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有机过程哲学第四代传人、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格里芬2022年11月25日与世长辞。为缅怀这位“哲学巨擎”、“我们时代的生态侠哲”，江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首家综合性生态人文社会科学杂志《鄱阳湖学刊》2022年第6期出版了 “生态学术名家格里芬纪念专辑”，这里特向《鄱阳湖学刊》特别是胡颖峰主编表示感谢。本文是该纪念专辑中的一篇，原文标题为《忠诚于世界的生态侠哲--缅怀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因篇幅所限这里有删节，所有注释也一律略去，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多谢。
格里芬博士（中）与袁贵仁部长（左）和王治河博士（右）在2002年北京怀特海大会上
2022年11月25日晨，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有机过程哲学第四代传人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博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在世人眼里，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曾被评为“50位当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他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逝世被学界看做是“哲学巨星的陨落”，后现代生态作家于思群称他的过世为“巨人的离席”。而在我们心中，格里芬对我们的非凡意义，远非这些大词和世俗的荣耀所能完全涵盖的。那种痛，那种悲从心来的感觉，是外人难以体会的。20多年的师生情义，无数的美好回忆，不是说“音容两断”就可以“音容两断”的。记得茹素的他最喜欢治河做的 “番茄炒鸡蛋”，可再来克莱蒙的时候他却提出请我们到外面下馆子，而且他所选的餐厅是克莱蒙最贵的意大利餐厅。对于我们这些穷留学生来说，那往往是望而却步的地方。“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细想起来，他一是不想占学生的便宜，二是想让我们感受一下别样的饮食文化，背后那份慈心令人感动。治河在北大回忆录里曾谈及哲学系“要培养有感觉的人”，所谓“有感觉”就是要对他人有感觉，对自然有感觉，对一个时代的忧郁有感觉，对美有感觉。格里芬就是这样一个“有感觉的人”。他曾在课堂上跟学生们分享自己与父亲的争论。他说父亲笃信美国是个机会平等的国家，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那些穷人都是不努力的懒蛋。他则提醒父亲注意境遇的不同：你是白人，英语是你母语，上过大学，长的又仪表堂堂，这个社会对于你当然处处是机会，可对于那些新移民，有色族裔，残障人士，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对美有感觉则体现在他对花的酷爱上。记得过程研究中心30周年庆典所用的花，是他和师母用他废弃的论文草稿一朵一朵制作的，既雅致又环保。疫情期间，得知他进入弥留状态后，我们买了一束鲜花寄到圣塔芭芭拉他的生态屋中，他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们送的观星百合，它们散发出芬芳的香气”。(Dear Zhihe and Mei,Thank you for the stargazer lilies. They give off a very beautiful scent.Love, David)。对美的欣赏与执着已经浸透到这位过程哲学大家的血液中里去了。
我们一直以为死亡跟他无缘，尽管早在10前，患癌的他就被医生宣判了死刑，他却挺过来了，不仅手术后抱病去了万里之外的中国，参加了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山东大学主办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和东南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南京过程研究中心剪了彩，而且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10余本专著。就在今年2月10日他还参加了中外生态人为他老师小约翰·柯布院士97华诞举办的庆生会，会上还幽默地谈起他和柯布打赌之事，令人想起中国《诗经》里的“死生契阔”，有中国青年学者誉为“最浪漫的约定”。尽管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让大家慢点走，可他自己却加快着脚步，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里的美国同事喜欢说，格里芬的精神就是不让他的肉体走。即使8月份他已进入弥留之际，治河依然写信麻烦他，向他求证怀特海某段话的出处。因为整个过程哲学界几乎没有谁比他在怀特海文献上下的功夫深。现在英语世界通用的怀特海巨著《过程与实在》的修订版就是由他和舍伯恩逐字逐句校勘的。
因此骤然听到他去世的噩耗，一时间真是不敢相信。20年的师生、10几年的同事共在、共命的结果，我们的生命其实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他的离去仿佛我们的一部分生命也去了。
本文作者与格里芬2003年在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庆典上
论及格里芬给世人的印象，人们往往最先谈及他严峻的学风，在克莱蒙校园里他的严格的确是有名的。曾经有个美国女学生博士论文提纲提交了17次都被他打了回票,结果一气之下博士不读了。治河上他的“怀特海原著选读课”，他只给了治河一个C，丝毫不念及治河一外国人刚到美国，不仅外语不好而且怀特海的概念又格外晦涩。他真是“求真者（truth-seeker）”的典范，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在一次博士生答辩会上，他因为到底是该用“that”还是 “which”跟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资深教授杠上了，结果俩人为此争论了不下40分钟，倒是便宜了那个答辩的博士生，坐收渔人之利。即使对自己十分敬重的老师柯布博士他也是亲是亲,学问是学问。他自己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柯布读了他的初稿对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些。” 他的神回复是：“我觉得我写得够好的了”。还有这么怼老师的，这就是格里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践行者。柯老也就任他怼了。顺利让他毕了业。柯老告诉我,他自己的文章也常常被格里芬改得一塌糊涂。柯老是在治河答辩前夕预先告诉他这些的，其目的是希望治河有个思想准备,万一格里芬把他的博士论文批的一无是处,不要沮丧。好在最后有惊无险，一次就过了。
如果问格里芬身上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烙印最深？除了哲学上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外，在我们看来就属他身上的大侠之气了。这从他对待疾病和死亡的达观态度也多少可窥见一斑。为了顺利写完平生最后一部著作《悬崖边上的美国》，他拒绝医生的止疼药，硬是忍着剧痛完成了书稿。8月4日进入弥留阶段的第一天他就给大家写信：“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松了口气。这意味着和小约翰的打赌我赢了--我将先走了。但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走在了安妮（格里芬之妻---作者注）的前头---我真不想冒险接管安妮的艰巨的工作。此外，我也不想更新我的驾照了.....”
