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教诲，仍在耳畔 ——追念恩师周桂钿先生

2026年08月29日 08:55 美中时报天津商业大学副教授杨琪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师范大学原哲学系主任周桂钿先生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本文作者与周桂钿老师合影，2004年

噩耗传来，悲痛难言。先生一生奉献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在王充、董仲舒研究以及秦汉思想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的学术贡献，自会由学界作系统而深入的评述。作为受过先生教诲的学生，我尤其难忘的，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以及那种温和、朴实而令人亲近的人格力量。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的教诲，至今仍在耳畔。

先生教我们，如何读懂中国哲学

周桂钿先生的学术道路，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4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读《矛盾论》《实践论》，得到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同时阅读《资治通鉴》，了解历史，并为古汉语学习打下基础。1970年毕业后，他到河北邯郸下乡插队，先后任中学和大学教师。1978年，先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钟肇鹏先生，以王充研究为方向。研究生期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王充反孔吗？》；其硕士学位论文《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于1984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专著。

1981年硕士毕业后，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2006年，他受聘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并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先生一生深耕中国哲学，尤其重视秦汉哲学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海内外公认的董仲舒研究领军学者，被学界誉为“董学泰斗”。

著名哲学家、“董学泰斗”周桂钿教授

在相当长时期内，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并受前苏联哲学分类方式影响，习惯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一框架在当时几乎成为衡量哲学思想的基本尺度。周先生却不囿于既有结论，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语境出发，提出独立的判断。

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定型于春秋战国，思想家高度关切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而对宇宙本源等问题往往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因此，若简单套用唯物或唯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家，便会遮蔽其思想的真实关切，也会造成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在那个学术话语仍较多受二元分类支配的时代，能够不盲从既成框架，而回到中国哲学本身去重新发问、重新理解，需要独立思考的勇气，也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应有的学术品格。

先生由此提出，哲学可分为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三类。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与科学家结成联盟，属于求真的科学哲学；中国哲学家则常与政治家结成联盟，关切治国平天下，属于求善的政治哲学。王充是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者，是求真的科学哲学家；董仲舒倡导大一统，探讨国家如何治理，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庄子则可视为求美的艺术哲学家。这样的分类打破了机械区分唯心、唯物的传统，合理解释了中国传统哲学家为什么不关心宇宙本源问题，也为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关切和特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循着先生求真求善的足迹

先生晚年曾自编学术年谱，认为自己的研究以王充哲学为起点，主要围绕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两条主线展开。

在王充研究方面，先生先后出版《王充哲学思想新探》《王充评传》《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等代表作。他从王充哲学的“天论、气论、知论”出发，进一步扩展为包括形神论、性命论、适偶论、政论、贤佞论、儒论、文论等在内的“十论”，最终将王充思想的核心概括为“疾虚妄而归实诚”，即“虚实之辨”。

先生认为，王充哲学内容丰富，其中既有求真的科学哲学，也有求善的政治哲学。他由王充研究进入中国古代天文学，又由天文学扩展到医学和中国传统科学，取得《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古人论天》等一系列成果。在他看来，科学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问题。崇尚科学，首先要把握科学精神：承认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并不完全同一；认识只能不断接近“实在自身”，而不可能一次完成；辩证看待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并且敢于假设、敢于创新。科学正因如此而永无止境。

在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先生由王充进一步转向董仲舒，又扩展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研究。他的《董学探微》《董仲舒研究》《董仲舒评传》，构成了董仲舒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生对董学的理解经历了不断思考与修正：从早期将董学定性为唯心主义，到认为其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最后将其理解为求善的政治哲学。这种不断反思和修正自身观点的态度，正是严谨学风的体现。

先生认为，董仲舒哲学以“大一统论”为中心，以“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为重要两翼。他充分肯定《春秋繁露》中的辩证法思想，不赞成仅据“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便将董仲舒定性为“形而上学”。他指出，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影响到了整个中国封建制王朝的典章礼仪，直至清朝，皇帝都还相信天人感应，每年春正月上辛日还要恭恭敬敬地到天坛祭天，祈求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研读《春秋》而形成的大一统论，影响到了封建制时代的朝代更替，对维持大国统一的政治局面有重大影响。周先生打破机械套用“唯心唯物”二元框架，系统重构董学体系，并推动其向政治哲学与现代治理价值转化，在董学研究上光照后尘，成一代宗师。

在王充、董仲舒研究的基础上，先生还对汉代经济、史学、文化以及相关思想家和思想流派进行研究，出版《秦汉思想史》《秦汉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多部著作。他正式出版著作二十余种，发表文章四百余篇，后整理为《秦汉思想卷》《中国古代科技卷》《政治智慧卷》《论文卷》《讲义卷》五大类，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十二卷本《周桂钿文集》。因其学思卓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因其契合时代，相关成果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等。

