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6：孤军作战的陈独秀

2025年12月22日 05:1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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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19日，已是孤家寡人的陈独秀在给S和H的信中透露：胡适送给他一个称号“终身的反对派”。对于胡适赠予的这个称号，陈独秀本人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只是申明他并非“故意如此”，在他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的专家学者也基本上认同胡适对陈独秀一生所作的这个评价。上海复旦大学的朱文华教授就将他的《陈独秀评传》的书名定为《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1997年5月版），贾兴权的《陈独秀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将该书第10章的标题定为《终身反对派》。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这个评价确实非常恰当，突出了陈独秀一生中非常鲜明的叛逆的性格。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陈独秀奋斗一生，到最后却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派”。

倔强的个性

陈独秀的人生道路是由他的叛逆反抗的性格所决定的。早在他幼年的时候，陈独秀的祖父就从他的倔强的个性看出他将来的“不幸”。自从1897年与大哥一起离开家乡之后，陈独秀就以激烈的叛逆思想出现在人们面前。辛亥革命以后，陈独秀首先扯起“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的大旗，掀起了以反对封建专制文化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继而与李大钊、李达、张申府等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当选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从而成为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革命左翼力量的一面旗帜。然而，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国共之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直至两党的彻底分裂，共产党方面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陈独秀的领袖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他很快被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且在党内受到了进一步的排挤和批判，从而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而陈独秀对于来自党内的指责和批判，感到十分委屈，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错，而是将本来应该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承担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要他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陈独秀与后来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而且还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党籍。如果按照简单的逻辑推算，陈独秀被清除出党，必然会像张国焘等人那样投入到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的怀抱，然而历史并不是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运行的，陈独秀虽然一度与国民党左派关系十分密切，与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关系不错，但是那都是出于国共合作的需要与之来往频繁，而他对于后来国民党及其主政的国民政府仍然持反对态度，反抗其血腥暴政。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是一手遮天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国民党最大的反对党，整个中国的政坛基本为国共两党所占，其他政治力量所占的空间实在是微乎其微。被他所创立的中共一脚踢开之后，陈独秀只能在政治的夹缝艰难地生存。但是，陈独秀并不屈服，他依然高昂着头颅，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组织成立自己的政治派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根据陈独秀本人的意思，他的政治信仰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都是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只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此时的中共中央存在着较大分歧，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其实，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政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应该存异求同，通过思想交流和理论探讨来解决分歧。然而，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并没有达成这种妥协，而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怀着敌意看待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因而对对方采取敌对的态度。更令陈独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他所建立的托派由于内部的权力争夺而不时排挤他，甚至恶斗到也将他开除的地步。尽管如此，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放过他，于1932年将他逮捕，并且给他判了刑。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被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时才将他释放。出狱之后的陈独秀考虑到国家利益表示拥护国共两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与国共两党都保持一定的距离，独自打着自己的旗帜，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决不依附他人的政治力量，独自一人地同他所反对的东西作战，表现出独立的坚强精神。

不合时宜

到了这个地步的陈独秀，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顽固偏执，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陈独秀虽然可以算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显著的政治人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仍然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一个并不满足于埋头做学问，并且胸怀远大抱负和理想，充满政治激情的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他的身上多少还残存着封建大家长的色彩。实事求是讲，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他没有通常政治家那样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欲，所以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难免受到权力的排挤而处于被动。他更不同于那些政客和党棍，从来就没有想到利用政治斗争为个人捞取名利，他即使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也不是他争来的，而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而他被推到了领导岗位真正是众望所归。就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陈独秀虽然缺点十分明显，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谋私利，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他基本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根本没有考虑到处抓权，不想与国民党争权夺利，而且尊重国民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如狼似虎的极其凶险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没有人像他这样具有民主胸怀，尊重别人的存在和权利。

陈独秀这种知识分子的本性无异于令他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成为他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必然给共产党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重大的损失。于是，他在党内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并被剥夺了领导职权。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对于陈独秀的批评与撤职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没有指出他的知识分子式的思维方式与所处政治环境的严重错位，而是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是投降主义的帽子，并且将本来应该由共产国际承担的领导责任也一股脑推到他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在70年代批“水浒”时所说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中国人向来不敢对最高领导皇帝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国家出了问题，绝对不会认为是皇帝犯了错误，而是把责任归咎到奸臣和后妃身上。现在共产党遭受损失，处于困境，没有人敢于指责凌驾于中共之上的苏联共产党或者共产国际，更没有人敢于追究斯大林的责任。所以，党内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并不能令陈独秀信服，他为替别人背黑锅（其实也不完全是别人的黑锅，只是他的一种感觉，而且他以为他的想法从学理上来说没有问题。）感到十分冤枉。然而，在他长期主持下的共产党内部却没有形成申诉和辩护机制，那么，遇到委屈（哪怕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除了往肚里咽，别无他法。

