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123：走向理性的柏杨

2026年02月01日 11:0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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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将到西北监督东北军剿灭红军的蒋介石扣押起来。消息迅速传开。正在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就读的青年学生柏杨（郭立邦）听到这一消息，先是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弥天大谎”，继而“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看过地狱回来的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当时的路上行人见到柏杨这种样子都停下脚步惊讶地看着他，甚至有人问他是不是病了。当时的柏杨确实“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不过，他患的并不是身体的病，而是思想上的病，按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患的是“爱国病”。柏杨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爱国”其实只是他的“病”源，而“病”症则是狂热的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因此，准确地说，当年的柏杨患了严重的“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病”。1936年的柏杨只有16岁，还很年青，只是一名高中学生，不仅知识有限，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严重不足，而且十分幼稚，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通过暑期军事训练等措施向他们这些青少年进行“法西斯教育”，向他们灌输“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第58页）等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思想意识。天真纯朴的柏杨由于缺乏鉴别能力和思考能力，自然接受了官方的法西斯教育，对蒋介石顶礼膜拜，因而非理性情绪化在他那里占了上风。既然蒋介石在他年幼的头脑中处于神圣的地位，那么当蒋介石遇到了扣押，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天塌下来了。

“代父”阴影

柏杨乳名小狮儿，上学读书时取名郭定生，由于他生母早已去世，继母对他非常凶狠，动辄打他骂他，使他在幼小的时候缺少母爱，他的父亲一方面怯于新任老婆的雌威，另一方面忙于工作谋生，对他很少照顾，很少过问他的生活，因而他得到的父爱也不多。更为恶劣的是，继母生的孩子生活待遇比他好得多，他虽说有父亲，也有继母，但是更像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这给了幼小的柏杨很大的心灵伤害，促成了他倔强和叛逆反抗的性格。到了入小学的年龄，柏杨的那种叛逆和反抗的性格给了老师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他经常逃学、打架，不服老师的管教，不好好听课，结果“功课不好”。遇到他这样的学生，老师也很头疼，于是经常体罚他，令他把小手伸出来打手板，这使他痛恨老师，特别是经常打他的算术老师，而他的算术也就越来越烂。除了算术以外，他由于学习方法不当，英语成绩也很差。此外，学校里的伙食按照贫富差别分成不同白菜团和萝卜团，柏杨由于父亲的懦弱和继母的凶狠，只能被编入萝卜团，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自卑加上倔强与叛逆反抗的性格，养成了柏杨暴力恶习：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结果他冒犯英语课老师梁锡山而被学校开除。这样，柏杨要想报考高中就遇到了麻烦：一方面他的功课很差；另一方面像他这样被开除的学生是不许报考的。但这没有难倒他。功课差，他就在补习班恶补，竟然效果不错，而且还学会了投机取巧的办法，背了几篇英语作文，考试的时候选比较接近的一篇，写上考卷；既然有被开除的记录，他就将“郭定生”改为“郭立邦”。这样他居然考进了高中。进了高中，学校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搞了军事训练，对青年学生进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教育。对于柏杨来说，他本来就缺少父爱和母爱，尽管他顽劣，但是他的心理还是非常脆弱的，他的内心深处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和庇护。因而，国民政府所制造的蒋介石的领袖神话趁虚而入，替补了郭立邦缺少的父母之爱，从而给他支撑起精神的天空。于是，领袖蒋介石填补了年轻柏杨意识中欠缺的父亲，成为他的“代父”。

在开封高级中学读书时，柏杨还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并且被动员去延安，因为延安被宣传为“革命圣地”，在柏杨的心里，延安的神圣几乎就要取代对蒋介石的崇拜，他已经同意被派往延安，然而命运偏偏没有让他成行，结果他倒是落进了国民党的怀抱，他和大多数同学一道被保送到设在武昌左营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而且更令这些青年学生感动和兴奋的是蒋介石不时到场训话。平时，这些青年学生就被灌输了“领袖的英明”思想，现在又能受到“领袖”的接见，当然像皇宫里的妃子受宠一样，激动异常。当蒋介石来到年青的柏杨面前时，他竟然“兴奋紧张得过了头”，忘了举枪向他的“领袖”行礼致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柏杨被教育成为“英明领袖的子弟兵”，他的内心“既兴奋又惊讶”，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于是“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院为领袖死。”他甚至想象到，如果自己遇到有人行刺“领袖”，他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子弹”或者“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第73页）柏杨对“领袖”的忠诚和崇拜是非常单纯的，也是毋庸怀疑的。

“代父”消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和思想意识的自立，“领袖”渐渐地从郭立邦心目中神圣的地位走了下来。国民党内许多事情给他的切身感受逐渐唤醒了他对国民党及其“领袖”的理性认识。1939年，柏杨在林县河涧镇与一伙人打算按照国民党的要求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然而对于他们几个毛头青年，上司中央团部不仅没有给他们任何指导，而且也没有与他们联系。中央团部的敷衍塞责让柏杨等几个人感觉“自己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第84页）后来他在逃亡中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之下民众生活的极度贫困，在陪都重庆目睹了因国民党的失责而酿成的“大隧道惨案”，而且在“大隧道惨案”中负有重要责任的“饭桶将军”刘峙虽然一时去职，但是不久就得到了新的职务，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居然“升了官”，原因就在于他特别擅长“拍马逢迎”。（第88页）这些事加速了国民党的形象在青年柏杨心目中的垮塌。与此同时，“英明领袖”蒋介石神圣的光彩在郭立邦这里也开始黯淡。当一位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为蒋介石点名送照片的事“喜不自胜”的时候，柏杨则比较冷静，敏锐地发现：“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第90页）