如果按照金庸先生的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格里芬也是当之无愧。为了追求人与人、国与国的平等乃至众生的平等，他不仅铁骨铮铮对霸道，勇敢地硬刚形形色色的霸权，为他者张目，为弱小执言，而且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主张将爱拓展到有情万物，关爱一切生命。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忠诚世界的哲学家，一位具有侠骨柔情的哲学巨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称之为“一代生态侠哲”。
而支撑他侠气的则是一个深生态主义者对地球及其世间一切有情众生的长情大爱。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他对美帝国及其各种霸权霸道的痛恨和阻击源自这种长情大爱；他对作为一种深生态哲学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倡导也是基于这种长情大爱。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地球及其世间一切有情众生的大爱之情构筑了他侠骨柔情的底色。
作为一代生态侠哲，格里芬的柔情体现在他对地球及其世间一切有情众生的大爱之情上，体现在他对世界的温情以待，对他人关爱上，体现在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努力寻求破局之道上。他强调：人们谈论“生态危机”已经很久了。但人们常常并不理解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在他看来，生态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致人类文明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向终结。”他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倡导，就是试图帮助人类规避毁灭的命运，探索解困之道。他对过程哲学的坚持就志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关爱他者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撑，为生态环保运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硬的哲学基石，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
格里芬用来挑战科学还原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武器是有机过程哲学的“广义经验论”或曰“万物有情论”。所谓“广义经验论”或“万物有情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宇宙是情感的海洋,“感受”（feeling/prehension）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存在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因为构成自然的基本单位是有经验、有情感、自主的、创造性的“动在”。尽管所有的“动在”都受到先前“动在”的影响，但每一个“动在”并非完全由过去决定的，每一个“动在”至少都体现了某种自我决定或自我创造的性质，从而对未来施加某种创造性的影响。广义经验论与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无缘，因为广义经验论所说的“感觉”（feeling）不是基于人的感觉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领悟和把握事物的方式，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彼此互动的方式。为了与人们习惯认为的主观性的“经验”区分开来, 有机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特意造了一个新概念 “Prehension”。汉语学界有将之译成“摄入”的，有将之译成“摄受”的，还有译成“感受”的。日本学者田中裕则译成“握抱”，其实笔者觉得该概念或许更接近中国《易经》中的“感通”概念。这意味着在广义经验论那里，相信存在着某种“非感觉的感知”，就是所谓前感觉的、前语言的、前意识的感知或知觉，凭借着它们，人类得以直接把握或领悟外在的世界。
显然，广义经验论的这种视自然为有经验的观点与机械世界观将自然的基本单位视为无经验的“空洞存在”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格里芬看来，其实机械唯物主义的“空洞存在”概念也是一种推测，一种假设，也是思辨的产物。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并未直接经验到任何“动在”是没有经验的。
格里芬博士在2012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
如果像机械世界观那样一味坚执世界的基本单位是空洞实际物的观点，就无法解释“世界的最根本的秩序是如何出现的”。其结果只能走超自然主义的老路，诉之于自然的神祗，认为该秩序是超自然的神从外部强加的。同样，如果象哈贝马斯那样一味坚持认为，“自然不含有一丁点主观性和自我决定”，则无法解释人的主观自由出自何处。
被格里芬所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哲学的广义经验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从根本上克服了主客二元论，心物二元论，消除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家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为设置的鸿沟。这意味着，大自然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身体是自然的部分，我们自己的意识经验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人的经验是一桩特别高级的事件，但它也不应被视为另类于其它自然事件。这也就从根底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
与此相联系,与机械唯物主义者把世界理解为空洞的荒漠性的存在相左，有机过程哲学强调自然中存在着价值、目的、创造性与神性，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因此之故,过程哲学“把世界理解为价值实现之地”。在过程哲学家看来，世界因为实现内在价值的缘故而有秩序。如果自然的基本单位被设想成是空洞实际物，即没有内在价值，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如何出现的——除非设想某种超自然的介入。
由于打通了二元论设置的人与自然对立的高墙，遂使人类获得了“普遍的存在感，”用怀特海的说法,“即感到自己作为它物中的一员，存在于一个有效验的实际世界”。这与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格里芬等有机过程哲学家把自然万物看做是有感情、有目的、能够进行自组织活动的存在。这意味着自然万物与我们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然万物是我们的血亲。用印度著名环保领袖、2022年“柯布共同福祉奖”得主范达娜•席娃的说法，地球是一个大家庭，“众生都是我的亲人”。因此我们对它们应该有一种感情上的关怀。