周先生生性耿直、好奇心足、思维跳跃，创造性强，经常出其不意地生出别人意想不到的话题和研讨。这与他出生在农村，青少年时期接受的生活熏陶有关，所以他后来在教中学、大学的过程中，常以平民的心态和朴实的语言，阐释学术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周先生的文风娓娓道来，旁征博引，论及其余，像朋友一样，谈家常，说体会，文章风格简短通俗，文浅理透，语意深刻，卓然自成一家。

教我们做学问，也教我们做人

周先生始终坚守育人一线。周先生认为，教书育人有三项任务。一是传道，就是讲道理。将理论立场、观点、方法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立德树人，师德为先。周老师曾撰文指出，老一辈学者“不贪图富贵，不贪图享乐，自强不息，甘坐冷板凳，潜心真学问，正是师德的重要表现”。他以自身经历诠释了这一精神，如花费十年时间不断收集积累资料，力求给学生最好的知识。二是授业，周先生对哲学的业力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他注重经典研读、重点论文的研磨、疑难问题的研讨，从而使学生们领悟到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三是解惑，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开导思路，解除迷惑。

先生尤其看重师德。他曾写道，老一辈学者“不贪图富贵，不贪图享乐，自强不息，甘坐冷板凳，潜心真学问”，这正是师德的重要表现。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生践行的准则。他曾花十年时间持续搜集和积累材料，只为给学生提供尽可能扎实的知识和判断。

我对先生这一点，有过一次格外深切的体会。1998年6月，我邀请周老师到天津商学院讲学，题目是《儒家文化精华》。那天，他讲了两个半小时，答疑又用了半小时。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学生的问题来不及回答。

讲座结束后，先生没有把那些写着问题的纸条留在会场，而是全部带了回去。两天以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数千字答复，还是用稿纸工工整整誊写的。他没有因为学生提问零散、人数众多，便将这些问题轻轻放过；而是认真逐一回应，希望把没有完成的讨论继续下去。

那一叠稿纸，至今仍令我感动。它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教师如何尊重学生的求知之心，又如何对自己的每一次讲授负责。先生以高度认真的态度对待教学和科研，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也深深影响了我。此后，我努力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并从2000年开始开设《儒家文化精华》公共选修课，至今不辍。每当走进课堂，我都会想起先生当年寄来的那一叠稿纸。

先生认为，教师是教书的，但不能成为照本宣科的“教书匠”。教材既是教材，也是参考书；再好的教材，也只能供参考。大学教师必须独立思考、潜心研究，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讲课才会有新意和理论深度。他说：“研究对于教学来说，非常必要，学术研究是教学的基础，特别是大学教师。不研究，讲什么？”即使介绍别人的成果，也必须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才能作出客观评价，经得起学生的追问。

先生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他给本科生讲《中国哲学史》，每次授课都作较大修改；连续九年讲了十遍，最后整理成《中国传统哲学》出版，后来还被译为韩文，多次重印。他给硕士研究生讲《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十年间不断修改讲义，最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秦汉哲学》《十五堂哲学课》等著作，也都与长期教学积累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担任副院长期间，他还推动出版《中国儒学讲稿》等系列儒学教材。

周先生认为，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教师与学生互动是重要的教学方法。先生重视师生互动，认为教师要把自己的新观点与学生讨论，从学生的疑问中得到启发，使教学与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我曾问他：“读书学习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先生回答得十分平实：“学习没有捷径，勤学好问就是最快捷的方法。”他说，勤学才能打好基础；有了思考，才会提出问题；请教之后再加以反思，认识才能真正提高。

这句话没有华丽的修辞，却最能体现先生的治学态度：不求侥幸，不走捷径，靠的是沉下心来读书、思考和求教。它也一直提醒着我，学问终究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先生念念不忘的，是中华文化的未来

先生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学，也长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海外传播。他曾赴日本讲学，与海外汉学界开展学术交流；

周桂钿教授拜访美国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博士（摄于2006年洛杉矶）

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组织和参与多种国际学术活动，推动儒学的交流与对话；同时撰写通识读物，把中国哲学思想转化为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和亲近的精神资源。

先生在自编学术年谱中写道：“古人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的丹心，就是复兴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对于复兴，都要实事求是，这个‘是’，包含真善美。”这段话，道出了他一生的文化抱负。

2004年，先生在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组织或参与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化”国际高峰论坛、儒学儒教与宗教学会议、“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也经常接待和邀请海内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他还积极从事儒学普及，参与编写《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系列丛书》等读物，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儒学普及文章近百篇。2016年，他开设“三枣红楼谈国学”微信公众号，发表国学普及文章近二百篇。

先生从教四十余年，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国学研究和文化普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诲人不倦。他所留下的，不只是著作和观点，更是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对学问、对学生、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有真诚之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