“领袖”崇拜的淡化，非理性的减弱，让柏杨增强了理性，进而推动了他的思想随之发生变化，他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应该趁着年青，多学点知识，于是渴望进大学学习。虽说他先后两次通过改名（借用郭大同的证件改名“郭衣洞”）、造假证明等不正当的手段进入大学，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却也情有可原；虽说那是战乱时代，大学教育也不那么正常，但是当一个青年渴望学习的时候，即使条件再差，环境再恶劣，他都会竭尽全力学习；虽说他在大学只学习了两年就被开除，但是他还是利用这两年光阴扎扎实实学到了一些东西。大学的学习进一步强化了郭立邦的理性，他不再相信政客们信誓旦旦的言论，他觉得：“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和誓言的人，不是转用它欺骗别人，就是已成为无可救药的白痴。”（第110页）知识的丰富和理性的增强，同时也训练出柏杨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敏锐的目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许多国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激动之中，年青的柏杨却看到了一个值得注意而且也令他十分担忧的的现象：在中国，既没有一个教授向学生说明原子弹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一个学生向老师请教什么是原子弹；在日本，原子弹刚刚爆炸不久，日本人就知道长崎和广岛挨炸的是原子弹。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在科技上仍然是弱国；日本虽然被打败了，“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第112页）同时，对于曾经被视为“英明领袖”蒋介石不再盲目崇拜，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只有25岁的柏杨就已经认识到老蒋的独裁专制，“一方面创造法律，一方面也破坏法律”，（第113页）过去的狂热崇拜在年青的柏杨的心头也就逐渐降温。

误会入台

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社会经验的丰富当然大大地推动着柏杨朝着理性的方向前进。而人生的挫折固然给人的打击相当沉重，却也能够促使人冷静思考问题，看到社会生活。柏杨由于以不正当的手段进入大学读书，最终还是被有关当局发现，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学籍，特别是东北大学在他毕业以后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将他开除对他打击更重。这次开除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决定，而是由教育部通令全国，不允许任何学校收留，简直是“置他于死地”。（第121页）人生重大挫折并没有击倒柏杨，倒锻炼出他的目光更加敏锐，终于将他锤炼成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客观观察现实生活，独立思考各种问题，批判现实社会。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期间，他通过观察发现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第121页）原因是国民党钳制新闻自由，违背现代文明。更为严重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公然向民心宣战”。国民党当局变的越来越腐败，国民党的败相也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柏杨对历史的发展似乎也看得比较清楚，按照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应该选择离开国民党，投向共产党，而且从他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投奔共产党也是完全可能的。他在逃出沈阳时，就遇到了解放军。后来在北平他又遇到了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老同学朱光弼。这位老同学答应将他送到解放军总部，让他参加共产党，而且柏杨答应了。然而，他还是鬼使神差地跟着败退的国民党一路南逃。到底什么原因呢？柏杨在他的这本回忆录中没有作出解释。根据柏杨的历史来看，他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进过“战干团”受训，当年还那么崇拜蒋介石，如果他留下来投奔共产党，那么共产党会不会饶恕他呢？柏杨可能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柏杨留在了大陆，即使他在1950年代初日子好过，但是到了反右斗争中就未必好过了，他的叛逆反抗的个性与敏锐的洞察问题的能力以及率直的禀性毫无疑问会将他推进挨整的右派行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那些历史旧帐肯定会被搬出来清算，于是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且交给群众进行专政和批斗。到最后，能否挨过“文革”这一关，都很难说。他选择跟在国民党的后边南逃，直到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固然说不上是明智之举，但至少不是愚蠢行为，虽然他后来遭遇到牢狱之灾，甚至差点送了性命。

