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30日,来自23个国家的130余位生态文明研究专家、环保领袖、企业家代表、政界代表、媒体代表以及一线实践者云集瑞典著名的塔尔伯格(Tällberg),参加由瑞典北极光基金会主办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共同探讨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和教育变革推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北极光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主席克里斯托弗·庄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他表示,过去十年来,基金会始终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具有建设性的国际对话,引导各界关注深层次的生物圈变迁与社会转型,并促成可落地的跨界合作。他指出,本次研讨会的核心目标,正是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着力点,探索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内心”和合共生的发展之道。
瑞典前外长埃利亚松,中国驻瑞典大使周立民,斯洛文尼亚前副总理布尔克,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维克曼等政要出席了大会。中国也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最近被外交部公开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女士,为大会增辉多多。

中国驻瑞典大使周立民在演讲
在世界范围,瑞典一向以标举“可持续发展”著称于世,现在转向自觉推动生态文明,这一转向意义重大!因为西方主流社会普遍对来自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心存戒惧,除了因着“我们时代的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博士的积极推动,我们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在美国举办了18届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以及这几年分别在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举办过有关生态文明的会议,此次的瑞典会议应该算首个在北欧国家举办的生态文明大会。这也是需要骨气和远见的。按照前来参会的中国代表、全球化智库副主任、曾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高志凯先生的分析,这或许和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有关。此外,这也与“可持续发展”概念自身陷入困境不无关系。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其初衷是好的。但今天,首先,“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因宽泛模糊而越来越备受诟病。有评论家指出,这是“英语中最无意义且最滥用的词汇之一”,其定义的模糊性让各国可随意诠释并为各种“漂绿”行为大开绿灯。其次,实践层面遭遇落地困境。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仅有3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按计划推进,近一半进展缓慢,18%甚至出现倒退。因此,走向生态文明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按照欧洲杰出的商业领袖、瑞典“自然步骤”国际基金会主席、本次大会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格兰·卡斯特德(Goran Carstedt)博士的说法,生态文明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危机。危机的紧迫性不言而喻: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攀升;气温上升速度加剧;生物多样性加速崩溃,未来数十年间或将有数亿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生态难民。前路何在?迈向全球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此外,瑞典自身的本土文化也与生态文明的诉求深度契合。瑞典文化的核心可以用“Lagom”(拉戈姆)一词来概括,意为“不多不少,刚刚好”。作为一种追求适度与平衡的生活哲学,它不仅体现在瑞典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上,视自然为共享家园,也塑造了他们简约而温润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从瑞典的垃圾分类回收率高达99%,民众低碳出行是常态中不难窥见一斑。

瑞典前外长、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
可以说,本次瑞典生态文明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我们有限的观察,本次瑞典生态文明大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放逐人类中心主义,还自然以主体地位
会议最具突破性的安排是让大自然特别是“生物圈”以独立发言人身份登上讲台。因此大会第一个出场的既不是显赫政要,也不是大腕学者,而是“地球母亲”。带着鸟儿出场的她警告人类停止试图主宰自然,唾弃“轻飘飘地呼吁更好地管理自然,“管理地球”的傲慢言辞,停止宰制生命。人类需要先管好自己,这就要求人类摒弃主宰姿态,承认生物圈的独立主体地位,与其他物种平等对话。一些会议代表也认为,长期以来,人类将生物圈分割为190多个国家,却忽视了地球作为主体,作为有机整体的本质,政治治理的割裂是生态保护的最大障碍。据此提出:生态文明的核心是让生物圈在人类治理中拥有更重要的话语权,实现人类与生物圈的和谐共生——这一设置彻底罢黜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代表商议生态事务”模式,使自然首次作为对话主体进入国际会议的核心议程。

“地球母亲”的代表带着鸟儿在开幕式上首先出场
主办方刻意将大会安排在风景秀丽的塔尔伯格,让会议代表们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也体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放逐。此外,会议所安排的植树仪式,观日出仪式和湖畔静心以及中国茶道也都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摒弃。这一切所要传递的核心信息是:“生物圈,是我们的共同基础”。生物圈绝非人类文明的背景板,而是其赖以生存的前提。尊重地球母亲是一切文明(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前提。
主办方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清晨观鸟、森林徒步、湖泊划船,让代表们在自然中思考自然,在划船时体验“同舟共济”。每晚的音乐会则邀请瑞典本地艺术家表演,用旋律传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