这无疑是对强调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绝对优越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从而也为生态环保提供了哲学支撑。因为它帮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关爱他者”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过程哲学强调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特的,都蕴涵着经验,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因此都有其内在价值，都有其尊严。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自有其内在价值与尊严。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她，感激她，欣赏它。大自然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供我们所用，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自身的璀璨，自身的美。对她，我们应心存敬畏，心存感恩。
由于在有机过程哲学中，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是作为宇宙本质性的东西被看待的，一切存在都是关系性的存在，任何““动在””都是“互在”，万物一体，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离开他者，自我无法存在，因此，人类对其他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植物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关心他者”。因为呵护他者，就是呵护我们自己，伤害他者就是伤害我们自己，保护他者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有机过程哲学通过这种方式倡导一种共情主义的情怀，引领我们走出“自我”和“自爱”的小世界,旨在扩大我们的爱,拓宽我们的爱，它令我们的爱扩展到他者，拓展到他人，拓展到自然中的一切生命。怀特海据此批评现代世界由于科学还原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误导，产生了一大批“善良而无广泛同情心之人”，他们在“道德上的端正很象恶，它同恶的区别微乎其微”。而在有机过程哲学家那里，真正的善包括广泛的同情。完美的善则囊括一切的同情。用格里芬的话来说，真正拥有博大之爱的人，其行为会自然地以增进所有他者的幸福为目的，“只要我们的同情拓宽了，能真正地以他人的感受来进行感受，我们的关注就会扩大。”扩展到他人，扩展到世间万事万物。从而将我们内心狭隘的爱转变成“包容一切的爱”。
在格里芬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宗教定义为“对世界的忠诚”(religion is world-loyalty)，其中人的精神已将“自己个体的要求与客观宇宙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自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投身于于己于公共的利益,献身于共同的福祉。在怀特海眼里，宗教“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扩展个体的关注，使之超越它那自败的特殊性”，从而融入普遍,走向永恒。细心的读者不难发见这无异于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的另类表达。
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以格里芬和柯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和有机过程哲学家对中国的青睐。在格里芬的老师、有机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小约翰·柯布看来，有机过程哲学与中国文化存在着 “深度契合”，正是这这种“深度契合”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有机过程思想家青睐中国文化。就古代中国没有受到现代西方机械宇宙观和西方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沾染而言，“就中国文化主张用有机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而言，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深度生态的……”。也就是说，“认真看待自然、敬畏自然的传统，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向生态文明迈进。这样一种思想上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曾具备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相信，浓郁的生态文化底蕴，加上中国的体制优势，以中国人作为《易经》的民族对变通的开放心态，中国最有可能探索一条新路出来。在《后现代科学》的中文版序言中格里芬明确写道：“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显然这是一条既避免西式现代化的弊端，又整合传统与现代优秀资源的后现代之路或曰超现代之路，也就是生态文明之路。
本文作者与格里芬博士2016年在格里芬生态屋中
在1998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怀特海研究大会上，格里芬曾鼓励人们“展望一个怀特海世纪”。在2015年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21世纪将成为怀特海世纪”。鉴于怀特海哲学在根蒂是深度生态的以及它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说21世纪是怀特海世纪也就意味着21世纪是中国世纪，亦即生态文明世纪。也正因如此，中国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策，将“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为与西式现代化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令格里芬和柯布等有机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深受鼓舞。在格里芬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想要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他和柯布认为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之光”。“生态文明”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一步步变成现实”。2018年5月格里芬对前来采访的中国学者明确指出：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希望”。