而陈独秀是个非常倔强的人，就在他童年的时候，面对着祖父的疯狂的毒打，他一声不哭，所以母亲称他为“小犟牛”。现在，当他感到自己受屈时，他不像党内的许多其他蒙受冤屈的人那样忍辱负重，含羞忍垢地唯心检讨，承认错误，而是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从政治上讲，这就是没有组织纪律观念。因为，按照某种政治逻辑来讲，错的总是个人，政治集团是永远不会错的，而且是绝对不会承认犯错的。其实，在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治集团里，即使是政治集团的整体行为也往往是按照其太上皇或者大家长的意志运行的。所以，政治集团所为说到底还是个人的，既然如此，政治集团虽然多少融入了集体的智慧，但是犯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看来，陈独秀走向了共产党的反对派，其实还是共产党自身造就的（虽然陈独秀的责任是不能免除的）。就在批评陈独秀并且给陈独秀以纪律处分乃至将他开除出党的时候，中共最高领导层也在犯着新的错误。且不说后来中共党史所叙述的那些错误，就对待陈独秀的态度来说，没有一人心平气和地以平等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也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大规模的失败究竟哪些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哪些该由别人来负责，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对于陈独秀出于坚定的革命信仰提出的种种建议也不予重视和公正地对待，只是以真理自居，根据陈独秀被戴上的帽子，对他展开无情的没有逻辑根据的批判，粗暴地将陈独秀朝着反对派的方向推过去。这就激怒了陈独秀倔强的脾气，迫使他起来反抗。由于在党内他没有发言的地方，也没有人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他只好到党外寻求发表思想言论的途径。这样一来，他就只好与一帮有着共同思想和相似遭遇的人士组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且公开表示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认同。托洛茨基曾经是苏共高级领导人，但是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于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被指责为反动分子受到了清算。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直接影响到中共，于是相信托洛茨基思想的人也被认为是异己分子，受到公开的清洗，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同样受到了批判。其实，陈独秀并没有像中共最高领导人那样想象得那么坏，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实际上只是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和革命道路设想的差异。可是，对方却不这样看，而是将他视为敌对分子，所以就不可能以真诚的态度与陈独秀探讨问题，而是一概拒绝陈独秀的批评，并且以空洞的政治口号批判陈独秀，这就导致双方的裂痕越来越大，以至无法弥合。

不畏强权

如果不了解陈独秀的为人，人们或许以为：陈独秀为人十分固执，简直就像花岗岩那样的顽固不化。其实，陈独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偏执，对于能够说服他的意见，他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正当陈独秀思索文学问题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指出他在文学革命与实践上的矛盾。陈独秀接信后立即重新思考文学革命问题，并且接受了胡适的批评。可见，陈独秀并不是那种一味拒绝批评的人，关键是对他的批评是否能够在学理上和逻辑上让他信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勇于追求真理，而且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朝三暮四，同时也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问题是这种批评应该建立在尊重和平等对待对方的基础上，而不是以权势压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且还具有不畏强权的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固然有其各种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包含的不畏强权的品格还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为不少人所诟病，然而恰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科学理性与民主自由精神和不依附他人权力而摆脱奴才性束缚的独立自尊精神。

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且以托洛茨基思想理论指导他的组织，试图走既不依赖共产党，也不投靠国民党的独立的道路。无奈与他建立的托派组织的那些人与他并非志同道合，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个组织为自己捞取权力和个人好处。因此，托派内部成员之间矛盾重重，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不断发生内讧冲突，有些甚至叛变投敌。这使陈独秀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为消除内部派别矛盾耗费了不少精力。然而，他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奏效，他的苦心孤诣并没有人领情。他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将他开除出托派，甚至把他送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陈独秀被捕以后，各方政治力量反应不一。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一些国民党文职人员虽然与陈独秀政治信仰不同甚至相互抵触，但是他们都同情陈独秀的遭遇，呼吁国民党当局从轻处理；托派组织此时没有对陈独秀落井下石，而是竭力设法营救。而共产党则没有公开表态，保持沉默，然而在内部刊物上认为陈独秀“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红色中华》第37期，1932年10月23日）这实在是太不了解陈独秀的为人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对陈独秀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不会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来。当年陈独秀在科举院考中，拿得第一名，如果他有意当官的话，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去进一步考举人、状元，通过金榜题名踏上仕途，但是他对做官并不感兴趣。陈独秀在后来的人生中也不缺乏做官的机会，但是他都没有步入仕途，捞个一官半职。

孤独凄凉

陈独秀虽然担任了几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但是在那个年头根本算不上官，不仅得不到优厚的物质享受，还要冒着被捕和杀头的危险。正是由于他一生没有做官，没有为自己捞好处，所以他的晚年生活相当贫困、孤单而凄凉。当他蛰居江津的时候，陈独秀漂泊异乡，疾病缠身，朋友寥落，生活清贫，心境抑郁，即便如此，倔强的陈独秀依然没有向任何人低头求助（如果他愿意求助，相信不会完全遭到拒绝），他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因而，这个时刻的陈独秀，与五四时期的叱咤风云的他判若两人，孤苦伶仃的他在形影相吊之中只能借酒浇愁。这确实给人以消沉之感，但是消沉毕竟不是堕落，只是他对苦难中国的一种痛彻于心的失望。就在他去世前的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字：“抛”。而这并不一定是他这位孤独的老人故意就此辍笔，然而有学者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陈独秀“一生中写了无数的字，而他最后的这个‘抛’字，不正是他抛弃了世界。而世界又抛弃了他的最好的注脚吗？”（贾兴权《陈独秀传》，第579页）。这种解读虽然有附会之嫌，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从陈独秀方面来讲，“他抛弃了世界”，实属他无奈，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绝望，正像鲁迅在《野草》中表达的那种绝望的情绪。而“世界抛弃了他”则是这个世界的悲哀，如果一个世界将这样一个胸怀激情，将一颗燃烧着的滚烫的心奉献给这个世界，并且具有独立思想（未必全是真理，却也十分精邃深刻）与崇高人格的人都排斥和抛弃，那不是这个世界发了疯了吗？世界抛弃了陈独秀，后来果然遭遇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三年大饥荒以及“文革”等无穷的灾难，而这还是必然由这个世界来承受。

2005年9月2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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