反思现实

柏杨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但是他并没有朝着政治方面靠拢，而是投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然而，他又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就在他进入学校教书的时候，他的目光常常习惯于逾越校园围墙，乃至跨过深深的海峡，注视到海峡对岸的大陆。殊不知，国民党刚刚败退到了台湾，对于大陆大好河山的丢失感到沮丧而痛心，对于共产党满怀切齿之恨。可是，柏杨却在收听大陆的广播节目，而且还在同事之间赞扬解放军纪律严明，同时还表达对国民党军队的深恶痛绝。国民党当局虽然还讲点民主，但是没有雅量容忍赞美共产党并批评国民党，而且还表现出十足的神经过敏。于是，不由分说地将柏杨逮捕入狱，并且判了他有期徒刑6个月（实际在押7个多月）。出狱后，柏杨还是以教学谋生，但是他仍然保持知识分子的梗直和理性。尽管他知道在台湾要谋取一个教职并不那么容易，但是他并不屈服于别人的压力，他特别为“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第151页）而愤怒，而爆发，当然他不只是简单地批评国人，而是以自己的行为来批评。1953年元旦，按照中华民国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纪念日”，应该放假3天。但是当时柏杨所供职的基督教函授学校却不放假，理由是“基督教是无国界的”，可是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时候，美国人却可以不上班。这在柏杨看来，分明是不平等的，是国家歧视。于是，他顶着被辞退的巨大压力，坚持自我放假3天，后来校方尽管向他作出某种妥协，同时也希望他妥协，“不要太坚持！”（第153页）然而，柏杨坚持自己的平等意识，觉得校方如果不改变政策，那么他的反抗就没有意义。最终他还是离开了这所学校，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离开了那所学校，柏杨受朋友之邀进入了蒋经国麾下的“救国团”。这个“救国团”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小王国。如果攀爬上蒋经国这个蒋介石的大公子，将来不用说吃香的喝辣的，弄个官当当是不费吹灰之力。能傍上蒋经国这个大佬，对于许多人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一旦进入他的“救国团”，自然是以蒋经国马首是瞻，死心塌地地充当其马前卒。然而，柏杨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他没有趁势而上，跟着蒋经国飞黄腾达，而是我行我素。当时在台湾有一本《自由中国》杂志，既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又抨击社会时弊，有时不留情面地批评国民党，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蒋经国的这个“救国团”。按照许多人的做法，身在“救国团”的人肯定要与之划清界线，更狠的还可能利用蒋家和国民党的权势猛烈地踹它《自由中国》几脚，可是柏杨却没有这样做，反而与《自由中国》来往不断，他对《自由中国》的雷震先生十分敬重，而且认同这本杂志上许多文章的观点。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追求这里的知识分子，且不说全然不顾个人的前途，就连个人的安危也置之度外。

牢狱之灾

柏杨不久离开了蒋经国的“救国团”，这虽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多少得罪了权贵，再加上他与《自由中国》有那种说不清楚的联系，于是他受到了报复，终于有一天他因国共内战期间从东北逃到北平，再从北平随国民党南逃的历史不明，便以被俘可能存在背叛问题为名将他再次逮捕。这次被捕，可不像上次那样简单地判上几个月，而是千方百计要置他于死地。指控柏杨被俘的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借口，刻意要整他，制服他这个不那么驯服才是根本目的。在国民党那里，柏杨不只是有点桀骜不驯，而且对现实和社会的理性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他的那支写下无数杂文的笔更是厉害，拥有相当数量的忠实读者和粉丝，因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将柏杨逮捕以后，国民党的特务们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诱骗和威逼柏杨认罪。尽管柏杨是无辜的，最后还是被判了重刑，并被送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火烧岛。在被关押期间，柏杨受尽了折磨，但是没有屈服，他在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的李荆荪的悼念仪式上大声朗诵他的祭文。他的祭文写道：“荆荪大哥，你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竟被国民党迫害的家破人亡，好容易拨云雾见青天，想不到又死于心脏病发。当我们希望你能领导我们反抗暴政的时候，你舍我们而去，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反动的暴政必然灭亡，你在九泉之下会看得见的，我们也会看得见的。”（第216页）柏杨在这里预言国民党“反动的暴政必然灭亡”，看似激愤之词，似乎是对迫害自己的仇人的诅咒。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柏杨的这个预言是有现实根据的，他看到台湾民主力量的增长。虽然国民党和蒋家班的威权当时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但是柏杨从读者对他杂文的巨大认同看到了台湾很快就将迎来自由民主的一天。他预言自己可以看到这也天的到来，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关押期间，柏杨与李敖一样，充分利用坐牢的时间进行写作，他居然用了一年半的牢狱时间写成了《中国人史纲》一书，在不得不令人敬佩。就一般写作来说，用一年半时间写本书很不容易，而他却在这短短的时间完成一本书，真不知他是如何克服史料、笔墨纸张以及收藏文稿等困难的。除此之外，柏杨在监狱中还写成了《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没有坚强的毅力要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走向理性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柏杨并没有离开现实，他同样思考现实中的人与事，特别是以理性的态度开始反思自己对蒋介石的态度。他检讨了当年崇拜迷信老蒋的行为，而今他再看老蒋，当然也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审视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身为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应该为落荒逃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小岛上承担责任，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

柏杨终于走出了监狱，他的理性的目光开始由历史转向国民性劣根性方面，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已经接过了鲁迅批判国民性劣根性的大旗，希望通过这样的批判能够建立我们民族的理性和国民的理性，客观地看待自己身上的弱点和缺陷，帮助我们每个人认识到面对自己的弱点和缺陷究竟应该做点什么。

在许多人（包括柏杨的不少朋友）看来，柏杨不仅是不识时务，而且非常倔犟，“执拗得像头牛”。（第216页）其实，作为一个具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柏杨决不会随波逐流，他所认定的是真理，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地理解他和支持他，因为一个真正的理性时代还仍然没有到来，他远远地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

2008年10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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