对地球的关爱不仅贯穿在格里芬的哲学理论上，而且还体现在其自身的身体力行上。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人。”在格里芬和柯布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和有机过程哲学家看来，要改造世界，我们既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动, 但有时候最大的思想来自于行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格里芬特别喜欢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兰克·罗兰的下列名言：“如果我们最终所愿意做的就是无所事事地坐等见证这些预测成真，那发展一种只会预测的科学有什么用？”作为生态侠哲，格里芬拒绝像许多象牙塔中的西方学者那样对严峻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事关人类和地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壁上观，而是力倡担荷精神，主张下场踢球，从我做起。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知行一如”的风范，在格里芬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深受洛杉矶大雾霾的危害，格里芬当时在校园里骑车上坡时因为污染空气大量进入肺部而感到胸口疼痛。他意识到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已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后果。人不吃饭也许能活一个月，人不喝水也许能活一星期，人不呼吸活不过10分钟。到了连呼吸都有问题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以促使现实改变。他决定自己率先做点什么，以推动生态文明。于是和太太安妮一起在圣塔芭芭拉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段用很廉价的价格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绿色环保的“生态屋”。这个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二层楼生态屋外形参考了希腊建筑的设计，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每月电费只有３美元，水费也才20美元左右。想想看，这30多年下来，仅此能源一块，就节省了不知多少。
看似美如“诗意的栖息地”的房间内，其实每样东西都是二手货。最贵的也不超过200美元。有的柜子是用十几片木板重新组合的，有的木板之间还保留着无法拼合的缝隙，但这恰恰顺应了整个房间的朴实风格，丝毫没有因陋就简的突兀感觉。2014年当我们陪新华社驻洛杉矶分社记者和中国访问学者去采访格里芬时，他与安妮笑着对我们回忆起他们曾经几次光顾一家二手家具店，因为相中了一个尺寸超高的大柜子，他们认定这个柜子很难找到买主，于是耐心地等了一年半，果然最终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手。夫妻俩为此很是得意呢。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格里芬并不缺钱，也不吝啬。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社长薛颖女士曾当面问格里芬和安妮：“你们为什么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节约能源和资源？”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从自己做起。”
30多年来，他们的生态屋接待了数以万计的来访者，业已演变成生态教育的基地，年复一年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普通美国人。美国今日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说跟他们的努力一点关系没有。
格里芬博士和夫人安妮自建的“生态屋
除了生态屋，为了减少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节约能源，格里芬先换了一辆每加仑汽油可以跑５３英里的小型本田混合动力轿车，不久前又干脆换了纯电动的尼桑LEAF。2012年，已查出癌症并刚刚做了大手术的格里芬，仍然坚持抱病前来中国演讲。行前我们向他转达了一些中国学者想听的演讲题目，特别是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新进展，因为他毕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当世的领军人物。他却说他这次去什么纯学术的题目都不想讲，只想讲生态问题。这就是他后来分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做的后来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那个演讲：“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个别不明就里的人将之理解成一篇东西翻来覆去讲，没有学术含量。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在“吹哨”啊！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他一定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来中国了。因此他要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说给中国人民听，希望人们正视即将来临的巨大生态危机。2015年他出版了新书《空前的生态危机：文明能否在二氧化碳危机中幸存？》。书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了生态冲突和生态难民等问题。他生前曾意味深长地对前去探望他的中国学者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关心的是子孙后代。”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种勇于担当的淑世精神，令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对他思之不尽。
作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格里芬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见证了灵魂的高度。我们应该把敬意留给这位生态侠哲！哲人其萎,思想长存。相信随着时间的褪去，格里芬和他所倡导的作为深生态哲学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会越来越呈现出来。
余生苦短，我们惟有继承他的大愿，全身心地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以期“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个美丽的世界给未来”，为下一代照看好世界，“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爱”。所以亲爱的格里芬博士，我们的导师、挚友、同道以及战友，我们将在你所遗下的这个世界里，继续光大你所馈赠的光明。“死而不亡者寿”；你爱，故你在，你将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作者简介】
王治河，哲学博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樊美筠，史学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院长，全球生态教育联盟共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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