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美韩等国生育率,是跨越中等国家的标志
1、前文说过,韩国生育率回升到18%,一是经济繁荣,代表了财务预期;二是财富分配,既代表财务预期,也代表公平——大家都这样活,我也不怕。
还有就是,当经济步入发达国家水平时,在现代科技和第三产业繁荣的基础上,男女就业机会平等之后,会经历一段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或被迫下降的局面。
原因有二:既出于对更好生养育水平的要求,也因为实在没有生育的时间和空间。或许,这个原因比女性终于获得男女平等权利更加重要。
在上述基础上,只要财务能力足够,生育意愿的回归是水到渠成的。这也许暗合了人类的特质:生育是一种爱好,抚养则是责任和义务,当然需要投入无数的情感、精力和财物;对人的喜爱和依附是永恒的,以宠物和抚慰用品等进行替代,只是因为养人的难度更大。

2、还有美国的例子。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且新移民多数乐于生育,但因为新移民人口占比仍然较低,并不是保证美国生育率没有如其它国家那样持续走低的主因。或许,反倒是既有事业也有财力的所谓“土著”和高端群体,在生儿育女方面积极性更加充足。
比如总统女儿伊万卡,即可实现生育、事业与美丽“三不误”。
可惜的是,对多数普通女性来说,正是这个“三不误”比传统的“三不朽”还奢侈,直到可望不可及,只能顾东丢西,三先其一或其二。
这给人一个启发:如果普通人也能“三不误”,是不是生育率就上来了?不敢说完全成立,但大幅提升是肯定的,比如韩国。

3、再或许,韩国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并步入发达国家且经历了低生育阵痛之后,第一个跨越男女平等、实现个体人生“三不误”的国家。
这个跨越很不容易,也值得后来者如日、台等深思。

二、工业产品替代异性,解决了许多,但解决不了生育
1、随着AI技术的成熟,具有智能功能的人形陪伴机器人爆火。
(1)2026年6月30日,优必选深圳全球发布会上,人形机器人现场预订突破11000 台,会后更新最终累计预订13361台。
虽然近百万的高端产品仍不适合大多数中下消费群体,但证明了“财务能力决定消费水平”这一经济学原理。试想,如果哪天成本更低、技术更加成熟的新产品像手机一样不断入市,潜在的消费者会否越来越多?
从人形机器人回到人与人的现实结合,二者本质上都属于财务能力决定消费能力的经济现象。可以说,只要钱够充足,足可解决、消弭生活中太多的烦恼和不如意,包括爱情本身。
反之,一些因贫穷引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放大到无法让人忍受的地步,并影响到婚姻关系。受此之虑,一些财务能力弱小者,便从恋爱阶段即早早退场了。

(2)在与人形陪伴机器人互动中,从生理到心理可以全程保持、展现难得的真实,清新脱俗或百依百顺,达到忘我无我的美好享受,这就是其价值。
这种具有超越一般心理医生的全方位抚慰,或许也是治愈当下大量精神抑郁患者的有效方案。
人形陪伴机器人利用工业量产+科技,解决了性别失调+个性化的两性关系,甚至可以疗愈,也同时也消解了传统的婚姻秩序,并且解决不了生育难题。

2、避孕套没人买,情趣用品却卖爆了(知乎)
成人自慰用品(属情趣用品范畴):2024年市场规模约1942亿元,预计2025年超2080亿元,年增速约15–20%,驱动因素包括性观念去污名化、单身人口增长(近3亿)、女性消费崛起及智能/健康化产品创新;渠道以线上电商为主(占比超60%),注重隐私与便捷;政策逐步规范(如2023年实施人体润滑剂、手动健慰器行业标准),但仍处“非医疗器械”灰色地带,监管趋于审慎开放。
与此同时,避孕套市场却缩水25%,说明年轻人间的“亲密关系账本”变了,异性人际关系更趋于原子化。
生龙活虎的老年人,死死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人是群居动物,社会因人而生。原子化虽利于分而管理,但也将倒逼更多心理抑郁患者的出现,并反噬社会。

三、财务能力和制度环境决定生育
1、山西省翼城县从1985年至2016年进行了30年的相对自然生育实验,是全国首个允许农民家庭在“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条件下生育二胎的试点地区。具体要求为女性不早于 24 周岁生育第一胎,30 周岁(后调整为 28 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
1982 年至 2000 年,全国人口增长 25.5%,山西省增长 28.4%,而翼城县仅增长20.7%;2015 年数据显示,翼城人口比全国同期少增长约10% ,人口并未失控式暴增,却更显理性,证明了自然状态下生育率与经济水平、财务能力的反向关系,证明了生育计划政策的多余。

2、疫情前,一度放开二胎,也曾迎来一波生育“小阳春”。不幸的是三年疫情封控打断了这一进程。疫情之后,经济恢复未达到目的却步入通缩衰退,更使二胎生育雪上加霜。
制度放松立杆见影,但被财务恶化完全消解,再次证明制度和经济是生育高低的两大要素。张艺谋的七个金刚葫芦娃,游戏大佬徐某的代孕生百子,大小官员们暗中生子如麻,莫不如此。

3、生或不生都是天赋权利。将人口生育进行计划,按指标配给,是典型的社达主义。人类生态的破坏,导致高达3000-5000万的男性性别失衡,即是逃不掉的负反馈。
从“独行侠”视角的人形机器人和自用品大卖,到“二人行”视角的避孕市场缩水,说明在经济下行、财富分配仍待成行、计生政策依旧坚挺的宏观背景下,一种受制度和经济约束的拒生文化正在成型。
成立较早的“小儿麻痹基金会”,在完成旧使命后,不愿解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寻找新的使命或是新的敌人。这种“站坑”现象,就是“使命蔓延”,也称“任务漂移”现象。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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