会议举办地塔尔伯格的晚霞
多位与会代表表示,这种“全人参与、身心沉浸”的会议模式让他们感到分外轻松,也收获了更多新理念和“有趣的灵魂”。一位来自德国的环保活动家感慨道:“以前参加气候大会往往感到焦虑和对抗,而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合作与共情的可能。”来自宝岛的庄慈芯博士和来自大陆的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罗思校长也认为:这是一次完美的聚会!自然环境、天气、人、精神、能量、主题,全都刚好融入一种美妙和谐的旋律中。
二、告别照本宣科,注重对话交心
会议的另一特色是作别照本宣科,注重深度交流。因此之故,它一改传统“大会发言+分会发言”的刻板模式,令“对话”无处不在,将对话精神贯穿始终。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冗长的论文宣读和PPT展示,取而代之的是多轮小组深度对话。即使安排了几个主旨发言,给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短,意在摈弃照本宣科,注重对话交心。除了围绕生态韧性、全球治理、技术能源、经济金融、学习教育和生态社区六大主题设置的圆桌对话,会议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暖场对话”“篝火对话”和“沿途对话”。组织者特别强调:“沿途发生的对话,同样也是对话的一部分。”这句话让我们触动颇深——真正的交流不应局限于会议室,而应发生在每一次并肩行走、每一次驻足交谈之中。

斯洛文尼亚前副总理布尔克与樊美筠博士在就餐时交谈
以我俩参加的“学习教育圆桌对话”为例,我们与来自包括斯洛文尼亚前副总理布尔克和希腊世界人类论坛主席米佐塔基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同仁们围坐在一起,探讨如何通过教育推动全球生态文明。没有讲台与听众的隔阂,只有平等的分享与真诚的碰撞。召集对话的卡斯特德博士特意在会议室前面放了三把空椅子。其中一把代表地球母亲;一把代表因故今天没能到场的同仁;一把代表将来世代。那一刻我们深深感到:迈向生态文明,需要的不仅仅是宏大的方案,更是这样一个个具体而温暖的对话瞬间。会议虽然结束,但那些篝火旁、小路上的思想火花,依然在心中延续。

卡斯特德博士与“学习教育圆桌会议”上的三把空椅子
以我们20多年来举办100余个国际会议的办会经验看,这种对传统会议模式的革新,解放了参会者,造福了参会代表,使他/她们得以通过对话激发出创造性。但对组织者来说则额外增加了办会的难度。这里特别想借此机会向大会的组织者瑞典北极光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的联合主席博·艾克曼和克里斯托弗·庄先生、秘书长王薇女士、项目负责人丽贝卡·奥利弗、顾问格兰·卡斯特德博士和亚历山大·克劳福德先生以及会务组的王欢女士和范智先生等同仁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的谢意。
三、弃绝文化独白,中国声音备受瞩目
中国代表团成为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中国驻瑞典大使周立民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围绕四点对生态文明展开了系统阐述:一是理念根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思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二是制度保障,中国构建了全球最严密的绿色治理框架,包括“1+N”政策体系、颁布《生态环境法典》以及将“双碳”目标纳入官员考核机制,筑牢了法治与考核两道屏障。三是行动成效,过去十年中国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领先,建成全球最完整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为全球碳减排作出巨大贡献。四是全球邀约,呼吁各国携手合作,中国积极履行国际公约、推动“昆蒙框架”落地、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强调中瑞、中欧在绿色技术、绿色金融与绿色市场领域的广阔合作机遇,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周大使的演讲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碳中和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谭显春以“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中的中国路径”为题发表演讲,向国际嘉宾展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五十年来的宝贵探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祖义从学理的角度强调了构成生态文明的三要素: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内心的核心。从事环境法研究40余年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王灿发则向与会中外嘉宾介绍了中国刚刚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一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问世的重大意义。认为该法典通过法治手段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来自内蒙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女士向大会介绍了自己的治沙事迹,她数十年如一日在毛乌素沙漠植树造林、治理荒漠,将数万亩黄沙变为绿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层典范。为了表彰殷玉珍女士的先进事迹,大会特授予其“和合共生领袖奖”。

