之谈，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就事实来看，王实味与潘芳、宗铮、成全、王里等人关系并不密切，也就谈不上合谋去干什么勾当，或者密切配合去搞地下活动。至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是自相矛盾，既然是“暗藏的”，不到紧要关头就不会暴露身份，平日里也就不可能发表与环境不协调的言论。从实际情况看，指控王实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哄小孩的。然而，这竟然出现在官方的文件，并以此给王实味定性。其实，王实味的问题就因为批评延安的不合理现象和阴暗现象，因为发表一些不同于领导人的意见，因为坚持己见而被捕入狱。

入狱以后，王实味又被莫须有地指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第239页）。这个罪名真有点不伦不类，简直是萝卜菜瓜一锅煮，所有脏水都往王实味身上泼，意在把王实味搞倒搞臭，至于逻辑通不通，道理上是否成立，有无事实依据，一概不管。这充分反映了定案人的蛮横与霸道，表现的是权力对真理的藐视和压迫。

王实味终究被送上了祭坛，血洒荒野。有人说这是自己人的误伤。其实，从王实味被推上祭坛的过程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伤。真正的误伤一是由于误会和误解，一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而张冠李戴。然而，王实味的观点一直是明确的，不存在误解和误会的问题，他的历史也很清楚，他既然能够重新入党，想来不仅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有关组织也一定会搞清楚他脱党期间的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党员都是非常慎重的，决不会草率行事。从王实味的性格来看，他这个人是藏不住事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十分透明的。因而，对于他的处理也一定是有关方面经过谋虑的，换句话说，既然王实味不肯低头认“错”，就是要把他整垮整倒，既然他的思想性格那么坚硬，那就先让他的肉体倒下，这样，处决王实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了。

王实味上了祭坛，但是历史并没有就此结束，继他之后，政治的祭坛上又走来了胡风、田汉等人，不同程度地重演着王实味的悲剧，只是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清这一幕幕悲剧背后的东西！

2006年10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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