本文作者与“治沙英雄”殷玉珍女士在瑞典植树仪式上合影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在生态环境法治、绿色能源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四,打破各自营垒,共筑生态社区
如何迈向生态文明?从生态文明社区或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入手是大会的一个共识。生态文明社区不是宏大的规划,而是微小而真实的归属之地。在这里,人们重新学习看见彼此——不是隔着屏幕或阶层,而是邻里相知、食物共享、长者受敬、孩子自由穿行于信任充盈的家园之间。
这些社区保存着现代社会正在逐渐丧失的能力:爱、信任、互惠与关怀。有人将生态文明社区简单定义为“一个人们真正看见彼此的地方”。这不是怀旧,而是提醒——当孤立、竞争与分心成为常态,我们需要这样的场所来修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珍贵的联结。
生态文明社区扎根于每一片独特的山川、流域与村庄。它们无法被简单复制,因为生命从不通过命令或复制来扩张。森林不是靠复制一棵成功的树而形成的,而是依靠适应、多样性与关系。同样,这些社区如同面向未来的种子——它们携带可能性,证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它们位于系统层与基层之间。宏观的治理框架与政策愿景不可或缺,但社区的成长依赖于日常关系、共同经验与地方领导力。生态文明社区正是那个“翻译器”,让抽象理念变成具体生活,让政策与实践相遇。
当一个文明偏离健康太远时,更新往往始于那些仍然“记得”的小小岛屿。生态文明社区守护着未来所需要的人类存在方式——信任、归属、守护与美感。保护它们,向它们学习,连接它们,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内应有之义。
五,解构“现代学校”,注重生态教育
教育是生态文明转型的“赋能层”,而非单纯的“领域之一”,因为世界观的转变终究要通过学习与教育来实现,当前教育体系中盛行的碎片化、还原论思维,正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唯有重构教育的底层逻辑,才能为生态文明培育合格的建设者。
诺拉·贝特森女士,这位国际贝特森研究院院长,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英国人类学家、控制论学家、社会科学家及符号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女儿。
父亲那句“一个把人与环境分割开来的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切的思想危机”的名言对她影响很深。因此之故,她对现代学校十年乃至二十年把鲜活的生命禁锢在钢筋水泥的校园里,学习、背诵、考核一些死知识深恶痛觉。她至今记得,那个清晨,她刚上小学。爸爸送她到校车旁,两米高的高大的身影像一座山。车缓缓开动,她隔着车窗回头,却看见——那个彪形大汉般的父亲,眼眶里竟滑下一滴泪。阳光穿过玻璃,把那滴泪照得亮闪闪的。她愣住了,小小的心里塞满了疑惑。回到家,她拽着妈妈的衣角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哭了?”妈妈轻轻叹了口气,把她搂进怀里,声音低低的,像怕惊扰了什么:“他啊……是想到,从今往后,你那一颗亮晶晶的小脑袋,就要一天天被磨钝了呀。”诺拉以诗性的锐利道破天机:我们将活生生的过程,钉进了目标的棺材;把缠绵共生的关系,削成了功利的手术刀。我们用“目的”取代了“过程”,用“掌控”的幻觉喂养精神的贫薄。原本可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灵魂,被贬谪到了工具的冷宫。她告诉我们:生态文明的真谛,是守护关系本身——不是连接冰冷的节点,而是让家庭如藤蔓缠绕,让森林如血脉相通,让海洋如心跳共振。所谓共生之道,首先是学会倾听彼此的存在。
教育的火种,要从“不预设结果的观察”中点燃。在日常微末处,触摸万物的联结。告别工厂的机械轰鸣,俯身进入草地的低语——在谦卑中,拥抱生命那不可穷尽的复杂与丰饶。

诺拉·贝特森女士在倡导回归生命的教育
从第二次启蒙的视角出发,我们在会上也分享了我们几年前提出的“通人教育”理念:“通人”是善于打通隔阂、建立联结的人,他/她深谙万物互联互依互通是宇宙的实相,能够打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拥有共情与联结的智慧——这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系性思维”的体现。我们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联结智慧”比知识储备更为重要,因为AI可以储存知识,却无法拥有人类的共情与联结能力。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院士和樊美筠博士所创建的“柯布生态书院”就旨在培养这种后现代通人。多年前柯布院士在著名的《为什么需要学校》一文中就反思批判过现代学校的弊端。在他看来,以升学为目的,以求职为旨归的现代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注定是“单向度的人”,是“纸片人”,是失魂落魄的“工具人”。而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后现代学校应该以服务社会,服务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宗旨,这种学校“应该是学习集体合作解决真实问题的地方,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与他人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地方,帮助孩子重建与生态、身心及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结”。其精髓在于回归生命与自然的链接。它不再是钢筋水泥的牢笼,而是有土地、有真实人在真实生活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让人内心平静、心生欢喜的地方。
一言以蔽之,生态文明的学校所要培养的是心中有理想手上有本事的高“生商”的生态人。
结语:迈向全球生态文明,来自塔尔伯格的共识
大会在最后发表的《塔尔伯格和合倡议书》中号召:全世界生态人联合以来,共创生态文明。在闭幕总结中,北极光基金会联合主席博·艾克曼表示,本次研讨会不是一次性的会议,而是一个持续运动的新起点。与会者初步形成了“塔尔伯格共识”的雏形: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不仅需要超越传统的发展观,将生态系统的健康置于经济利益的中心;需要重新设计教育、金融、治理等社会子系统,使其与生物圈相适应;更需要每一个地球公民从内心深处转变价值观,从征服自然走向尊重自然、与自然共生。

瑞典北极光基金会联合主席博·艾克曼博士
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包括节能减排但不等同于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不同,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的范式转变,是一种“全方位的伟大变革”(樊美筠语)!与工业文明以人为器不同,生态文明是一种肯定生命、欣赏生命的文明。因此之故,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经济衡量的是生命力而非利润最大化;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治理旨在保护“公产”,将空气,水源,土壤以及未来视为神圣的存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科技服务于再生,而非单纯地提速和加速;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社区旨在培养人们的归属感、意义感;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教育专注于生命的觉醒,旨在培养“高生商的生态人”。

本文作者与北极光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庄主席(左二)和贝森银行前董事长杨丽君女士(右二)观日出仪式后合影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也为北欧与中国的绿色合作架设了新的桥梁。从塔尔伯格出发,“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伴随着心的觉醒,生态文明的浪潮辉映着人类自觉自省的仁心善德正在向世界更广阔的地方传播。
(作者樊美筠博士系柯布生态书院院长,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 王治河博士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生态文明研究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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